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 GDP核算困境的症结与突破路径
——基于负价值视角
金兴华 严金强
摘 要 绿色GDP是继GDP之后具有革命性的概念创新，绿色GDP核算是确保绿色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正式、完整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现有绿色GDP核算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虚拟计价方式对传统GDP进行环境成本和收益的调整上，存在核算逻辑冲突和账户失衡等问题。文章以负价值为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内对我国绿色GDP核算思路进行了新的探讨。研究表明：(1)绿色GDP核算是绿色经济的GDP核算，把污染物负价值生产纳入社会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否认环境的可替代性，符合据实计价的要求，由此保持核算逻辑的一致性，实现核算账户的平衡。(2)绿色GDP核算适应于有环境约束的市场经济，通过加快建立污染物交易市场、建立健全绿色会计制度，加强生态制度建设，促进一般市场经济体制向有环境约束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推动绿色GDP核算顺利开展。
关键词 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污染物负价值
一、引 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阶段安排，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是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途径。开展绿色GDP核算、加强绿色GDP绩效评估，有助于促进环境污染问题的全面解决，实现绿色发展。
绿色GDP这个概念由联合国统计署在1993年其出版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中正式提出。我国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联合启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GDP核算)研究，2005年在10个省市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及污染损失评估调查试点工作，2006年公布《2004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 《2004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由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发表在《环境保护》2006年第9期上。本文探讨的绿色GDP，与该报告绿色GDP的概念外延一致，侧重于环境方面，不包括资源方面。由于资源具有不同于环境的经济特性，为了确保研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对于纳入资源的绿色GDP核算，我们将另文探讨。 。之后，项目停滞不前，2015年环保部重新启动绿色GDP研究工作。2017年国家统计局印发《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增加了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附属核算内容，但这种核算主要是实物核算。可以说，我国绿色GDP核算至今步履维艰，依然存在缺乏宏观思维、价值量核算较少、账户之间衔接性较差，绿色经济分析方法欠缺等情况(3) 这些情况在2002年就有学者指出来了，参见朱启贵：《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现状分析》，《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9期，第24-28页。 。
绿色GDP是继GDP之后具有革命性的概念创新(欧阳康等，2018)。(4) 欧阳康、赵泽林、刘启航、熊治东:《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维：绿色GDP绩效评估的缘起与进展》，《生态经济》2018年第14期，第34-38页。 GDP作为社会财富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5) 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第21-30页。 ，它只计量了“好”产品，忽视了污染之类的“坏”产品。(6) 〔美〕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经济学》(英文版·第16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第390-406页。 为了克服GDP不足，一些研究跳出GDP核算体系，构建新的指标，如生态需求指数(ERI)、生态足迹(EF)，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生态可损耗配额，(7) 生态需求指数(Ecological Requirement Index)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71年提出，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由Wackernagel等学者1996年提出，环境可持续指数(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由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资讯网络(Yale Center for Envionmental Law and Polic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CIESIN)2000年提出，生态可损耗配额由钟茂初2014年提出。 重在考察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这些指标由于与GDP的衔接不是十分紧密，导致其经济分析功能有限。绿色GDP核算拓展了财富观，把生态环境纳入核算范围。诸多研究集中于探讨绿色GDP的核算方法，提出了用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法、能值分析法、GDP含金量调整法、Serafy法、净租金法等来测算绿色GDP。(8) 在绿色GDP的测算中，投入产出法、能值分析法使用较多。在投入产出法方面，如：雷明1995年探索用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矩阵核算绿色GDP；王德发等2005年构造能源—环境—经济投入产出表，据此测算2000年上海市工业部门绿色GDP；廖明球2011年提出了基于“节能减排”的投入产出模型，用于绿色GDP核算。在能值分析法方面，如：陈超等(2007)研究了大连市绿色GDP，邹金伶等(2009)研究了怀化市农业绿色GDP。 之所以在绿色GDP核算研究中出现大量的核算方法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统GDP的价值核算方法不能直接迁移到生态环境财富的价值核算上。总的来说，至今绿色GDP的核算思路仍停留在以虚拟计价方式对传统GDP进行环境成本和收益的调整上，这种沿着“弱可持续性”方向的研究，(9)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政策思考，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种是基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修补性的思考，在纠正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匹谷税和科斯定律等处理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不认为经济增长存在着自然极限，被称为是“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的研究方向(Solow,1997)；另一种是认为需要认真考虑经济增长的自然极限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变革性的思考，从生态系统对于经济系统的包含性关系入手，系统地解决人类社会从经济增长到福利提高的问题，被称为是强可持续性(strong sustainability)的研究方向。联合国提出的绿色经济报告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强可持续性的概念的(2011)。参见诸大建：《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如何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学术月刊》2013年第10期，第79-89页。 只是使黑色经济的GDP“绿化”(10) 本文所称的黑色经济是一种不注重环境保护、放任污染物排放的经济形态，与绿色经济相对。 ，有悖绿色发展要求。
以虚拟计价方式对传统GDP进行环境成本和收益调整的绿色GDP核算思路，本质上把环境问题仅仅看成为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体现了效用价值论思维，是绿色GDP核算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市场经济下，环境问题由作为最基本经济关系的价值来决定，其解决有赖于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11) 张忠任：《关于环境的价值与资源价格决定问题的理论探索》，《海派经济学》2008年第3期，第162-170页。 负价值这一概念能够深刻反映环境问题上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内研究环境问题和绿色GDP核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
基于此，本文以负价值为视角，在全面解析绿色GDP核算困境及其根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突破绿色GDP核算困境的路径，提出了推进绿色GDP核算的制度方案。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探寻绿色GDP核算困境之源，分析了环境计价虚拟性的表现及对绿色GDP核算的影响；第三部分指出绿色GDP核算就是绿色经济的GDP核算，提出了绿色GDP核算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作了模拟；第四部分探讨了开展绿色GDP核算的制度基础；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环境计价虚拟性是绿色GDP核算困境之源
迄今为止，绿色GDP有两种计算公式，相应的计算结果我们分别称之为绿色GDP1.0和绿色GDP2.0，具体如下(12) 我们在把握典型绿色GDP核算公式要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GDP1.0和绿色GDP2.0的简约公式，以便抓住本质，进行合理分析。比如，王金南等(2015)提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扣减了因人类不合理利用导致的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按此定义计算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1.0；王金南等同时认为，也要对生态系统为经济系统提供的生态福祉进行核算，提出了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概念，这一概念与我们所说的绿色GDP2.0一致(参见王金南、马国霞、於方、彭菲、杨威杉、周夏飞、周颖、赵学涛：《2015年中国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28卷第2期，第1-7页)。事实上，联合国统计机构对环境经济核算框架改进中，就体现了绿色GDP核算公式从绿色GDP1.0到绿色GDP2.0演进逻辑。 ：
绿色GDP1.0=传统GDP-环境成本 ..............................(1)
绿色GDP2.0=传统GDP-环境成本+环境收益 ....................(2)
绿色GDP1.0与绿色GDP2.0的差别在于，后者考虑了环境改善的收益，更为全面地考量了环境福利。尽管绿色GDP计算公式似乎并不复杂，但公式中蕴含的环境计价虚拟性，使得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在数据性质上异于传统GDP，导致绿色GDP核算陷入困境。
用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或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与重金属离子反应生成沉淀物时，在有配位剂存在的情况下，沉淀反应受pH的影响较大[7-8]。化学镀镍溶液中含有的柠檬酸的配位能力随pH升高而增大；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或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在酸性条件下能转化成对应的酸，其对镍离子的沉淀能力随 pH降低而减小。因此，用这两种螯合剂沉淀化学镀镍废水中的镍离子时需要找出合适的pH范围。
(一)环境计价虚拟性的表现
公式(1)、(2)中，在计算环境成本时，采用治理成本法或污染损失法。治理成本法假设排放到环境中的全部污染物都得到处理，估算所需的支出。污染损失法是对环境污染所引致的农业产量、人身健康等方面的损失进行评价，估算出损失的经济价值。公式(2)中，在计算环境收益时，采用环境获利法，对环境改善所引致的农业产量、人身健康等方面的获利进行评价，估算出获利的经济价值。由于环境获利法是污染损失法的逆用，因此我们把环境获利法和污染损失法合称为环境损益法。
无论是治理成本法还是环境损益法，都把环境作为一种有用品，由于这种有用品缺乏实际价格，于是其价值量的减少和增加分别用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来替代，这是环境计价虚拟性的第一层表现。在计算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时，所使用的实物量又非实际的，如治理成本法中的全部污染物并非实际得到处理的，损益法中农业产量、人身健康等方面的损益量是估计的，也非实际损益量，因此，即使这些实物量存在局部的实际市场价格，最终得出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还是不真实的，这是环境计价虚拟性的第二层表现。
(二)环境计价虚拟性蕴含环境的可替代性
环境计价虚拟性表明，以治理成本法或环境损益法计量的环境价值并不能有效反映社会再生产对环境的影响，由此获得的绿色GDP数据与实际环境质量改善缺乏一致性。这也就是说，绿色GDP增加，实际环境质量仍会持续下降，因为虚拟的治理成本可以用更多的传统GDP来补偿，虚拟的环境损益可以通过增加相关损益物品生产而加以改善。
我们先考虑虚拟的治理成本可以用更多的传统GDP来补偿这种情形。假定某经济体T年的传统GDP为35000元，污水排放量为24立方米，按每立方米污水3元的治理费用计算，虚拟的治理成本为72元，则该经济体T年的绿色GDP为349528元。5年后，若该经济体的传统GDP提升至52000，污水排放量为28立方米，仍按每立方米污水3元的治理费用计算，虚拟的治理成本为84元，则该经济体T+5年的绿色GDP为51916元。比较T年和T+5年的数据可知，环境质量因污水排放量的增加而下降了，但绿色GDP依然增加。
3.3.4 鸿图嶂观形植物 鸿图嶂的野生观形植物(表6)主要有华润楠、绒毛润楠(Machilus velutina)、华南桂(Cinnamomum austrosinense)、薄叶润楠、短序润楠等樟科植物，石笔木、广东厚皮香(Ternstroemia kwangtungensis)等山茶科植物，三尖杉(Cephalotaxus fortunei)、穗花杉等裸子植物，还包括桫椤、金毛狗、福建观音座莲(Angiopteris fokiensis)等形态极佳的蕨类植物。
接下来我们考虑另外一种情形，即虚拟的环境损益可以通过增加相关损益物品生产而加以改善。假如以农产品数量的增减来计量环境的损益，那么通过生产调整，在环境质量下降的情况下，仍可以增加农产品的数量，使绿色GDP规模扩大。假如以人身健康来计量环境的损益，那么通过防御性消费可以消解环境质量下降对人身健康的损害，如通过购买和消费保健品来抵御地表水污染对人身健康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因防御性消费品生产的扩大而增加了传统GDP规模，而且还可能因防御性消费使人身健康有所改善，这样，绿色GDP在环境质量下降时反而增加得更多。
显然，环境计价虚拟性意味着环境的价值量可被其他事物的价值量所替代，当基于虚拟价格获得的绿色GDP用于评估经济发展状况时，会使微观主体形成一种环境具有替代性的行为观念，放任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恶化，最终阻断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3) 事实上，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是不可替代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所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
(三)环境计价虚拟性导致核算的内在逻辑冲突和账户失衡
传统GDP核算中，商品据实计价；而绿色GDP核算中，环境虚拟计价，两者存在内在逻辑冲突，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种内在逻辑冲突：
第一，环境属性。环境在绿色GDP1.0计算公式中作为投入品(或者说生产资料)来处理，在绿色GDP2.0计算公式中同时作为投入品和最终品(或者说生活资料)来处理；事实上，环境既是生产所需，具有生产属性，也是生活所需，具有生活属性，若把环境作为绿色GDP核算的对象，则环境应体现为生活属性，作为最终品来处理。环境变化可能由人类生产引起，也可能由自然自身运动引起，绿色GDP核算是对人类生产成果的核算，而非对自然自身运动结果的核算。未对环境的属性作出界定，机械地按公式进行绿色GDP核算，偏离了传统GDP以最终品为对象进行核算的本义。
第二，非市场交易。在目前绿色GDP核算中，环境市场缺乏，因此，在计算环境价值量时，充斥着大量估算、替代的数量和价格，违背了传统GDP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进行核算的要求。
M1、M2——分别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假定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的剩余价值为0)，
在绿色GDP1.0和2.0计算公式中，环境成本仅考虑了环境投入，未考虑这种环境投入对传统GDP核算框架内产出的影响；类似地，环境收益仅考虑了环境产出，未考虑这种环境产出对传统GDP核算框架内投入的影响，因此，以环境成本和收益扣补传统GDP，不符合平衡原则。可见，环境计价的虚拟性，割裂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直接损害了绿色GDP核算的平衡原则，必然导致绿色GDP核算研究混乱。
三、负价值生产与绿色GDP核算困境的突破
负价值的概念提出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斯蒂德曼用这一概念论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联合生产条件下的不适用性，非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尽管斯蒂德曼的论证是错误的(14) 森岛通夫(1978)、伊藤成(1990)、丁堡骏(2003)、白暴力(2006)、余斌(2007)、冯金华(2012)、马艳和严金强(2012)、藤森赖明和李帮喜(2014)等学者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斯蒂德曼的错误之处。 ，但是，若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到环境问题和绿色GDP研究领域，则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学价值，有助于促进绿色GDP核算新思路的形成。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迅猛，尤其是绿色经济，其作为一种新时代的经济模式，该模式的发展速度和社会关注度令人叹为观止。它拥有环保、节能、低碳等诸多特点，在各行业中都深受人们的广大欢迎。绿色经济，泛指的是一种无污染的发展产业，比如使用风能、太阳能、水能而发展起来的各种产业，这些都是绿色经济理念下的产业形态。所以，若想要让绿色资源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发挥，就必须将绿色理念放在资源应用过程中的第一位，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效果。
(一)污染物负价值生产与绿色GDP核算据实计价
杨缅昆(2008)指出，国民福利的衡量应做到国民生产与环境质量相统一，“当我们试图用新的研究框架取代GDP框架时，不仅不能取消GDP框架中的原有功能，而且还应具有GDP框架没有的新的功能。”(15) 杨缅昆：《论国民福利核算框架下的福利概念》，《统计研究》2008年第6期，第72-77页。 绿色GDP作为对社会财富或者说国民福利的衡量，其核算应该是对传统GDP核算的延续和拓展。
绿色GDP核算需要考虑社会再生产的环境代价，在绿色GDP核算框架内，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包含了与传统GDP相应的物质再生产，还包含了环境再生产。如果社会再生产过程仅包含与传统GDP相应的物质再生产，那么这种经济是一种黑色经济；如果社会再生产过程还包含环境再生产，相应的经济则可称为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旨在谋求物质生产与环境的和谐，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16) 绿色经济这个概念由皮而斯(英)于1989年提出，强调经济与环境并重，形成一种可承受和可持续的经济。 其核心要义是解决物质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就是要注重保护环境，减少或消除污染物的排放，防止环境恶化，避免失却物质生产对人类的本来意义。
要减少或消除污染物的排放，除了通过运用清洁生产技术减少联合生产中的污染物产量，更主要的是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由此产生负价值(17) 实际上，当生产过程破坏资源环境使用价值时，需追加劳动对其进行还原，都会产生负价值，这点明了我们用负价值理论指导环境核算、资源核算的原由。此处负价值产生的观点参见马艳、王琳、张沁悦：《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创新与中国化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第60-70页。 。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就是污染物的负价值。污染物总的负价值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新增劳动的负价值，二是失去的正的物化劳动价值，从量上考察，可以用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所投入的劳动或生产资料价值来衡量；在对微观主体施加严格排放约束的前提下，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才会启动，并逐渐形成污染物交易市场(金兴华、严金强，2016)。(18) 金兴华、严金强：《论污染物的负价值因素》，《经济学家》2016年第10期，第22-29页。 在污染物商品化条件下，污染物无害化处理过程相应地转化为一个污染物负价值的生产过程。从再生产的角度看，绿色经济实际上是在有用品价值生产的同时，实现污染物负价值生产的过程。
当我们在绿色GDP核算中把污染物负价值生产纳入社会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就否认了环境的可替代性，强调在生产有用品的同时搞好环境保护，基于此，我们把污染物作为绿色GDP核算的重要对象。污染物的价格是其负价值的外在表现，并通过污染物交易市场呈现出来，因此，这种价格是现实的，而非虚拟的，符合绿色GDP核算据实计价的要求。
污染物的负价值生产，消除了环境污染的有害性，实现了绿色发展，由此核算的GDP就是绿色GDP。这也就意味着，绿色GDP并非“绿化”了的传统GDP，“绿化”了的传统GDP本质上轻视环境保护，是黑色经济的GDP，或者说其变种；只有走上绿色经济的发展道路，此时的GDP才是真正的绿色GDP。显然，我们意指的绿色GDP核算并不是对传统GDP进行简单的调整，使传统GDP看上去显得“绿色”，而是立足于绿色经济来计算GDP，是对传统GDP核算的一种继承和改进。
二是落实中央1号文件和相关的政策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进一步进行机制和体制的改革，需要配套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要建立“三条红线”的执行细则，完善相关的技术标准、定价指标和技术体系。要完善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和激励处罚的法规和机制。
由此可见，依据绿色GDP1.0或2.0公式计算的绿色GDP，体现了生产的环境外部性思想，以为只要在原有产出的基础上对外部性影响进行弥补，就能得到社会合意的产出，这种效用价值论思维，缺乏对社会再生产的整体考量，简单地把污染物负价值当作成本、以环境作为绿色GDP核算的实物量，从而因环境价格的缺乏而陷入核算困境；相反，如果我们从污染物负价值生产出发，则污染物成为绿色GDP核算的实物量，因其价值的客观存在而实现绿色GDP的核算。
(二)绿色GDP核算的逻辑结构与平衡原则
至今已有三种统计核算体系，分别是MPS(Material Product System,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NA(System of NationaI Accounts,国民账户体系)和SEEA(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分别适用于计划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和有环境约束的市场经济，对应核算工农业生产总值、GDP和绿色GDP(见表1)。已故的钱伯海教授曾为我国的统计核算体系从MPS转换为SNA进行了不懈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无论是MPS还是SNA，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内进行解析，与MPS相比，SNA无非拓展了生产范围而已(19) 钱伯海：《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之我见》，《经济学家》1994年第2期，第5页。 。
表 1国民经济核算类型及相应的体制基础
联合国统计署等机构继MPS和SNA之后，把环境纳入国民财富核算，提出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即SEEA)，至今已形成4个版本,分别是SEEA1993、SEEA2000、SEEA2003、SEEA2012。如果考量污染物负价值生产，使绿色GDP核算能够据实计价，那么绿色GDP也就具有了与GDP一样的核算逻辑结构。因此，把SEEA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内观照，与SNA相比，SEEA也无非进一步拓展了生产范围而已。
经典作品有周定芳的《老屋系列》。本作品以一间老房子为主体造型元素，生动刻画了斑驳的石砌墙，破旧参差的屋顶烟囱，仿佛打满了补丁的老门，以及门上的细节。这件作品将老房子的多个元素与茶壶的各部分巧妙契合，如壶嘴与烟囱的结合，壶盖与屋顶结合，壶把与屋后的老树结合，不仅整体造型上充分展现老房子的形态，具体的细节上、形态上、肌理表现等方面都有生动的体现。只有对老房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以及对茶壶的结构功能的心领神会才能达成如此巧妙的设计。随着当代陶艺进入国内当代陶艺家的视野，越来越多的陶艺师开始在生活陶艺领域自觉加入建筑元素。
如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所言，列昂惕夫投入产出表是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发展，(20) 〔波〕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经济计量学导论》，袁镇岳、林克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36-143页。 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分作两个或三个基本部类进行分析，而列昂惕夫将国民经济分为任意个部门进行分析。投入产出表具有分行业核算的优势，能很好地体现核算的平衡原则。对于GDP核算来说，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可归纳为: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就算到哪里，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与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21) 钱伯海：《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21-31页。 对于绿色GDP核算来说，这个平衡原则拓展为：凡是消除联合生产过程中负产品有害性的部门和单位都属于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的范围划在哪里，负价值就算到哪里。利用投入产出表来分析绿色GDP核算平衡关系的关键是，划定污染物无害化处理的范围，使全社会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的负价值等于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投入的总价值。
我们把社会再生产分为三个部门，分别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第一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第二部门)、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第三部门)，建立如下绿色GDP投入产出表(见表2)。
表 2绿色 GDP的投入产出表
表中，C1、C2、C3——分别表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供应给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自身、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的生产资料价值，
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多采用直接管制手段，利用市场机制的情形较少。建立污染物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的重要方式。建立污染物交易市场，形成污染物市场定价机制，从而克服环境计价虚拟性的缺陷，确保绿色GDP依据实际市场价格核算。
GDP核算要遵循平衡原则，绿色GDP核算同样要遵循平衡原则。平衡原则是指绿色GDP核算要依据复式账户的要求，保持相关变量口径一致、项目对等。绿色GDP核算，扩大了GDP核算范围，包括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的范围都扩大了，为保证绿色GDP核算的平衡，就要求投入产出相适应，也就是说，有产出，就应该有相应的投入，不管这种投入的发生是在本部门还是其他部门；有投入，就应该有相应的产出，不管这种产出的发生是在本部门还是其他部门。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朋友和敌人都是生活的恩赐，再说，你毕竟放了我一马。”一杭这次把刀伸向了烤鸭。他至今也不明白，那天，已经得到记事本的范坚强为何突然罢手。回想起他拿鞭子顶着自己胸口的情景，真可谓剑拔弩张，当时他已经做必死之想了。
T1、T2、T3——分别表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总投入值。
W1、W2、W3——分别表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的总产出值，其中W1、W2为正产出值，W3为负产出值。
根据上表，有以下三组平衡方程：
1.分配平衡方程(行平衡方程)
2.生产平衡方程(列平衡方程)
Ci+Vi+Mi=Tii=1,2,3;M3=0 (4)
3.投入—产出平衡方程
Wi=Ti i=1,2,3 (5)
由式(11)第2式知，α的最大值αmax=max{90- δmin，δmax- 90}，其中δmin、δmax是δ的最小值、最大值。若简记
在实践中，投入产出表是依据企业实际市场价格汇总而成的，根据马克思的假定，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是一致的，因此，基于企业实际市场价格汇总而成的投入产出表与我们这里基于价值总量的分析是一致的。(22) 冯金华根据等价交换和劳动价值论两个基本假定，证明了无论是按现行或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GDP，还是按不变或基期价格计算的实际GDP，都可以表示为用价值来计算的相应变量，并指出以价值计算的GDP是以价格计算的GDP的基础，以价格计算的GDP是以价值计算的GDP的表现形式。参见冯金华：《劳动、价值和增长：对“价值总量之谜”的一项研究》，《世界经济》2018年第2期，第3-1页。
(三)绿色GDP核算的一个模拟
因为绿色GDP核算以市场交换为基础，因此，我们先对社会流通作一个总体描述，然后在把握其内在平衡关系的基础上，计算绿色GDP。
我们采用魁奈在经济表中揭示年产品流通的图解方式(23) 马克思对魁奈用图解方式把社会再生产过程客观呈现出来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直到现在，还无可争辩地是一个对政治经济学有巨大贡献的最有天才的思想。”(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8页。)马克思自己深受魁奈经济表的启发，阐述了社会再生产公式。采用魁奈的图解方式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包含污染物负价值生产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认识。 ，直观模拟三部门社会流通过程及实现结果(见图1、图2)。假设再生产周期为1年，交换在年末以总额一次性交易的方式进行，这样就可把一年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处理完毕，同时又把生产要素安排就绪，使下一年度生产继续进行下去。
其二，历史传统生成的危机性。城市社会与历史传统的连续性问题是指，历史作为过去式是不是标志着落后？城市社会的自身传统如何形成？是否可以用一个城市标准作为所有城市发展的目标？城市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否意味着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就当下而言，城市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即历史传统被精英文化所控制甚至抹去。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既有历史文化的消失与压缩，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历史文化形成的动力缺失，从而造成城市精神危机。例如，既有历史文化中的春节，家乡的与城市的始终是两个味道；返乡文化和春运文化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新的历史文化。如何构建新的历史文化仍然是今天值得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图 1三部门社会流通过程 图 2三部门社会流通实现结果
图1、图2中，P表示污染物，L表示劳动力，粗线表示货币，虚箭线指示货币的流动，实箭线在指示货币流动的同时，还指示物品或劳动力逆向流动。生活资料部门一年总产品的价值为8.5万元，生产资料部门一年总产品的价值为9万元；假设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为8.5万元，其中3万元的货币在生活资料部门，5.5万元的货币在生产资料部门。
生活资料部门因污染物交易，首先支付1万元货币给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然后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用这1万元购买劳动力，劳动者又用这1万元购买生活资料部门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部门用2万元购买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而劳动者用这2万元购买生活资料部门的生活资料。
传统GDP不考虑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再生产，以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来衡量，在量上等于W2；考虑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再生产，绿色GDP在量上等于W2-W3，即绿色GDP=V1+(M1-C3)+V2+(M2-V3)，其中，V1+(M1-C3)是第一部门的增加值，V2+(M2-V3)是第二部门的增加值，这也就是说，在污染物完全得到无害化处理的条件下，绿色GDP在数量上就是第一、第二部门的增加值之和。
接下来，生产资料部门支付1.5万元给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而后者又向前者购买1.5万元的生产资料用于污染物无害化处理。生产资料部门用2.5万元购买劳动力，劳动者用这2.5万元购买生活资料，生活资料部门又用这2.5万元购买生产资料，从而等量的货币又回流到生产资料部门。与此同时，生产资料部门用1.5万元购买生活资料，生活资料部门又用这1.5万元回购生产资料。
(2) 通过对探测数据的解译分析，同时结合现场地质条件和灾害发生时的实时信息，可以推断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及地质构造是滑坡形成的内因，而岩体风化为滑坡提供了物源条件，滑坡体内含水量少，特大暴雨是滑坡发生的直接诱发因素。在强降雨作用下，表层风化岩土体遇水软化并产生流动，随着水流下渗，下部岩土体遭到破坏，并在自重作用下发生剪切破坏从而形成滑坡灾害。
衡量社交媒体营销的方法。用于衡量社交媒体营销对酒店经营影响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社交媒体投资回报率（ROI）”，即通过计算营销活动产生的净利润来衡量社交媒体营销的成功与否。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酒店很少会将社交媒体营销与销售额直接挂钩。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较难区分哪些销售额是由社交媒体营销产生的，哪些不是。另一种衡量的方法是与社交媒体的流量挂钩，但社交媒体流量并不等同于消费者购买酒店产品的数量。
图1中，生活资料部门价值1.5万元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部门价值1.5万元的生产资料，在各自部门的内流通，不参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劳动者之间的交换。图1中，相关的变量值见表3所示。
表 3三部门社会流通过程相关变量值 单位：万元
经过以上交换所形成的结果如图2所示。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获得了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所需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实现了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生活资料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都获得了下一年度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劳动者及资本所有者也获得了相应的生活资料，由此社会再生产能顺利进行下去。
根据表2的数据，我们可得：绿色GDP=2.5+(3-1.5)+2+(2.5-1)=7.5(万元)，其中，生产资料部门的增加值=2.5+(3-1.5)=4万元，生活资料部门的增加值=2+(2.5-1)=3.5(万元)。
四、以生态制度推进绿色GDP核算
绿色GDP核算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获得绿色GDP的具体数值，而是通过核算，形成保障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发展。其实，推行绿色GDP核算的过程，也是建立生态制度、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通过加强生态制度建设，促进一般市场经济体制向有环境约束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夯实绿色GDP核算的基础。
(一)市场秩序的扩展
V1、V2、V3——分别表示投入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的可变资本，
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建立和发展有一定的制度安排基础。正常品市场是基于明晰的产权安排诞生的。污染物交易市场的建立离不开类似的产权安排，把污染物归属于污染物的产生者并禁止排放，相应地会形成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主体和污染物交易市场。
绿色GDP核算扩大原先GDP核算范围后，需要根据污染物交易情况对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门进行确认，使投入产出相适应，并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本来面貌进一步调整SNA框架，实现绿色GDP核算平衡。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排污权交易平台，政府根据排污控制目标，分配许可排污量给各污染企业，污染企业通过排污权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调剂排污量余缺，形成排污权交易市场。这种调剂式排污权交易市场只是实现了部分污染物的交易，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污染物交易市场，其交易价格总额并非绿色GDP核算中的负价值总额。
因此，必须形成完全的污染物交易市场。在现有调剂式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完善污染物排放监管机制，加大污染物禁排力度，直至最终取消污染企业的污染物直接排放权，促使污染企业强化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作，形成有效的污染物供给；同时，增加污染治理投资，促进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市场主体的成长，形成有效的污染物需求。污染企业的污染物有效供给和无害化处理企业的污染物有效需求，通过交易平台，实现有效联接，形成处理式排污权交易市场。处理式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完全的污染物交易市场，符合绿色GDP核算的计价要求。
(二)绿色会计制度
按照账户核算的逻辑，绿色GDP是在微观主体每一笔交易按复式账户要求进行簿记的基础上，通过数据汇总而获得的，因此，实现绿色GDP的有效核算，必须以市场交易价格为依据进行正确簿记，形成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数据流闭环。以环境虚拟计价而得的绿色GDP仅仅是社会财富的一个宏观计量数据，其核算因与微观层面的环境会计缺乏衔接而陷入困境。
为此，需要建立绿色会计制度。绿色会计也即环境会计，是以实物及货币等为计量形式的一种簿记活动，它按照相关法规，记录污染物负价值形成和实现过程中相应的权责变动，进而形成绿色资产、负债和收入等报表和报告，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绿色会计制度在绿色GDP核算中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有助于落实国家环保法规和政策，堵塞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漏洞，全面禁止污染物直接排放，确保污染物交易的正常开展，促进污染物价格的形成；二是对污染物负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中的费用进行准确确认和计算，形成真实、完整的污染物负价值会计数据。
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绿色会计制度建设的呼声日隆。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方法论指导，绿色会计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在污染物排放当量认定及货币计量、环境管理财务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等方面有待加强。
确定搜集的主题。根据制定的学习目标，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目标，学习者有针对性地制定资料收集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来确定收集的主题，避免收集出来的资料重复。
建立绿色会计制度，需要按会计准则的要求，加强与现有会计核算体系的协调与融合，突出政策导向和社会利益导向。这种制度建设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污染物禁排和交易的内部约束机制。污染物负价值构成企业的一种支出，冲减企业利润，因此，绿色会计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并无直接益处，只是新增加的负担(24) 王立彦：《环境成本与GDP有效性》，《会计研究》2015年第3期，第3-11页。 ，企业缺乏对污染物负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进行簿记的动力；这就要求在绿色会计制度的建设上，重视负价值形成和实现过程中不相容业务的相互监督和印证，突出对会计人员及相关管理者、负责人在记账和报表制定过程中的责任设定，强化工作稽查，确保核算数据的有效性。二是增强绿色会计核算的操作性。制定实施细则，形成数据识别、确认、汇总、制表等具体工作的操作规程，实现对污染物负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的及时准确记录，确保核算数据的可靠性。
五、结语
加强绿色GDP核算，是我国绿色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文以负价值为视角，立足现实和社会财富衡量的要求，提出了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绿色GDP核算思路。
我们揭示了目前绿色GDP核算思路的缺陷。以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调整传统GDP，通过环境虚拟计价获得绿色GDP数据，存在核算逻辑冲突和账户失衡问题，不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
证明 我们定义由引理2.2可知，f(x)的梯度f(x)的Lipschitz常数L=1且proxg=PC ,proxh=PD。则由三算子分裂
绿色GDP核算的新思路要从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改进中去探寻。基于负价值视角，绿色GDP核算应以污染物价格为依据；把污染物无害化处理部类作为一个独立生产部类纳入社会再生产过程，形成新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绿色GDP核算的平衡原则。
到了1931年，瑞士钟表行业才正式集体亮相MUBA；1973年，定名为第一届欧洲钟表珠宝展；1983年，更名为Basel；新世纪2003年，正式改为今天这个名字: Basel World, The Watch and Jewellery Show。2013年，启用了现在这座耗资4.3亿瑞士法郎的新展馆。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第一，绿色GDP核算是GDP核算的继承和改进。绿色GDP核算，与其说是对传统GDP进行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调整，不如说是对绿色经济进行GDP核算，因此，绿色GDP核算并非要取消GDP核算的基本方法，而是要在绿色经济的制度建构中形成相应的核算框架。由此，与GDP相比，绿色GDP一方面更准确地描述了经济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其核算还是遵循了GDP核算的内在逻辑，能容纳GDP核算的基本要义。
第二，加强生态制度建设，形成绿色GDP核算的制度基础。一是加快建立污染物交易市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环境资源合理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调剂式排污权交易向处理式排污权交易演进，建立完全的污染物交易市场，形成污染物交易价格，克服环境虚拟计价的不足，保持绿色GDP核算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确保平衡原则在绿色GDP核算中的实现。二是建立健全绿色会计制度。绿色GDP作为宏观经济数据，源于每一次微观交易的记录，作为簿记的绿色会计，是微观交易记录和宏观数据汇总的桥梁，通过建立健全绿色会计制度，夯实绿色GDP核算的微观基础，推动绿色GDP核算顺利开展。
The Crux and Breakthrough Path of the Predicament of Green GDP Accounting in China :Based on Negative Value
Jin Xinghua Yan Jinqiang
Abstract ：Green GDP is a revolutionary concept innovation after GDP. Green GDP accounting is the basis of ensuring green development. However, China has not yet formed a formal and complete system of green GDP account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green GDP accounting mainly focuses on adjusting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traditional GDP by virtual valu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gic conflict of accounting and account imbal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gative value, this paper makes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accounting idea of green GDP in Chin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arxist economic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Green GDP accounting is the GDP accounting of green economy. It takes the negative value production of pollutants into the proces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o examine, denies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actual valuation, thus maintaining the consistency of accounting logic and realizing the balance of accounting accounts. (2) Green GDP accounting is adapted to market economy with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By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lutant trading market,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green accounting system,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ystem of free market economy to the system of market economy with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green GDP accounting.
Key words :green GDP;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negative value of pollutants
作者简介： 金兴华，经济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副教授；严金强，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前沿问题与现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8BKS009)。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09-0136 -13
责任编辑： 尚卓玛
标签：绿色gdp论文;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 污染物负价值论文;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论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