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五四”运动以来的80多年中，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体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逻辑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时代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成长壮大，伴随着哲学的自觉与进步；党的光荣业绩，包含着哲学的指导与贡献。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的积累、时间的磨炼。80多年的时间还算不上漫长，但对于创立了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无疑写下了相当的篇幅，而且还将绘出更长的画卷。哲学的发展需要主体的延续、群体的智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党集体智慧和广大群众智慧的结晶。从建党时的几十个党员，到今天拥有6 900万党员、领导着13亿多人口的大党，这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大队伍和雄厚基础， 是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主体条件。哲学的发展需要实践的促进、时代的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是一个艰难、复杂、曲折的探索过程，迫切需要产生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正确的哲学指导。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以及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都是孕育出深刻、丰富哲学思想的实践基础。伟大的实践催生出创新的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
一 开辟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属于人类文明的，究其产生的土壤而言，它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产物，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是它产生的时代条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它产生的阶级基础，德国古典哲学和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是它产生的思想来源。中国的先进分子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时起，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宇宙观，开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因为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同时，中国哲学传统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来源不同于西欧和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成员来源，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和俄国的革命道路。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迫切的哲学问题和哲学需要，产生了在党内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方式。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本”，不可能也不应该搞“本本主义”。的确有一个在中国“放”什么、怎么“放”、怎样才算“准”的问题，而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回答和解决的哲学问题。在建党初期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在国内和党内还没有多少人翻译和介绍，党和军队的很多成员没有上过学，加上紧张、激烈、残酷的战争环境，党的理论素养包括哲学素养是不高的。这就使得党的自身理论建设尤其重要，创造出适合党内需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要。教条主义者曾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其原因之一就是党内很多同志由于自身理论素养不足，而不得不对那些看过洋“本本”的人、从苏联回来的人盲从和迷信，表现出“幼稚者的蒙昧”。而打破这种“幼稚者的蒙昧”，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即使在生死攸关的革命和战争环境中，也没有忽视党的哲学建设，因为革命斗争迫切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分歧，揭示党内路线斗争的思想根源；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层面，提炼出中国革命和战争的规律；从中国革命和战争最迫切的需要出发，抓住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寻求最精辟的哲学表述。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的是以当时社会化大生产得到充分发展的西欧为经验基础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出圆满的答案。而历史结果恰恰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探索，其间也包含着挫折、失败和教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唯物史观的理解密切相关的。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在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从历史观上找原因，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发展阶段等重大问题的把握上，出现了偏差，有的甚至是严重的偏差。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包含着哲学的拨乱反正。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遇到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过和料想到的问题。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哲学的支持与指导，需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能完全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从“三个停留”中解放出来，以此推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经验，把这些宝贵经验概括至根本规律层面，就自然提炼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一个时期内很大程度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党要处理好与苏联党、苏联党的思想、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在苏联解体之前，和苏联党的关系是我党最重要的党与党的关系之一，和苏联的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从苏联传入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战争指导思想，一直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建国初期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面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面对产生了列宁主义的党和很长时间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党，中国共产党没有顶礼膜拜、亦步亦趋、照搬照套苏联经验，而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从苏联模式神圣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走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外国经验和本国实际的关系，外部援助和自力更生的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等，形成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我们党正确对待、处理与苏联党和国家的关系，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环节和机制。在“走自己的路”上，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精神，深深渗透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和内容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立之时，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思想武器。它在清算唯心辩证法和唯心史观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批判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和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唯物史观，激励着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而斗争不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及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发挥其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功能，同时防止和抵制僵化和教条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必须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贯彻到底，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与时俱进，始终保持“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品格，同时防止和抵制西化和自由化的倾向。这双重任务是密切相关、相互促进的，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究其理论原因，是这双重任务都没有完成好，僵化和自由化并存，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面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同时和这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反“左”，又反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保证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正确方向。我们党大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建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学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及时适应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紧跟世界潮流，着重研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新任务和新课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反映了当代实践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党的执政实践，着眼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努力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寻找这三大规律的结合点和统一点，搞清楚长期执政的哲学基础。我们党以其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来自于理论的一脉相承与创新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为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民族化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坚定实践者，因为只有通过中国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功能。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重要命题，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 这里表明，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化和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种表现为具体化。具体是空间和时间上的特定性，哲学的具体化是指它与特定对象的结合，反映了特定对象的本质特征，是来源于、指向于和服务于“这一个”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创造，要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密切相关。任何普遍真理，当它应用于具体实践中去时，都要经历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渡，都要抓住和解决具体实践中的特殊矛盾。否则，就要碰壁和摔跟头。党内曾经出现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重视矛盾的特殊性，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的哲学根据和哲学表述。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不是背诵经典著作的产物，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党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不是从书本中演绎出来的，而是对党遇到的实践问题的哲学反思。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不是历史之外的遐想，而是回应时代课题的哲学写照。每一历史时代和历史时期，都会产生自己的时代课题，都使该时代的哲学鲜明地印上了时代的标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以其深刻的特殊性揭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以其丰富的具体性充实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抽象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新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另一种表现为民族化。哲学的民族化是指一种哲学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文化象征，是指一种外来哲学成功地与该民族的语言、思维、哲学传统相结合，深深地渗透于该民族的哲学心理之中，融合和塑造为该民族的主要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生于西欧，长于苏联等国，扎根于中国。它从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经过了近90年的历程，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的民族化。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他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中华民族的语言、思维、哲学传统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中国实现民族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普遍性规律，超越了地域、民族、语言、传统的限制，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要求，满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哲学需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处于夺取政权时期，还是处于执政党地位，都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通过民族化的途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是通过不同的形式和阶段实现的。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翻译。把俄、英、日、德、法文等语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专著和教材等，翻译成中文，以满足绝大多数人了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准确地表达原意，选择更贴切的范畴，并且尽可能通俗易懂。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述评和著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原理，并加上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系统通俗地著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产生了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代表作是上世纪30年代艾思奇创作的《大众哲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造。针对中国实际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迫切需要，作出自己的哲学创新，其代表作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建设。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和重要贡献，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思想逻辑，编写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无形的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渗透于民族的哲学心理之中，凝结为民族精神的要素。
三 创立了解决新的时代课题的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奋斗历程，既有革命的成功、建设的成就和改革的成果，也有思想的成熟、认识的升华和理论的建树；既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建等方面的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既并列于其他方面的思想，又融入其他方面的思想之中，是贯穿其中的精髓和灵魂。
（一）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1、一脉相承，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没有丢老祖宗，抵制了歪曲、反对和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继承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传家宝，坚持和弘扬毛泽东为我党开创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思想，包括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特价值和历史贡献的错误思潮。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在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包括哲学创新在内的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了反映当代时代精神和实践本质的新的哲学思想，形成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立足中国，扎根实践。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好看，也不是因为它神秘，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去寻找思想方法、认识工具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也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土化，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被全党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每一历史时期所关注的哲学问题，所强调的哲学观点，都是来自于党领导的实践的需要，反映了实践的呼声。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创新，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践创新的思维结晶，都能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找到它的实践根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求，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要求学以致用，“要管用的”，不迷恋“大本子”，体现了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
3、道路反思，经验升华。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是党80多年历史实践的哲学结晶，是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一面哲学之镜，是党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理性沉思。党的哲学思想围绕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而确立，依据党在每一历史时期的任务而展开， 经过党的奋斗历程和曲折道路而丰富。思想的逻辑存在于历史的逻辑之中，是历史的东西在思维中的再现。在黑格尔看来，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的一个基本规定性是，“在这里面，凡是初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被保存着，被包括着，——它必须是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2]。党的80多年的峥嵘岁月和光荣业绩，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可以使人感受、领悟和思考出许多画卷之内和画卷之外的东西，其中根本性的是哲学。综合一体，蕴含其中。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有其光辉的代表作，但又不仅仅限于此，它还蕴含于党的重要文献之中，蕴含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蕴含于党的全部实践之中。因为党的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与党的工作指导是同一个过程，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研究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就要从党的重要文献、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实践中，发现蕴含其中的哲学论述、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挖掘党的理论、路线和决策的哲学基础和哲学根据。
4、政治主导，战略要求。政党实践不同于其他主体的实践，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是以政治为主导的。政治主导是指党的哲学思想不可能超越党的政治性，它是以党的政治路线为前提，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在与“左”和右的错误斗争中，哲学成为思想斗争的武器，起着影响政治、改变政治的作用，究其出发点还是政治主导。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指导革命的党和治国理政的党。党是管路线、谋大局、抓战略的，这就要求党的哲学思想也要具有宏观思维和战略思维的品格，或者说党的领导地位也就自然赋予了党的哲学思想以这种品格。战略要求是指党的哲学思想不可能进入类似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经验分析的框架，而只能是着眼于把握大局、宏观决策、谋划战略的思维要求，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价值观念。
5、面向群众，进入生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党的哲学思想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接受，这就使得党的哲学思想是面向群众、进入生活的。它不可能是沙龙中、书斋中的哲学，只有从形式到内容都让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哲学才是党所需要的哲学。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 党的哲学思想只有进入群众、进入生活，才能转变为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得到传播、普及和弘扬，显示了群众化的广度、深度和持久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传播的历史性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路线，是党80多年历史宝贵经验的精华，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也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顺利前进的思想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实事求是是核心。解放思想是为了达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思想路线的形成与丰富，本身就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生动证明。
2、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辩证法。我们党在革命和战争的条件下，在残酷、激烈的敌我斗争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矛盾的对立、斗争和相互转化，有着深切的体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指导革命和建设，面对多种矛盾、复杂局势的情况下，对系统的辩证法有着深入的理解。党的实践特性和实践要求，推动了实践辩证法的发展，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体现。
3、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党在8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认识经验，探索认识规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能迷信“本本”，也不能盲从他国的经验，只能从自己的实践中学习，在自己的实践中取得正确的认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反映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规律，凝结着党对曲折认识道路的反思。
4、革命、改革和创新的社会动力论。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方位中，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表现，采用了革命、改革和创新的不同方式，推动中国的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通过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的革命道路，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并巩固之后，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在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时代，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改革和创新的社会动力论，是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5、以先进生产力为标志的物质文明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我们党对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极端重要意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这是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根本保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发展。
6、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精神文明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党和军队中，成功地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党建军，改造党和军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在经济全球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强化民族凝聚力中文化的力量。
7、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文明论。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描述，包括了建立一种无产阶级民主的先进政治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有机统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有着本质区别。
8、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关系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深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规律，鲜明地表明了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目标。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运行机制，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和健康状态，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目标，鲜明地表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面前，要善于把握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促使社会矛盾向缓和、消解、兼容、共存方面转化，这就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辩证法，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新视野新思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鲜明地表明了一种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表明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应该倡导和为之努力的社会关系、社会状态和社会理想。
9、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理念，影响和引导着发展的行为。在当代，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作为负有执政治国重大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确立什么样的发展观，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发展状态和发展结果。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全面吸取了世界各国和我国建国以来关于发展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国情和各种发展的矛盾，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在当代的重大创新。
10、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价值观。代表谁、为了谁的问题，是一个政党首要的根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鲜明和最直接地表明了一个政党的价值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观。我们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代表谁、为了谁一直没有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直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是要看它能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
11、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论。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党的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全国的各项事业中，形成了以坚持群众路线为本质特征的领导方法论。指导空前伟大的事业，领导着一个大党和大国，为党的领导方法论的成熟提供了丰厚的实践条件。党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领导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党的领导方法论的科学与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党的领导方法最根本的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把唯物史观转化为认识路线和领导方法的重大创举。
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各种概括都包含着研究者的理解，有可能存在着遗漏，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是开放的体系，它向未来开放，向实践开放。新的概念、观点和思想，在生长着、充实着，认识没有终结，各种概括都是历史的。
四 提供了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方法
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80多年的历史，离不开哲学的引导和支持。党的事业出现挫折甚至失败时，往往是思想路线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在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支配下，制定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事业取得成功和胜利、顺利发展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居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重大进展，在科学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方法的支配下，制定出的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方法的过程，是在实践中形成和确立中国共产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党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方法，并以此为指导，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便面貌一新。
在革命和战争、建设和改革的年代，我们党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以此在全党和广大群众中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抵制和防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更好地从事革命和战争、建设和改革的事业。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相继问世，学习这些最新理论成果成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过了长期的传播，潜移默化，影响和引导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行为。经过全党坚持不懈地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广大群众。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想，已经和正在发挥着重要的科学功能，成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和新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哲学思想，它对于指导实践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它的科学功能更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丰富，中国共产党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更新更多的哲学财富。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指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哲学思想，而且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以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孕育和锻造了自己的哲学智慧，培育和产生了自己的哲学财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风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需要倍加珍惜、倍加重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在过去的实践中，已经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功能。在未来的实践中，必须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弘扬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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