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城市适应——文化适应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农民工论文,视角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农民工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问题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其背景有二。其一，城镇化进程使农民工的流动方式和流动动机发生了根本变化。季节性打工的比例正在降低，农民倾向于在城市中寻求更长期的发展①，且相当一部分人想定居城市②。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人希望继续留在城市，而不愿返回农村③，其市民化意愿也更高④。其二，我国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农民工总体上处于“边缘化”、“半城市化”或“虚城市化”状态，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仍然存在深刻的隔阂。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观诉求和适应水平较低的客观现实，为研究其城市适应提供了必要性。 一、现代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现阶段国内对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的研究，有学者归纳了五种理论视角：“第一类是基于现代性视角的研究，强调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现代性特征；第二类是基于社会化视角的研究，还有的则探讨农民工不彻底的社会化现象，即‘双重边缘人’；第三类是农民工城市主体互动关系的视角，这个视角实际上包含社会冲突论和社会排斥的视角，还有学者在社会距离的视角下来研究这一问题；第四类是基于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视角；第五类研究则停留在描述和分析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内容、障碍和对策的层面上，缺乏理论透视的力度。”⑤ 不管采用何种理论视角，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必要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差异性的客观存在。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经济条件、资源分配等方面，也反映在农村与城市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的差异上。农村社会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乡土性⑥。由农耕的生产方式产生的乡土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的血缘和地缘形成的关系纽带，是影响和制约农民精神世界和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⑦。城市社会则与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正式社会组织取代非正式组织对社会日常生活起组织作用，社会控制的正式机制(法律、法规、政策和契约等)比非正式机制(血缘、家庭、习俗等)更重要。(2)竞争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旋律。(3)社会交往表现出广泛性与浅表性，社会交往成为一种角色的交往，即非个人的和无情感作用的交往形式。(4)社会关系联结的主要纽带是货币而非地缘或血缘，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时大量存在的感情因素被冷静的量的计算所代替，为人处事上有很强的功利意识和理性的思维方式。(5)生活方式体系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多价值趋向型的⑧。 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差别，在个体层面上则表现为现代性与乡土性的差异。我们这里关注个体层面的现代性。英克尔斯认为，具有现代性的个人具有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思路广阔，头脑开放，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等12个方面的特征⑨。杨国枢认为，个人现代性包括平权开放、独立自愿、积极进取、尊重感情和男女平等方面的意识⑩。周晓虹认为，一个具备了现代素质或现代性的人应该具有一整套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比较顺利地顺应生活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11)。 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它涉及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12)。他们必须面对乡村和城市两种文化环境的转换，以及与之相应的个体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因此，处理好乡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对于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试图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分析农民工的乡土性和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适应策略、适应结果等问题，以期为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以及应用策略提供参考。文化适应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最初用于研究如何帮助土著人更好地融入殖民者的主流文化中去。到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国际移民潮的不断涌现，文化适应被用来帮助解决这些国际移民所产生的适应问题(13)。另外，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也都是文化适应研究关注的对象。虽然文化适应的传统研究对象多为国际移民，但国内移民也存在文化适应现象，同样面临着相应的所有问题(14)。比尔斯从人类学的角度指出，城市性是一种文化适应过程，城市性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初民部落群体研究包含了同样的元素。城乡之间的文化适应和跨文化之间的文化适应只有程度不同，变化过程并无本质差异，它们之间只有数量差异，基本过程具有可比性(15)。我国学者也曾指出，文化适应的视角对农民工研究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16)。因此，从文化适应角度研究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在对象、方法和问题上是匹配的。 既往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大多关注农民工人口学意义上的属性对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匹配与适应关系，而甚少关注农民工主体的策略性和能动性，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以及生活领域的异质性对适应的影响也缺乏系统的阐释。另外，乡土性与现代性二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往往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和结果的理解。本文试图在以下四个问题上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启发：(1)乡土性与现代性两者的逻辑关系；(2)双重文化经验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作用；(3)以城市居民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作用；(4)文化适应研究对象、领域和适应结果的异质性问题。 二、文化适应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模型 (一)文化适应概念的提出与演变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或译涵化、文化融合)一词最早出现在1883年，由美国移民事务局的鲍威尔提出，他将文化适应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该定义受到当时盛行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的影响，将适应等同于对主流文化的同化，这与现在所说的文化适应有着很大差别。今天普遍认可的文化适应的定义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 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1936年提出的，他们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个体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的文化适应研究偏重从群体层面对文化进行整体性考量，关注经济活动、组织形式、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迁。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跨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文化适应这一论题进入了心理学的视野。1967年，Graves首次提出了心理学上的文化适应概念，将其界定为处于文化接触情境下的个体所产生的改变，包括行为、态度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等。与人类学的群体视角不同，心理学研究更偏向个体层面，关注个体的适应过程、态度和策略，以及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认同、价值观及行为改变。 其后的研究者倾向于将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两个层面的文化适应都囊括入文化适应的概念中。Berry区分了两个层面的文化适应：一是群体水平(group level)或文化层面(cultural level)的文化适应，即文化接触之后群体在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变迁；二是个体水平(individual level)或心理层面(psychological level)的文化适应，包括个体的行为方式、价值观、态度和认同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做出这种区分的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文化心理学强调个体行为与其所在的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从理论上划分出不同适应水平，这样就能分别发展概念体系和测量方式。二是并非每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参与文化适应的过程并发生改变，即使面临同样的文化适应环境，心理层面的文化适应也存在个体差异。尽管总体的文化适应发生在群体层面，不同个体对其的参与程度仍然各有差异，在接触情境中想要达成的目标也不同(17)。本文采用的是心理学视角下的文化适应概念，我们关注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适应结果的影响因素。 (二)文化适应的理论模型 文化适应的理论模型主要围绕个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展开，传统文化适应策略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取向：维度取向(dimensionality)和领域特殊性取向(domain-specificity)，前者将文化适应取向看作个人固有的态度和策略，试图建立起跨情境一致的普遍性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态度模型；后者则关注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性和相对性，而着重探讨个体在不同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所采用的适应策略或态度的差异。其中维度取向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单维模型、双维模型和多维模型。近年来，多元文化研究的动态建构主义取向下的文化框架转换模型则更倾向于将文化适应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从文化与情境的交互作用视角来理解文化适应的内涵。 1.从单维模型到双维模型 最早的文化适应模型是单一维度的，单维模型由Parks和Miller提出，后经Gordon进一步发展(18)。单维模型将文化适应个体的文化构架看作一个连续统，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分别位于连续统的两端。文化适应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持有原文化到完全持有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原来民族文化对他的影响就相应地越少，并且个体最终将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一个来到新文化环境的个体，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完全丧失原文化而为主流文化所同化。单维度的文化适应理论是与当时美国社会对移民的“熔炉”政策相适应的(19)。 20世纪70年代后，不少理论家对单维模型提出了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Berry提出的双维模型。双维模型并没有将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置于对立的位置，而是认为认同主流文化并不意味着否认原有文化，它的特点是强调了接受主流文化的同时保持原有文化的可能性。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对待原先所在群体的态度和对待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区分了文化适应的两个维度：保持和认同传统文化的倾向，以及与其他群体交往的倾向。两个维度在理论上是相互独立的，而在实证研究的结果上常呈较弱的负相关(20)。根据个体在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可以划分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如图1左半部分)(21)。 对于那些不想保持原有文化认同，而寻求与主流文化日常互动的个体，他们采取的是“同化”策略；与之相反，当个体重视保持原有文化，同时试图避免与主流群体的互动时，他们使用的策略称为“分离”。当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有文化，又想与新群体建立日常互动时，表现出的是“整合”策略。最后，当个体既没有兴趣或不可能保持原有文化，而又没有兴趣与新群体发展关系，这时的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总体上来说，到目前为止，双维模型得到了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22)。
图1 Berry的双维度理论模型 2.从双维模型到多维模型 双维模型所描述的文化适应策略是针对非主流群体(non-dominant groups)而言，该模型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假定群体成员能够自由地选择其文化适应的策略和方式。随着文化适应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意识到现实中非主流群体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自由选择他们的文化适应策略。限制常常来源于主流群体(dominant group)对非主流群体和多元文化的接纳程度。因此，研究者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三个维度：主流群体所扮演的强有力角色对文化适应过程的影响(23)。这个维度形成了一个与文化适应群体的策略相类似的结构(如图1右半部分)，具体也分四种类型：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熔炉(melting pot)、种族隔离(segregation)、排斥(exclusion)。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移民的“同化”时，采取的就是“熔炉”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策略；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群体时，就是一种“排斥”的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策略。这些策略在一些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曾使用过，如美国在不同时期曾使用过“种族隔离”和“熔炉”的策略，而加拿大对移民的态度更倾向于“多元文化”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策略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3.文化适应的领域特殊性 文化适应的领域特殊性关注文化适应取向和行为随生活领域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当移民群体与其他文化在不同领域内发生接触时，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采取或偏好同样的策略。因而持该观点的研究者并不着意于提出单个或普遍性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态度，而是强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个体将会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态度。例如，西班牙心理学家Navas区分了政治和政府体系、劳动或工作、经济、家庭、社会、宗教信仰和风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7个文化领域。个体可能在一些领域选择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选择融入主流社会。Navas认为，一般来说，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在物质和技术文化领域内(如工作和经济)表现得较为现实，而在文化传统的象征或意识形态领域(如宗教信仰和风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则趋向于保守(24)。 实证研究所关注的最主要的区别体现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如Arends-T th和Van de Vijver对荷兰的土耳其移民的研究表明，他们倾向于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使用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在公共领域更多倾向于文化适应，因为这些可以帮助他们获得社会承认和平等机会，而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他们更愿意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25)。Snauwaert等人对比利时的摩洛哥移民的研究(26)，以及Lee等对韩裔美国人的研究(27)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4.文化框架转换模型 传统的文化适应研究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即倾向于将文化适应策略看作个体的某种固有特质或属性，研究的内容比较侧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认同混乱和文化冲突等问题，比如用“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来描述文化冲突的情况，但后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认为文化适应过程给个体带来的压力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并越来越多地关注其积极作用。近年来，在多元文化观和人与环境互动观的影响下，研究者提出了多元文化研究的动态建构主义取向(28)(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认为个体可以发展出与不同情境相适应的认知行为反应，从而将文化与特定的领域或情境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文化框架转换模型(cultural frame switch)，该模型认为指导个体认知与行为的文化构念具有动态性和情境性，个体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线索作出与之相一致的反应，在多种文化框架之间灵活选择和转换。因此，个体完全可以拥有多种文化观念，接受新文化并不意味着否认原有的文化。 多元文化经验具有很大的积极价值，也具有潜在的消极效应。例如，多元文化经验能够提高个体的认知复杂性(29)和创造能力(30)，但有时会导致文化刻板化，从而激发民族主义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31)。至于何时发挥积极效应，何时产生消极影响，还受到很多因素的调节。实际应用中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提高文化能力而减少文化刻板化。注意培养个体的开放精神和多元文化学习心理，提供减少认知闭合、降低生存威胁的良好环境，都可以很大程度地发挥多元文化经验的积极价值，避免消极效应(32)。 三、文化适应视角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启示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从对立到共存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长期存在，很多研究者倾向于将这一结构性差异直接推及个体层面，认为市民代表了“现代”的城市文化，而农民则代表“乡土”，由此人为创造了乡土性和现代性在个体层面上的对立。有研究者指出了既往研究的缺陷：“现代性视角和社会化视角从传统现代、乡土城市和所属群体参照群体的二元模式出发，强调农民工以具备现代性特征的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理性地调整、改变自己以向现代性和参照群体靠拢的过程。这两个视角的研究是完全在二元对立的理论语境下进行的，其缺陷是先验地断定了(可能并不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过于强调农民工对于城市文明、现代性和参照群体的依赖。”(33)如果采取一种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视角，就意味着将农民工适应城市的最终结果看作对乡土文化的完全抛弃，和对城市文化的完全认同，否则就是适应不良的表现。这一视角将宏观的城乡结构性差异与个体特征等同起来，将农民与市民的身份标签与乡土和现代的文化内涵等同起来，而忽视了个体对于文化的内化与认同过程，否定了个体接受并调和两种文化的可能性。 乡土性和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关系是否应该作为一个前提假设而被接受呢？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和早期的文化适应理论确实将传统和现代视为一体两端。而随着二维和多维模型的提出，以及多元文化理念的流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传统和现代视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维度。 中国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对中国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研究也经历了相似的从单一维度的两极化到相互独立的双维模型的转变。在前期约15年的研究中，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他们一直将现代性视为个人传统性的反面，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单一维度的“个人现代性量表”，将得分较低的一半划归为传统性，较高的一半归为现代性。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逐渐意识到将传统性与现代性看成同一变项的相反两端可能存在理论假设上的错误，因为并非所有的传统性文化特征或价值元素都会为现代文化特征或价值元素所取代。在现代社会中某些传统的特质仍会继续保存而未明显衰退，也就是说，传统性的部分内涵与现代性的部分内涵会同时并存。因此，随后的研究中他们将个人传统性和现代性当作两个互相分离的不同变项，这一假设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34)。 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摒弃，这在全球化趋势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上同样可以得到佐证。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地方文化的衰亡，在一个社会中，决定人格和社会性(sociality)的一般性知识传统(如新教和儒教)会对价值观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全球化的破坏下仍然存在(35)。中国人在接受西方现代化理念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如家庭观念、权威观念，“差序格局”，对“强关系”的依赖等，在当今城市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由此观之，认同新文化并不意味着否认原有文化，乡土性和现代性完全可以作为两套独立的价值观念或文化认同在同一个体身上共存。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将个体的现代性和乡土性看作可以并存的两个独立维度，它们在不同农民工个体身上的强度会有差异，具体表现为不同的适应模式或适应策略。例如，对两者的认同水平都较低意味着“边缘化”，而对两者都有较高水平的认同意味着“整合”的适应策略。并非所有个体都遵循唯一的适应模式，适应的过程也并非单向度的，这一观点为研究农民工的差异性和能动性打开了局面。 (二)双重文化经验的积极作用：实践中的能动性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现阶段研究的总体特点是静态描述多而过程性研究少，现状描述多而前瞻性研究少。宏观社会环境的制约给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奠定了文化冲突的基调，研究者常关注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壁垒给农民工城市适应造成的障碍，由此出发，更多地着眼于认同危机、刻板印象、边缘地位等消极适应结果，对农民工自身的主体性、反身性、能动性、策略性等行动过程缺乏关注(36)。文化适应理论为转变提供了契机，它突出了农民工所具备的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文化经验对于适应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农民工在组织和管理双重文化经验的同时，自身的文化能力和适应能力也会得到提高，进而发展出更有效的行动策略。正如有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矛盾事实上已经内化于农民工身体内部，较好地融化为一体，孕育出实践性这一实践世界的特殊惯习。农民工经过多年的城市生活所获得的实践性足以能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和工作，并不一定需要获得现代性来适应、融入城市(37)。 与城市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不仅提高了农民工个体的现代性和适应性，也改变了传统的家族网络关系。例如，农民工在务工时虽然仍依靠家族的“强关系”网络的带动，但家族的范围、结构、功能都较传统的乡土社会发生了变化。这种家族网络吸纳了现代社会诸多的新鲜元素，形成了血缘、姻缘、地缘、友缘交织在一起的，结构、功能具有现代社会性质的新网络。这一网络并不完全处在现代性的对立面，它可以融入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38)。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一个与环境互动中的主观能动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实践，农民工可以发展出与个人特征和环境相适宜的适应策略。在此过程中，城乡双重文化经验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因此，在研究的价值导向和干预措施上，应将提高农民工的适应能力、发展积极的适应策略、挖掘其双重文化经验的积极作用作为重点。 (三)“自下而上”的需要和“自上而下”的接纳：城市居民的作用 文化适应理论的另一个启示是主流文化群体在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农民工群体单向度的行动过程，还必须看到城市社会、城市居民与城市组织的调适与应对过程(39)。正如Bourhis指出的那样：当主流族群认可非主流族群的文化而允许其融入主流族群，或强调移民的个体性而不重视其族群属性，同时又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一致时，就可能产生和谐的族群关系。反之，如果主流族群采取的策略与移民的适应取向不一致，同时又不认可非主流族群文化或不允许其融入，就可能导致族群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或发生冲突(40)。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与其自身的素质有关。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了这样的现象：“80后”农民工认为，一般来说，有文化的人以及与他们年龄相似的城市居民没有排斥他们。有文化的是因为他们素质高，会看问题，不会歧视别人；与他们年龄相似的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话题，能说得来。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没有文化的人最容易歧视别人(41)。王建民认为，将农民(工)“他者化”为落后甚至素质低下的形象，实为现代主义精英立场的“内部东方主义”的体现。内部东方主义在外部东方学的话语压力下，无法在自身之外寻求自我确认之路，便将自我的整体性加以拆解，以区分出一方与另一方的不同，并营造出一方相对另一方的优越性，优越或“进步”的一方将对方视为“落后”的代表予以排斥(42)。 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其对城市主流文化的适应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融入过程，因受到城市文化的排斥和歧视而困难重重。这导致了他们既无法与主流群体融入，又与原有的文化失去了联系，因而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需要农民工的现代性获得，同样也需要城市社会，特别是城市居民进一步的现代化与社会化(43)。农民工群体“自下而上”的融入愿望，和城市社会和城市居民“自上而下”的接纳愿望，是创造和谐的群际关系和实现顺利融入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研究中应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作为农民工的现代性和城市适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予以考量。 (四)城市适应及现代性研究中的异质性问题 农民工城市适应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并不存在一种普适的适应模式，不同个体在不同层面和领域获致现代性的程度也会有差异。根据文化适应理论，对农民工城市适应及现代性过程的研究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生活领域的异质性，以及适应层面的异质性。 1.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代际更替的出现，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农民工群体并非铁板一块，而越来越关注群体内部的差异。同一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可能影响个体对适应策略的选择，这一现象同样受到文化适应理论的关注。例如，Lee等使用双维度量表对韩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区分出三种文化适应策略：同化、分离和整合。结果表明，采用同化策略的被试主要是那些年龄很小就移民到美国的人以及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韩裔，这些人最能适应美国社会的生活；采用分离策略的移民则最适宜生活在韩国的文化背景中；而整合组的被试虽然参加美国主流文化的活动，也有美国主流文化的社交圈子，他们同时也保持了参加韩国文化群体活动的习惯，也有韩国人的朋友圈子(44)。 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可能使不同的子群体表现出不同的适应策略。第一代农民工出生在乡村，对城市文化更容易采用隔离的适应方式，出生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由于他们出生在城市的文化环境中，则更适宜采取同化的适应方式。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们年龄较小，务农经历明显少于第一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则普遍高于第一代(45)，因此，他们更可能采取整合的适应策略。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还可能由职业特点等其他个体特征界定，因此对以上结果的预期并不是必然的，而界定的标注则需要根据问题性质和研究需要灵活选择。 2.生活领域的异质性 即使对于同一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仍会表现出差异。在探讨文化适应的评价标准时，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空间范围，这是文化适应的领域特殊性的关注点。移民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可能采取不同的适应策略，比如，一个移民很可能会追求经济和工作上的同化，语言上的整合，但是在家庭、婚姻和饮食等问题上却采用分离的策略。文化框架转换模型与领域特殊性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相似的，只是后者所指的生活领域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前者更强调即时的情境线索的作用。因此，领域特殊性理论更有利于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的一般适应规律，而文化框架转换模型更有助于建立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的因果模型，从而为促进策略提供依据。 不同情境对农民工文化认同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例如一个农民工在工作中可能表现出对现代城市文化的接纳和认同，如守时、竞争、独立自主等特点，使其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而在家庭生活或私人交往中则可能更多地表现出乡村的文化习惯和行为特点，这能帮助他更多地获得本群体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对于社会交往同质性较高的农民工来说，与本群体的关系是他们获得社会资本和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依据不同的情景和领域特殊性，发展出不同的适应策略，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有利的，因此对适应策略的评价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活领域。 3.适应层面的异质性 适应层面是针对适应的结果而言，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层次，研究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有学者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划分为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文化或心理层面，并认为三者的关系是逐渐递进的(46)。经济层面是立足城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社会层面，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的广度；而心理层面的适应则体现了融入的深度，是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也有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理论构想，而是认为各层次之间并不存在递进关系，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社会融入的不同层次更有可能是平行和多维的(47)。 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同样关注适应结果的不同层面间的关系。Ward等人将文化适应的结果分为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内在调整)和社会文化适应(sociocultural adaptation)(外在调整)两个层面。心理适应是指情绪和情感方面的文化适应结果，包括在新文化环境中的幸福感、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等。而社会文化适应可以看作获得与主流文化相契合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其结果反映在日常活动的表现上。研究发现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在总体上相关显著；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两者的相关程度与个体的适应策略有关。采取同化和整合策略的个体，其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的强相关；而采取分离和边缘化策略的个体，两者的相关弱且不显著(48)。我国农民工不同适应层次间没有显著相关的研究结果，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工现阶段的适应模式大多停留在“边缘化”和“分离”，而很少有人能对城市文化进行“同化”和“整合”。 将适应结果划分为心理与社会文化两个层面还在于明确两者不同的影响因素。心理适应受人格、生活变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影响显著，而与社会文化适应紧密相关的因素包括在新文化中居住的时间、语言能力、文化距离，以及与主流文化群体关系的密切程度。适应策略也会影响不同层面的适应结果，例如，采用整合策略的个体心理适应的水平更高，而采用同化策略的个体会经历更少的社交困难(49)。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一般性框架，适应条件、适应策略、适应结果三项内容构成了研究框架的主体线索。其中，适应条件包括构成文化适应背景的群体和个体水平的各种前置因素，适应策略包括农民工的策略和主流文化群体的策略，适应结果包括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两个层面。 总之，文化适应视角对农民工城市适应及现代性研究，不仅在具体的结论上，而且在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借鉴意义。首先，个人的现代性与乡土性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互独立、可以共存的两个独立维度。乡土性和现代性的表达，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个体不同的适应策略；从动态的角度看，则表现为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对文化框架的选择。其次，农民工的城乡双重文化经验对其城市适应过程可能有消极影响，也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促进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要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着手，外部因素主要涉及主流群体和社会的态度，内部因素则指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培养恰当的适应策略。最后，在探讨“文化适应”这个论题时，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即研究对象的异质性、适应层面的异质性以及生活领域的异质性。 ①郭星华、储卉娟：《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江海学刊》2004年第3期。 ②李璐璐：《向城市移民：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李培林主编：《农民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③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7期。 ④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 ⑤符平、江立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局限与突破》，《调研世界》2007年第6期。 ⑥江立华：《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与现代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有研究者使用“传统性”作为与“现代性”相对的概念。这里考虑到“传统”所包含的内容过于宽泛，不能以当今现实社会的乡村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因此我们使用“乡土性”这一概念。 ⑦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⑧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⑨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35页。 ⑩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7页。 (11)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12)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13)余伟、郑钢：《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问题》，《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 (14)Berry，J.W.,Sabatierb,C.,"Acculturation,Discrimination,and Adaptation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 Youth in Montreal and Par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34,2009,pp.19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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