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时空模糊叙事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架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模糊论文,时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无论表意小说还是拟实小说，其时空构架无不具有模糊性特征。那么，小说究竟应如何进行时空处理？有人以史著标准来衡量小说的时空观，要求时空构架确切明晰；有人则从小说创作自身特点出发肯定时空模糊构架的审美价值。无论从作品本身还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后者显然更符合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而古代小说的固有特色，古代文艺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时空模糊传统，古代哲学思想对艺术的影响等都是古代小说时空模糊构架形成的原因。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①人类生活在客观的时空中，有着大致相同的生理时空感受，但由于时代、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对时空的主观心理感受也往往不同。小说是现实的重铸，是真实性和虚构性的结合体。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对现实的反映既要逼真，又非复制。因此，小说家们总是不断调控作品时空与现实时空的距离，在二者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似又非似的关系，使时间、空间、人物共同构成的小说世界，更深刻、更广阔地反映出特定时代、民族和文化条件下，人们对现实客观世界的认识。
一
浩如烟海的古代小说，形态有别，源流各异，类型不同，时空构架相应呈现出复杂的情况。然而，细加析理却不难发现，各态各型各式小说的时空构架无不具有模糊性特征。
（一）表意小说因其源于神话，又受各种宗教观念的影响，必然形成叙事时空的虚幻性。
古代小说雏形构建期的魏晋南北朝产生的志怪小说多以幽明共置、人鬼杂处、人神沟通等时空变异的神秘主义幻想形式折射式地反映现实。从而曲折地表现出当时人们企图凭借宗教的力量和对鬼神的信仰，来消减对世局、人生的恐惧、焦虑的心理。其总体时空特点是：整体背景时空的省略，局部具体时空的模糊；时间起讫界限不清，空间情状缺少变化；故事首尾依稀含混，生活断面凹凸不平。
分而论之，叙事时间上，对故事发生的朝代、年月等外部时间不作明确交代，即使点出年号，对叙事也不起规定作用；情节发展过程中的内部时间轮廓不清，多作“经年”、“久之”、“未几”、“俄而”等模糊时间概念进行连接过渡。依靠神话或宗教的想像，寻找久远的、无史可征的时间，乃是表意小说常用的时间构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具备多种时间处理的形式：有的通过幽明相通、鬼魂化形，将异代共置，使有史可稽的时间倒置交错，任意驱遣，如刘义庆《幽明录》中的“王辅嗣”；有的通过对时间因素的切割组合，把时间流加以往返折叠，顺逆操作，如《拾遗记》中的“秦始皇冢”；有的通过人世时间与仙境时间的悬殊对比，将时间加以长短伸缩，灵活通变，如《洞冥记》中的“东方朔”。时间在志怪小说家手里犹如一块橡皮泥，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处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中，将小说中的意象投射到时间框架上，表现出对时间的理解，生发出宗教的或哲理的超凡感。
在叙事空间上，展现社会环境的大空间常被省略，展开具体场景的小空间也以某山、某寺、某家、厅中、穴内等字样一带而过，至于其地理位置、自然风光、陈设布置则付之阙如，不得而知。志怪小说对空间的处理，常用的手法不外两种：一种是拓展自由空间。借幽冥与现世的交通，使真实空间与虚幻空间交置共存，增大叙事的自由度；另一种是制造变异空间。对洞穴、坟冢以及壶、镜、枕等小小的场面和器物进行幻化加工，变异处理，使之豁然开阔，以小容大，别开生面，异彩纷呈。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其时空模糊构架，创造出悠远变幻、飘忽不定、神秘空廓的艺术旷野，造成审美上的陌生感、神奇感和言约意丰、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从而给后世表意小说以直接的借鉴和深远的影响。
唐代表意小说的叙事时空模式直承魏晋志怪之遗绪，刻意翻新出奇，更趋荒诞不经。最为突出的是，有意颠倒错乱年代，将相距千百年之久的人物置于同一时空，如《周秦行记》，安排汉文帝之薄太后、汉高祖之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以及南朝齐东昏侯妃子潘氏、石崇之妾绿珠等异代知名女流，聚集于薄太后庙，饮酒欢会。《纂异记》中的《蒋琛》，驱遣范蠡、屈原、申徒狄、徐衍、伍子胥等与水有关的历史知名人士，参加各路水神聚会，通宵达旦。除群仙聚会这一模式外，唐代表意小说还让已死亡的人在幽冥或仙界跨越时空界限时相过从。如《玄怪录》中的“曹惠”、《纂异记》中的“韦鲍生妓”等，都写了人死后在地府或仙界，不但生活起居与人间所差无儿，而且能与先死或后死若干年的人自由交往。唐代表意小说这种取消时空限制，借仙界冥界之事曲折反映人世众生相，暗示人生哲理的手法，为后代表意小说借虚幻之事表现理想、影射现实的传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时至明清，神怪小说十分发达。这些小说的作者对时间空间的虚构夸张享有无限的自由，叙事时空更加非现实化、虚幻化。叙事时间动辄千百年，人世时间与鬼域时间、仙境时间掺和杂陈；叙事空间，天、人、鬼三界并存，大与小、远与近变幻莫测，扑朔迷离。《西游记》、《聊斋志异》中的天堂、地狱、龙宫、妖洞、坟穴，即虚幻的空间；天上一日，世上三年，即虚幻的时间。《绿野仙踪》、《女仙外史》等跨类型小说，则自觉地把确凿可考的现实时空和人物与荒诞无稽的超现实时空和人物交汇并置，融为一体。在明清表意小说中，时空构架最为系统有序的当推董说的《西游补》。这部“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②的小说，将晚明社会的荒谬性、虚妄性折射为“鲭鱼世界”，并设计出这个世界特有的时空坐标系，即所谓“三界六梦”。“三界”是由属现世时空段的“青青世界”，属过去时空段的“古人世界”，属未来时空段的“未来世界”，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时空流程，该流程反映的是高度浓缩的上至轩辕，下到宋代的“通史”。至于秦始皇所居之“蒙瞳世界”，则是笼罩在“三界”周遭的虚体世界。这样，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圆形结构，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象征。“六梦”，即“思梦”、“噩梦”、“正梦”、“惧梦”、“喜梦”、“寤梦”等小说中人物的梦境，它们也构成一种虚幻的时空，反映生命的整个内容。在鲭鱼世界里，“凡人踏空”、“斧凿天庭”、“时间逆流”等无奇不有。作者巧妙地利用时空模糊构架，施展曲折隐约的暗示象征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深层心理。如写宋代史事的“未来世”，让唐代的行者主审宋代的秦桧，然又让秦桧借体托生，岳飞却仍在阴曹地府。在这里，通过时空模糊、异代共置的叙事构架，不仅透出社会污浊、时代暗昧的消息，也反映出作者在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幻空感。
（二）拟实小说为表达某种深层意蕴，亦多采用时空模糊的构架模式。
古代表意小说以时空的虚幻性为其叙事构架的基本特征。拟实小说因其时空形态呈现为时间的一维性和空间的单一性，故而是以时空的不确定性为叙事构架的基本特征的。拟实小说对时空的处理，因类型的差异，表现出三种形态：
一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它们虽脱胎于“讲史”，但注重编年、考定地理的史官传统并未在时空观念上给这类小说留下过深的影响，倒是纪年模糊、地域混杂者所在不少，甚至很难找到时间毫无偏差、空间准确无误的例证。《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但从中很难看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政治经济、道德风貌、风俗人情。在对魏、蜀、吴三个集团的具体描写中，也看不出各自的地域特色。相反，时间与空间的一般性、不确定性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有的论者指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史证之，多谬误；以地理概之，尤大谬不然。”③《水浒传》时间、地理的羼乱其间更为一些研究者所不满。昭梿《啸亭续录》云：“《水浒传》官阶地理，虽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为鲁达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义时，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过数程，杨志奚急行数十日尚未至，又纡至山东郓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④作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正宗的《三国》、《水浒》尚且如此，其余二、三流作品时空的不确定性更在不言之中。
二为世情小说。假托前代而实写当世，乃此类小说的惯用手法。由此，直接导致了时空的难以确定。如《金瓶梅》宏观上明写宋徽宗朝，实似明神宗朝；微观上所写社会生活细节，充溢着嘉靖年间的气息。评论界对其反映的具体年代众说不一，“嘉靖说”、“万历说”，各执一端；对其起讫时间颇多争议，或认为全书“始末不过数年事耳”⑤，或认为起自正德初，止于万历十年前后，跨越四朝，约七八十年时间⑥。关于小说中地理的争论亦颇热闹，这一点留待下文讨论。《红楼梦》在时间处理上，有意打破“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的格局，使小说“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反失落无考”，所写具体时间很难说得清楚准确；对空间的处理，更是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不“效世俗之拘于方寸之间”，将贾府正府、大观园、太虚幻境三个世界有机组合在悲剧结构中，神话世界青埂峰、梦幻世界太虚幻境与现实世界金陵苏州、都中荣府交替设置，显示出空间边缘的模糊性。
三为明末清初时事小说。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樵史演义》等，均明白宣布不是写小说而是编历史，因而仿正史纪年，准确无误。空间环境的描写，也因时间贴近，且作者多为所叙事件的同代人，故地域位置也经得起推敲。但此类小说的时空构架在古代拟实小说中只能算作是特例。
二
小说究竟应如何进行时空处理？学术界的见解大致分属两大阵营：
其一，以史著标准来衡量小说的时空观，要求确切明晰。这方面，古人可以昭梿为代表。他批评《水浒》“地理未明”；指摘《金瓶梅》“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乱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金正史”⑦。近人龚鹏九先生的见解也颇具代表性。他指出古代小说“以地理言之，谬误处大体有四，即滥用后世地名、方位错误、辖区错误、地名错误”。并主张“讲地理首重方位，绝不能指东为西，说北而南，远近乖离，毫无准则”⑧。
其二，从小说创作自身特点出发，肯定时空模糊构架的审美价值。这方面的观点，以谢肇淛为代表。他在《五杂俎》中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是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⑨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列举了书中种种时日错乱的情况后非但没有横加指责，反而大加褒扬：“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他认为写小说不是“记帐簿”，所以《金瓶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偏又能使看者五色迷目，真有如挨着一日一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嘻，技至此亦化矣哉”⑩！在对小说空间的认识上，一些论者也开明得多。他们认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由于作者往往把所熟悉的其他地方的景观叠印于构作故事所依据的直观地点之上，甚至仅凭想象添加一些本不存在的景物意象，故而小说中的地理，常是真实地点的变形和代号，难以十分坐实。例如《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武大殒命，皆在阳谷，《金瓶梅》却改为清河。对此，研究者们大惑不解。“清河”究竟在何处？有“徐州”(11)、“名托清河，实写临清”(12)、“清河实指淮安”(13)等多种推测，均是以实推虚。愚意以为，倒是近年以虚推虚，认为清河只是“海清河晏”的略语，“是作者所处的整个明代晚期社会，而且，明明是豺狼当道，书中却偏偏说海清河晏，作者的揶揄愤激之情也就跃然纸上了”(14)的判断高出一筹。
上述两种观点，显然后者比前者更符合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因为创作主体总是力求改变现实时空形式，并以时空模糊的独有叙事功能赢得读者的接受和认可。
从作品本身看，时空模糊构架增加了审美时空容量和自由度。在创作运思中，一方面客观时空迫使作者必须遵守它的法则，使心理时空在总体上服从于客观时空，避免造成严重的混乱；另一方面，主观时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总是设法挣脱客观时空的制约，按自己的意图去阐释世界。于是小说家们力图“以记忆的方式去补助感觉”(15)，以心理时空去补充客观时空，在现实主义描写成分之外，掺入大量魔幻的非逻辑的因素，将现世的实象转赋于超世的假象，形成真假共存、虚实并举的局面，使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的实象，将根须向历史与未来延伸，向天上与地下舒展，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容量。就中国古代小说而论，凡成功的小说无不与其时空构架的模糊性密切相关。《红楼梦》用“画家烟云模糊”的笔法，故意在时间上颠来倒去。宝玉的年龄倏大倏小，反复无常，是时间模糊的一个实出表现。空间上也是有意颠三倒四。大观园在何处？自清代以来就聚讼不休，各种说法不下十数种，这是空间模糊的一个集中表现。表面看来“舛误百出”、矛盾错乱的小说时空，实际上是主客观时空间相摩相荡、化裁熔铸的结果。因而不应看作是艺术构思上的疏误，而应归结为作者的匠心独运。高明的小说家采用时空模糊构架的真实意图在于：打破一时一地的局限，使叙事时空游移不定，若明若暗，让读者从中领悟呼吸到文字以外的深层意味的东西，进行时代和民族的凝重的哲理思考。正因如此，《红楼梦》所写，自宝玉降生至第八十回，“计共十五年”(16)，加上后四十回，大约20年光景，其背景当在乾隆初期。然而，由于时空构架的模糊性，时间地点显得旷远无际，小说容量得到极大扩充，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背景在康、雍、乾三朝，写出了约百年间事，勾画出封建末世恢宏壮阔的社会生活图景。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小说时空诸多的“不确定”和“空白”，增加了读者破译的难度，使读者在可解与难解的纠缠中获得阅读的愉悦。伊瑟尔在《本文的召唤结构》中说：“文学作品虽然深有历史的沉淀，但人们可以说，它们几乎没有特定的环境背景。恰恰是这种开放的性质，使得本文能够适应读者在阅读中创造的各种环境。只有在阅读活动中，这种具有开放性的虚构性本文，才能附着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上。”(17)文学作品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小说的现实性“并不体现在摹写客观现实的状况，而体现在提供对客观现实的认识”(18)。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面对年代、地域含混朦胧，难以考定；风俗人情、语言服饰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情况，总是创造性地将本文压缩成自己经验的对应物，使个人的经验在本文的意向中得到证实，从而消除不确定性，填补空白。这是阅读中的“误读”，正是这种“误读”，给读者带来心理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和古代小说理论中的“脱胎”、“模拟”之说，恰是这种“误读”的实证。阅读的创造性使得小说中的各种成分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文化氛围中，都能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从而构成读者似乎熟识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振铎先生说：“《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19)实际上，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懂得：“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个更高更真实的假象。但如果企图促使这个幻觉实现，直至最后剩下一个平凡惯见的现实，那么这种企图也是错误的。”(20)
三
古代小说时空模糊构架的形成，有其各方面的原因：
成因之一：古代小说的固有特点，先天地决定了其时空构架的模糊性。同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古代小说的成书过程、文化内涵和叙事风格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成书过程的历时性。西方小说一般是一位作家在数年间创作的结果；而中国古代小说则多经过史料记载或民间传说——艺人整理讲唱——文人写定成书的过程，因而一部作品往往是数百年的演义家共同创作的结晶。其次是社会文化内涵的宽泛性。西方小说中反映的典章制度、社会思潮、生活习俗、服饰用品等无不具有特定时代、地域的鲜明印记，时空的具体性、确定性十分明显；而中国古代小说则往往显得朝代错杂、地域混乱，社会文化内涵的宽泛性导致了时空的一般性和不确定性。再次是叙事风格的陈述性。与西方小说整体叙事风格的呈现性和描绘性不同，中国古代小说受说话艺术的影响，对事件的背景与环境不作细致描绘，以免情节链有“相隔”之感。正是以上特点确定了时空模糊构架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古代小说产生的历时性，使小说家们一方面把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的各种心态融入作品，另一方面也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社会文化内涵掺进小说，使得非历史主义的东西占有相当比重，从而具有了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特征。
成因之二：古代文艺创作本身具有的时空模糊传统，使小说时空观趋向一般性。以诗歌论，古代最发达的抒情诗是以情为要素的，即使是叙事诗也弥漫着浓厚的抒情气氛。因此，捉摸不定的时空只是为情的抒发营造一个氛围，时空错乱已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抒情诗大多只提供“春”、“秋”、“晨”、“昏”、“山水”、“园田”等时空轮廓；叙事诗借“汉”、“唐”以喻当世，亦成风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杜甫的《兵车行》所叙明明是唐代之事，却偏说成“汉皇重色思倾国”、“武皇开边意未已”，称谓错乱造成的时间含混，增加了诗歌本身的历史容量。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曲，写刘邦成霸业归故里的情形，可作者却让讨账的乡民说：“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以谥号相称，表面上违背常识，实际上正是时序的倒置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叙事空间的不确定在诗歌中也很突出，如自杜牧的《赤壁》诗故意指鹿为马，把黄州赤壁当作“三国赤壁”后，苏轼、陆游、辛弃疾、元好问、方孝孺、袁宏道等大家也明知故犯，将错就错，造成地理上的阴差阳错，这完全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发抒牢骚，假曹、周以寓意”(21)，正所谓“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22)。以绘画论，中国画素以传神为上品。王微《画叙》云：“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灵亡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在艺术形象处理上，以“不似之似”为真似，借助“空白”开拓画面的艺术空间，形成含蓄朦胧的意境，从而“托不动的形象以显现那灵而变动的心”(23)。在这一点上与诗词创作的抒情性是相通的。以戏剧论，中国戏剧是以虚拟性和写意性为显著特征的。戏中的生活是经过诗化的生活，剧中人物总是在诗的环境中抒发着诗的情感。尽管舞台时空是有限的，但其表现的生活内容却具有时空的无限性。正如诗论中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一样，戏剧中简陋的布景道具，犹如绘画中的“空白”，不只是代表一个空间环境，还代表一种情绪氛围，环境就在人物身上。各门艺术的相互渗透影响，形成了重“意趣”而轻“时空”的共同特征。“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其事，并实有其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岂不令人笑杀”(24)？“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25)。正是这种传统，打下了小说时空模糊构架的基础。许多明写前朝而实指当朝的小说，在编年纪月和具体描写中，利用两朝对应关照的关系，不惜以时空错乱为代价，借此隐彼，形成隐指或有意影射，使审美自由能力得以扩张。
成因之三：古代哲学思想对艺术的影响，是小说时空模糊构架形成的深层原因。从哲学思想看，儒、释、道三家对文学艺术都产生过很大影响。道家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源头，其对文学艺术真正产生直接影响还在与儒、释合流互补之后。从根本上说来，儒道互补在文艺美学上的一个表现，就是强调“以意为主”、“抒情言志”、“传神写意”。哲学上的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上的写意原则。这一原则的根本特征是，十分注重“意”、“道”，而看轻“言”、“器”，“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26)，“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27)。“言”、“器”不过是“志”、“道”的载体，只起一种启示和象征的作用，因而不重视形式上的逼真模仿，不要求把艺术作品同客观实物相印证，而偏重象征、表现、写意，以想象真实代替感觉真实，追求离形得似的艺术境界。佛教传入中土后，与道教合流产生的禅宗，将佛学精华融入道家哲学，建立起集宗教、艺术于一身的禅学思想体系，对唐代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尤其在时空观念方面，禅学思想给文学艺术的影响更为直接。禅理本身主张消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一切差别、界限，从而达到天地浑化、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在禅的境界里，现实世界的客观性不复存在，一切以人心为主宰，客观的时空被心理化了，时空间的衔接，包括逻辑上的因果和承接被割断了，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得以高扬，假定性得以拓展。从而赋予文学家更自由地超越主体与客体，摆脱生活原型的束缚，以艺术的假定性反映社会生活的权力。正是在对客观世界、主观世界、艺术世界认识的沟通中，禅思维的超越性与古代文论的“意趣”说之间达成了共识，并共同对文学艺术产生积极作用，鼓励作家突破感观认识的局限，打破客观时空的框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观察现实，把握事物的本质，创造出富有哲理、神奇变幻的艺术世界。
注释：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卷第91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③⑧ 龚鹏九《〈三国演义〉地理观念纠误》，见《地名知识》（太原）1992年2期
④⑦⑨ 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第266、270页
⑤ 谢肇淛《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
⑥ 《〈金瓶梅〉研究的可喜进展——全国第三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概述》，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9年9期
⑩ 陈昌恒整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第37页，华中师大出版社
(11) 洪城、武钓《〈金瓶梅〉写作空间环境考》，《淮海论坛》（徐州）1990年4期
(12)(13) 《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综述》，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5期
(14) 张远芬《〈金瓶梅〉之谜新解》，见《桥》（京）1989年6期
(15) 歌德《致玛丽亚·包洛芙娜公爵夫人书》
(16) 周汝昌《红楼梦纪历》
(17)(18) 转引自《外国文学季刊》1987年1期
(19)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第1卷第1期
(20) 歌德语，见《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46页
(21) 清谢功肃《东坡赤壁考》，见《赤壁集》
(22) 清朱日浚《赤壁集·赤壁怀古》
(23) 宗白华《美学散步》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 叶昼《水浒传》第53回总评
(25)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审虚实》
(26) 庄子《秋水篇》
(27) 《易·系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