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本贯通”政策的逻辑、隐忧及理性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忧论文,逻辑论文,理性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3-0054-06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3.009 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的语境下，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领域频频推出改革创新行动，以期最大可能释放“改革红利”，谋求自身发展，中本贯通便是其中之一①。所谓“中本贯通”，是“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模式”的简称。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中本贯通政策的亮点在于将传统相互隔阂的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高校置于同一人才培养框架之下，并以贯通的形式欲求发挥“3+4＞7”的效果，提高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毋庸置疑，中本贯通是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项有益探索，其对于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立交桥”、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质量定有助益。然而，作为一项牵涉多元利益攸关方、缺乏既有改革借鉴经验的改革行动，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诸如改革行动的逻辑起点、政策隐忧等基础性问题加以审慎研判，以求改革行动的最大理性，否则，改革创新不但不得要领，甚至会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一、中本贯通政策的逻辑 中本贯通改革创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意图解决什么问题?与已有的中高职贯通相比又想解决什么新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的阐释有助于显现中本贯通改革创新的行动逻辑，并提醒改革者在行动进程中，警惕改革行动所生发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相背离的危险。 (一)通过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回应经济业态转型升级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纵深推进、经济业态的颠覆性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人才需求结构逐渐发生了从以劳动密集型人才为主向以技术、知识型人才为主的转变，此时作为与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非常有必要提升人才培养层次，以回应劳动力市场已然提升的人才结构需求。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的变化，在本质上回应的是人才成长规律的变化，即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的变化。 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才类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拥有其自身独特的成长规律，并诉诸一个差异的、独立的、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然而，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传统人才观的制约，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长期处于“断头”状态，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最高规格一直停留于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层次，这不仅无助于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也违背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本贯通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极大形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对经济业态转型升级的有力回应。 (二)引导一批普通本科学校转型发展为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 “引导一部分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战略部署，是对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形式的极大创新，其不仅可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结构，更能在根本上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然而，由于长期浸淫在学术教育场域之中，饱受学术教育办学理念的影响，一些有待转型发展的地方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积重难返。因此，如何在人才培养模式转型这一根本层面上，引导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无疑成为地方政府所需思考、解决的难题。 中本贯通政策有助于引导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机制在于：第一，中本贯通牵涉考试招生、培养方案、课程教学、考核评价等一系列改革行动，这些改革行动毫无经验可循，需要试点高校与试点中职学校协同行动、创新，而这些摸索活动无疑能够为转型高校积累改革实践经验，从而达到“在游泳中学游泳”的改革成效。第二，将中职学校培养的技能型人才直接输送到试点高校中，培养对象的人才类型、学习起点的极大差异，无疑会给试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成“倒逼”机制，从而起到“要我转”到“我要转”的转型目的。 (三)增强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以缓解中职招生困局 生源萎缩是近几年制约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大多数中职学校发展的最大障碍，招生难题是中职学校的心头之痛。导致中职学校陷入招生困局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近几年我国初中生源数量的客观减少，是导致中职学校招生难的最直接原因。以2013年为例，据《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初中在校生4440.12万人，比2012年减少322.94万人；毕业生1561.55万人，比2012年减少99.23万人[1]。第二，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对中职招生空间的进一步挤压。2013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99.83万人，比2012年增加11.00万人，增长1.60％[1]。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社会观念对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不认同。由此可见，中职“生源危机”的实质是“吸引力危机”。 中本贯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就社会大众而言，中职吸引力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够满足学生毕业后获取高薪酬的需求；二是满足学生毕业后继续获取高学历的需求。显然，中本贯通政策在构筑了中职、本科“立交桥”后，中职毕业不再是学业的终点，而是可以直接升级本科，这能够极大满足学生、家长对获取高学历的需求，对大批在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间徘徊的家长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缓解中职招生困局的同时，中本贯通政策有利于推动初中后人才分流，驱动更多初中毕业生走向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之道。 二、中本贯通政策的隐忧 中本贯通政策是在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语境下，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创新性尝试，政策理念、政策目标的科学性毋庸置疑。但问题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以及职业教育的实然发展的现实下，中本贯通政策是否完全具备实施条件?是否符合时宜?更进一步说，是否可能引发负向反馈?作为一项改革试点项目，中本贯通政策的背后隐忧不可小觑。 (一)中本贯通极易诱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出现路径偏差 构建一个独立、高效、灵活、开放，能够与普通教育之间实现有效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焦点使命。究其内涵而言，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两大抓手：一是横向融合，即职业教育应密切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强劲需求；二是纵向贯通，即职业教育揭去“断头教育”的标签，建立一个独立于普通教育体系的升学畅道，为学生成才成长搭建“立交桥”。在关系上，“横向融合”与“纵向贯通”绝非厚此薄彼乃至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是互为诉求、相互观照的耦合联动关系。 然而，在我国“学历至上”的强势文化传统之下，改革预设的多元诉求极其容易在来势汹汹的单一升学诉求浪潮中“败下阵来”，甚至与其“一拍即合”。事实上，从当下社会媒介对中本贯通解决学生“向上深造”的整齐划一的热捧中则不难验证这种担忧。诚然，打通中职学生升学通道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题中之义，但如前所述，职业教育内部体系的衔接贯通，仅仅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一个方面。倘若职业教育发展未能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则从长远发展来看，中本贯通也好、中高衔接也罢，不但难以达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目标，反而会在根本上削弱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及能力，淡化中等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另外，作为有限主体参与的改革项目，中本贯通政策无疑会加剧那些无缘参与试点改革的中职学校的“生源危机”及其内发的“招生焦虑症”，也可能触发那些无缘参与试点改革的中职学生的“不公平待遇感”。由此，如何理性调适改革意向的多元性与底层诉求的单一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妥善平衡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中的横向融合与纵向贯通的关系，是中本贯通政策运行过程中务必认真面对、谨慎处理的棘手问题。 (二)中职与本科的天然异源性可能造成人才培养过程的“各自为政” 毋庸置疑，不同人才类型必然遵循差异的人才成长规律，进而诉诸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尽管不同人才类型在培养方式上能够相互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人才类型培养模式的“嫁接”必然能够收到“1+1＞2”的效果。从政策设计的本意来看，“中职3年+本科4年”的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所产出的人才规格与质量，应当明显高于“中职3年+高职3年”的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模式，乃至“普通高中3年+普通本科4年”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然而，在同等条件下真的能轻松如所愿吗?或者说，倘若不对运行过程的诸多变量加以严格操控，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真的就能培养出更高质量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在运行过程中的最大阻碍，在于中职与本科的天然异源性可能制造的人才培养过程的“各自为政”，而这种“各自为政”必然给人才成长带来灾难性的阻隔恶果。原因有二：第一，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的中等职业教育和以培养应用技术人才为主的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理念、课程、教学、评价、师资等核心办学要素上存在显著差异，克服这种差异无疑比克服中职、高职之间的差异要困难得多，毕竟从中职到高职只是“技”到“术”的转化过程，而中职到本科却是“技”到“道”的转化过程。第二，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受学术教育的强势影响，很多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徒有其名”，学科知识、学术本位仍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大行其道、咄咄逼人，倘若如此，中本贯通遭遇的则不仅仅是技术技能知识的复杂转换，而是技术技能知识与学科知识的内在冲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中本贯通对参与试点的地方本科院校提出了更严格、更迫切的转型要求，否则，中职与本科两种不同人才培养模式的“嫁接”不但难以起到“1+1＞2”的效果，甚至可能因为培养模式的对立冲突而相互掣肘，进而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三)“中本贯通”可能致使中等职业学校出现“学问化”回潮 伴随着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长足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学问化”备受质疑和指责，成为批判的焦点。所谓“学问化”，亦即职业教育在课程教学上的普通教育化，具体表现为中职学校依照普通高中的运行思路、模式、标准去开发、组织、实施课程，从而使课程内容充斥着学科知识、课程组织遵循学科体系、课程实施以理论学习为导向。当然，同样因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纵深推进，围绕中职“去学问化”的改革行动如火如荼，学问化的霸权地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动摇，以能力为本位，以行动为导向的中职人才培养理念已成共识。 那么，以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旨归的中本贯通政策，何以会引发中职学校“学问化”回潮?诱发机理在于地方本科院校的优势话语权，及其暗藏的科学知识霸权，迫使中职学校不得不向“学问化”靠拢。表象而言，中本贯通理应是中职学校与地方本科高校平等对话、各司其责、协同创新的过程，然而，由于中本贯通政策对于中职学校发展的意义远远高于地方本科高校，这就使得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课程体系的开发等过程中，中职学校只能积极主动寻求与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对接点”，并作出相应调整。当然，这并非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只要我们深刻审视当前地方本科院校的课程教学，就会发现其理念也好模式也罢，正是备受抨击和抛弃的“学问化”。诚如有学者所言：“一些把办学目标定位在应用型的院校，其具体模式其实就是传统本科的学科课程体系加上操作技能训练。”[2]可以想象，如果地方本科院校没有彻底走出课程教学的“学问化”藩篱，那么中本贯通政策无疑容易诱使中职学校重新选择理论知识作为主要课程内容，依照学科体系逻辑重构课程体系，并以“职业教育课程”的形式讲授学术教育的内容。 三、“中本贯通”政策的理性实践 如何在实践进程中避免政策效度的不断削损而真正彰显政策的本真价值，这是任何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都必须正视的问题，中本贯通政策概莫能外。中本贯通政策的逻辑表明政策具备自身内在效度，但背后的隐忧又揭示了政策执行可能出现的失真乃至背离现象。有鉴于此，强化政策实践的理性程度并确保政策效度，这既是上海、江苏、山东三个省(市)中本贯通政策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更多省份实施中本贯通改革所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从中本贯通政策可能出现的问题隐忧来看，有必要在目标、原则、路径三个层面强化理性实践。 (一)以培养高质量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为中本贯通政策的理性目标 培养高质量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理应是中本贯通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在上海、江苏、山东三个省市的中本贯通政策文本上均得到了体现。但是，要真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践行这一理性目标，必须深度思索、谨慎拿捏两个基本性问题。 一是“高质量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本质规定性问题。该问题意味着两个方面：第一，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学生在职业能力、职业素养上不但要高于高职毕业生，而且必须高于地方本科高校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下所培养的大学毕业生，这是由中本贯通的学生所经历的七年专业学习过程所决定的。因此，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规格、培养目标定位上不但要与传统有所区别，而且必须有所提升，中本贯通的学生不但具有“高学历”，更必然具备“高能力”。第二，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学生必然是“应用技术型人才”，而不是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所定位的“高技能型人才”，更不是传统本科高校所培养的“理论研究型人才”。而所谓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就是在项目设计、产品研制、工程实施、生产制造和社会生活服务的整个技术活动过程中，起着骨干作用的各行各业和各级各类的科技工作者，是实践性、创造性和综合性一体化的人才[3]。 二是政策外在功能与终极价值之间的张力问题。中本贯通政策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语境中出台。但正如前所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横向融合和纵向贯通的双重使命，这就意味着中本贯通政策一方面是对经济业态颠覆性变化、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回应；另一方面是为学生搭建成长的“立交桥”，而这就牵涉到了中本贯通政策外在功能与终极价值之间的可能冲突。推行中本贯通政策的实践前提之一，就在于经济业态转型升级的极大内在诉求，然而，只要升学依旧是学生获致社会地位的最具可能性的途径，那么，中本贯通政策的功利性和选择性特征必然凸显，由此，如何协调中本贯通政策服务经济发展与服务学生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理想的状态即是中本贯通政策外在功能的实现，应当以内在价值的充分展现为依凭，即培养高质量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这就要求中本贯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市场调研，深入论证贯通专业对应的产业发展态势、人才需求数量以及人才需求质量等；另一方面则要加强中本贯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过程监控，防范由家长、学生、学校、教师甚至包括教育主管部门等多重利益主体因“升学冲动”而形成的潜在“共谋”机制的形成。 (二)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中本贯通政策的理性原则 职业教育的公共性特质意味着围绕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而制定的各项政策，理应追求公共利益，中本贯通政策概莫能外。事实上，“对公共性的彰显程度是判断职业教育行政是否真正体现当代公共行政精神的重要价值尺度”[4]。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于多重主体的利益能够实现合理均衡，进而达成合力。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规避“个体利益”或“局部利益”的窠臼，合理均衡多元利益，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不但是中本贯通政策实践的理性原则，也是必须严肃面对和有效解决的重要问题。在中本贯通政策实践过程中，必须合理均衡以下几对核心利益关系： 一是政府的利益与中职学校、地方本科高校利益之间的关系，这在本质上表达的是宏观整体利益诉求与微观局部利益诉求的矛盾。政府基于多重动因出台实施中本贯通政策，企图获得多重政策效果，而中职学校和地方本科高校在利益诉求上却“各有所指”。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求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还要求建立和完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倾听中职学校和地方本科高校的真实利益诉求，从而使政府、中职学校、高校三大利益主体在反复的协调、碰撞中达成行动共识。 二是中职学校利益与地方本科高校利益之间的关系，这在本质上表达的是人才培养过程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矛盾。解决该问题的要点一方面在于中职学校和地方本科高校之间必须建立平等对话的协商机制以及合作共赢、责任共担的合作机制，以此避免中职学校和地方本科高校在中本贯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不对等以及各自为政；另一方面在于政府要加强对中本贯通合作质量的评估和预警机制，并配套相应的奖惩措施，以此保障合作质量。 三是中本贯通政策受益主体的利益与非受益主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具体又分为参与中本贯通改革试点的中职学校与其他中职学校的利益关系，以及参与中本贯通改革试点的学生群体与其他学生群体的利益关系，这在本质上表达的是改革资源有限性的冲突。就教育的伦理价值取向而言，职业教育改革应当关注所有学校和学生的发展，理想的做法是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但现实不总如此。中本贯通政策的有限受益主体给政策执行提出了这样的挑战，即如何在实现少数主体的利益的同时，正视和维护广大非受益主体的利益，否则政策必定会埋下隐患。解决该问题的要点一方面在于严格遵循程序公正，搭建“利益——责任”架构，从而确保中本贯通政策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在于政府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协调机制以及过程监督机制，从而防范诸如中职学校之间在招生以及其他事项上引发的不公平竞争或相互损伤，或者中本贯通学生对教育资源的不合理侵占等等。 (三)以课程体系的科学贯通为中本贯通政策的理性路径选择 “课程衔接体系是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实质内容与真正难点”[5]。就中本贯通而言，倘若只是中职学校和地方本科高校之间建立贯通关系的“实体性贯通”，或者只是对中职学校与地方本科高校的现有课程体系作“不痛不痒”的名称修改、内容增减、顺序调整，则必然流于形式上的贯通，进而在根本上制约政策效度。因此，课程体系的科学贯通，理应成为中本贯通政策的理性路径选择。构建中本贯通的科学的课程贯通体系务必厘清以下问题： 第一，以“工作体系”作为中本课程贯通体系的逻辑主线。课程体系衔接的逻辑主线既可以是学科体系，也可以是工作体系。学科体系的衔接逻辑强调学科发展的完备性与知识发展的内在连贯性，工作体系的衔接逻辑强化工作任务的层级性和职业能力的递进性。中本贯通定位于培养高质量应用技术型人才的目标，决定了基于学科体系的课程衔接路径与其存在根本性的相悖。与此相反，基于工作体系的课程衔接路径则与其一脉相承。基于工作体系的中本贯通课程体系衔接在技术路径上，首先是确定贯通专业所面向的职业岗位，然后分析这些职业岗位中的工作任务，最后分析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职业能力[6]。一旦获得职业能力分析结果，便可以按照能力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的顺序逐渐展开中职、高校的课程体系。 第二，构建中本课程体系贯通的协同联动机制。就目力所及，许多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方案普遍存在如此现象，即中职课程体系的变更力度远远大于高校，中本课程体系贯通在事实上异化为中职课程体系对本科高校课程体系的单边对接。这毫无疑问不利于构建真正科学合理的中本课程贯通体系。问题是，为什么会普遍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高校在中本贯通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导致中本课程体系贯通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协同联动机制。要改变现状，一方面要求参与改革的高校深刻认识到中本贯通的政策意义，意识到自身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迫切性及其由此生发的课程体系重构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提升对中本贯通项目论证、评审的专业性，尤其要加强组织职业教育课程教学专家，对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深度的、理性的论证，并将专业是否适合实施中本贯通、课程贯通体系是否能够保障中本贯通，作为重要的判定标准。 概言之，未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需要兼顾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服务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提升到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战略高度，并施于有利于“两种需要”之间相互平衡、相互整合的制度安排与设计，方能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整体进程。 注释： ①截至目前，我国上海、江苏、山东三个省份正式启动中本贯通改革。但是，与上海不同，江苏、山东指称为“中本衔接”。尽管三个省份在政策名称、管理方式上有所区别，但政策的核心本义是一致的，即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院校“3+4”分段衔接系统化培养本科层次专门人才。为论述方便，本文统称为“中本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