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革命透视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内在力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透视论文,学术论文,力量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2)04-0017-07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已经取代欧洲的大学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从历史来看，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是与外部因素密不可分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科研经济的刺激、战后恢复重建和扩大入学的历史机遇、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等，都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和条件。但是，这些外部因素产生于美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不可能被移植和复制。依赖于外部偶发和随机力量也不可能是研究型大学崛起的稳健和常规道路。那么，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内部机制是什么，哪些内在力量在发挥作用？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便为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学术革命的起源和发展
学术革命是指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结构性、功能性和制度性的变革，包括大学的理念、目标和使命、结构和功能等各个方面的深层次变革。这种变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性格特征，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挥示范性和方向性的作用。
1.第一次学术革命
关于第一次学术革命的起源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学术革命起源于19世纪初的德国。如王雁等人指出：“从整个大学的发展史来看，毋庸置疑，19世纪初的洪堡改革引发了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学术革命，也就是‘研究’进入大学”①。第二种看法是以詹克斯、里斯曼、鲁道夫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的看法。詹克斯和里斯曼在《学术革命》一书中完全从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历史和立场来分析学术革命的历程和维度②。鲁道夫则认为，18世纪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留下了“革命的遗产”③。不管第一次学术革命起源于何时何地，美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继承者、受益者和创新者。19世纪，有1万多名美国学生在德国大学学习过，其中一半集中在柏林大学。在这些留德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是在德国大学的哲学院学习。这些留德学生回国后，有的直接参与创建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如丹尼尔·吉尔曼帮助创立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安德鲁·怀特创建了康奈尔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斯坦利·霍尔帮助创建了克拉克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④大部分留德学生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正如康奈尔大学原校长弗兰克·罗德斯指出的那样：“许多美国新大学的教授本身就曾是这些德国研究生院的学生，这样，德国的学术影响和它所创造的新知识就不知不觉地渗入到美国的课程当中”⑤。可见，第一次学术革命对美国的冲击和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它不仅表现在思想和理念的层面，而且深入到知识和课程领域。
2.第二次学术革命
第二次学术革命是指19世纪60、70年代以“赠地运动”为起点的美国服务型大学的兴起并逐步取代德国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赠地运动”对于世界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亚于“研究”进入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同样是革命性的。鲁道夫认为，赠地学院运动的意义主要有：它在合理性上吻合了杰克逊政府的脾气；它在很高的水平上发展了一批普通学院或大学；它成为美国社会和经济流动性的巨大推动力量；它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牢固地联系起来，共同投入到支持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它第一次让美国人民获得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此外，大量的赠地学院还有助于赠地理念获得社会声誉，以康奈尔大学为例，康奈尔的杰出不仅在于赠地理念中实践性的职业主义，还在于新大学运动中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精神。⑥概而言之，赠地运动的影响主要有：首先，赠地运动新建了一批服务型大学，如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明尼苏达大学等。此外，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普渡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都获得了赠地基金的支持。这些大学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相结合，是当时世界上完全新型的大学类型，具有普遍的示范作用。其次，赠地运动直接改造了美国传统的大学和学院，促成了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它通过开设农业和工艺方面的应用学科以及进行应用研究与试验，将科学、技术和学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扭转了当时美国学院因过度偏重古典教育而陷于空疏无用的状态，将美国学院从19世纪70年代以前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逐步转变为现代大学。因此，“赠地运动”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二次学术革命。
3.第三次学术革命
第三次学术革命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即阿特巴赫所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革命”⑦。詹克斯和里斯曼将高等教育大众化对社会分层的影响看作是一场学术革命，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使社会变得更加开放。⑧大众化以后，大学不再是精英的殿堂，而是大众的学习场所；多校区大学、短期大学等新型大学机构正在兴起；妇女、少数族裔、退伍士兵纷纷进入大学校园，改变了大学生的构成；大学的管理不再是单一的管理，而是分化为学术管理、学生管理和商业管理等等。亚瑟·柯亨认为：“三十年(1945-1975)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招生、财政、机构类型等所有的方面都扩大了……新的校园开放了，新的学生类型来到校园，新的课程被引入大学，所有的领域都加速了。”⑨因此，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种现象，还是一种高等教育理念、结构、功能和管理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不仅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进程和方向，而且改变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方向。
4.第四次学术革命
第四次学术革命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识的资本化及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兴起。以MIT、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一批研究型大学开始倡导大学的企业家精神并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理念和模式。在埃兹科维茨看来，美国大学经历了教学—研究—创业的线性发展过程，即从教学型院校发展到研究型大学再到创业型大学。他将这两次重要变化称之为“第一次大学革命”和“第二次大学革命”。创业型大学是美国的“第二次大学革命”，其特征是将大学实验室的科学发现转化为产品，并拿到市场上出售。⑩埃兹科维茨还概括了创业型大学的要素：(1)拥有团体研究的组织；(2)建立具有商业潜力的研究基础；(3)将研究作为知识产权转移出大学的组织机制；(4)具备在大学里组建公司的能力；(5)学术要素和商业要素整合成新的组织模式的能力，如大学—工业研究中心。前两个要素已然存在于研究型大学的模式之中，第三个是从研究型向创业型学术模式转变中的要素，而第四和第五个要素则是创业型大学的特征。(11)斯劳特和莱斯利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他们认为学术创业主义或者创业活动过于委婉，不能完全表现利益动机向学术界的侵入，因而把研究型大学为了获得资源和资金而开展的一切市场活动或者符合市场特点的活动称之为学术资本主义。(12)不管是知识的资本化，还是利益动机向学术界的侵入，第四次学术革命已然发生，并已经对传统的“学术型大学”发起挑战，并对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发挥着示范和引领作用。
二、学术革命对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影响
1.学术革命促成了美国学院和大学哲学理念的革命
学术革命首先是教育观念和哲学理念的革命。从四次学术革命的经历来看，大学教育观念、哲学理念和逻辑思维的变革是学术革命的先导。这些理念或逻辑是对“大学是什么”以及“怎么办大学”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总结，并在这些理念之下衍生出大学的使命和功能。卡贝尔认为，时至今日大学的使命和功能仍然面临着两难选择：大学是否应该包含研究还是仅仅教学，学生应该获得教学和教育还是仅仅培训他们，如何最好地服务社会。(13)这些使命和功能的两难，实质上反映的是各种大学理念的冲突、争论和抉择。在19世纪之前，指导欧洲和北美大学的主要哲学理念有柏拉图以培训哲学家为目的的哲学院理念、培根的“科学之宫”和“所罗门之宫”理念、康德的自由社团理念和纽曼的绅士教育理念等。尽管这些古典大学理念在表述上千差万别，但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使命展开的，因而相对单纯。在古典大学理念的指导下，大学的主要使命是培训各种思辨人才或专业人才，如哲学家、科学家、牧师、医生、工程师等，教学几乎是大学的唯一功能。单纯的大学理念不具备冲突和变革的元素，因而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了大学结构和功能的稳定。19世纪以后，伴随柏林大学首次将“研究”、“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的理念引入大学，相对单一的大学理念融入了新的元素，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理念，并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主导和支配地位，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学术革命。但是，德国大学所谓的研究更多地强调纯科学研究，远远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需要，因而它注定不可能成为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大学理念。与之相比，19世纪大量美国学生到德国留学，将德国大学重视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的理念带回美国，并通过本土实用主义的改造，将德国的纯科学研究和美国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从而更加全面地诠释了大学科研的真正价值和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从而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现代大学理念和研究型大学的真正缔造者。
2.学术革命促成了美国学院和大学的管理革命
学术革命在改变着大学的本质和形态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大学的运行和管理。首先，学术革命促成了美国学院和大学管理理念的更新。在美国学院和大学中，契约管理是一种最基本的管理理念，正如原康奈尔大学校长罗德斯指出的：“900多年来以来，大学效用的发挥一直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的管理者是董事会，它代表公众以受信托者和监管者的身份行使管理大学的权力”(14)。董事会负责大学校长的任命、大学任务和目标的审批、项目监督、维持财政运转和维护校园秩序等。随着学术革命的不断发生和推进，美国学院和大学的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从单一的机构向复杂机构的转变过程中，不仅要用新型的学者来取代旧式的教授，而且需要一种新的执行官员、新的财政方法、新的管理领域，增长孕育着新的增长，如果不想陷入混乱的话，解决增长问题的办法就是有效地进行组织。”(15)为了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大学，人本管理、全面质量管理、风险管理、科学管理、民主管理的思想逐渐被引入学院和大学，从而引发了美国学院和大学管理理念的持续更新。其次，学术革命促成了美国学院和大学管理结构的分化。美国传统学院和大学的管理结构是非常单一的，即主要是董事会或治理委员会的管理，在业务上主要是教学管理。在学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学院和大学的管理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分化。校长从教师队伍中分离出来，成为董事会的代表。虽然大多数校长仍然继续教书，但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筹款和处理学术社区的关系上。(16)在校长为首的行政体制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管理阶层。按照柯亨的观点，这个阶层的兴起是在大学的转变时代(1870-1944)。在管理阶层形成的同时，教师的管理意识也开始觉醒，但是教师团体或者学术委员会的影响比较有限，它们更多的是顾问角色。第三，学术革命促成了美国学院和大学战略管理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学院和大学纷纷启动了战略规划，战略管理逐渐成为美国大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推动美国学院和大学战略管理的诸多因素中，学术革命无疑是决定性的内因之一。尤其是服务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的兴起，增加了大学的成本，加剧了大学目标的混乱和模糊，迫切需要加以规划和管理。巴德尔斯顿指出：“今天，全美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都有了其他共同的特征……它们面临着新的规划要求，并且需要明确的和理性的管理。”(17)可见，学术革命和管理革命是紧密联系的。
3.学术革命巩固和强化了美国学院和大学的研究功能
第一次学术革命诞生了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但是这种研究主要是纯科学研究，并没有摆脱古典哲学形而上和纯思辨的形式。美国留德学生将德国的大学理念带回国之后，通过创办新型的大学或者对本土的学院和大学进行改造，在学术型科研的基础上，增加了职业型、应用型科研的比重，推动了美国学院和大学向着现代大学转型。埃兹科维茨认为：“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的现代大学，出现在19世纪早期。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和学院在19世纪晚期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大学从原来主要是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日益具有教学与科研两种社会功能。”(18)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赠地运动，在推动这场革命性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通过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逐步塑造了有别于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美国研究型大学。这种研究型大学建立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基础之上，较好地平衡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关系，代表了大学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很快赢得了社会声誉。到20世纪初，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学院和大学的一项基本功能。盖格认为，1900年美国大学协会(AAU)的成立意味着研究型大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自觉的群体，尽管“研究型大学”这个提法仍然被认为是多余的，但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已经开始包含高等学习、研究生教育和通过研究促进知识发展三个范畴。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等16所大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批研究型大学，它们努力追求大学研究的量化指标，包括授予博士学位数量、图书馆藏书量以及用于研究的资金数等。(19)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之后，伴随联邦科研经济的刺激，美国研究型大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二战之后，美国的学院和大学迎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革命”，它通过院校的分层定位，明确了各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和职能，一方面扩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现了教育公平和民主，另一方面消除了大众化对研究型大学的压力，维护了研究型大学的精英地位和学术标准。进入20世纪晚期，创业型大学应运而生，其实质是大学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生产新的知识并获得收益，大学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并日益制度化。而这种经济功能归根结底取决于大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因此，在这场革命中，大学的研究功能再一次得到强化。
三、思考和启示
1.研究型大学建设必须重视内部积累和变革
从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经验来看，虽然外部因素尤其是联邦政府的干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学院和大学的内部变革才是最持久和最强大的推动力量，包括公开选聘敢于创新、敢于任事并具有远见卓识的校长，吸收和保持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建设科学合理的学科机制，建立和完善激励制度等等。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非常明显。为何会出现这种事倍功半的效果呢？可能与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有关。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几乎都是外向型的，即主要是向外求索和学习，而忽视内部培育和挖掘。主要表现在：第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被树立为学习目标，在急功近利的追赶过程中，常常忽略了对自身基础和潜能的关照和发掘。在已经预设了目标的前提下，建设工作大多是模仿和跟踪，很难成为高水平大学的缔造者和领跑者。事实上，无论是美国模式、德国模式、英国模式、法国模式，还是俄罗斯模式、中国模式、巴西模式、印度模式，都有其先进和合理的成分，都有成为世界大学中心的潜在可能。在成为世界大学中心的过程中，学习、传承甚至模仿都是必要的，但是开发和利用本土资源才是实现超越的根本之道。第二，单纯重视量化指标的实现，忽略文化和制度的建设。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形成有其重要的文化和制度基础。譬如敢于创新，标榜个性，鼓励差异化，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实用主义导向等等，在这种文化之下诞生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制度，如学术自由，非升即走，不发表就死亡，学术职业终身制，大学市场化等，更适合西方社会的土壤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但这些元素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的传统和国情，如何吸收改造这些元素的合理成分并挖掘和培育本土优秀的文化制度，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关键。第三，偏重物质形式，忽视人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在研究型大学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物质基础有了较大的改善，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投入过程中往往忽略了人的因素。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经验证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关键在于人和制度，学术革命的实质是思想上、制度上和管理上的革命，最终要解决的是人的观念、管理和激励问题。因此，在今后的投入过程中，应该增加更多的资源和经费用于人的激励。
2.大学理念的变革是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先导
从历次学术革命的经历来看，哲学理念的变革是引发学术革命的先导性因素。第一次学术革命与自由主义哲学和法国启蒙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作为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本人深受自由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尤其深受康德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康德自由思想的三条公论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和人人自主。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洪堡认为现代大学是“知识的总合”，提倡在大学实行教学与科研结合，并主张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从而诱发了第一次学术革命。德国大学的这种自由主义哲学传到美国以后，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碰撞和融合，从而诱发了19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学术革命，这次革命催生了一批新型的赠地大学，并促使美国本土的学院和大学向着现代大学转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理论相继兴起，为第三和第四次学术革命开启了思想之门，研究型大学进一步向着服务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发展。在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过程中，尽管各种西方哲学理念不断涌入，但是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哲学仍然是政治论哲学。在政治论哲学的指导下，大学表现出强烈的行政化和官僚化特征，不利于学术力量的培育和成长。我们应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基础和发展要求，合理吸收各种哲学思维的精髓，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哲学理念。譬如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市场主义(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都可以为我所用。在构建多元化大学哲学理念的过程中，要认真分析各种哲学理念的精华和适用条件，避免滥用和误用。譬如，实用主义绝不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自由主义绝不是放任自由，为所欲为；市场主义绝不是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我们的大学理念，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之上，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尊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大学理念。所谓实用主义基础，是指具备调和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哲学思维；所谓以人为本，是指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和地位，把人的作用放在第一位；所谓尊重知识，是指强化和遵守学术规则，淡化和削弱行政规则；所谓尊重市场，是指鼓励和创造大学竞争机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大学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我们所要建设的研究型大学，是扎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现有国情，对西方先进大学模式保持开放姿态，能够保存、传播、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多功能公益性机构。
3.管理制度的改革是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关键
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来看，学术革命通常不会自己发生，大学也不会主动和自觉地转型。有效的管理是推动大学变革和转型的关键力量，包括大学校长强有力的领导、管理阶层的形成、管理理念的不断更新、管理职能的不断调整、塑造共同的价值目标等。与美国相比，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学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我国研究型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虽然我国《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高等教育法》大致划分了书记和校长的职责和权力，但实际上二者的职权很难明确区分开来。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书记说了算，校长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决策和开展办学活动。有的学校书记和校长之间关系很紧张，矛盾很突出，造成政出多门，朝令夕改，下级部门无所适从。这种管理体制不能不对研究型大学的运行产生消极的影响。无论是坚持一个核心，还是实行党政一肩挑，都各有其利弊。因此，改革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关键还是在于正确定位校长和书记的角色和职权，并从顶层设计开始，将各自的职权细化并写入相关法律和大学章程。同时，选配德高望重、胸怀宽广、淡泊名利的人格优秀者担任书记和校长也是非常必要的。第二，缺乏强有力且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学校长。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主要采用的是任命制，其来源主要有上级主管部门司局级领导空降、省市级地方主管领导平调、同级别兄弟院校交换以及大学内部升迁四种渠道，目前尚鲜见面向全球公开招聘研究型大学校长的成功案例。校长的学历背景主要以理工科居多，任职年限一般为四年。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研究型大学很难产生敢作敢为、具有远见卓识和创新思维的大学校长。面向全球公开招聘研究型大学校长，并尽最大努力为校长办学创造宽松的内外部环境，应该成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一项制度性内容。第三，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尚未形成。在美国的学院和大学，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从事管理不仅不能给管理者个人带来私利和好处，反而要牺牲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因此管理还意味着奉献。然而在我国，管理是一种权力形态，这种权力几乎可以支配和决定学校的一切，包括资源的分配、学科发展方向的确定、职称评审、人事任免等等。人们对管理权力的追逐和获取，大都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大学和他人，而是将之作为个人进身的渠道，甚至是个人权力意志的展现和炫耀。学术革命就是要摧毁这种晦暗、利己、阻碍学术发展的思想观念和结构体系，塑造崇高、利他、促进学术发展的思想观念和结构体系。只有通过学术革命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才可能加速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总之，学术革命引发了美国学院和大学理念、使命、结构和功能的变革，确立了研究和学术自由在现代大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并建立起一系列有利于科研活动的现代大学运行和评价制度，从根本上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以理念革新、功能拓展、结构转型和管理革命为支柱的美国学术革命，对于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建设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王雁等.两次学术革命与大学的两次转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162-168.
②Christopher Jencks & David Riesman,The Academic Revolu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1-3.
③Frederick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New York And Toronto:Random House,Inc.and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1962),23.
④John S.Brubacher& 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n American History:1636-1956(New York And Evanston:Happer & Row,Publishers,1958),172-173.
⑤弗兰克·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M].王晓阳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8.
⑥Frederick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New York And Toronto:Random House,Inc.and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1962),265.
⑦菲利普·阿尔特巴赫等.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姜有国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绪论5-6.
⑧Christopher Jencks & David Riesman,The Academic Revolu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90-140.
⑨Arthur.M.Cohen,The Shaping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1998),175.
⑩亨利·埃兹科维茨.创业型大学美国的“第二次大学革命”[EB/OL].周春彦编译.http://news.163.com/12/0222/06/7QRKFTP400014AED.html，2012-02-22.
(11)王雁等.两次学术革命与大学的两次转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162-168.
(12)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13)Alfonso Borrero Cabal,The University as an Institution Today(Paris:UNESCO Publishing,1993),29.
(14)弗兰克·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M].王晓阳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52.
(15)Frederick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New York And Toronto:Random House,Inc.and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1962),417.
(16)Arthur.M.Cohen,The Shaping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1998),85.
(17)Frederick E.Balderston,Managing Today's University:Strategies for Viability,Change,and Excellence(San Francisco:Jossey-Bass Publishers,1995),3.
(18)亨利·埃兹科维茨等.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M].夏道源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2.
(19)Roger L.Geiger.To Advance Knowledge: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1900-1940(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re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