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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需要找出区分不同哲学思维范式的标准。一种哲学思维范式既然是思考哲学问题的基本进路，那末，要区分哲学思维范式，便须找出哲学思维的最基本特征。一般而言，哲学思维的最基本特征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终极关怀。任何哲学在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澄明人生的最终意义，为人们指明安身立命之本。此即所谓终极关怀。在此意义上，所有的哲学在最终都可归结为广义的伦理学。但探究人生的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的却并不仅仅是哲学，艺术与宗教亦指向此一目标。黑格尔把哲学、宗教、艺术同列为绝对精神的三种样态，是很有道理的。因而我们须找出哲学不同于艺术与宗教之处。可先将哲学、宗教与艺术区别开来。哲学、宗教不同于艺术之处在于二者对于终极实在的探求，即通过阐明终极实在而阐明终极意义，将终极意义建立在终极实在的基础之上。但哲学对于终极实在的探讨又不同于宗教。宗教是通过信仰而达到终极实在的，而哲学则是通过知识而达于终极实在的。一种哲学能否达于终极实在是一回事，但哲学总是以追求终极知识的方式去追求终极实在的。这样，哲学不同于宗教、艺术之处便是它是以求知识的方式去探求终极实在，从而指明终极价值的。而知识的显著特征则是其论证性、公共性。你要断言一个命题为真，便必须通过论证，诉诸人们共同认定的知识标准（这方面当以科学为典范）。而诉诸共同标准的论证，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性活动。这里所说的理性活动是指哲学思维自身，而不是哲学家们所主张的观点。一种哲学可以是非理性主义的，但其哲学主张却必定要通过理性的方式表达，否则，便不是哲学，而只是文学。卡尔那普说形而上学家是蹩脚的诗人，但他忘了说诗人也是蹩脚的形而上学家。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乃是所有哲学思维的一般前提。进而，哲学思维范式的区别也就必然根源于不同范式对于理性之根据、根源的设定。知识源于主体与客体的对待，或者说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对待。这样，关于理性之根源便有三种可能的回答：①源于世界自身，是所谓的世界理性、宇宙理性、上帝理性等等客观理性；②源于主体、自我、自我意识等等主观理性；③源于作为主客体之未分化或自我与世界未分化的人类存在或人类世界本身的人类理性、社会理性、交往理性。三种理性观也就是对三种思维据以出发的不证自明的阿基米德点的确认。哲学要理性地把握住终极实在，获得一种终极知识，它便不能像其他知识门类那样诉诸某种特殊经验，诉诸其他学科，而必须从一个自明的，至少被认为是自明的基点出发，去建立全部哲学观念大厦。三种理性其实便是对于三种自明的出发点的设定，由之而构成了三种基本的哲学思维范式，即世界论的或本体论的思维范式，意识论的或认识论的思维范式，人类学的或人类活动论的思维范式。
世界论的思维范式是哲学史上最先出现的范式，各种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或一般而言各种形而上学都属于这种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一般地相关于人类传统的实践方式，即农业生产条件下人对于自然的顺从依赖状态。这类哲学当以柏拉图哲学为原型。故怀特海曾夸张地说，一部西方哲学史，是由一系列对柏拉图哲学的脚注构成的。这种思维范式所要解决地问题是，那种客观的理性是如何给予有限的人的，亦即人类是如何通达绝对实在的。柏拉图的解决方式是回忆说，即认为人的灵魂先天地赋有作为世界之原型的理念，而在感性世界里则被遮蔽了或被遗忘了，故学习便是一种回忆。柏拉图的这种解决方式具有典范性的意义，后来的唯理论的天赋观念论亦属此类。这种范式的困难在于否定了人类的现实生活，否定了任何感性直接性，把知识完全看成是天赋的，与人们的直觉相去甚远。且关于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理念世界的说法亦属独断。既然哲学家也是现实世界中的一员，那么，他是如何超越现实世界而突入到芸芸众生对之一无所知的理念世界中去的呢？答案只能是神秘主义的。
针对世界论思维范式的困难，出现了意识论哲学思维范式。这种范式一般地相关于人类现代化实践方式，即工业生产方式条件下人对自然的基本的积极支配状态。这一范式当以康德、胡塞尔哲学为典型，即纯粹从意识出发，要完全在意识中构造起对象来。意识论哲学根源于自我与外部世界对立的明确化。在自我与外部世界对待的情况下，当人们说一事物存在时，便可能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存在于意识之外，另一则是指存在于意识之内。在这种范式中，意识之外的存在成了一个大问题。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出发，我所知道的只能是意识之内的存在，对于其外，则无法说什么。这一范式的困难恰与前一范式的相反，其根本问题是如何确证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从其出发点走下去，必定会或者导向唯我论，或者导向折衷的二元论，或者则导向怀疑论。一般说来，公然走向唯我论的很少见到，为逃避唯我论结论，都会引入其他原则。如贝克莱在存在就是被感知之外又引入上帝的存在来作为当物无人感知时亦客观存在的保证。
意识论思维范式的困难又进一步引导哲学来到了人类学思维范式。这一范式认为，理性根源于人类生活，或者说，理性乃生活形式的构成部分，因而此种理性必是一种社会理性、交往理性。理性之普遍性并不在于其超越于人类生活，而在于生活形式的普遍性。这一范式的基本信念是人能够且只能够认识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这一原则可追溯到维科那里。他认为，自然界乃上帝所创造，故只有上帝才能够认识，而社会世界既然为人所创造，则人就能够更好地认识它。维科这一思想尚未展开，至马克思则明确地建立起了人类学思维范式，明确地将哲学还原为人类生活，归结为对人类生活的反思。在马克思看来，一种哲学，无论看起来多么超凡绝俗，多么晦涩抽象，都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现实生活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实践（praxis）其实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或人类活动的同义语。马克思固然十分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即把物质生产看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实践样态，但他从未将实践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然而，后来人们却把实践概念狭义化了，变成了仅指物质生产，或者再加上科学实验。praxis变成了practice，变成了一个纯认识论范畴，只是验证认识的手段。南斯拉夫实践派有感于此，特别强调了实践（
praxis）的规范性含义， 强调“必须把实践（praxis）同关于实践（practice）的纯认识论范畴区别开来。”（注：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马尔科维奇特别强调“活动就是目的本身”这一亚里士多德式的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但将实践理解为一种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广义的人类活动似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更体现了时代的变化（将实践抽象为物质生产固然不妥，但现今人们企图通过回到亚里士多德来解决问题，而不顾实践方式的变化，恐怕亦成问题）。在当代哲学家中，海德格尔是典型地属于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在《存在与时间》中，其由上手之物引出现成之物，由在世之人类生存结构引出主客体对待之进路，便说明了这一点。笔者以为，海德格尔是受了马克思的影响的，至少其与胡塞尔之关系便颇似于马克思与黑格尔之关系。晚期维特根斯坦自然亦是属于此一范式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更是这一范式的体现者。在现今，罗蒂所倡导的后哲学文化，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是自觉地以人类生活为依归的。可以说，人类学或人类活动论思维范式已成为当今哲学的主流。
二
人类学思维范式能够成为当今哲学之主流，必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依据。其合理性首先在于它对于前两种范式的问题给出了合理的解决或解释。前两种范式的根本问题是，若从客观世界出发，便无以合理地通达于自我，而若从自我出发，则又无以合理地通达客观存在，人类学思维范式对此问题的解决首先是改变了问题的提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他还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 18页。）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了人类学思维范式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那就是把理论问题还原于实践，还原于人类生活本身，从人类生活本身引申出那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说明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运用人类学思维范式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还原为了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则写下了这样一段值得关注的话：“在黑格尔哲学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的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177页。）显然，马克思认为，实体、自我意识、 绝对精神之类东西都不过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抽象而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把“实体”等抽象的概念还原为了社会生活。他写道，“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在马克思看来， 哲学中主客体的对立和分裂，根源于现实生活的分裂，而其解决则有待于现实生活中对立和分裂的解决。与马克思的进路相似，海德格尔亦把意识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视为此在之生存的一种派生状态。此在在其生存或在世界中的存在中对其生存就有一种领会，这种领会比之以主客体对待为前提的认识更为原始，更为基本。属于这一范式的其他哲学家的进路也与此相似。因此，客观理性如何赋予有限的人和自我如何通达于客观世界的问题，在人类学思维范式中是不存在的，是一个伪问题。
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合理性还在于它把前两种范式作为人类学思维范式的抽象而包含在自身之内。前面指出，人类学思维范式对前两种范式之问题的解决是将其还原为人类生活本身，视为生活世界之派生状态，取消了其原生性。这一点意味着前两种范式亦只是第三种范式的抽象化，或者说，亦只是对于人类生活的本身的一种抽象。这一范式的根本要点乃在于承认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人类理性的有限性。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这就是说， 人类知识所能达到只能是人类世界、人类存在、人类生活本身。所谓终极知识亦只是对于人类而言的终极知识，而非绝对的终极；所能达到的终极实在亦只能是人类存在自身。人类知识不可能脱离人类生活。既然人类知识只能是关于人类生活自身的知识，那么，哲学作为一种知识便亦只能是关于人类生存自身的。进而，分别地看，世界论思维范式所设定的实体只不过是将人类生存即“在世界中存在”这一整体之中的世界抽象出去、孤立出去的结果。亦即马克思所说的脱离了人的自然。而意识论思维范式所设定的自我意识之类则只不过是将“在世”这一整体中的人的此在抽象出来、孤立出来的结果，亦即马克思所说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学思维范式乃是对于前两种范式的扬弃。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学范式是世界论范式和意识论范式的真理。这一点亦为西方哲学发展的进程所表明。古代哲学基本上是一种世界论范式，近代哲学是一种意识论范式，而现代哲学则趋于人类学范式。阿佩尔曾说古代哲学为物的分析，近代哲学为意识分析，而现代哲学是语言分析，亦是此意。当然，笼统地提语言分析并不准确。早期语言分析仍未脱出近代哲学寻求绝对确定性的套路，所以，罗蒂说分析哲学是又一种康德哲学。但自蒯因起，分析哲学家们则纷纷转向了生活世界自身。从人类学思维范式看，哲学思维的真实对象只能是人类生活自身。但哲学在古代和近代却抽象化了自身，将生活世界中的世界与自我分别抽象出来，弄成了孤立的存在物，为自己设置了不可解答的问题。至现代，哲学终于回到了人类世界自身，自觉到了人类存在、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人类学或人类活动论思维范式是最为合理的哲学思维范式。
三
在总括地考察了人类学思维范式的特征和优越性之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说明这一思维范式所据以进行哲学思考的一般方法原则。这里所说的方法，是指哲学思维的最一般方法原则，即如何处理哲学理论与其对象的总体方法而不是指每一哲学体系解决哲学问题的具体方法。这是一种最高层面上的方法，其核心是思维如何把握所思对象，而这又是由每一种思维范式自身的基本规定性所决定的。在世界论和意识论思维范式中，由于都将原本统一的人类生活总体抽象为了世界或自我，给自己设置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而其方法便多少是神秘的。在自我与世界抽象对立的情况下，思想如何与对象统一，便一般地不可解决，而只能诉诸一些难以确知的假定。这样一来，从中引出的方法也就不可能具有可操作性。如柏拉图的回忆说、亚里士多德的蜡块说、近代哲学中的天赋观念论、理智直观说、心灵白板说，都是如此。而人类学思维范式既然回归到了人类生活自身，既然人总是存在于他的生活世界中，总是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有某种领悟，那么，自我与世界如何统一的问题便只是一个假的问题，一个抽象思维给自身造成的困难。而这样一来，便不是自我面对一个完全异己的客体，而是自我对于其生活世界之反思，对于其先有领会之反思，即以理论的方式反身地把握生活世界总体。显然，这样一种把握毫无神秘之处。哲学思维要知的并非全然无关之事物，而是已在非主题化的情况下有所领会之事物；哲学所思之事亦并非与普通人生活全然无关者，而正是每个人生活中之事。从人类学思维范式来看，哲学既然为对于人类生活世界之反思，对于生活中的问题之思考，那么，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哲学问题，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哲学家。只不过在社会分工中那些被称为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的人被分派来专门从事哲学思考罢了。这一点与生活中尽管每一个人都要吃饭，每一个人都要住房子，但只能有一部分人被分派去从事生产粮食，一部分人被分派去从事造房子等，并无本质的不同。哲学所思考的既然是人类生活自身，既然人类不能不思考自身生活的意义，那末，哲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构成了生活世界中一个特别的景观。因而，尽管哲学思维要使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术语、范畴）——就像造房子、造火箭也需要特殊的工具一样——但从根本上说来哲学思维并不在生活世界之外，从而其方法也就不应该有任何神秘之处。
从人类学思维范式的立场上看，既然哲学就是对于生活世界之反思，且这种反思并无任何神秘之处，那么，这样一种方法就必然具有可操作性的甚至平淡无奇的特征。我以为，对于我们的问题而言，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运用的“反思平衡法”是颇有启发性的。这一反思平衡法的要点乃是先行描述人们的某些关于正义的直觉信念作为参照，然后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与之对照并修正，以达成理论与相应直觉信念的平衡。“可以说作为公平的正义是这样一种假设，它假定那些将在原初状态中被选择的原则是和那些我们所考虑的判断依据的原则一致的，所以，这些原则描述了我们的正义感。”（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虽然只限于公共伦理领域而有其局限性，但不难将之推广到关于全部人类生活的一般哲学领域。哲学家所要面对从而所要解决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人们在生活中经验到、感到困惑，并以某种方式思考过的那些根本性的生存问题。因此，哲学家所要做的无非就是以某种较为严密的理论的方式，把这些生存问题重新予以思考，以理论的方式把问题重构起来去加以探讨，并与人们的直觉信念进行比较而平衡之。具体说来，作为一般哲学思维方法的反思平衡法应包含以下几个环节：（1 ）对于人类生活总体的现象性描述， （2）基于一定的理论原则把这一生活总体构建起来， 并对其中的问题加以探讨和解决，（3 ）反复对照现象性描述而平衡之。显然，这样一种反思平衡法虽然由公共伦理领域扩展到了整个人类生活领域，但二者的基本进路却无根本的不同，都是从人类生活出发，对于生活自身的一种反思。
从人类学思维范式看，这种反思平衡法其实只是哲学思维的一种自觉。我们在前面曾指出，世界论和意识论思维范式只不过是人类学思维范式的抽象而已。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以往哲学的方法其实也不过是反思平衡法的一种抽象而已。既然人类生活是哲学思维的唯一可能对象，那么，任何哲学思维都只能是对于人类生活的反思，都只能是一种广义上的反思平衡法。当然，以往哲学对于反思平衡法的运用是非自觉的。它们虽然实际上运用了这一方法，但由于其基本原则的抽象性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当从基本哲学原则出发去描述其所运用的方法时，便只能将其刻划为某种神秘的东西。由此观之，作为人类学思维范式之方法的反思平衡法，并不是一种新创的方法，而只是一种对于一直就存在的方法的自觉，一种对于蒙蔽于哲学思维之上的神秘性的剥除。哲学虽然一直在运用反思平衡法进行思考，但它却不自知，却一直沉迷于神秘性的幻想之中，自以为它具有一种超绝于人类生活的身份。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这一自觉，使得哲学显露出了它的本真面容，从高耸的云霄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而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够自觉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力量，才能够真正成为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成为时代精神之精华。
四
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创立是哲学思维范式的转变，而范式的转变是哲学中最为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改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人类学思维范式由于自觉到了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人类知识的有限性而改变了对于绝对性的态度。前两种范式总是孜孜于寻求绝对性。世界论所追求的是绝对实在，想以此为基点而确定人类生存之终极意义。意识论思维范式则寻找一种绝对的确定性，企图由此而建立起全部人类知识大厦，一劳永逸地为人类之生存意义奠定基础。人类学思维范式则认识到了这类主张的虚妄性，由此而改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如果说前两种范式所追问的首先是什么是绝对的实在性、什么是知识的绝对有效的基础，那么，在第三种范式中则问题被转变为何为人类生活之本质，何为人类知识之现实基础，等等。而以往哲学中的终极实在、终极知识、终极价值等，则被理解为基于人类生活的终极性，人类生活中的终极性，而非绝对的终极性。
人类学思维范式对于哲学提问方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哲学问题解决方式的改变。这一范式既然把人类知识追问限制于人类生活或人类世界范围内，那么，解决问题的范围与程度也就随之而改变。从人类学范式看，任何哲学问题都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或问题的表达，因而，哲学问题的解决便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同时是一个实践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若不以实践的方式将问题予以解决，则问题就没有被解决，就仍然存在于生活之中，仍然要迫使哲学面对它。理论的解决固然有其意义，但仅靠理论是不能解决作为理论问题之根源的生活问题的。理论上解决的意义在于为实践上的解决提供指导，而不能代替实践上的解决。此外，前两种范式所追求的既然是绝对实在、绝对知识，则其对于问题的解决亦必求一绝对的解决。而人类学范式既然诉诸于现实生活，便必然地满足于一种对于问题的历史的、相对的解决。由此，辩证法作为解决哲学问题之根本方法也就被置回于人类生活之中，被理解为人类生活本身之矛盾结构。于是，辩证运动的主体便既非抽象的自然，亦非抽象的精神，而是现实的人类，辩证运动的结果也就不是如黑格尔所设想的那样是达致一种对立面之绝对统一的绝对理念一类的东西，而只可能是矛盾的一种相对的解决。
五
对于现今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人类学思维范式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哲学现今正面临着深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根本应是思维范式的转变。如前所述，人类学思维范式既然是对于前两种范式之扬弃，是对于哲学思维之自觉，那么，它在客观上就构成了哲学思维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目标。我们曾指出，就当今世界哲学的总体而言，人类学思维范式已成为一种主导性趋势。我们这里还要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哲学也不可避免地要超越以往的思维范式而融入这一趋势。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正在急速地走向世界，不可避免地要受这一主导性趋势的影响，而且，更为根本地，因为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这一目标。这可以从在当今中国居支配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今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传统哲学两个方面去理解。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我们曾经长期对之持一种世界论的解释，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世界论范式的哲学体系。进入80年代以来，当人们试图突破旧的解释体系之时，又对之作了一种认识论范式的解释。人们当记得，认识论术语，诸如主体、客体、主客体统一、认知、建构、选择等等，在那一时期的哲学论文论著中占有何种的地位。无疑，从世界论解释转变为认识论解释，是合乎哲学思维发展的逻辑的，就理论水平而言，亦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毕竟已经突破了认识论范式，开创了新的人类学范式，因而，企图以认识论范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像以往的世界论范式一样，注定难以获得成功，难以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认识论研究在90年代的急速衰退，似乎也表明了这一范式的局限性。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同我们所表明的那样，在本质上属于人类学范式，那么，恢复它的原本的真精神，就总是一个摆在哲学研究面前的任务或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前两种解释均告无效之后，就更是获得了一种直接的现实性。换言之，回到马克思的人类学范式是现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发展的必然进路。除此而外，别无他途。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的探索，表明这一进路已具有了现实性。
就中国的传统哲学而言，自从它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在近代相遇以来，便一直处于一种受动状态之中。这种受动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要求全盘放弃包括传统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而且更为深刻地表现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上。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或思维范式，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哲学那样的人类学思维范式（注：如张祥龙，参见其《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版。）（为什么中国哲学走了一条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还难于给出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解释）。然而，在强势的西方话语权威的支配下，人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哲学纳入了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之中。就是那些对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不能超越这种思维定势，甚至比他人更为深刻地把中国哲学西方化了。当然，人们所用的西方解释框架不是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的人类学思维范式，而是世界论或认识论的范式。这样一来，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就从根本上被扭曲了。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而言，也就有一个恢复其真精神的问题。这一朝向人类学范式的恢复，就其内在逻辑而言，也具有一种必然性。
我们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传统哲学，在现今都面临着一个转向人类学范式的问题。这一转向并不是外在地追赶世界潮流，而是一种内在的回归，一种向着自身真精神的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回复。这一回归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各自而言，就已经具有了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意味着二者有可能去除那些后人附加于其上、与其格格不入的东西，而将其原本的真精神呈现于世。然而，这一回归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而言，它还意味着一种其意义要重大得多的可能性，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融会贯通的可能性。这一融会贯通一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根本意义上的中国化，另方面则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在根本意义上的现代化。自上个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一百余年。这期间，面对文化现代化的巨大压力，经过数代人的劳作，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哲学的观念，西方哲学的诸多因素也已经进入了国人思想之中，但是，这种急速建立起来的现代哲学的观念却是极其粗糙且充满了深刻的矛盾的。究其原因，盖在于人们所运用的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格格不入。而这又是因为人们对于西方哲学均作了世界论范式或认识论范式的理解之故。在这种理解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扭曲和新观念中的重重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建立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现代性哲学，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条件下，引进或借助西方哲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借助什么，如何借助，却是大有讲究的。如果借助于与中国传统哲学格格不入的世界论或认识论范式哲学，那么，深度扭曲和激烈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持续百年的中西文化之争，便是其之表现。而若能借助于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深层相似的人类学范式哲学，则虽不能完全避免冲突，但至少有可能将冲突减低到最小程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诸多可供选择的西方哲学中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人们经常提起的话题。或许，思维范式上的相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显然，在推进中国现代哲学的建设上，人类学思维范式是一种更为适当的选择。而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哲学思维范式问题特别是人类学思维范式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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