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政治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发点论文,归宿论文,以人为本论文,文明建设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4)05-0050-09
最近，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观。这不仅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的理论前提。众所周知，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建设是推 进政治生活进步的系统工程。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千条万绪，但归根到底无非是人自身 的进步和发展。因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起源是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开始的，政 治存在的理由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既如此，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就 显得十分的重要了，乃至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 宿。
一、以人为本：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前提
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必须明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从政治哲学上看，以人为本 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 人；在现实中国，就是指一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以人为本中 的“本”，一是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强调把人当作主体；二是相 对于人的边缘化而言，强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本质和依据；三是相对于人作为 手段而言，强调要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其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发展 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其二，它是一种价值取 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 、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 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 的体制和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 。其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 运用历史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 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个性、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要树立 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由是可知，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 原则，从而也就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前提。
需要指出，以人为本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并非现在才提出来的。在我国 最早的一部政治经典《尚书》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三国时陆逊 在谈到国家发展时强调“国以民为本”。唐太宗在贞观二年进而指出：“国以人为本” 。这种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精华，也曾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 但那时的“亲民”、“保民”，只是为了“使民”、“治民”，与现代民主理念相差甚 远。西方资本主义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更曾高扬过人本主义的大旗，但它们所说的 “人本”实际上是“资本”，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以人为本”。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 ，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本源性原则，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是政治的出发点，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 基本观点。在马克思的论著中，凡讲到人的发展的地方，首先是指“个人的发展”。在 马克思看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83)，“人 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p5 32)。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解放的基本内容是人类获得自由，就是个人的自由的、全 面的发展，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精华和核心。对于个人主体性的实现 方式与进程，马克思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 思从“人——异化、非人——消除异化、回归到全面的人”的角度；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马克思从“人——分工(片面的人)——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在《1857—18 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依赖状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状态——个人全面发展状态”的角度，论述了个人主体性的实现方式与进程。而且，马 克思还庄严宣告，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形式”[3](p649)。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现实社会的个人作为其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因此， 马克思十分强调个人和社会的一致性和统一性。马克思认为，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靠牺牲个人发展为代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 是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探讨个人发展的途径，寻求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即人的个体主 体性和人的群体主体性相统一的协调发展方法。对此，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要不是 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4](p318)，于是，人类主体化的最 美好境界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然 、社会的主人，因而也成为自身的主人，人的主体性全面实现，全人类终于得到解放。
既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不能脱离政治生活，那么，现实社会中的人就理应像社 会历史的主体一样，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然而，千百年来，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里，人不被当成人看待，而被当成草芥，当作牲畜，当作奴隶，当作芸芸众生。在 实际政治生活中，人们总是将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当作工具、当作客体。统治者把民众 当成改朝换代的工具；征服者把异族当成野蛮人任意杀戮蹂躏；思想家把自己当成超人 或精神贵族，而把民众当成阿斗和愚昧之人；一般人也将他人当作客体、对象和工具。 总之，只有少数统治者或管理者才是政治主体，大多数民众都不是政治主体，而是政治 客体、政治管理的对象和政治统治的工具。
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历史颠倒。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这 种被颠倒的历史才被重新颠倒过来。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喊出了“尊重人”、“以人为本 ”的口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并对人与社会和 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科学说明。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谈到18世纪的科学发展时，肯定了“政治学以人作 为基础了”[5](p18)。1846年，马克思在被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 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 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p58)。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必须从“现实的人 ”出发去观察社会政治生活。他们明确宣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 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以一定的方式 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 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 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 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 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 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5](p71-73)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 地阐明了人与政治的亲密关系，用严整的理论逻辑和经验逻辑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政治文 明观的理论基础。
二、以人为本：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
提到人与政治的关系，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这一命题 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多次强调“人类在本性上 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6](p7，130)尽管他提出这个命题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的， 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城邦制度，为行将灭亡的城邦制度唱挽歌的，但是，他提出的这一 命题却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清楚地表明了政治与人类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 马克思称这一命题“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3](p336)。
关于人与政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作过种种阐释。 西欧中世纪的神学泰斗托马斯·阿奎那站在君主专制的立场上宣称：“人天然是一个社 会和政治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7](p44)近代法国思想家 伏尔泰、孟德斯鸠等都认同人类生来就要过社会生活的观点。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领 袖狄德罗更是提出了“政治上的人”的崭新概念。他说：“人从单独或个人的状态，进 而到社会状态，于是他订出了许多普遍原则，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统治者，就根据这些 原则，由人的手里取得尽可能取得的一切利益，我们已经把这条叫做‘政治上的人’。 ”[8](p34-35)在这里，狄德罗已经初步揭示了人怎样从自然人到社会人再到政治人的 演进过程。遗憾的是，他并未清楚地指明“政治上的人”究竟是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的 统治者呢，还是指进入社会状态的每一个人呢?狄德罗留下的这个悬而未决的疑题，确 实困惑了不少人。
长期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政治上的人”只是指那些实际参与政治管理的少 数人，不参与政治管理的人是不能视为“政治上的人”的。因此，“人的政治性远不是 人的第一需要”，“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着大量的非政治人士。”[9]既然“政治 人”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并不是现实的“政治人”，那么亚里多德所谓“人是天生的 政治动物”的命题就是难以成立的。
实际上，这种将“政治人”等同于政治管理者的认识，正是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解人的 政治性问题上的误区。相反，只有将“政治人”解释为整个人类，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也就是承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政治性，才算称得上真正把握了“人是天生的政 治动物”这个命题的真谛。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人来到世间，都必然要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是由经济生活 、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构成的。从表面上看，经济生活(也可以称为物质生活)似乎是人 的第一需要，没有经济生活，人类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然而，人类的经济生活只是人 的生物本性和生物机能，孤立的生物本性和生物机能并不能说明人在社会中的真正地位 。马克思在批判18世纪流行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时指出，那种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 的真正状态”的看法是“一种臆想”。他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 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 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0](p94)马克思特别强调 ，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5](p56)。这就是说，人除了要过经济生活外，还必须过文化生活和 政治生活，人之所以成其为人，而不是动物，是因为他要与他人发生社会关系。人的社 会关系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二是交往。由于生产劳动，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由于社会交往，人与人之间必然要进行思想交流，于是产生了文化生活；也是由于社 会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调整，于是产生了政治生活。可见，人类的政治生 活是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起产生的，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只有经济生活、文化生 活，而没有政治生活的时代。
对于人与政治须臾不可脱离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和美国当代著名 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等都有生动的描述。陈独秀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 ，除非逃到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11]达尔说：“无论一个 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 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 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 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12](p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 1858)》中明白无误地写下了“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 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3](p2)的结论。
既然人与政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那么，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之 义和核心内容。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确立人的政治主体性地位。如前所述，在既往的社会和时代 ，人们一谈到政治，就是国家、政府、权力，而作为政治主体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却被 排除在政治之外。其实，国家只是一定时代的政治形式，并非政治本身；政府只是政治 管理的机构，也非政治本身；权力只是调整政治生活的力量和工具，也非政治本身。政 治是众人之事，是围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局利益关系而展开的各种活动。因此，在一 切政治构架和政治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确立人的政治主体地位。当然，以人为 本之“人”不应是抽象的人类全体，而应是具体的各个个人，否则以人为本就会成为空 话，沦为“口惠而实不至”的圈套。日本法学家宫泽俊义指出：“当今在许多国家中， 都在考虑作为承认人权的根据，已经没有必要再把神和自然法抬出来，而是以‘人性’ 或‘人的尊严’等作为人权的根据就够了。”他认为，这种人权概念的意思是，所有生 物学意义上的人当然也应该是社会意义上的人，而社会意义上的人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 值。因此，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类一般，而是指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14] (p78-79)。这也就是说，只要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个人，就都是政治生活的主体 ，都必须确立其政治主体的地位。
其次，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具体体现为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千条 万绪，但最基本的无非是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个层面。然而，民主也罢，法治也罢，说 到底都是为了保障人权。之所以如此，这是由政治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政治活动 是群体性活动，而作为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前提是必须享有一 定的资格，这就是权利。没有权利，你不能参加投票，不能发表意见，不能工作，不能 学习，甚至不能吃饭、睡觉。总之，没有权利，你不能在社会中生存。因此，权利对于 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人权的行使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说 到底它是一个政治过程，是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种体现。因为人权的保障总是要借助 于一定的政治权力、政治程序和政治机构的。正如美国思想家希尔斯曼指出：“行使或 租用自由权利和公民权利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涉及各种权力 ，另外还有各种不同的程序和机构。”[15](p549)正是这个意义上讲，尊重和保障人权 既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既然尊重和保障 人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般要求，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 重和保障人权。这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价 值取向。
其三，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因为个人总是在一定 的社会中存在的，而社会总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所以，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 合起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关键问题。毫无疑问， 政治文明建设应该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健康的发展，但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自由发 展并不是漫无边界和毫无限制的。其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发展；其 二，个人的自由发展不能违背国家承认个人自由的目的。正如王世杰、钱端升在《比较 宪法》中所指出的：“个人行使自由的时候，不得违反国家承认个人自由的目的。国家 承认个人自由，其目的在谋个人知识，首先，或身体上的优性的发展。享有自由的人， 如果于行使他的自由的时候，违反了上述的目的，自然应与妨害他人自由，同认为滥用 自由。例如享有人身自由的人，因行使其人身自由，而甘以自己的身体为买卖的目的物 ；又如享有工作自由的人，因行使其工作自由，而甘充他人的奴工即于法定期限以内， 身体与工作受他人的支配者)，虽然不能说是妨害他人的自由，却与国家承认个人自由 之目的，根本相反相异；因为这些行为根本的就是要妨害个人知识、道德，或身体上优 性的发展。所以精细地说，个人自由的范围，应具两种限制：第一，不妨害他人的自由 ；第二，不妨害国家承认个人自由的目的。”[16](p66-67)这就是说，真正的以人为本 是应该符合人的优性发展要求的，必须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以人为本：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
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 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无论是什么答案，似乎都必须最终落脚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上来 。早在1850年斯宾塞就曾指出：“文明就是人们的潜在能力在适宜的环境下的发展。” 他还说：“文明还可以被概括为另一种形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朝着为充分表现每 一个人个性所需要的人与社会之素质的进步。”[17](p228、243)这就是说，政治文明 建设的内容尽管丰富多彩，但其实质都在于人类自身的发展。
之所以说以人为本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是因为以人为本不仅体现在“人”与 “国”关系的层面上，而且还体现在“人”与“物”、“人”与“事”的关系层面上， 也就是说以人为本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本源性原则。世间万事万物中，人是最宝贵的，人 是社会的惟一主体，也是政治的惟一主体，是最应当被珍视、尊重、爱护的，是高于一 切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爱护人，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以人的利益为目标和归 宿。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 要求。
从表面上看，政治的物化层面虽然主要是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等宏观 性的问题，但政治作为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众人之事(孙中山语)，实际上直接或间接 回答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问题，其中关键的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中就提出过宪法(政体)是城邦公民的生活方式。美国哲学家赫舍尔说：人们在 问“人是什么”时，“并不是寻找自己的起点，而是寻找自己的命运。”[18](p21)从 人(公民)的命运出发，关心和改善人(公民)的生活方式，保障和扩大人(公民)的权利， 提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的质素，就是政治文明的应然本色，更是政治文明发展完善的必 然规律。韩庆祥指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有根本区别：人本主义主要是从人和动物 相区别的意义上理解人，更多看到的是人的类存在和类价值，更多强调人的共同性、普 遍性而忽视人的社会差异性和个体差异；以人为本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同群体的人 之间的区别、个人和个人的区别三种意义上来理解人，既看到人的类存在和类价值，也 看到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还看到人的个性存在和个性价值，尤其是把人看作是现 实的人和社会的人，特别强调并关注人的社会差异和个性差异。也就是说，以人为本是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它是唯物史观的一种价值取向。”[19]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1990年以来，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积极倡导一种新的发展观，即通过增强人的能力 来不断扩大所有人的选择的过程，发展的目的在于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从而增强人类幸 福、自由、尊严、公正、安全、参与等。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进而 指出：“人类发展是为人们能够充分发挥潜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而创造条件。扩 大选择的基础是提高人们的能力、扩大人们可以做和可以实现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 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长寿、受教育权、体面的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生活，没有这些， 许多其他权利都无法实现，也无法抓住生活中的许多机会。”“发展的目的是改善人类 生活，拓展每一个人可以实现和可以成就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即是消除个 人生活的障碍，如文盲、疾病、资源匮乏及公民和政治自由缺乏等。”[20](p417)
在人类自身发展中，制度的重要性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制度对发展的重要性正越 来越受到重视，它影响着经济增长和其他人类能力的实现。大多数争论围绕着如何消除 实现市场经济高效率的障碍而展开，而人类发展的公共政策优先考虑的是为所有人争取 更多的公民政治自由，实现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这需要民主政治的制度与规范，缺 少政治权力是贫困与能力受阻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已逐渐达成共识。‘赋权于民’要求 建立一套政治和社会体制，这种体制能够保障公民享有基本的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并 运用其所具有的权力保障自己的权益。制度改革对消除社会、政治压迫具有直接作用， 也同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20](424-425)因此，制度建设在政治文明建 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人类自身发展中，参与式发展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所谓参与式发展就是造就一种 赋权的环境，以便使人类发展涉及的各种行动者共同参与发展决策并在其中拥有知情权 和发言权，这是因为民众是参与创造进步和推动变革的积极力量并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着 能动作用。参与式发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使人类发展的决策更加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和 要求，使从事人类发展工作的机构更加负责任，从而使发展收益的分配更加公平并惠及 更多民众；二是使民众的能力得到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并进而拓宽人们的选择范围，从 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参与式发展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实现真正的民主 治理。所谓民主治理就是指众多利害相关的行动者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并通过协商与 合作达成决策、规则与制度的过程。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 ，民主治理意味着：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尊重，允许人们有尊严地生活；人民在 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人民能够使决策者负责任；包容性的和公正的规则 、制度和实践指导着社会互动关系；在公私生活领域和决策中妇女同男性是平等的伙伴 ；人民免受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歧视；后代人需要在当前的政策 中得到尊重；经济和社会政策对人民的需要和抱负作出反应；实施那些目的在于消除贫 困和扩大所有人的生活选择的政策。总之，民主治理既注重发展结果是否公平和富有效 率，同时更关注发展过程是否具有透明性、包容性、参与性、责任性、回应性等特征。
为了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实现民主治理以促进人类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 告的作者们提出了如下建议：首先，赋权于民众，保证民众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其次， 增加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其三，增强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能 ；其四，在政府、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同关系；最后，加强全球决策对话， 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20](p390-392)
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署在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 的概念以来，仅仅10余年时间，人类发展问题就已经得到各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 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各类研究人类发展问题的组织和机构纷纷建立，各种推进人类 发展的政策措施正在逐项实施。这充分说明了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从而也更加凸现出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义。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应该是最能促进人类发展的，因为社会 主义所追求的目标说到底就是促进人类社会全面而协调的发展，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本 质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为本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它必须与追求正确的 政绩观，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 三为”原则相辅相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法制实质 上就是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立一个法，定一条规矩的出发点，归根到底，要看 它是不是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所谓“立法为民，以人为本”。2004年 5月1日，我国又有42部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开始实施。其中国家级法规22部， 地方法规20部。这些法规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凸现了人性、人本、人的优先发展精神 。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突出了行人的优先权，规定行人在人行横道上有绝对优先权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通行，必须停车让行。在没有交通信号 的道路上，机动车要主动避让行人。同时规定，采取严格的责任归责制度，即机动车撞 击行人必须承担责任，这就是对“撞了白撞”的彻底否定。在《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 》中，删除了“不准”、“不得”等用语，用偏陈述的指引性语言代替了训诫式语言， 显示了对服刑人员权利的尊重和平等，体现了人权保护的基本精神。如规定，服刑人员 应保持个人卫生，按时洗澡、理发、剃须、剪指甲，衣服、被褥定期换洗，不再要求男 性服刑人员留寸发或光头，女服刑人员留齐耳短发等。《集体合同规定》女职工和未成 年工应给予特殊保护，如规定有些工作是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禁忌从事的，女职工的经期 、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定期健康检查、未成年工的使用登 记等。应该说，以上法规的出台，基本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标志着我 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程度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四、以人为本：政治文明建设的最终归宿
如前所述，政治的核心主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政治文明建设的终极关怀是 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 命题，实际上内涵了这样的基本原理：人的存在决定政治的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 ，政治发展的最终归宿是人自身的发展。政治与人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研究政治 文明与政治发展问题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和社会的进步。而社会 总是由人构成的社会，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因此，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 的的发展就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最终归宿和最高境界。
与卢梭等对人类文明的诋毁和谴责不同，伏尔泰确信，对人类文明的谴责是孩子气的 呓语，而文明社会中的人比未开化状态中的人生活得不知要好多少倍。他对卢梭说，人 天生是一只猛兽，文明的社会用秩序给这只猛兽戴上了铁链，驯化了他的野性，为他提 供了发展智力和幸福的可能。他承认社会中存在许多不平等和不公平，但相对自然状态 下的人仍有差强人意的地方。在《世界照旧》(The Word as It Goes)中，他讲了一个 故事，说是一个天使让巴布(Babouc)去调查一下，看看波斯波利斯城是否应当毁灭。于 是，巴布就去了；到那里一看，遍地的罪恶使他心惊肉跳。不过，过了一会儿，他又开 始喜欢上这座城市了，因为，那里的居民虽喜怒无常、相互攻讦、好大喜功，但有时又 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助人为乐。他很害怕波斯波利斯会遭到厄运，他甚至不敢报告实 情。但是，他最终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向天使汇报。他认人用黄金再加上泥土和石头( 最珍贵和最卑劣的东西)做了一尊精美的雕像。然后，他带着雕像来到天使面前，说： “您能因为这美丽的雕像不完全是由黄金和钻石构成的而把它砸碎吗?”于是，天使再 也不想毁灭波斯波利斯城了，而是让“世界照旧”[21](p259)。在这个故事中，隐含着 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试图改变社会制度而不同时改变人的本性，那么，未改变的人性很 快就会使那被改变了的制度卷土重来。的确，人类长期以来并没有摆脱这个古老的恶性 循环：人建立了制度，制度造就了人；旧的制度被砸碎了，新的制度不久又落入了旧制 度的俗套。如何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呢?伏尔泰和自由派人士认为，通过教育缓慢地改变 人性，人们不断增长的理性可以打破这种循环。
我们知道，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总是在一定的国度或社会环境中生活着的。正因 为如此，人们往往都十分强调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但是，同样不可忽 视的是，社会总是由人组成的，国家也是以公民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人的素质的高 低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诚如威尔·杜兰特所说的：“有其人，必 有其国”，“人和人不一样，政府与政府也不相同”，“国家是由构成这个国家的人组 成的”，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因此，我们只有指望素质良好的人，才 能有素质良好的国家；否则，千变万化，根本不变，还是白搭[21](p28)。
美国心理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走向现代》一书中曾提出 过著名的现代人理论。他指出，在现代化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只重视如何用国民收入来 衡量现代化的水平，政治学家忙于从政治机构和组织的功能结构来解释社会的现代性。 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现代化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忽视了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 那种类型的人，不去讨论他们的心理特征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是否跟得上现 代社会的节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就是严重的错误，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现代化的各 种问题作出满意的解答。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科学技术、企业管 理方法、政治制度和形式、教育体制甚至全部课程，希望这样能够使它们尽快地跻身于 先进国家之林，但结果往往是失败和沮丧。这些沉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 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 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 失败和畸形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22](译者前言)英克尔斯强调，在任何社会和任何 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 成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中的行政人员都获得了人格的现代性， 这个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否则，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制度和观念，即 使发动了经济腾飞和政治变革，也不会有持续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他还根据六个发 展中国家的社会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归纳出现代人的四个最主要的心理特征：(一)他是 参与型的公民，并有丰富的知识；(二)他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三)他在受到 传统势力的影响的时候，特别是在处理个人事务的决策方面，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四)他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是头脑开放的人。英克尔斯把现代人的这种心 理特征称作为“现代性精神”。现代性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 提，因此，不发达和落后说到底是一种心理状态。精神障碍和心理因素是阻碍许多国家 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培养现代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是建立现代 社会秩序的各种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公民的现代精神如何才能形成呢?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他们认为过 去的现代化理论对人的行为所作的研究很不充分，原因在于没有认真思考过人的行为的 变化方向。为此，他们提出一种“行为调适理论”(theory of behaviour
modification)。这种理论“着重研究个人所表现的外部活动及其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结 构和心理状态的关系。它是关于如何使用积极的奖励和消极的惩罚来制约个人行为的模 式。”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人的价值观念、 态度和人格结构。这个过程是相互交替的。因此，必须集中力量研究这个交替过程是如 何进行的。“行为调适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强化”。不同的刺激手段造成的强化形成 某种行为方式，个人行为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是因为有不同的系统和刺激，它 们鼓励或抑制某些反应，从而导致行为方式的形成或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模 式应当从社会系统中的操作制约(operant conditioning)上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并不 是人的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决定行为的方式，而是操作制约的程序决定人们的行 为。只要改变操作制约的程序就可以达到行为调适的目的。“一切人都属于操作制约系 统中的一部分。因此，若要改变人的活动，只需要改变操作制约系统中的某些成分，而 没有必要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24](译者前言)在这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实际上 提出了制度文明对于人的行为变革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来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早在1842年6月，当马克思还是一位革命民主 主义者的时候，他就满怀豪情地提出，应当把“国家了解为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2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未来社会时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 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294)后来他们还特别强调共产主义是“以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p649)
列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出发，阐释了文化教育落后的俄国可以而且应该在帝国主 义战争造成的革命形势下夺取政权，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超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要求—— 文明的发展程度的重要观点。他在《论合作社》中指出，新俄国的发展面临着两个划时 代的任务：一是改造国家机关；二是开展文化革命。这两个任务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 的。国家机关的状况和领导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的文化水平。无产阶级已经 掌握全部政治权力，但还不具备建立新型机关所需要的知识和文化。为了吸收劳动群众 参加国家管理，就必须使大多数居民变得文明起来。据此，列宁得出结论说，革新国家 机关，关键在于文化建设。没有整个文化的革新，要完全改善我们的机关是不可能的。
在俄共(布)十一大上，列宁以文化落后的征服者为文化先进的被征服者所同化为例， 论证文化变革、文化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一个民族征服 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国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则成了战败者……如果出征 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 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24](p94)而对于当时的俄国，根据中央统计 局的资料——1920年俄国文盲人数占全国人口的将近70%，其中男姓中文盲占59.9%，女 性中文盲占75.6%。列宁提醒全党：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由 于文化的落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25](p762、796) 。因此，他强调，在俄国革命之后，应当有一个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整体提高的阶段 。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十分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邓小平在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 建设的时候就说过：“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 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26](p163)他还 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那么多民族，高层 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26](p242)为了保持党和国家 的活力，他提出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来建设干部队伍，表 示：“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 就好了。”[26](p179)
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也特 别强调了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决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 题是教育人。要从小学开始，在进行理想、道德、文明礼貌等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主、 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 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直接有关的法律和纪律 ，养成守法遵纪的良好习惯。公民都要遵守宪法，党员还要遵守党章。在法纪面前人人 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这应当成为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不可动摇的准则。”[27]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这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具 体到政治方面来说，主要是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自主和自治能力，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 主。为此，“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的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 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和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的权利。”[28]
胡锦涛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时，结合新时期的新实践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9]
以上这些论述既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代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基 本走向。
有必要指出的是，政治文明建设应落脚到每一个公民，也应从每一个公民做起，但要 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则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共同进步。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文 学家、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说：“一个文明人造不成一个文明社会”，“只有在足够 众多的文明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向外放射光芒、渗溢甘露的时候，才有可能 出现一个文明社会。”[30](p104)因此，政治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应是文明社会的建成 ，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全社会的共同发展的高度统一。我们将翘首以望而之， 并努力促成之。
收稿日期：2004-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