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人刘因初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刘因是诗人，或许有人大不以为然，因为了解元代思想文化的人都知道刘因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在元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却极少有人从文学史上来认真考察刘因作为一个诗人的重要价值，而且，在人们的印象里，理学家往往重道而轻文，即便作诗，也多言理之作，因而，未曾深入具体地研究其诗的艺术个性、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实，刘因在元代文坛上是一位相当有个性、有成就的诗人。与其他时代的诗歌创作相比，元诗较为缺少个性。恰如明人胡应麟所批评的：“元人制作，大概诸家如一”（《诗薮》外编卷六）。而刘因的诗作却有着矫然不群的独特风貌。仔细品味思索，刘因诗作的艺术风貌又与他的思想有内在的联系。本文尝试沿着刘因的理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个性的联系轨迹来认识诗人刘因。
一、刘因的思想特征
刘因（1247—1293），一名骃，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出身于世代业儒之家，其父刘述便“刻意问学，邃性理之说。”（《元史，刘因传》）刘因天资过人，幼时读书即过目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弱冠便师从国子司业砚弥坚。而砚弥坚所传授者为章句训诂之学，刘因颇感不满，慨叹道：“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待得到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等人的著作，“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如是也。”（《元史，刘因传》）他评价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说：“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极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同上）可见其对宋代理学大师的服膺推崇。
刘因在元代思想界地位颇高，为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清初黄百家指出：“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草庐（吴澄）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借以立国者也。”（《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刘因一生未尝仕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十八年，元廷两次征召，刘因皆“固辞不就”。被世祖称为“不召之臣”。那么，何以称其为“元之所借以立国者”呢？盖指其在元代思想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言。
与许衡的入世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刘因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一生屏迹山野，超然物外，以授徒为业。据载，许衡应元廷之召，途经真定，与刘因会晤，刘因对他说：“公一聘而起，无乃速乎？”许衡回答说：“不如此则道不行。”后来刘因不受元廷以集贤学士征召之命，有人问他，他说：“不如此则道不尊。”（见陶宗仪《辍耕录》）关于他不肯仕元的原因，全祖望指出：“文靖生于元，见宋、金相继而亡，而元又不足为辅，故南悲临安，北怅蔡州。集贤虽勉受命，终敝履弃之，此其实也。”（《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其实，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在刘因心目中，元蒙只有毡酪之风，若与之苟合，则有辱于儒道之尊。
刘因作为理学家强调“天理”、“心理”之主，与宋代理学一脉相承。但他不株守一家之说，而是融会诸家，并有所阐发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色。他讲“天理”，却并不十分强调“理”的宇宙本体地位，而是把它视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规律。他认为：“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虽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见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复生焉，则生理从而息矣。成毁也，代谢也，理势相因而然也。”（《游高氏园记》，见《静修文集》卷二），这种对“理”的阐释明显与程、朱不同。
在治学思想上，他有和会朱、陆的倾向。一方面继承了朱学中的“理一分殊”思想，并且更加重视“分殊”的作用，一方面又吸纳了陆学中“反求本心”的方法。他主张“惟当致力于六经语孟耳，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虽然，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即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叙学》，见《静修文集》卷一）在这里，刘因是反对那种以“简易”自许而空言性理的。主张先博后约，这是朱熹的观点；而他又强调六经淹通以后的“反而求之，自得之矣，”这又是陆象山的说法，刘因将这二者融而为一，构成其和会朱陆的治学思想。
在修养方法上，理学家倡“敬”、“静”二字，当然，在“主敬”与“主静”二者中，理学家们也各有侧重。如二程多言“主敬”，而周敦颐则有所不同。周敦颐更重“主静”。刘因在这个问题上，是十分重视“主静”的。在这方面他更多地继承了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方法。周敦颐提出“圣人以主静立人极”的命题，而他之所谓“静”，并非舍动而求静，亦非寂然不动，而是在动中得静。他说：“动而无静，静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之谓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几乎？”（《通说》）可见，周敦颐以“主静”为修养大要，然其“静”则不离于动。刘因也以“主静”为修养方法，为处世态度，他说：“道之体本静，出物而不出于物，制物而不为物所制，以一制万，变而不变者也。”（《退斋记》，《静修文集》卷二）这个“一”，也就是“静”，他在诗中也屡次写到这种“静”的态度，如“静阅无穷世，闲观已定天。”（《除夕》）、“静中天地我，闲里去来今。”（《文章》）等等，都见出刘因“主静”的修养方法。
在宋代理学中，刘因非常推崇邵雍和周敦颐，而对邵雍尤为心仪，他时于诗歌中表述出这种心情，如《周邵》诗云：“百年周与邵，积学欲何期，径路宽平处，襟怀洒落时。风流无尽藏，光景有余师，辜负灵台境，图画重一披。”对周敦颐、邵雍颇致倾慕之情。
在认识论方面，刘因深受邵雍“观物”说的影响，主张一种超然物外的“以物观物”。在邵雍的哲学思想中，“观物”说是相当重要的命题，邵雍说：“所谓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物之情者，谓能反观也。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之谓也。”（《观物内篇》上）这里提出来“以理观物”和“以物观物”。“以理”便是“顺理”，用邵雍的话来说，人们观物应该“无思无为”，“顺理则无为”。其实是一种禅观式的直观主义。而“以物观物”则是与“以我观物”相对的，也就是去除个人主观的好恶，以超物的态度来观察世事之纷纭。吕思勉先生阐发道：“以物观物，谓纯任物理之真，而不杂以好恶之性，穿凿之见，即今所谓客观；有我则流于主观矣。”（《理学纲要》篇五《康节之学》）大致是不差的。
刘因观察事物的方法，对待事物的态度，继承了邵雍的“以物观物”，他在诗文中表露出超然而观物的情境是很多的，如：“静里形神君与我，眼中兴废古犹今。”（《偶作》）“隐几南山意独长，回看尘世易炎凉。”（《夏日幽居》）“万象何为入杳冥，悬知物外自高明”（《积雨》）等，都显现出诗人超然客观的“观物”态度，元人苏天爵在为刘因所作墓表中，指出刘因“其学术诸周、程，而于邵子观物之书，深有契焉。”（《滋溪文稿》卷八）这个论断是较为切合刘因思想实际的。
二、刘因的文学思想
刘因虽然是著名的理学家，却并不象有些理学家那样重道轻文，而是对文学创作尤其是诗非常重视而且爱好，他“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自幼便打下良好的文学基础。他对诗学有自己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明显是在理学框架之中的。刘因说：
治六经，必自《诗》始，古之人十三诵诗，盖诗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气蔽之耳，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动而常而闻歌涌之声，长而不失美刺之意，虽有血气，焉得而蔽也？（《叙学》，《静修文集》卷一）
刘因论述了诗的功能，这里虽是先谈《诗经》，以《诗经》为儒家经典之始，肯定了《诗经》的重要地位。其实，刘因没有止于《诗经》，而是假此以论一般诗歌的功能、作用，“吟咏情性，感发志意”，诗歌能泄导人情，但又应该是一种“中和之音”，很明显，刘因对诗的认识，没有超出传统儒家诗教的范围，但他把《诗经》置于“六经”之首，充分表现了他对诗的地位的高度重视。刘因对诗歌及其他文学艺术的独特性质表达在他对“艺”的历史性看法之中，颇为值得引起注意。他说：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矣，艺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谓，与古之所谓艺者不同，礼乐射御书数，古之所谓艺者，随世变而下矣，虽然，不可不察也，诗文字画，今所谓谓艺，亦当致力，所以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同上）
由此看出，刘因非常看重“艺”的审美功能与社会作用。“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指礼、乐、射、卸、书、数等文学、艺术、技艺、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是孔子的重要教学内容，《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为：目标在于“道”，根据在于“德”，依靠在于“仁”，则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那么，对于“艺”而言，为什么是“游”呢？何晏《集解》说：“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认为“艺”是次于“道”、“德”、“仁”的，不足依据，方称之为“游”。朱熹对此的看法值得注意，他在《四书集注》中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论语集注》卷四）应该看到，朱子把“游”解释为“玩物适情”，是颇为确切的，“艺”是“礼乐之文”，而通过“游艺”，“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使人在日常生活中便得到情性之适，这并非无聊的消遣。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孔子所谓“游于艺”，并非是因六艺为末技而“不足依据”，而是说“六艺”的学习是通过“玩物适情”的途径而达于仁义之境。其实，“六艺”是一种审美教育内容。它不是以“一本正经”的概念传导而教授的，而是以“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朱熹《四书集注》）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所说的“游”，倒是与德国美学家席勒的“游戏”说有些相通了。席勒说：“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尽管席勒的“游戏”与孔子的“游”所要成就的人格理想颇不相同，但其途径、方法却非常相似。
刘因指出“艺”的内涵在不同时代发生了变化，“诗文字画，今所谓艺”。以这些更为纯粹的艺术创作取代了古之“六艺”，刘因对它们相当重视，认为“亦当致力”，而且，刘因高度肯定文学艺术即“诗文字画”的功用是“所以华国，所以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叙学》）可以说，刘因的认识正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的。“华国”、“藻物”、“饰身”中的“华”、“藻”、“饰”，均起动词作用，使国家、事物、个人，都得以美的升华。这无疑是带有很鲜明的美学色彩的，刘因这里对“艺”的作用的认识是超越了理学家的眼界，突破了传统儒家文学观念的，在对文艺本质的问题上，提出了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观点。
刘因还对文学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尤其是指出了诗歌的发展趋势，他说：
三百篇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辞，其至者也。辞赋，本诗之一义，秦汉而下，赋遂专盛，至于《三都》，《两京》极矣，然对偶属韵，不出乎诗之律，所谓源远而未益分者也。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故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而乃效晚唐之萎荥，学温李之尖新、拟卢仝之怪诞，非所以为诗也。
在刘因看来，文学的主流是诗，辞赋本是“诗之一义”，而对诗学的发展，刘因是加以具体分析的，并非如有些人那样以古为尚。他认为诗学在魏晋以后诗学日益发展，以曹、刘、陶、谢为成就最高，隋唐时期，诗学与前代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变的趋势是归于正途，以李、杜、韩为代表，宋代之诗，经历了一个变而弱，弱而又强的曲折过程，以欧、苏。黄为其翘楚，刘因对晚唐诗风颇致不满，以“萎荥”来形容之，贬义甚明，他对温庭筠、李商隐的“尖新”、卢仝的“怪诞”，都加贬斥，可见他的诗学观念之一斑。
刘因对散文的发展也有卓异的见解，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诸家散文风格辨析、概括，颇为精彩。他说：
至于作文，六经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学矣，左氏，国语之顿挫典丽、战国策之清刻华峭，庄周之雄辨、谷梁之简婉，楚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汉而下，其文可学矣，贾谊之壮丽，董仲舒之冲畅，刘向之规格，司马相如之富丽，扬子云之邃险，班孟坚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学矣，韩文之浑厚，柳宗元之光洁，张燕公之高壮，杜牧之之豪缛，元次山之精约，陈子昂之古雅，李华、皇甫是之温粹，元微之、白乐天之平易、陆贽、李德裕之开济。李唐而下，陵夷至于宋，其文可学矣，欧阳子之正大，苏明允之老健，王临川之清新，苏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开骎，司马温公之笃实，下此而无学矣。学者苟能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袭縻束，时出而时晦，以为有用之文，则可以经纬天地，辉光日月也。（同上）
刘因是从标举历代散文典范的角度来谈的。其中所举，系自先秦至宋代的诸家“可学”之文，却不啻是一部简略的散文史，尤其是对诸家散文风格的精赅概括，更是对散文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些概括，是以对这数十家散文的敏锐辨析为基础的，尤可见出刘因“辨家数如辨苍白”的审美辨析力。
刘因还对一些审美范畴作出了独到的理论思考，尤以对“形神”关系的论述最有价值。关于形神关系的论争，在中国美学史上由来已久，有人主张“形似”，有人主张“神似”。如苏轼明确主张创作中的“神似”，因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贬语；金代文家论王若虚则力倡“形似”，因有“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的论断。刘因对此表达了独到的看法，他说：“夫画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与天者，必至于形似之极，而后可以心会焉。非形似之外，又能所谓意思与天也。”（《田景延写真诗序》，见《静修文集》卷二）又说：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与之异矣。……予谓惟是形则有是神，于是形而求神，则得之，不于是形而求是神，则不得也。”（《书东坡传神记后》见《静修文集》卷三）刘因主张形似与神的统一，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形似”之极，便可以产生“神似”，并非于“形似”之外另有“神似”，对于“形神”的论争，这是一种很深刻、很独到的意见。
刘因的文学观念，美学思想，与其理学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如他对诗歌本质及功能的认识，都是不脱理学框架的。但他并不因此而轻视文学，把文学当作“末技小道”，而是非常重视文学功能、作用，并从审美的角度提出一些观点，对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丰富作出了一定的裨益。
三、刘因的诗歌艺术个性
刘因是一位理学家，更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诗人，在“体制音响，大都如一”（胡应麟《诗薮》外编）的元代诗坛上，刘因的诗歌创作是有颇为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而他的诗歌风格，与其理学思想有内在的某种联系。同时，又显示出非理学所能园囿局束的诗人本色。
刘因自幼喜欢诵诗、写诗，为我们留下了近九百首诗作。他曾在诗中叙述过自己对诗歌创作的追求与期许：
因幼有大志，早游翰墨场。八龄书草字，观者如堵墙。九龄与太元，十二能文章。遨游坟索圃，期登颜孔堂。远攀鲍谢驾，径入曹刘乡。诗探苏李髓，赋薰班马香。衙官宾屈宋，伯仲齿卢王。斯文元李徒，我当拜其旁，呼我刘昌谷，许我参翱翔。眼高四海士，儿子空奔忙，俗物付脱略，壮节持坚刚。……
——《呈保定诸公》
在这首极似于杜甫《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述志诗中，诗人回忆了自己早登文场、诗文出众的少年时光，表达了他在人格与学术方面的自期，遨游于典坟，追攀乎圣贤，乃是他的理想所系。在文学创作上，他不仅十分执着，而且自许甚高。方驾大家，傲睨侪辈。而文坛好友则以“刘昌谷”称他，即把他比之于大诗人李贺。这也为我们把握静修诗的艺术个性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李贺的奇崛诡诞的风格特征，在静修诗中是不难找到痕迹的，但是，静修诗所显示的则又更多是奇崛苍劲，气势昂然，给人以壁立千仞之感。其五古、七古诗中多有此类篇什，如《黄金台》、《龙潭》、《游天城》、《登荆轲山》、《西山》、《山中》、《登镇州隆兴寺阁》等等，清人王灏评其诗为“气骨超迈，意境深远”，（《静修先生文集跋》）在这类诗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兹举几首为例，以见一斑：
盘磴脱交荫，平坛得高岑。高岑不可攀，哀湍激幽音。穷源岂不得，爽气来骎骎，灵润发山骨，沮洳下崖阴，为问石上苔，妙理谁曾寻，乾坤有乾溢，此水无古今。下有灵物栖，倒影毛发森，东州旱连岁，呼楷动云林，顾此百丈潭，岂无三日霜，为霜此虽能，鞭策由天心，日暮碧云合，空山深复深。
——《龙潭》
径远涧随曲，崖深山渐少，居然翠一城，四壁立如扫。天设限仙凡，云生失错昏晓，平生万事懒，登临即轻袍。山灵知信息，风烟久倾倒，顾瞻困能仰，泛应习称好，端居得萧寂，远眈碍孤峭。乃知方寸间，别有万物表。未须凌绝顶，胸次青已了。
——《游天城》
这些篇什，笔力苍劲，意象高迈奇崛，即表现了大自然的造化之奇，又吐露出诗人的高远胸次，《静修集》中的五古，多是此类。
《静修集》中又多七古之作，除有上述五古的特点外，这些篇什又都气势滂沛、奇丽雄峭，兼得韩昌黎“其力大，其思雄”（叶燮评韩诗语）的特质，写西山之雄峻：“西山龙蟠几千里，力尽西风吹不起。夜来赤脚踏苍鳞，一著神鞭上箕尾。”（《西山）写寒风中的白雁：“北风初起易水寒，北风再起风吹江干。北风三起白雁来，寒气直喷朱崖山，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留钱。万里江湖想潇洒，伫看春水雁来还。”（《白雁行》）写“饮后”的感觉世界：“日光射雨明珠玑，怒气郁作垂天云，天浆海波吸已竭，倒景径入黄金卮。金卮一倾天宇间，天公愁吐胸中奇。海风掀举催月出，吹落酒面浮明辉。”（《饮后》）等等。无论是写外在景物还是写自己的感觉世界，诗人都创造出瑰丽雄奇的意象，构织出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奇特世界。这在元代前期诗人中，无疑是与众不同的，诗人熔汇了韩愈、李贺、元好问的诗歌特点于一炉，抒写自己的内在宇宙，充溢着壮逸雄奇的刚阳之美。
刘因性格耿介，卓然独立，不仕于元廷，亦不随乎流俗，清高自守，以品节见称，其诗作时常表现出独立不倚、迥异流俗的人格力量。如《游源泉》一诗：“丛祠郁苍翠，万古藏清幽。泛然石上足，不逐苍波流。”《孤云》：“孤去生几时，冉冉何所适。。岂无昆华高，路远嗟刎独力。徘徊天中央，明月为颜色。下有幽栖士，岁宴倚青壁，朝饮涧下泉，暮拂松间石，相对澹忘情，倒影寒潭碧。”等，都托于意象，映写出诗人那种不逐流俗、风节自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静修诗中多有“幽人”、“幽士”的形象，除《孤云》中的“幽栖士”，还有许多，如“溪南有幽人，鼓棹前山阿，烟深渺无处，月色浮松萝。”（《泛舟西溪》）“院静复夜静，幽人世虑轻。”（《夏夜》）“无人慰幽独，之子罢登临。”（《送友生》）“湖怀幽思自萧萧，况对空山夜正遥。”（《山中月夕》）等等，这种“幽人”、“幽士”的形象，同样是诗人那种块然独立、摆脱世俗的主体世界的外化。
与刘因的“观物”思想密切联系的是，静修诗中多有超然物外、冷眼观世的视点与意境。诗人在观物取境时便以“物外”有视点，洞照大千世界的变迁。他在诗中曾说：“天教观物作闲人，不是偷安故隐沦。”（《杂诗》）说明刘因取超然物外的观照态度的有明确意识的。看静修诗中的这样一些诗句：“静阅无穷世，闲观已定天。”（《除夕》）“乘兴闲登眺，归来昼掩扉。静中见春意，动处识天机。”（《野兴》）“静里形神君与我，眼中兴废古与今”。（《偶作》）“事物阅来如有悟，囊箱空惯已无羞”（《几叶》）“洞观今古平平在，尽区区智与权”（《现前》）“隐几南山意独长，回看尘世易炎凉。”（《夏日幽居》）等等，都明显有“观物”之意。诗人对世态人生以及时空迁替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因而使诗的意境宏阔深远而又富于变化。如《山中》一诗：“山中望塔倚天表，今得全山如立草，不知天地视全山，何如一粒江湖渺。”再如《野兴》一诗：“莽莽秦芜路，蚩蚩鱼肉民。乾坤几逐鹿，今古一伤麟。眼底人间世，胸中物外春。江山满花柳，无负百年身。”等等，都是如此。作为理学家的刘因，其诗不满足于一般的情景相因，而是力求以诗的意象来表现理念性的东西，所以，静修诗多有较为深邃的意蕴，而不伤于肤浅，元诗伤于浅者非常之多，“元之失，过于临模，临模之中，又失之太浅。”（《诗薮，外编》卷六）胡氏之语，指出了元诗流于肤浅的通病。静修诗不同于此，以意蕴深刻见长，诗人很少泛泛写景咏物，而是在写景咏物中寄托自己的人格，表达一种观念。这些篇什其上乘者则颇受邵雍影响，诗中理语颇多，这类诗多是在七律、七绝之中，如《道境》、《杂诗五首》、《癸酉新居杂诗九首》）之类，尽管较邵雍《击壤集》诸作更多一些诗味，却露出一副道学面目，“种种头巾，殊可厌也。”（《诗薮·外编》卷六）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刘因是元代一位卓有成就，颇具个性的诗人，他的文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其诗歌艺术个性，都与其理学思想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之。刘因对于文学艺术的喜爱，对其审美特征、风格特征的把握辨析，都不是道学气的，而是本色的诗人艺术家的眼光。刘因的这种情形在元代理学人物中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有相当的代表意义。元代的著名文学家中颇有一些是理学中人物，如虞集、欧阳玄、揭溪斯、吴师道、柳贯、黄晋、吴莱等都是。他们是理学谱系的正宗传嗣，却又是元代文坛上的佼佼者。因而，把刘因作为个案进行分析研究，意义却不止于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