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系统——伯顿#183;克拉克的学术文化思想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拉克论文,文化论文,教育系统论文,视野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3)12-0050-04
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教授从组织的观点出发，把高等教育看作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他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围绕知识的传承与创新这一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把工作、信念和权力作为分析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这种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了解读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探索高等教育运行规律的钥匙。既然“高等教育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1](p.1)，那么它就是一种社会结构，也是一种文化，其中信念是学术文化的核心。本文试着解析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文化思想及其意义。
一、学术文化的基本内涵
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克拉克教授将其界定为：广义是指“一个正规实体的集合体”；狭义是指“包括从事中学后教育活动的任何人员”[1](p.4)。这里我们取其狭义的概念，即人们统称的正规的大学、院校、研究所及其相关的高等教育管理机构与一般的学术组织（如专业学会、联合会等）。学术文化主要是针对具有“正规实体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大学及其学院）而言的。我们把能够维系人们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共同价值观、行为规范（科学规范）、利益和信念称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文化。研究高等教育不能仅仅注重表层的制度、机构、学科设置、培养计划等特征。我们认为大学存在的本真意义正在于它的学术文化的维系作用，理解学术文化的主流及其泛化能使人懂得大学兴衰史，这是探索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要切入点。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组织机构而言，高等教育或大学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方式，大学的主流文化是历史的积淀。诚如哈佛前校长洛韦尔所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越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2](p.30)“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曾被“学者共同体”视若神话，这是支撑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之源。尽管今天的高等教育已非昔日的“象牙之塔”，“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等大学理念也面临着挑战，但由学科到专业、院校及其国家学术系统的文化是逐级形成的，各层次的文化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二、学术文化的结构及其特征
（一）学科文化
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活动是围绕着学科划分和组合及根据院校的划分和组合来进行的。它是依据独特的理智任务，各门学科都有一种知识传统，即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这种组织方式是由学科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即每门学科都垄断了一定的知识，各门学科的组织体系都标定了其特定的问题域和认识域，从而使学科成为联系专家、学者的纽带，专家、学者正是以“学者共同体”的身份参与其中，从而实现了专门化。
学科文化只能由其成员含糊地感受到而不易为外行所知觉。如数学强调数概念的内涵严密和逻辑推演的一致性，其基本风格是优雅和精确的完美结合。有人说“二项式定理”是一首优美的诗歌，其韵律只能由数学家可以感悟到，而门外汉只看作是符号或数字的排列；物理学家强调事物的普遍性；哲学家共同体凭他们共同创造的“通用词汇”进行对话，使外行人感到玄虚神秘而不得其解。一般来说，“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相对开放；相比之下，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更可能在封闭的文化系统中运作。系统的知识引起的自治，即沿着物质的路线又沿着象征的路线发展”[2](p.91)。
学科文化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各门学科由于其独特的问题域或认识域，使学科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即每门学科的成员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事准则。在这独特的领域里，他们分享有关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的信念。“一个范例是一个科学团体的成员共享的东西；反过来，一个科学团体是由共享一个范例的人们组成的。”[1](p.87)由此我们可分辨文学家的豪放和数学家的严谨。其次，各学科的文化并非不可整合，它们既有个别差异性，又有共性。即科学家共同体也有着同一的价值观。诸如客观性、民主精神、勇于创新的求索精神等等科学信念，是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思想认识基础。这对整合学科文化、促进科学繁荣、提升人的尊严和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院校文化
院校文化是在学科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学科文化共性的升华。它往往成为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之源，并带有鲜明的独特性（组织个性）。
院校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院校自治、教学自由、学习自由；院校培养目标；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及声誉等。此外，作为院校文化的亚文化，还有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行政管理人员文化。1)教师文化类型依学科划分，如前述的学科文化；依使命和任务可划分为科学研究、教学及社会服务；2)学生文化有人划分为学者型、社团型和不规范型等等。学生文化因学生的流动性，常常被认为是教师文化和行政管理人员文化的依附型；3)行政管理人员文化主要是院校内部专职的管理人员的文化。大学或学院在最初管理的职位是由教授兼职的，虽然今天一些院校中仍保持着这种传统，但由于院校组织系统的不断膨胀，行政管理职位日益演变为专职化倾向。在今天的高等教育管理中，“学者治校”代表教师利益的部分和“行政命令”的长官意志的行政管理之间导致了院校文化的分化。
归纳起来，院校文化具有如下特征：首先，院校文化具有象征性。学院拥有一个传说并为传说所支配，这是对院校的当前特征的共同理解。因为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人们，会形成关于“他们”组织的某种共同感情；这是一套信念，它有助于确定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也使他们把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特定院校这一事实获得意义。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或专著以“哈佛人”、“北大人”为题，这都是院校文化在文学上的反映。人们认识名校正是从这些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中了解院校的鲜明个性的。其次，院校文化产生忠诚。院校所具有的丰富传奇的文化也有助于组织转变为共同体，在情感上温暖着院校，给个人以归属感。对院校的忠诚和归属感一旦上升到师生员工的意识形态，便成了道德资本，这是激励院校奋发有为的士气库中的“资源”，也是困难临头时的“银行户头”[1](p.94)。第三，院校文化的泛化。即院校为狭隘的使命感所驱使，容易使院校固步自封、保守刻板或使院校对外部反应僵化[1](p.95)。院校文化的上述特征，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专业文化
高等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一般被称为“学者”、“教授”或“知识分子”，他们作为“学者共同体”的成员，形成了特有的专业文化，拥有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享有共同的使命感和科学规范——“智慧生存”是专业文化的本质特征。
专业文化的一般特征表现为民主和自由的观念。民主是学者应有的共同态度，它有两层涵义：1)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尊重知识、崇尚科学，鼓励怀疑、剔除成见；2)科学无禁区，学者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力。自由的观念主要指“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学术自由”是教学自由的基础和前提；“教学自由”是指教师及其学生对学术问题广泛地阐述他们的主张和见解。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学，真正做到“公其非是于学校”是社会民主进步的标志。总之，民主和自由的观念都意在追求工作自主权而反对外部控制，使学科的观念贯穿于自由信念之中。
（四）系统文化
这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学术系统文化的最高层次，是建立在院校子系统文化基础之上，由国家高等教育的固有传统和管理体制的作用形成的。它主要表现为四种基本信念。
1.入学信念。国家采取怎样的高等教育政策，是实施“精英教育”还是“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它涉及国家的教育质量标准的界定、政治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传统的高等教育都是从精英教育的阶段过渡到今天的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显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制约“入学机会”的重要因素。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各国普遍实施精英型高等教育。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各部门需要“知识型”劳动力，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提高就学率，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另外，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直接制约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健康发展。
2.专业信念。高等教育是培养“通才”还是培养专才，这是与该国的教育系统、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如美国在本科阶段注重学生学科知识的广度，即实施所谓“通识教育”或普通教育；而欧洲大陆国家的高等教育注重学生的专业培养。
3.就业信念。这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在培养目标上的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是以毕业生本人的兴趣爱好与自主择业为出发点，还是体现国家社会的需要，因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不同而侧重点不同。如美国高等教育主要以市场为导向，前苏联则体现国家意志，招生计划、培养目标与就业岗位都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密切联系。
4.研究信念。对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与教学是否结合或怎样结合，各国持不同的信念。这与该国的高等教育传统、院校的层次或研究实力有密切的关系。如德国大学的教授是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典范，即著名的“洪堡模式”；法国高等教育的信念是考试和教学；前苏联把科研作为研究所或科学院的特有职能，大学则是教学中心。
在上述四种文化中，学科文化和院校文化主要以高等教育系统的实体部分为基本存在方式，即离开了学科这一特定领域，就没有什么学科文化和院校文化。专业文化和系统文化是学科文化和院校文化的拓展。这四种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学科文化和专业文化作为“学者共同体”的主流文化，如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等信念，是维系高等教育自身独特性的核心价值观。院校文化和系统文化具有整合专业、展现院校独特风格，使院校和高等教育系统更具人性化的文化性格。
三、研究学术文化的意义
（一）研究学术文化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大学理念
大学作为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杰出代表朝什么方向发展、怎样发展，不仅关乎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命运，更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是否丧失。所以，在大学倍受人们青睐的今天，她被赋予许多象征性称谓，如克拉克·克尔将现代“多元化巨型大学”称之为一座“城市”[3](p.29)，一个充满无穷变化、混乱、各种人群斑驳相杂，人们的生活样式千姿百态的“城市”；而阿米泰齐则称现代大学为“社区服务站”[4](p.43)等等。这与传统大学所形成的“象牙塔”精神——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人文主义关怀等理念，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我们必须思考，现代大学应不应该坚持“象牙塔”精神？一旦大学真的完全丧失了象牙塔精神，那么大学不过仅仅是一个抽离了信念的躯壳而已；虽然大学曾在历史上创造了象牙塔这种精神神话象征，但是她却从未完全脱离现实环境[1](p.109)。马克斯·韦伯有个著名的比喻，“信念的作用如同板道工，有助于确定由利益所推动的活动的路线”。面对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大学理念应在经世之“术”（为社会服务）与“学”（知识的传播与创新）之间求得新的平衡点，使大学沿着既有内部组织的独特性又与外部环境间保持着不即不离的路线行进。
（二）研究学科文化有助于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
学科文化的真谛道出了每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知识领域和科学研究规范，只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比肩发展、辉映成趣才能铸就人类的智慧之光。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言，清华大学之所以有其精神和学风，合乎大学之本义，就在于它不仅有工科的实干、农科的贴近中国，还在于它有理科之冷静、文科之敏锐和法科之严谨，其实没有了许多似乎“无大用”的文科和理科，大学之再大，“也只是跛足的巨人，因为那种广博的视野、自由的精神和活跃的风气，在仅仅充满实用与实干的气氛中难以建立。”[5](pp.10-11)这里所谓“务实”最终会因缺少精神之根基而流于浮泛和庸俗。今天有人强调大学的外适之功，恨不能一夜间就将大学推向市场经济的“主战场”。于是，强调高等学校的工科建设，漠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把大量的资金、设备投向工程技术等学科，以求立竿见影之功；这一点，从近十几年我国高校的科研立项、硕士博士点的增设、科研投入等政策措施上可见一斑。因此，以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杨淑子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多次撰文演讲强调加强我国高等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尤其是理工科院校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些建议措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已引起国家的重视。然而，在院校层次这些学科理念尚待进一步落实。
（三）研究院校文化有助于增强院校凝聚力，创建一流大学
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最大的方面在于我国高教系统缺乏大师级学者。众所周知，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位令中国人骄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抗战时期“三校内迁”时培养出来的中国本土大学生。虽然今天国内许多大学的办学条件在硬件上是当时的三校——北大、清华、南开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在软件上所缺乏的正是当时三校共渡难关的院校文化中催人奋进的“士气库”和“银行户头”，即学校的凝聚力、向心力。一句话，我们缺乏优秀的校园文化。或许“师徒型人才链”和“苏步青效应”[6](p.28)能给我们以启发。在我国数学界就有熊庆来—华罗庚—陈景润等人才链。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人才链，则是由近20位不同国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字串成的。同样在我国数学界曾盛传的苏步青效应，即苏步青先生在与其弟子谈话时意味深长地说，在学术上你们都已超过了我，但有一点你们还不如我，那就是你们还没有培养出超过你们的学生。其中的道理正应了清华原校长梅贻琦先生的那句老话：“大学之大，非谓大楼也，大师也。”优秀的校园文化是一代代师生共创的精神财富，正是那种大师级学者的人格魅力——勇于创新、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才能使大学精神世代相承。
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有两个涉及全局和发展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1)处理好高等教育系统的“行政”管理和学者、教授“治校”之间的关系；2)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与科研如同高校（尤其是大学）前进的两个车轮，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