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澳门回归后提升经济竞争力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力论文,澳门回归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澳门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第二站，把澳门的事情办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澳门近十多年来保持了快速的经济成长率，1982年—1997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05%，1997年澳统计暨普查司：《本地生产总值·1997》）。但从1996年起澳门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1996年－0.5%，1997年－0.1%），经济竞争力明显减弱，引起各方人士关注。笔者在几次赴澳门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若干关于澳门回归后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意见，以期为未来澳门特区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一、如何看待当前澳门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澳门的回归正好在两个世纪转换的时刻。“世纪”本来纯粹是一个计算年代的单位，但世纪转换往往成为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15、16世纪之交正好是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的标志，18、19世纪之交又正好是第二次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之时。现在，20、21世纪之交又面临着历史的重大变革，这就是，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浪潮滚滚而来，这些浪潮带来的挑战是尖锐的，如果掌握不住冲浪的本事，就会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所淹没。正在这时澳门竞争乏力的状况明显暴露，面临的挑战可以说非常严峻。但是，挑战和机遇从来是并存的。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在提出尖锐挑战的同时也为澳门这样的微型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因此，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当前澳门经济面临困难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正是危机的出现，强烈危机意识的形成，推动人们思考存在的问题，去克服种种障碍，打破既得利益，实现有利于发展的制度变革，从而把握住机遇。澳门经济面临困难，实际上有助于澳门人思考澳门存在的深层问题，并利用回归的机遇，打破旧的“稳侗的利益格局，创造一种有利于澳门发展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说，澳门的回归和澳葡政府的离开，给了澳门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澳人可以重新作出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变革为未来发展开辟道路。这与香港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香港无须利用回归重新洗牌，而是要在保持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向前走；澳门则要充分利用回归的机会改善和提升其制度。对中央政府来说，当前不应为了一时的需要而有意地维持澳门的表面稳定，延误解决澳门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的时机。对澳门人来说，不应以近视的眼光来看澳门回归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而失去进行制度变革的时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强调，最初选择的走向和迈出的第一步对未来的走向有重要的影响。澳门回归后的最初几步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澳门正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关头。
二、澳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澳门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或超小型经济。澳门土地面积狭小，人口和城市规模也很小，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缺乏，经济规模不大，区内市场需求不足。这对于澳门的经济运作和发展来说，的确会产生制约作用。但是，战后世界经济史表明，微型经济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既不等于它们不能自立，更不能说明它们不能有良好的经济绩效。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和《World Table 1995》的统计资料，全世界207个经济体中，人口不足一百万的超小型或微型经济有61个，这些微型经济体大都具有中上等发达程度，低度发展的微型经济国家或地区只占8%。就澳门来说，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17500美元，不仅位居全球微型经济体系的前10名之列，而且成为全球46个高人均收入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可见，澳门微型经济的特点并不是制约澳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提升微型经济的竞争力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知识经济不崇尚规模经济，小同样有竞争力。
笔者认为，现代化水平不高、制度发育不够才是制约澳门未来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库兹涅茨的指标，澳门无论是在人均产值的增长率还是在产业结构的转换上都已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但是还不能说，澳门已经进入现代化社会。如果给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作定位，澳门应是处于现代化中低阶段。澳门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澳门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更滞后于经济。由于现代化程度低，澳门尽管是一个国际自由港，但来投资的人很少；博彩旅游业对澳门很重要，但存在的问题很多，转型也困难重重；澳门的人均收入相当高，但教育科学水平却非常落后。因此，澳门要解决的主要课题，应该是利用回归的时机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提升澳门的现代化水平。
与澳门微型经济特征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工商界人士鉴于当前澳门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不足，特别是楼宇闲置很多，廉价劳动力不足，提出要增加澳门人口，甚至主张把澳门建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很值得商榷。第一，至少在当前澳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增加人口是不适宜的；第二，澳门旅游业要有大的发展，要求公共服务设施的超前发展，客观上要求人口增长不能太快；第三，澳门主要由博彩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提高和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是不同的，人口一多，人均收入就会下降；第四，人口增加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化现在的空房，但对澳门本地人口的就业率、公共设施和社区会造成很大压力。根据最优人口理论，一般来说，要保持人均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和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一个百万人口的都市大约需要一百平方公里可利用的土地。考虑到资本积累、技术变革和自然资源的发现等因素，至少也需要约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澳门只有20多平方公里，迅速增加人口肯定是不经济的。
三、回归后澳门的合理定位
澳门回归后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面临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制定一个面向未来又符合澳门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未来澳门特区政府是当务之急。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比较优势分析的基础之上。澳门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它的区位优势，特别是澳门与香港和内地已经形成的经济联系；另一个比较优势是澳门拥有独具特色的产业——博彩业；澳门与欧盟和拉丁语系国家的联系也是它的一大优势。澳门未来的定位必须建立在它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由于每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都具有动态性，所以根据比较优势作出的定位也应该是动态的。随着比较优势的转移变化，可以有近中期定位和远期定位。
关于澳门的定位，已经有不少研究机构和人士提出了研究报告。1990年由澳门政府特聘的美国麦健士顾问公司首次把澳门定位为一个“地区性的战略要地”；1994年中国国家科委专家组则提出了把澳门建成高科技中心的思路。这两个定位及其后有人提出的把澳门建成所谓“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第二个香港”等都脱离了澳门的实际，对澳门的发展没有作用。1997年2月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和澳门经济学会的研究报告把未来澳门经济定位为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区域性综合商贸服务中心”，基本属远期定位；同年底香港特首特别顾问、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先生和澳门新建业集团董事长吴立胜先生等提出的把澳门建成以“博彩业为特色的综合旅游中心”的定位，则属于近中期定位。如果从动态角度来看，后面这两种思路并不对立和排斥，而是可以互相补充。前一种方案可以作为进一步思考长期定位的基础，后一种方案则可以作为思考近期定位的基础。
笔者认为，近中期澳门经济可以定位为：继续依靠和加强与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努力发展成为一座有特色的现代化的博彩、旅游和娱乐城市。远期澳门经济大致可以定位为“国际性的综合旅游和商贸服务中心”。这是考虑到未来澳门比较优势的变化，澳门可以从现在的以博彩旅游业为主向综合旅游（渡假旅游、商务旅游、会议旅游等）方面发展，并且随着澳门经济结构的优化、基础设施的完善、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法律行政制度体系的完备以及同香港和内地经济分工的形成，澳门可以建成一个商贸服务中心。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两个定位都强调了以旅游和服务为主导，但并不排斥发展澳门的其它几大产业，出口加工业、地产建筑业、金融保险业不仅要发展，而且还要求从“科技兴澳”的高度，用先进技术改造这些传统产业，促其升级提高，同时发展知识含量高的新兴产业，以配合澳门发展目标的实现。但不能搞“四大产业平行发展”，应当根据澳门的资源优势，并且把澳门放到中华经济圈的大棋盘上去考虑，有所侧重，突出重点，注重产业间的主次关系和联动效应。否则澳门不仅难以参与国际竞争，甚至无法走出困境。
四、澳门近期发展依靠哪些推动力
第一个推动力是继续加强与香港和内地的联系，特别是要做好与香港合作这篇大文章。从目前的实际情形看，澳门和香港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优势发挥得并不充分，特别是缺乏政府的宏观引导和有效协调，两地之间在人、财、物等生勃素的流动上还有障碍。澳门回归后，港澳同样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并且都仍然实行自由港制度，可以比以往更容易协调两地经济关系。在新的世纪，面对区域外排他性加强和区域内竞争加剧的大趋势，加强港澳之间的统一协调，进行合理分工，力争在深化合作中实现港澳经济一体化或经济整合，实现双方的比较效益，已势在必然。
现在人们非常关注澳门同香港和内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和协调。澳门因为缺乏深水港，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需经香港中转，自由港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商贸中心难以形成；澳门无铁路、高速公路与香港和内地连接，腹地局限珠三角西部。广珠铁路和广珠高速公路延伸至澳门既具可行性且已在计划之中，但受地理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澳门短期内拥有自己的深水港并不可行，因此在珠江口（伶仃洋）构筑一座连接港澳并沟通珠江三角洲西部的跨海公路大桥，将使这一难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989年香港合和集团胡应湘先生率先提出在伶仃洋兴建大桥的构想，受到粤港澳各方的普遍重视。各方先后提出多个建桥构思和方案，主要有：1991年澳门保利达集团委托香港土力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提出的“澳港大桥的初步构思”；1992年珠海市政府提出的“珠海方案”；1997年1月澳门吴福集团和保利达集团联合委托中国交通部中交水运工程设计咨询中心设计的“澳港大桥方案”；1997年9月香港合和集团提出的“大桥方案”。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修正方案，如中山大学郑天祥教授提出的“伶仃洋青牛大桥与伶仃港方案”，规划大桥从大屿山西南角起，经牛头岛、青洲岛至西大排岛，然后分支为二：一到珠海九洲；一到澳门黑沙环。由于牛头岛以西是深海区，且是国际远洋巨轮的锚地，可同时在此建大型深水港。大桥问题解决得好，对澳门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应当把澳门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澳珠大桥的修建看作是提高澳门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大桥问题上有关各方意见分歧较大，而且这又是一项巨大的基础性工程，建议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第二个推动力来自制度变革，提升澳门的现代化发育水平。当前关键是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澳门行政程序繁杂、行政效率不高且政策多变，并且本身有滋生腐败的土壤，政府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腐败现象，回归后又将面临“内地化”挑战。故澳门的法制建设更应加紧进行。澳门现在在法制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一是长期沿用葡国陈旧法律，商业及经济法例的现代化、国际化程度低，如澳门现行的“公司法”是以1888年葡国商务法和1901年葡国公司法为蓝本，许多条文早已不能适应当前工商运作之需要（1990年澳门曾对“公司法”作了修订，但延搁至今还是草案）；二是现有法律均使用葡语，律师和司法人员也以葡国人为主而很少由懂双语的本地人担任，加上法院方面每年有长达三个月的暑假，给商业贸易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和延误；三是法律的权威性不够，很多问题仍需靠人际关系去解决。另外，法治程度不高，社会治安差。当前必须加快法律尤其是商事法律的本土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并且根据中文语言官方化的要求，有关法律法规应做到中、英、葡文并用，以方便外来投资者。
第三个推动力来自博彩旅游业的调整、转型和提高，其核心是要下决心改革博彩业专营体制。澳门博彩业从60年代初至今长期是一家专营，出现垄断因素，造成博彩业不思进取和单一化的局面，所赚的钱又大都流往境外，不利澳门发展。而邻近地区相继放宽禁令，发展赌业，并营造公平竞争经营环境，致使澳门博彩客源减少。澳门博彩业改革的方式可借鉴拉斯维加斯的做法，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多人持牌，或者实行有限度的竞争，发两三个牌。有人担心将专营权分拆会加剧社会的动荡，但只要加强政府对行业的管治，博彩专营按地段分拆并不一定会加剧社会动荡。拉斯维加斯有众多的娱乐博彩公司，治安却非常好，并以其收入在沙漠地区支撑起一个几百万人的繁华大都市的发展。其次是改善旅游大环境。博彩业派生的外围利益十分丰厚，极易因利益分配不均引起江湖冲突。近年来，澳门当地社会治安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不仅大大减弱了投资者对澳门当地的投资欲望，也严重影响了澳门这一旅游胜地的国际形象。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大环境确已到了加强管治刻不容缓的境地。这里所指的大环境，除了社会治安环境外，还包括各种娱乐、消闲服务和配套设施。其三是在稳定香港客人市场的同时，开拓多元化的旅游市场。
五、增强回归意识和发挥回归效应
澳门回归是“一国两制”的第二站，这不只是主权的交接，而且是对全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的国家行为，对澳门来说是历史性的转折。这就要求对澳门回归的意义有足够的认识，必须增强回归意识，充分发挥回归效应。所谓“回归意识”，就是基本法意识，澳人治澳意识，开拓历史意识。所谓“回归效应”，就是激励效应，就是要把澳门人都动员起来，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正视而不是回避现实存在的多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鼓足勇气，下定决心为解决这些矛盾创造条件，以豪迈的步伐跨入新的历史时代，实现澳门明天更美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