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流域的人文生态——吐谷浑人对青海湖流域的经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海湖论文,流域论文,吐谷浑论文,人对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9）04－0016－10
青海湖流域是青海高原一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区域，其自然生态环境对维系青藏高原自然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其人文生态环境则对维系青海地区人文和谐与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而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构成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完整体系。青海湖流域的人文生态环境先后经过羌人、汉人、鲜卑人、吐蕃人、蒙古人相继经营的五个历史时期，其中先秦时期羌人驻牧其地，青海湖流域形成原生态人文环境。秦汉时期匈奴人、月氏人尤其汉人涉足其地，促动青海湖流域人文生态环境的积极发育。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移牧其地，尤其经鲜卑吐谷浑人的长期经营，青海湖流域的人文生态环境趋向成熟，人文生态体系臻于完善，人与自然达到最佳和谐状态。而从隋唐时期开始这一生态体系逐渐失衡，尽管唐宋时期的吐蕃人和元明清时期的蒙古人苦心经营其地，却再也没有出现昔日人文环境的和谐状态，因此总结吐谷浑人经营青海湖流域的历史经验对于探索该地域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 青海湖流域的民族生态与鲜卑诸部
青海湖流域最早发现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以及诺木洪文化遗址，属古羌人活动范围，先秦时期为卑禾羌驻牧之地，至秦汉时期有先零羌移住其地。羌人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业经济生产为主，青海湖流域最早形成的是与游牧民族生活相适应的人文生态体系。至秦汉时期，匈奴人、月氏人、汉人涉足其地，打破了青海湖流域原有的民族生态关系，外来民族与土著民族争逐，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角力，尤其从事农业的汉人进入该地，设置郡县，屯田垦殖，一度改变了这一区域的人文生态结构，也对当地的自然生态产生一定影响。至魏晋时期，鲜卑人从蒙古草原入据其地，当地的民族结构再次发生重大变化，鲜卑人成为青海湖流域新的主人。但鲜卑人从事游牧业，与青海湖流域的自然生态相适应，并没有改变羌人以来的原有人文生态关系，反而促动青海湖流域的人文生态进一步发育成熟，建立形态完备、结构合理的人文生态系统。
进入青海湖流域的鲜卑人中，乙弗敌、契汗、树奚诸部相邻而居，南凉秃发部、西秦乞伏部以及北凉匈奴沮渠氏、后凉氐族吕氏也不时插足其间，而最终由吐谷浑汗国主其地，先后长达5个世纪。吐谷浑人原是鲜卑族的一个部群，最早从慕容部分化，3世纪末自辽东西迁漠南，4世纪初再南迁青藏高原，建立汗国，由河洮流域逐渐向青海腹地移牧，5世纪初先后融合乙弗、秃发、乞伏诸部鲜卑，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早期活动于青海湖流域的鲜卑部落是乙弗敌以及契汗、树奚诸部，统称青海鲜卑。其中乙弗敌部略译乙弗，与西迁中亚一带的｛k1u302.JPG｝哒人同出一部，西方史籍称
哒为：Ephthatitai①，与汉译的乙弗敌对音②。乙弗敌人也见载于漠南，附属拓跋部。《北史·乙弗朗传》载：“其先东部人也，世为部落大人，与魏徙代，后因家上乐焉。”③ 说明乙弗敌部源出东部鲜卑，按檀石槐时东部有20余个部落，名称见载的只有弥加、厥机、素利、槐头4部，则乙弗敌部为不见其名者。乙弗朗之先与拓跋部一起迁徙代北，说明该部西迁很早，大部当在3世纪初檀石槐汗国崩溃后西迁南下，其中一部分经河西走廊，越过祁连山，进入青海湖流域。
至于乙弗敌部何时到达青海湖流域，《通典》等说：“乙弗敌至后魏闻焉。”④ 按《晋书·秃发乌孤载记》，后凉麟嘉七年（395年），秃发“乌孤讨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⑤。另遣将石亦干筑廉川堡，以为首都。乌孤曾登临廉川大山抒怀：“我祖宗以德怀远，殊俗惮威，卢陵、契汗万里委顺。及吾承业，诸部背叛，迩既乖违，远何以附！”说明乙弗部原附属于秃发部，后来背叛，遂为乌孤讨伐。按载，乌孤“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⑥。匹孤自塞北迁居河西，时在3世纪中的三国末期。据《晋书·傅玄传》载傅玄之言，说魏都督陇右诸军事的镇西将军“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处人间”⑦。《通鉴》载此：“先是邓艾纳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⑧ 其时当在邓艾任职的魏甘露至景元四年间（256—263年）⑨。数万鲜卑迁居雍、凉之间，其中也包括秃发、乙弗、契汗诸部。后至西晋，秃发树机能举兵反晋，被称为河西鲜卑。乙弗部原既附属于秃发部，则其迁居之地即在秃发势力范围。秃发部势力西达湿罗，湿罗或作汁罗、罗川，契汗部居地，西秦曾筑列浑城，今海北天峻县快马尔乡境内发现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古城，当为列浑城遗址。契汗部，异译契翰、唾契汗，源出东部鲜卑白部，契汗、契翰，鲜卑语白义，后即以白为姓，属吐谷浑望姓。契汗部与乙弗敌部相邻而居，其地在乙弗部之西，《通典》等载乙弗敌之“西有契翰一部，风俗亦同，土特多狼”⑩。又有别部树奚部，与契汗部亦相邻而居，更在其西，当驻牧于哈拉湖流域。按载，契汗部既在湿罗川遥属秃发部，其东之乙弗部当同时迁居青海湖一带，否则契汗部应占据水草较好的青海湖一带，故乙弗敌部迁居青海湖流域当在3世纪中。
吐谷浑部进驻青海湖流域，时在阿柴执政时期（415－424年）。史载吐谷浑至“阿柴稍用兵，侵并其傍小种，地方数千里，遂为强国”(11)。按《晋书·乞伏炽磐载记》等载，永康八年（419年），乞伏炽磐遣其征西将军他子讨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觅地率其众六千降于炽磐，署为弱水护军(12)。可知此时吐谷浑的势力已达黑河流域，此后二、三年间，乙弗敌、契汗部相继被南凉、西秦攻击，势力崩溃，其地遂为吐谷浑部控制。后至慕璝八年（431年），吐谷浑兼并西秦故地，青海湖流域尽为吐谷浑汗国领地。
二 “青海”之名的人文意蕴
青海湖流域早在21万年前就已形成现有的自然面貌，但直到卡约文化时期才形成人文生态系统，青海湖也至此才被赋予人文意蕴。
青海湖最早被称卑禾羌海，《水经注》引据《十三州志》说西海之地：“阚骃曰（临羌）县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谓之青海，东去西平二百五十里。”(13) 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亦引据说：“阚骃云（临羌县）西有卑禾羌，即献王莽地为西海郡者也。”(14) 乙弗部入据青海湖流域，以亦卑禾羌海之名称其为卑和虏。青海湖被称为卑和羌海，尽管符合名从主人的地名规律，但显然非羌人所称原有湖名，应是汉人以人名物者，至少从取名方式上说有了汉文化的意蕴。当然也不排除以物名人的可能，羌人称湖为卑禾，汉人则以之称呼当地部落。
汉代先零羌移牧其地，又称青海湖为鲜水、鲜水海，异译仙水、仙水海、仙海。《汉书·赵充国传》载，赵充国晚年上疏称：“治湟峡以西道桥七十余所，令可至鲜水左右。”(15) 湟峡，即今湟源峡。其西所至鲜水，即青海湖。《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16) 则鲜水、仙海均指青海湖，鲜、仙与先零之“先”均同音异译，清人胡渭《禹贡指锥》、沈炳僎《水经注集释订讹》认为西、仙古音同，故西海即仙海、鲜海，其意古史所谓西海者非论方位，而是仙海、鲜海之异译。《汉书考证》也认为西海即仙海，说：“按莽所置西海郡在金城郡临羗县塞外西北，《地理志》可证西海曰仙海，亦曰鲜水海，即今青海也。”但王莽设置西海郡，则赋予方位概念。按《汉书》记载，王莽设置西海郡时上奏说：“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17) 可知西海郡之名，兼顾羌汉名义。
鲜水、鲜水海译称仙水、仙水海，并与西王母神话传说相联系，则青海湖流域被赋予浓厚的神话人文意蕴，古史中的荒外蛮夷之地成为一个美丽传说的源头，青海湖成为人们膜拜西王母的圣地。王莽设置西海郡，西海又被认为是鲜水、仙海的异译，则青海湖流域被赋予浓厚的政治人文意蕴，四海一统的政治理想因此而有了实践意义。
鲜卑人入据青海湖流域，成为青海湖新的主人，“青海”之名也最早为鲜卑人所称。《北史·吐谷浑传》载：“吐谷浑北有乙弗敌国，国有屈海，海周回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18) 此称青海湖为屈海，屈，或作曲，应即吐屈真、屈真之略，吐谷浑有吐屈真川为四大戍之一，指今茶卡盐池一带。吐屈真，按现代土族语，盐碱地或盐碱滩称［t’uGulzhul］，与“吐屈真”对音，此“屈”音［Gul］。又土族语青色称［kuGul］，青海称［kuGulnor］，或者“屈”即“窟”之形讹，屈海即窟海，故屈海即是青海的音译，后来同操蒙古语族语言的蒙古族亦译称青海湖为“库库诺尔”，亦证屈海为蒙古语族民族称谓。由此可知，青海是鲜卑人最早使用的名称，由鲜卑语音译屈海，意译青海。汉文史籍中出现“青海”之名，也在鲜卑人驻牧青海时期。鲜卑人中乙弗敌部最早入驻青海湖流域，也最早以鲜卑语称青海湖为屈海。《北史·乙弗氏传》记载，北魏文帝文皇后“其先世为吐谷浑渠帅，居青海，号青海王”(19)。可知乙弗部之屈海即青海，其首领以之称青海王。吐谷浑部后来移牧青海，兼并其地，尊崇儒学，通用汉文，遂汉译屈海为青海，青海之名遂流行开来。
青海一名，汉文文献中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中解释阚骃《十三州志》所说的临羌县西之卑禾羌海，称“世谓之青海”，说明北魏时青海之名已见流行。南北朝史籍中也多记载青海之名，如梁萧子显《南齐书》论齐高帝功业时有“淮豫克捷，青海摧奔”之语(20)。唐代修的其它南北朝史籍《魏书》、《周书》、《北史》和《梁书》、《南史》吐谷浑本传，也载有青海之名。
青海之名，吐谷浑之后仍然沿用至今，藏语、蒙古语称呼均为青海一名的意译。近代青海建省，以之为省的建制名称，其中又有了新的政治意蕴。
三 青海湖流域的政治生态与吐谷浑人的政治统治
青海湖流域在远古时期只不过是羌人游牧之地，秦汉时期，匈奴、小月氏越过祁连山，深入湟水流域，羌胡之间开始在青海湖流域争逐，同时也相互结成同盟，与汉朝对抗。史载匈奴数遣使至羌中，与羌人解仇合约，开始结成政治联盟，由此青海湖流域的人文生态系统中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因素，青海湖流域的政治生态也由此开始发育。汉武帝开辟河西走廊，开发湟水流域，迫使河湟流域的羌人向西退居青海湖流域，隔断羌胡联系，青海湖流域的政治生态关系由羌胡联盟而一变为羌汉对抗。
赵充国经营河湟流域，上屯田十二便，最早指出青海湖流域的政治地位。其十一便说：“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威信千里，从枕席上过师。”(21) 此说修湟峡可通青海湖，由青海湖可以制衡西域，扩大政治影响于千里之外。这是很具有政治战略远见，后来的事实也确实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的，西汉末年王莽将其付诸于行动，南北朝时吐谷浑人最终实现了这一战略构想。
西汉末年，王莽在此建立郡县，迁徙人口，屯田戍守，第一次在高寒游牧地区推行农耕民族的管理模式，形成政治地理，是青海湖流域政治生态的发育趋于雏形的标志。史载汉末王莽辅政，以金币引诱先零羌首领良愿等献出西海、允谷、盐池等地，遂于始平四年（4年）在青海湖流域设置郡县，最早将青海湖地区纳入汉朝版图。《汉书》载：始平四年（4年）“冬，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22)。《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23) 王莽所设西海郡，其地在青海湖之东，今海晏县故址三角城。1944年发现古城遗址，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4米以上。城址内发现王莽造五铢钱和半两钱以及各种钱范，还有汉代陶片、残转碎瓦，其中一残瓦上书“西海”字样。遗址中出土西海郡虎符石匮，上书“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证实西海郡设立于王莽始建国元年（9年），并修筑郡城。西海郡下辖五县，史籍没有记载其名，但19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青海湖周围确曾发现五座汉代城址，即青海湖东侧的西海郡古城，东北约50公里处的尕海古城，西北侧的向阳古城，西南方向的支冬加拉古城，东南方向的草多隆古城。这几个古城遗址内均发现汉代陶片、铜钱、箭头等汉代遗物，形制规整，规模较大，边长多400米左右(24)。青海湖西北尚有南向阳古城，北山南麓古城，为汉代修筑的亭城，与北向阳古城、尕海古城、西海郡古城遥相呼应，与“边海亭燧相望”的文献记载相符。王莽在青海湖地区设置西海郡，遭到羌人的不满和反抗，第二年即居摄元年（6年），“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25)。翌年春，窦况击破羌人，西海郡得以巩固。当然，王莽设西海郡为时不过十几年，随着王莽政权的覆灭，羌人还居其地，郡县废弃，汉人势力从此退出青海湖流域。史载“时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26)。
王莽在青海湖流域设置郡县，虽没有成功，史家常引为笑柄，但其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将青海湖流域最早纳入中央王朝版图，而且为青海湖流域赋予了政治地理的文化意蕴，将上古以来四海一统的政治理念付诸于实践，从此中国有了实际的四海之郡。《汉书》记载说：“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王莽上疏中也说：“昔唐虞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郡县），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27) 可见设立西海郡并不是基于实际的政治势力，而是从一种政治理念出发，试图实现二帝三王以来四海一统的政治理想。王莽在青海湖设置西海郡虽失败，却为后来者继其遗志。东汉伊始，光武帝即徙置西海郡于金城，后至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应武威太守张雅奏请，又移置于居延海，均说明王莽置西海郡所具有的政治地理意义。当然王莽筑城设郡，推行内地的政治制度，最终没有成功，是青海湖流域政治生态发育不健全的表现。
王莽在青海湖流域设置西海郡，也还涉及到古史中的地理观念。如《山海经》说昆仑山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黑水之前，后世即以青海湖为西海，由此认为昆仑山在青海（省）境内。更由此认为周穆王西巡，会西王母之瑶池，即青海湖，后世还在青海湖附近立西王母祠，这都是因西海郡的设置而产生的地理文化和宗教文化所形成的人文生态效应。
东汉时期，汉朝继续控制河湟流域，当地羌人被数次迁往内地，加之经多次打击，迷唐羌等又远徙河首，青海湖流域的羌人势力也逐渐衰落，史载“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28)。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青海湖流域的羌人势力微弱，河湟流域的汉朝势力也无力量控制青海湖流域，于是鲜卑人自蒙古草原进入青海湖流域。
鲜卑人具有草原汗国体制的政治传统，东汉时檀石槐曾在蒙古草原建立强大的鲜卑汗国，在鲜卑部落大人制基础上，实行可汗统领下的分部管理制。西迁河陇、河湟和青海地区的鲜卑诸部，在原有政治制度基础上大都接受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建立帝制国家，如乞伏氏建立西秦，秃发氏建立南凉。但进入青海腹地的乙弗敌部仍然实行传统的部落大人制，吐谷浑部则在鲜卑汗国制基础上吸收中华帝国制，创造性的发展了吐谷浑汗国制，因而吐谷浑不但成功地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国家，而且其政治制度也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吐谷浑的政治制度，主要在可汗之下增设司马、长史、将军等官职，以强化可汗庭的中央领导机制。又在诸部分治制的基础上，增加四大戍的地方一级建置，由可汗宗族弟子掌管。吐谷浑汗国还设立博士弟子，任用汉人，使用汉文，以儒学为统治思想，有效地发挥了国家意识形态作用。《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29) 后来《北史》记载：“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30) 《魏书》本传记载：“准拟天朝，树置官司。”(31) 《通典》说“其建官多效中国”(32)。可见吐谷浑在中央一级多吸取中原王朝的官职，在地方则仍然采用鲜卑人的部落大人制，按部落自主管理，并没有采用内地的郡县制。这种统治体系适宜鲜卑人和羌人的游牧社会，对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使其政治生态达到平衡状态。
吐谷浑势力进入青海高原，先从洮水流域向河曲一带移牧，再由河南一带向青海湖流域发展，最后由青海湖流域向塔里木南缘一带推进。吐谷浑在向青海湖流域推进之时，其势力向西达青海湖西南吐屈真川以西，向北远达祁连山南麓弱水流域，而并没有触动青海鲜卑诸部，但青海鲜卑却遭到南凉、西秦以及北凉、后凉的反复攻击，政治生态极不稳定。北魏登国十年（395年），乙弗敌受到秃发部的攻击(33)。二年后，后凉杨轨又“西奔仙海，袭乙弗鲜卑而据其地”(34)，不久杨轨等向东归附南凉。北凉玄始二年（413年），沮渠蒙逊率军攻击，史载“卑禾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35)。卑禾虏指乙弗部，以居地卑禾海而称，“虏”是汉文对鲜卑人的蔑称。至义熙十年（414年），乙弗敌部再次受到南凉的重创，但南凉却因此遭西秦的偷袭而灭亡。翌年，乙弗敌部又遭西秦攻击，有3000户投降。西秦永康七年（418年），举部2万户向西秦投降(36)。翌年，大部分仍回其地，依附吐谷浑。至慕璝八年（431年），西秦灭亡后，随之并入吐谷浑，一部分投北魏。同时契汗部也相继受到南凉、北凉和西秦的掠夺，最后经西秦并入吐谷浑。
吐谷浑进据青海湖流域，仍署乙弗敌、契汗诸部自主其部，世为渠帅，保持了当地的政治稳定。这一地区的稳定对其政治生态发生很重要的影响，由此进驻柴达木盆地，再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控制丝绸之路南道。同时也将丝绸之路通道直接引到青海湖流域，青海湖流域成为地跨青海高原与塔里木盆地的中轴，由此向南经河南道通向南朝，经河湟、洮水流域通向北朝。慕利延十年（445年），慕利延远征于阗、女国、罽宾。再后拾寅（451—481年）兼并鄯善、且末之地，将塔里木盆地南缘纳入吐谷浑汗国版图，遂以都兰热水一带为都城，东西制衡。南北朝后期，吐谷浑将首都迁移青海湖流域，夸吕执政时期（535—591年），以青海湖西岸伏俟城为首都，青海湖流域遂成为吐谷浑汗国的政治中心，标志着青海湖流域的政治生态发育成熟。此后一直到唐代咸亨元年（670年）大非川之战，吐谷浑汗国灭亡，青海湖流域逐渐为吐蕃据有，吐谷浑人逐渐移牧青海湖以西柴达木盆地以及祁连山南麓，但至宋代，青海湖以西、以北之地仍被称为吐谷浑地界。
吐谷浑汗国时期，隋朝曾一度占据吐谷浑领土，再次设立郡县。伏允十三年（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军大举进攻吐谷浑，浩门河之战，吐谷浑溃败，隋一时占领其地。《隋书》吐谷浑本传记载：是战伏允败亡，“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37)。按《隋书·地理志》的记载，隋炀帝在吐谷浑之地设置四郡八县，即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每郡下设二县。其中西海郡治吐谷浑都城伏俟城，下设宣德、威定二县。河源郡治赤水城（今共和夏唐城），置远化、赤水二县。鄯善郡，治鄯善城，置显武、济远二县。且末郡，治且末城，置肃宁、伏戎二县。隋炀帝在吐谷浑之地设置郡县，也同王莽的作法一样，“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38)，“发四方诸郡运粮以给之”。但“道里悬远，兼遇寇抄，死亡相续”(39)，难以为继。只好扶立傀儡政权来间接统治，立质子顺光为可汗，以大宝王尼洛周为辅佐，欲送出玉门关，就镇鄯善，结果行至西平，尼洛周被部下所杀，顺光连国境都不得入。而一时客居党项的吐谷浑可汗伏允很快卷土重来，光复故地，隋置河源郡等也前后不过维持了五年。隋炀帝在吐谷浑设置郡县，与王莽设西海郡，虽一以诱导献地而置，一以军事占领而设，但同样推行内地郡县制，发配天下罪犯屯田镇戍，均遭失败告终，再次表明了游牧社会与郡县制并不适宜，政治生态失去平衡。
四 青海湖流域的经济生态与吐谷浑人的畜牧业经营
青海湖流域虽地处高寒，却有丰饶的环湖草场，还有鱼盐之利，向来为游牧民族争逐之地。人类也很早就已开发利用其自然资源，湖岸发现卡约文化遗迹，其中就发现鱼骨、兽骨以及陶器、石器和青铜器，相邻的柴达木盆地还有诺木洪文化，都是远古时期羌人的文化遗迹(40)。羌人从事农牧业生产，青海湖流域的卑禾羌从事畜牧业，由此形成青海湖流域的游牧经济生态体系。同时羌人也从事采集、狩猎尤其渔猎以及盐业活动，是最早利用和开发青海湖流域环境资源的民族，羌人经营游牧业并兼营鱼盐业及采集狩猎业，构成青海湖流域的经济生态结构。《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曹凤言烧当羌在大小榆谷，“南得钟存以广其种，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41)。所谓“有西海鱼盐之利”，就是说从事青海湖流域的渔业和盐业生产，不仅用于自身的消费，而且从事商贸谋利。其鱼盐之利，分布黄河以南大、小榆谷的烧当羌尚且如此，更何况驻牧青海湖流域的羌人部落开发利用。
鲜卑人进入青海湖流域，仍然从事畜牧业生产，与青海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也与羌人的生产方式相一致，使支撑青海湖流域人文生态系统的经济因素仍然发挥杠杆作用，人文生态趋向良性运转，人文与自然保持平衡状态。
最早进入青海湖流域的乙弗敌部，从事畜牧业的同时，还利用青海湖周边环境从事渔业和采集。《北史》等载：“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国有屈海，海周回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穀，唯食鱼及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杞子，或赤或黑。”(42) 所谓不识五谷者，从事纯畜牧业，唯食鱼者，利用青海湖及其河流从事渔猎生产。所食苏子状若枸杞子者，即沙棘果实，有红黑等色。但乙弗敌的畜牧业也很发达，且也以养马为主。按《晋书》载，树洛干十年（南凉嘉平七年，414年），秃发傉檀率骑七千袭击乙弗部，破获牛马羊40余万(43)。阿柴二年（西秦永康二年，418年），乞伏志磐向背叛的乙弗鲜卑首领提孤一次征收税马达6万匹之多，说“志磐以提孤奸猾，终为边患，税其部中戎马六万匹”(44)。都可见乙弗敌部畜牧业之发达。契汗部的畜牧业也很发达，阿柴六年（西秦建弘三年，422年），西秦征西将军他子等打破契汗秃真，获牛羊50余万头(45)。
后来青海湖流域并入吐谷浑汗国，促进了当地的畜牧业。吐谷浑人进入青海高原，不仅带入蒙古草原的畜种和生产方式，而且合理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发展畜牧业生产，尤其创造性的利用青海湖环湖草场和湖中岛屿的自然地理环境，引进波斯种马，改造鲜卑马，培育出优秀品质的良种马——龙种马尤其“青海骢”，成为千古称道的典范。
吐谷浑人利用青海湖岛屿培育良种马，南北朝及隋唐史志以及唐宋类书多有记载，如后世所称“吐谷浑有青海骢，朝野佥载”(46)。《魏书》载：“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是也。”(47)
此载吐谷浑培育的龙种马及其青海骢是鲜卑马与波斯马杂交繁育后培育出来的优质马种，培育繁殖的主要方式是利用青海湖中天然的龙驹岛进行隔离优化。海心山龙驹岛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优化繁殖、培育良马的理想场所，在牲畜发情繁殖的春夏季节与陆地隔绝，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十分有利于马的选种繁殖，因而成为吐谷浑人培育良马的天然基地。按后世记载，龙驹岛即今海心山，位于青海湖心偏南，距南岸约15公里，距北岸约20公里。山上东北高，西南底，土石相间。长约1.5公里，宽0.5公里，面积约0.7平方公里。海拔3220米，高出湖面约113米。唐朝在山上曾筑应龙城。《旧唐书·哥舒翰传》记载：天宝七年（748年），“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有白龙见，遂名为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48)。按此城址在山岛东北部，东北、东南、西北三面临海峭壁，唯西南面与岛相连。城呈梯形，长210米，宽65～137米，东南、西南、西北三面各有四座马面，东北有两座马面，东南正中开门。城内发现陶片、瓦片等唐代遗物(49)。
按记载，吐谷浑人在冬季湖水结冰之后，将品选的种马和一批牝马驱赶至岛上，至春夏交配季节进行配种，并精心饲养照护。至下一个冬季冰合后，将有身孕的牝马再赶回陆地，至期生育。另一批牝马及新选种马再驱至岛上配种，年年交复往还。《梁书》记载说：“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50) 此所谓“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实际上配种在岛上，生驹则在湖侧。
青海骢是龙种马中的骏异者，其性能比一般的龙种马更加优异，能日行千里，说明矫健善走，奔跑迅速。还善走对侧，能表演舞步，故称善舞马、舞马。《宋书》记载，大明五年（461年），吐谷浑可汗“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51)。谢庄赞美其神速“迎调露于飞钟，赴承云于惊箭”。“朝送日于西阪，夕归风于北都”(52)。《梁书》记载：天监四年（505年），“河南又献赤龙驹，有奇貌绝足，能拜善舞。天子异之，使臣作赋”(53)。其中张率的赋中赞美说：“资皎月而载生，祖河房而挺授，种北唐之绝类，嗣西宛之鸿胄。禀妙足而逸伦，有殊姿而特茂，善环旋于荠夏，知蹈躧于今奏。超六种于周闲，踰八品于汉厩，伊自然之有质，宁改观于肥瘦，岂徒服阜而养安，与进驾以驰骤尔。其挟尺县凿之辨，附蝉伏兎之别，十形五观之姿，三毛八肉之势，臣何得而称焉。”(54) 此载之赤龙驹是青海骢中的赤舞马，青海骢中还有白舞马，称白龙驹，《梁书》吐谷浑本传载，吐谷浑可汗佛辅“世子又遣使献白龙驹于皇太子”。也曾记载吐谷浑向梁朝进贡白龙驹(55)。
鲜卑马属于蒙古马种，起源于蒙古野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经过长期的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形成抗高寒、抗病力、耐粗饲、适应性强等特性。鲜卑人的畜牧业中养马业最为发达，也以良种马闻名，史称利兵马疾过于匈奴。《晋书》记载段部鲜卑段兰降后赵，献骏马万匹(56)。同书《慕容廆载记》记载，慕容廆曾遣慕容皝袭击段部，攻入令支，收取其名马宝物。慕容廆自己有骏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感知吉凶，慕容廆铸铜以图其像(57)。但蒙古马属于草原马，蹄大而质软，不适应高山攀爬，也不太适应高海拔环境。因而当鲜卑人从蒙古草原迁居青海高原时，需要改变、优化其性能，以适应新的自然环境。
鲜卑人进入青海高原经两条路线，西部鲜卑通过河西走廊，越祁连山，进入湟水流域和青海湖流域，吐谷浑部则经鄂尔多斯高原南下，越过陇山，进入洮水流域和河曲一带。故直到现在，河曲马（或称乔科马）仍然保留着鲜卑马的特性，如身驱高大健壮，超出一般蒙古马，具有东北马的特点。又如蹄大而平，蹄质易裂，也保留了蒙古草原马的缺点。乙弗诸部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青海湖流域，其草原马可能与祁连山南北的当地马进行过混血，当地羌、汉人畜养的马经过秦汉以来的改良，其品质较好。汉武帝之前，蒙古草原上的匈奴马越过河西走廊，最早进入青海北部，引起羌马的第一次改良。后来汉武帝为了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大力经营河西走廊和祁连山地区，并为了对付匈奴铁骑，大量引进西域良马，其中最著名的如大宛的汗血马。后来西域马就在祁连山南北与当地马混血，再次改变了当地马的体质。武威东汉墓出土的30件铜马，尤其其中的“马踏飞燕”铜奔马，大体上反映了改良后的当地马的特征。鲜卑人进据青海，再次引起当地马与草原马的混血。龙种马培育出来之前，应该先经过了鲜卑马与当地马的杂交繁殖过程，进行过多次选择优化。今天的浩门马和环海马应是龙种马的后代，虽然已多退化，但仍保留其祖先马的基本特征，如分类上属于蒙古马系，具有草原马共同的性能和特征，又具有当地马体格较小，爬山矫健，善走对侧步的特点。史载龙种马“多骏异”，而今天的浩门马、环湖马除性能优良外，也以外貌秀丽、头部优美著称。这都表明，龙种马与今天的浩门马、环湖马之间有着直系的血缘关系，也表明吐谷浑人培育的龙种马确与当地马杂交混血有直接的关系。
吐谷浑引进的波斯种马是波斯出产的名马，历代享有盛名。波斯向来以出产良马闻名，有蒲稍騊
，一说汉代引进的大宛汗血马最早也出自波斯(58)，南北朝史籍多记载波斯出产良马，《魏书》、《北史》记载“土出名马”(59)。《隋书》载“土多良马”(60)。而《梁书》、《南史》载其国“出龙驹马”(61)，直称其马为龙驹马，与吐谷浑的龙种马也称龙驹同名，或者吐谷浑龙种马的名称也来自波斯，《梁书》虽说“土人谓之龙种马”，表明龙种马是吐谷浑人所称，但吐谷浑人的称呼也可能源自波斯，其神话传说也与之俱来。又《大唐西域记》记载迦湿弥罗国出龙种马(62)，《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箇失蜜国也出龙种马(63)。迦湿弥罗、箇失蜜，即吐谷浑汗国盛期慕利延西征的罽宾，如罽宾在南北朝时期已有龙种马，则当初慕利延西征罽宾时必定带回龙种马，遂与鲜卑马杂交繁殖，优化性能，产生新的龙种马。
龙种马及其青海骢是吐谷浑人引进波斯种马，利用龙驹岛隔离杂交，优化繁殖而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无论其神话传说源自何处，南北朝以来的龙马神话都是围绕青海湖而流传的，是人们给青海湖赋予的人文内涵，也是对吐谷浑高超的良马培育技术的赞美。但是曾一度占领吐谷浑故地的隋炀帝却将这一神话执为实有，放牝马于青海，以求龙种，成为又一桩历史笑话。《隋书》载：大业五年（609年）秋七月丁卯，隋炀帝攻击吐谷浑后，“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无效而止”(64)。《资治通鉴》此载：“吐谷浑有青海，俗传置牝马于其上，得龙种。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効而止。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65) 隋炀帝贪图吐谷浑的龙种马，相信神话，放牝马以求龙种，其结果只能是无效而止。
与隋炀帝贪图龙种马形成鲜明对照，唐永徽年中（651—655年），吐谷浑进贡青海骢，唐高宗以为国中珍品不忍据为己有而谢绝。《太平御览》辑录此事说：“永徽中，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遣使献骏马，上问其马之种性，对曰：‘臣国中之最者，所以献之。’上曰：‘马，人之所欲，岂可辍彼不足而加我之有余哉！’乃命却之。”(66)
吐谷浑汗国灭亡后，青海湖不再有龙种马的培育繁殖，龙种马随着吐谷浑人的四处迁徙而渐趋退化。而吐谷浑人在青海湖流域流域培育出来龙种马及其神话传说却给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就在青海湖为唐蕃争逐之时，据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曾在龙驹岛上筑城，传说有白龙见而名之为应龙城，吐蕃遂遁迹不敢近青海。时又有传说龙种马如龙有鳞，天宝年间（742－755年），龙支县（今青海省民和县）吐谷浑人厍狄孝义家生龙种马，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上奏：“龙支县人厍狄孝义有马生龙驹，经九旬有九日，身有鳞而不生毛。臣就检视，时有庆云五色邀覆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光宝录，从之。”(67) 这也说明东移河湟流域的吐谷浑人仍有龙种马。吐谷浑遗留故地者受吐蕃奴役，唐朝使者吕温出使吐蕃，见吐谷浑人情状，感慨题诗曰：“退浑儿，退浑儿，朔风长在气何衰，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退浑儿，退浑儿，冰消青海草如丝，明堂天子朝万国，神岛龙驹将与谁？”(68) 唐代著名画家韩斡善于画马，多效仿青海骢，有诗赞其《放马图》：“开元好画手，多貌青海骢。”(69) 明人貝瓊名诗云：“君不见龙庭苜蓿与天远，何人更收青海骢。”(70) 倪谦有诗云：“铁冠执法宝殿东，衣绣更骑青海骢。”(71) 均以吐谷浑名马青海骢为题诗。
吐谷浑人经营青海湖流域时期，青海湖流域的人文生态环境发育成熟，民族、政治、经济因素健全，与自然生态环境趋向和谐，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鲜卑吐谷浑人作为游牧民族迁居青海高原，不仅与当地土著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而且带来蒙古高原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增强了青海湖流域原有人文生态环境的合理性，也使青海湖流域人文生态关系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吐谷浑人实行草原汗国制，兼取中原帝制优点，政治统治稳固长久，势力范围横跨塔里木盆地，发挥了青海湖流域政治生态的最大效应。吐谷浑人擅长畜牧业，优化畜种，培育良马，善于利用自然环境，也最大限度发挥了青海湖流域经济生态效用。吐谷浑人开辟青海道，贯通中西交通，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青海湖流域的人文生态中又增加了许多外来因素。游牧为主而兼取农耕因素，自主发展又融通外域，是吐谷浑人成功经营青海湖流域的重要经验。
［收稿日期］2009－08－30
注释：
① ［拜占庭］普洛科庇乌斯（Procopius）：《战争史》，转引自余太山：《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② 按鲜卑部落以部落首领——大人之名命名，乙弗敌为人名可知，今土族人名有常见名［yanhudei］，与汉译名和波斯译名大致对音。
③ 《北史》卷49，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10页。
④ ［唐］杜佑撰，颜品忠等点校：《通典》卷190，（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2697页。
⑤ 《晋书》卷126，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42页。
⑥ 《晋书》卷126，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41页。
⑦ 《晋书》卷47，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22页。
⑧ 《资治通鉴》卷79，晋武帝太始五年二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509页。
⑨ 周伟洲：《南凉与西秦》，（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⑩ ［唐］杜佑撰，颜品忠等点校：《通典》卷190，（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2697页。
(11) 《资治通鉴》卷118，东晋义熙十三年二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00页。
(12) 《晋书》卷125，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315页。
(13)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2，（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
(14) 《汉书》卷28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11页。
(15) 《汉书》卷69，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86、2988页。
(16) 《汉书》卷28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11页。
(17) 《汉书》卷99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077页。
(18) 《北史》卷96，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89页。
(19) 《北史》卷13，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06页。
(20) 《南齐书》卷57，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00页。
(21) 《汉书·赵充国传》卷69，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88页。
(22) 《汉书·平帝纪》卷12，《王莽传》卷69，载设郡县于始平五年。
(22) 《后汉书》卷87，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78页。
(24) 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25) 《汉书》卷99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087页。
(26) 《后汉书》卷87，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78页。
(27) 《汉书》卷99，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077页。
(28) 《后汉书·西羌传》卷87，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85页。
(29) 《晋书》卷97，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537页。
(30) 《北史》卷96，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86页。
(31) 《魏书》卷10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39页。
(32) ［唐］杜佑撰，颜品忠等点校：《通典》卷189，（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2678页。
(33)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卷126，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42页。
(34) 《资治通鉴》卷110，晋隆安二年条九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79页。
(35) 《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卷129，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97页。
(36) 《晋书·乞伏志磐载记》卷125，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25页。
(37) 《隋书》卷83，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45页。
(38) 《资治通鉴》卷18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45页。
(39) 《隋书·食货志》卷2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87页。
(40)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湖环调查记》，《考古》，1984年第3期。
(41) 《后汉书》卷87，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85页。
(42) 《北史》卷96，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89页。
(43)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卷126，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55页。
(44) 《晋书·乞伏志磐载记》卷125，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25页。
(45) 《资治通鉴》卷119，宋武帝永初三年正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42页。
(46) ［明］顾起元：《说略》卷30，谓“吐谷浑有青海骢，朝野佥载”。《四库全书》子部·类书。
(47) 《魏书》卷10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40－2241页。
(48) 《旧唐书》卷10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13页。
(49) 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50) 《梁书》卷5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10页。
(51) 《宋书》卷96，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373页。
(52) ［宋］谢庄：《秉舆舞马赋》，《艺文类聚》卷93，中华书局影印本。
(53) 《梁书》卷33，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76页。
(54) 《梁书》卷33，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76页。
(55) 《梁书》卷5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11页。
(56) 《晋书》卷106，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774页。
(57) 《晋书》卷110，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38页。
(58) 乾隆皇帝有诗《白马篇》，其中说：“白马锦连钱，遥从大宛来，大宛有龙种，其始出天池，椀蹄善汗血，珍重藏贰师。”《御制诗集》2集卷50，《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59) 《魏书》卷102，《周书》卷50，《北史》卷5，记载西魏孝武帝所乘的马中有波斯骝马，同见《太平御览》卷895，引《三国典略》，（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60) 《隋书》卷83，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57页。
(61) 《梁书》卷5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10页；《南史》卷79，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78页。
(62) ［唐］玄奘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1页。
(63) 《新唐书》卷221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256页。
(64) 《隋书·炀帝纪上》卷3，中华书局标点本，第74页。
(65) 《资治通鉴》卷18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46页。
(66) ［宋］李昉编：《太平御览》卷895，（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67) ［宋］李昉编：《太平御览》卷895，（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
(68) ［唐］吕温撰：《蕃中达退浑词》，《吕衡州集》卷2，《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69) ［清］汤右曽撰：《怀清堂集》卷14，《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70) ［明］貝瓊撰：《清江诗集》卷4，《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71) ［明］倪谦撰：《倪文僖集》卷3，《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