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对丰富中华文化宝库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侗族论文,中华文化论文,宝库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中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仍然占有并起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具有多民族的性质，既具有各民族形成的共同性，又具有不同民族的各自特点，是中华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存在过的和现在依然存在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民族有大小、先进与后进之不同，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也有不同，但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因为，每个民族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都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都开发和建设了自己的居住区域。他们居住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就构成中国广阔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他们自身经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就构成中国整个经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每一个民族的地区建设和经济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1]。而在这其中，侗族，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重要成员，在构筑中华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的。
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56个成员之一，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勤劳智慧的民族。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人口有2,960,293人。现今主要分布在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毗邻的苍山翠谷之中。贵州省有1,628,568人，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从江、天柱、锦屏、剑河、三穗、镇远、岑巩、凯里等地，铜仁专区的玉屏侗族自治县、石阡、松桃、江口等县以及万山特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独山等县（自治县）；湖南省有842,123人，主要分布在通道、新晃、芷江三个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以及靖州、会同、洪江（原黔阳县与洪江市合并）、溆浦、绥宁、洞口、城步、武岗、新宁等地；广西省有303,139人，主要分布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东兰县和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柳州市、桂林市等地。侗乡通常是指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这一毗连地区。除了这一毗连地区外，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宣恩、咸丰、利川、来凤等地有侗族69,947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侗族人民与汉族、苗族、瑶族、土家族、壮族、布依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兄弟民族一起，对于中华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从历史记载与现代的调查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侗族人民拥有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各地区各方言土语的侗族发展了地方性的特点，他们从生产技术、经济发展到衣食住行、医药、科技、传统制度、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的丰富多彩的创造性的成果，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开发侗族文化，无论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认识侗族在中华历史中的作用以及加强中华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学民族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一般而言，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文化不是先天的遗传本能，而是后天习得的经验和知识；不是自然存在物，而是经过人类有意无意加工制作出来的东西，是由物质、精神、语言和符号、规范和社会组织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2]。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历史、农林牧渔业、语言、文学与艺术、建筑技术、人口控制等方面，探讨历史上侗族对丰富中华文化宝库的贡献。
一、历史方面的贡献。
侗族文献中一般都有侗族族源的产生、繁衍、迁徙、发展等方面的记载，真实地再现了侗族成败兴衰、分化融合的历史画卷。侗族属于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百越”族群的一支的后裔，因此，有关侗族先民的历史内容常见于一些民族文献之中。较早见于《史记·南越列传》、《溪蛮丛笑》、《越人歌》、《吴越春秋》、《后汉书·南蛮传》等书上；近则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等都有专门章节论述；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更使我们对“百越”民族，当然也包括对侗族的概念都有了深化的认识。今天，人们通过民族文献的研究认为，“百越”民族在与汉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有一部分融合于汉民族，有一部分则分化和聚合为新的族体，形成了今天侗族、傣族、布依族、壮族、水族、黎族、仫佬族等中国南方主体民族。而《侗族祖先哪里来》、《侗族史诗——起源之歌》、《东书少鬼》、《洪水滔天》、《祖公上河》、《开天辟地》、《祭祖歌》、《破姓开亲》、《林王古歌》、《永定风规》、《阴阳歌》、《侗款》、《古本誊录》、《金汉》、《嘎茫莽道时嘉》等，成为侗族文献中的精华所在，其中表明了侗族对自然界、人类信仰、社会生活、风情习俗等方面的各种观点，凝聚着侗族精神文化的智慧结晶。可以这样认为，有关侗族的这些历史文献不仅为侗族的族源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也弥补了历史上的某些失实与不足，充实了整个中华民族在自身发展中多元一体的形成史。[3]
二、农林牧渔业种植方面的贡献
侗族自古以来是一个以稻作为主的农耕民族，主要分布在亚热带低地河谷，属于亚热带湿润山地气候，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为农林牧渔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侗族地区历来有生产糯米的传统习惯，清朝以前，侗族地区的水稻生产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糯稻，而且糯稻的品种多。侗族地区的紫糯、香糯、黑糯不仅米粒大、味香、色好，而且油分重，糯性强，蛋白质不仅含量高，还富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糯饭营养丰富，经久耐饿。所以自有史以来，侗族先民就有“水稻民族”之称。[4]
侗族地区不仅是历史上有名的水稻种植地区，还是全国八大林区之一，素有“杉海油湖”之称，盛产杉木和油茶，杉林遍布，油茶连片。侗族历来就有人工培育杉木的传统，积累丰富的植杉经验，抚育了无数栋材，培育出很多良种。贵州省锦屏县栽培的杉木，十八年即可成材，并以此而驰名全国。茶油、桐油是侗族地区林业的又一大优势产品。茶油是一种优质的食用植物油，色清味香，久存无异味，人常常食用有益健康。侗族地区不仅林业资源丰富，而且历来有人工造林的习惯，并有着丰富的营林经验。俗有“家载万株杉，生活永不差”，“户有千株桐，日子不会穷”，“山上载满树，等于小金库”。可以看出，侗族人民十分重视林业的生产、保护和培植。[5]
的确，侗族在水稻种植和人工营林均已达到相当水平。而稻田养鱼，粮鱼兼营，乃是侗族固有的生产习惯。稻田养鱼是侗族农业生产上的又一特点。这一生产方式由来已久，它是我国原始农业出现以后的文化产物，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至今。其特点是：“鱼稻共生”、“鱼粮共存”。他们将鱼类的繁衍过程巧妙地嫁接到了农业生产的程序之中，形成了种植活动与水产养殖同时进行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即寨民们习惯地扩展水资源的用途，添加了食物品种——在同一块水田里既产稻又产鱼。同时他们普遍于稻田放养鸭子，让鸭子啄食稻虫和其它草虫。可以说侗族在这一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6]
三、语言方面的贡献
侗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侗傣语族（又称壮侗语族或黔台语族）侗水语支的一个语言。从语音结构系统、语法结构和词汇特点诸方面都显示出侗语和壮语、布依语、傣语、水语、仫佬语、毛南族、黎语等语言有着密切的系属关系。侗语除了和同语族语言共同的基本特点外，也有自己的特点。侗语是一种古老而又很具特色的语言。侗语是世界声调语言中声调最丰富的语言之一，它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语言中声调最多的语言。侗语不仅声调最多的语言，而且是调型最为复杂的语言。侗语发达的声调是研究声调产生和发展变化的活化石，已经引起国内外语言学家的广泛兴趣。[7]可以说，侗语声调的多样性现象丰富了汉藏语系在声调方面的理论。
语言是历史的镜子和活化石，而且能够为历史（特别能够为历史上无文字的民族）提供有力的证据。侗族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都可以在侗语中得到反映。侗族语言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石林教授通过对侗傣语族中的水稻、田、稻秧、水笕、酒、鱼池、织布、水牛、猪、狗、鸡、鸭等基本词汇的比较，发现侗族与侗傣语族其他民族在饮食文化词源上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为说明侗族先民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种植水稻的民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8]
四、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
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还创造了精神财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充实了祖国文学艺术宝库。侗族文学除少量的诗歌和戏剧采用汉字记侗音的方法，抄录有侗歌本、侗戏本外，绝大部分是依靠口头传承下来的。侗族口头传承下来的民间文学，有神话、传说、故事、诗歌、童谣、谚语、谜语、大歌、侗戏等等。侗族民间流传的神话主要有：《松恩、松桑》《洪水滔天》、《开天辟地》等，这些神话表达了古代侗族先民对宇宙万物的朴素认识和战胜各种自然恶势力的坚强信念。而在侗族民间流传的最广、人民非常热爱的传说要数《吴勉》、《撒谢》，这些传说深深地寄托着侗族人民对英雄人物的缅怀与颂赞，并激励着人民抗击封建势力的坚强信念。而《撒谢》是一部少有的万言巨著，它不仅在侗族文学史上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就是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中也是少有的，为中华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侗族人民素有“饭养身，歌养心”之说，认为歌与饭一样是具体而实在的。因而，自古以来，侗族十分重视教歌、学歌、唱歌、编歌以及“歌才”。人人爱唱歌，从歌里学习历史、知识和习俗；山间、鼓楼、干栏、木楼等，处处是歌堂，以至民间有“无歌不成礼仪”、“无歌不成席”、“无歌不成侗”等说法。侗族视唱歌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把唱歌与吃饭和生命同等看待。有歌为证：
不种田地无法把命来养活，
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
饭养身子歌养心约，
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9]
侗家爱歌好比鱼爱水，
歌声阵阵震山河。
建设四化合人意，
人人高兴唱赞歌。
耕田种地有歌来作伴，
节日集会有歌来娱乐。
歌和侗家不分离，
生活越好歌越多。[10]
这一精神是侗族民间文学、侗族诗歌乃至民族性格形成的基础。
在侗族民歌中，大歌是最具侗族特色，也是侗族民歌中音乐水平最高的一种歌曲，它以优美的曲调和多声部以及模拟自然界声音的独唱的演唱方式及其严谨的结构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它流行于侗语南部方言区的部分地区。大歌多由“歌班”演唱，其风格、旋律与一般合唱歌曲不同，为一高音者领唱众人合唱的高、低音分部，主旋律在低声部，是一种多声部无伴奏合唱歌曲。20世纪50年代初，在黎平县搞土改的贵州省工作团音乐工作者郭可诹（薛良）和肖家驹等多位先生，在岩洞乡的许多侗族村寨发现民间歌队演唱有多个声部的“嗄老”（Al laox），可以说，“嗄老”（侗族大歌）这一侗族民间合唱歌曲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民歌没有多声部”的空白。[11] “嗄老”不仅唱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还蜚声海外。1986年和1988年侗族民间大歌合唱团两次应邀到西欧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8个国家的40多个城市演出，这40多场的侗族大歌演唱，轰动了西方世界，受到了西方音乐界的极高评价。1986年巴黎艺术节主席约瑟芬马尔格维茨称赞说：“在亚洲的东方一个仅有两百余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能够创造和保存这样古老而纯正的、如此闪光的民间合唱艺术，在这世界上实为罕见。”西方舆论界也纷纷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赞扬。法国《世界报》说：“迷人的侗族复调歌曲吸引了西方观众”，“侗族大歌是金秋艺术界的重要发现和成就之一。”法国《解放日报》称：“侗族大歌是最有魅力的复调音乐。”侗族大歌在国际上取得这么大的荣誉，在人类音乐发展上具有如此高的地位，这不仅是侗族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傲。[12]
五、建筑技术方面的贡献
侗族依山傍水聚族而居，鼓楼、花桥是侗族村寨的象征，独特、精湛的建筑艺术令中、外建筑专家、美学专家惊叹，被誉为“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民间收藏的国宝”。
尤其南部侗族地区的村寨每寨都有一座鼓楼，较大的寨子多到三、四座以上。鼓楼是侗寨特有的标志，是一种很有独特风格的建筑物。鼓楼的整个建筑以不用一钉一铆，皆以木榫穿插而闻名于世。历史上鼓楼是侗族人民作为族姓群体的外形标志和集会、议事及娱乐活动的场所，侗族鼓楼造型丰富，形体变化多样。鼓楼的层数都为奇数，有五至二十多层不等，因为侗族的先民认为奇数是吉祥的数字，鼓楼多为正方形，有的围栏杆，有的空敞，底层中间设有“火塘”，塘火终年不熄，四周有长凳供人休息。鼓楼前有鹅卵石镶的歌坪，鼓楼对面是戏台。所以鼓楼是全寨人民集会、议事、处理地方重大事情的地方，也是寨上重大节日、歌会、演戏等文娱活动和迎宾送友之场所。贵州省黎平县的肇兴侗寨是全国最大、最古老的侗寨，其内有鼓楼、花桥耸立，各具特色，风格各异，在建筑上独具匠心。1993年贵州省文化厅命名肇兴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2002年肇兴侗寨被列入世界吉尼斯记录；2006年在中国地理杂志社组织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中，肇兴侗寨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古村古镇”之一。
侗族地区流行的话说，“先有鼓楼，后有侗寨”。“鼓楼是村寨的暖和窝，没有鼓楼无处许欢乐。高高的杉木竖起鼓楼来，有了聚集的地方有了欢乐的歌。”
这些古老的民歌已经朴素地告诉了我们鼓楼在侗族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13]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杜仙洲在《文物工作》杂志发表的《美丽的侗族建筑》一文中指出：“侗族聚居的村寨里，到处可以看到高耸如塔的鼓楼，玲珑秀丽的花桥，依山傍水的吊脚楼房，衣着华丽的侗族姑娘，悦耳动听的芦笙，富有艺术魅力的歌舞以及热情好客的朴实的习俗，处处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最引人注目的鼓楼与花桥从形式到结构都很有特点，非常突出地显示了地方特色和民族风俗，堪称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两株奇葩！”[14]
风雨桥又称花桥，因其能避风雨并饰彩绘而得名。风雨桥是一种集桥、廊、亭三者为一体的桥梁建筑，是侗族人民引以自豪的民族建筑物。风雨桥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下部为桥墩，用青石围砌，料石填心。中部为桥面，上部为廊亭。其中桥面、廊亭全部为木结构，同样不用一钉一铆，皆以木榫穿插而成。廊亭木柱间设有座凳栏杆，供过往来人休息。风雨桥在侗乡到处可见，而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可称集侗族风雨桥之大成。据1987年统计，广西三江县共有风雨桥108座。而该县的程阳桥为侗乡桥梁之冠，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阳桥与河北赵州安济桥、江苏苏州宝带桥、四川灌县珠蒲桥齐名，号称我国古代四座名桥。1965年郭沫若副委员长为之题“程阳桥”三个大字，并赋诗为赞。诗曰：
艳说林溪风雨桥，桥长廿丈四层高。
重瓴联阁怡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
竹木一身坚胜铁，茶林万载茁新苗。
何时得上三江道，学把犁锄事体劳。
侗族风雨桥不仅是人们日常涉水过河的建筑物，而且还是人们避风避雨纳凉，摆古论今，唱歌会友的好场所。正因如此，建筑学家张开济先生称赞说：“花桥建筑不仅是为了便于交通，而且还可供人歇凉避雨，休息会友，眺望风景等等之用”，“既丰富了村民生活，又丰富了村寨的景色。”[15]
由此可见，鼓楼是侗族人民自古以来举行祭祀仪式和盛大活动的场所，还是侗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日常活动的中心。从建筑技术和美学的角度来看，鼓楼、风雨桥不愧是侗族同胞智慧的结晶，侗族建筑的瑰宝，侗族文化的璀璨明珠，而且在中国建筑历史上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六、人口控制方面的贡献
由于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计划生育早已成为我国政府长期的基本国策。
生育是人类自我生产的物质活动，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依赖于自我繁衍的生育行为。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使得每个民族在对待生育的看法上形成不同的生育观，并日益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贵州省从江县占里村侗族具有生育控制和人口控制的传统，长期以来人口基数保持不变，性别保持平衡，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医药技术支撑因素外，主要是建立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和谐及其相互影响的生育文化价值的基本理念关系。可以说，把“人与人”的和谐与“人与自然”的和谐置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是占里侗族生育习俗文化价值理念蕴含的辩证思想。占里村侗族正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实现“人与人”的和谐这一社会的根本目的。几百年来，占里侗族村的人们在生育上形成计划性和控制人口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一些人类学者的考察披露后，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文化人类学热衷探究的课题。我们认为从江占里侗族的生育文化价值理念，在力图遵循“科学发展”、追求“和谐社会”的今天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当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上，占里侗族村的生育文化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16]。
总之，侗族人民在中华文化领域里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我国人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侗族人民与中华民族其他民族一样依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侗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创造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文化，同样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
收稿日期：2007－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