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抗日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行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也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中反对帝国主义取得最终完全彻底胜利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中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中华民族悲壮的正气之歌；也有无数知识、文化界爱国人士，为此奔走呼号、组织联络、出谋划策，为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便是一位典型代表，这里对他自反日观念的形成到积极参与抗战的过程进行探讨。
一 早期的反日活动和反日观念的形成
陶行知参加的最早的反日活动是在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国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会议公然议决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转让日本，北洋政府竟拟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任南高师教务主任的陶氏与刘伯明组织南京学界联谊会筹备会，动员全市学生响应，7日通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9日陶在南京各界6000千余人于小营演武厅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卖国行径。10日与宁各界代表会见英、美领事，表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归还青岛的愿望。13日南京20余所中等以上学校举行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陶为会长，发表了《论学界联合会组织办公书》。14日他又参加南京各界万余人召开的国民请愿大会。20日南京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自行罢课，南京高师代理校务的陈容因反对罢课而离校，陶暂代理校务，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南京各校学生组成学生联合会，聘请陶为顾问。（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9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738页；陈训慈：《陶行知早期在高教的实践和贡献——我对陶师在南高、东大任教时期的回忆》，《行知研究》1987年第4期第58-60页。）
同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破坏抵制日货运动，派浪人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16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多人，酿成“福州惨案”。12月8日，南京4万余人为“福州惨案”举行抗议集会，时任南高师教务主任的陶行知积极组织并参与集会，被推为大会副会长。（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9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39页。）
1922年7月3-8日陶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身份参加在济南召开的该社一届年会，他与王伯秋等人联名提出《创办青岛大学案》，称：“自‘山东问题’发生，青岛尤为全国视线所集，今值筹办鲁案善后之际，百端待理，须才孔亟，为发展我国固有文化计，为沟通东西文化计，尤不能不设立永久高等学术机关，以谋改进，而扬国光。”（注：参见《新教育》第5卷第3期，1922年10月。）这一提案显然是针对日本及其他帝国文化侵略而提出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霸权和野蛮行为是陶氏反日观念形成的直接动因，五四运动是他反日活动的开端，他当时参加这些活动完全是出自一个正直中国人的爱国心。1925年后陶氏确立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行为的完全彻底的抵抗态度。他指出：“如今列强对中国施行压迫，不许我们尽量出头，我们不愿被压力压死，就得使劲把压力撞破……国家能否得到出头的自由，就非靠民众努力与奋斗不可了！”（注：陶行知：《平等与自由》，《乡教丛讯》第1卷，第17期，1927年9月。）
陶的这种态度还表现在：1925年他任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参加了北京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并通电“各地平教会、平民学校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9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54页。）；他主编的《平民千字课》教材中，每册都安排一定分量的爱国内容，如《中华疆域歌》把全国各省风貌、物产、特色编成一首歌，《国旗歌》中鼓舞人们“气通天日见忠节”，《岳飞》一课歌颂岳飞“尽忠报国”的英雄气概，《尽力中华》鼓舞人们“都振奋起精神来振作振兴中华，中华！”《爱国歌》更是教育人“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一心一意爱他！要是你爱他，莫让人害他。等到人害他，更要你爱他。倘有你爱他，人如何害他？”（注：陶行知、朱经农：《平民千字课》，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这些言论在20年代初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陶氏明确反对日利用教育进行政治、文化侵略，主张“教育当各国自办”，“反对外人借学校进行政治侵略，查有实据者停办”，认为“至留学生护卫所留学国家，此言不确。如日本留学生皆反对日本，美国留学生则有赞成美国者。至赞成与反对，转以各国对中国政策为准”。（注：陶行知：《对力谋收回教育权案的意见》，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华教育界》第12卷第1期，1924年7月。）从教育内部反思陶氏认为“倘仍惯于抄袭，不加省悟，则教育亡国之罪，天下后世，不能为吾辈恕也”。（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1927年11月底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不抵抗思想，写了《不投降歌》（注：该歌歌词道：“军人救国不要命……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只有断头兵丁，没有投降兵丁……捧出一颗丹心，献与亿兆生灵。”参见《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鼓励爱国军人以誓死战斗来对付侵略，维护国家主权。
综上，五四运动到20年代这段时间里，陶氏在对当时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基础上，在反日活动中逐步形成反日观念，并形成对日本侵略行动进行完全彻底抵抗的态度。
二 反日活动受挫与抗日思想的形成
1930年4月12日，陶创办的晓庄学校遭蒋介石强行封闭，他本人受到通缉。这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晓庄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南京英商和记洋行被殴工人，抗议日军舰停泊南京港，这一爱国反帝行动受到当局的强行镇压在陶心中引起震惊，他在当日所写的《护校宣言》中质问当局：“和记洋行是英帝国在首都施行经济侵略的机关，最近以高压手段打伤失业工人，并且两人因此失踪。这种惨无人道的情形，在革命的政府之下应当不应当纠正？中山先生遗嘱，是要我们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当局是一面喊着革命外交的口号，一面交换礼炮，允许日本舰队登岸，让侮辱中华民国的敌人去敬礼中山先生的陵墓。并且还让他们驶入长江上游，如入无主人之国，中山先生有灵，该是如何心痛啊？这种侮辱主权的行为，在革命政府之下，应该不应该忍受？”（注：陶行知：《护校宣言》，《京报》1930年5月17日。）
晓庄学生的反日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陶氏进行爱国教育的结果。1928年“双十节”他就在晓庄学校纪念会上对学生演讲：“我们的济南，现在还是给日本人占据。现在我们要叫日本人回日本去，只有我们自己先团结起来，才能够叫他们回去……我们要下一个决心，用教育的力量使民众团结起来，叫日本人回到日本去……假使我们晓庄学校不能叫日本人停止蛮横的行动，不能叫日本人回到日本去，那么晓庄学校便算失败的。”（注：陶行知：《今后中华民族的使命》，《乡教从讯》第2卷第22期，1928年11月。）
挫折只能使弱者屈服，对陶氏这样具有坚定爱国思想者，则会使他更加深入地思考抗日救国问题，他把自己的思考用诗文表达出来：
1930年7月，他写就《假好人》短诗十首，最后三首为《假军队》：假军队，忍看山河碎，他自有本事，会杀亲姊妹；《假官吏》：假官吏，嘴上有主义，吃了百姓饭，要剥百姓皮；《新武松》：我是新武松，已上景阳岗。遇着人面虎，打去无商量。（注：陶行知：《假好人》，《申报·自由谈》1931年9月25日。）
这些诗既揭露了当局不抵抗的面目，也表明了他与不抵抗者势不两立的立场。
1930年底陶被迫到日本避难，11月1日写了首题为《老鼠》的诗，讽刺国民政府某些要人媚日丑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他看清了帝国主义压迫是当时中国国难的根子。1930年12月15日，当他在日本读到胡适《我们走哪条路》一文后道：“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的将它一笔勾销。”讽刺胡适“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注：陶行知：《胡适捉鬼》，《申报·自由谈》1931年9月4日。）
由于陶被通缉后的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公开活动的自由，但他不忍心祖国和人民再遭帝国主义更残酷的蹂躏，就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连连在《申报·自由谈》栏发表政治短文，其中很多是抗日言论，主要是揭露当局置外敌入侵于不顾，反而血腥镇压同胞，唤醒人民起来抵抗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局媚外残内的本性，义愤地指责：“这次日本人违反国际公法，以重兵侵略东北，不啻为强盗行为。为武官的宜如何视死如归，捍国卫民，哪知道有些武官采取无抵抗主义，做了托尔斯泰的信徒。”（注：陶行知：《托尔斯泰与穆罕默德的信徒》，《申报·自由谈》，1931年9月24日。）
随即他又以1927年傅作义守涿州为例，说明“东三省之守将，人人是傅作义，则东三省必不亡”，呼问“东三省之傅作义安在？中华民国之傅作义安在？”（注：陶行知：《傅将军到哪里去了》，《申报·自由谈》1931年9月26日。）以曾国藩改奏章为引子，发表感慨：“惟自沈阳失守后，每看张学良的电报，不禁令人怒发冲冠，因为在这些电报里只见是失守、退出、死伤、被缴械，不见有丝毫大无畏精神之表现……战而败，国民原谅你。败而战，国民敬重你。不战而败，败而不战，国民终有一天要和你算账。因为你失掉的不只是土地，而且是立国之精神。”（注：陶行知：《屡战屡败》《申报·自由谈》1931年9月30日。）更以史可法“头可断，身不可屈！”的壮语来唤起“中华民国之史可法”。（注：陶行知：《史督师对国民的训话》，《申报·自由谈》1931年10月7日。）告诫国民“在二十世纪之科学世界中奉‘迷信老爷’做军师之民族必归天然淘汰”，救国需要“一、不贪钱的文官；二、不怕死的武官；三、手脑并用的散思（科学）先生”（注：陶行知：《新旧中国之军师》。《申报·自由谈》1931年10月8日。）。国民要“背起四个十字架”，要有“为抗日牺牲的精神”。他以明末清初那些“爱发甚于爱国”的老百姓“累得子孙们去做二百六十八年的亡国奴”为例，说明“我们如果不愿再蹈他们的覆辙，便须：（一）爱国甚于爱自己的身家；（二）赶早团结起来，学得真武艺，一致拼命御外侮”（注：陶行知：《剃头担上的杆子》，《申报·自由谈》1931年10月12日。）。
他指责那些顽固不抵抗派“压倒主人自傲主，挥霍兵饷如粪土，强盗进门不抵抗，主人赶贼他不许”（注：陶行知：《军阀的镜子》，《申报·自由谈》1932年1月12日。）；讽刺他们步步退让的政策：“听说日攻马占山，日军未入山海关；山海关内还有关，关外不如关内欢。听说日军将入关，日军未上紫金山。紫金山下满江水，船夫袖手看船翻！”（注：陶行知：《“未”之命运》，《申报·自由谈》1931年11月25日。）这类诗文有数十篇，无疑在当时对帮助爱国民众认清侵略者和当局的面目，唤起他们团结起来武力抵抗，孤立少数顽固不抵抗势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1年12月初，上海400余青年自动组织起援助马占山抗日团北上，受到当局阻拦，陶则极力支持，认为“政府要以众人的力量为力量，才能御大难做大事。国家在存亡关头，只怕人民醉生梦死。现在这四百青年既有决死之心，若能给他们以有效之训练，必须之器械，自能发挥伟大之力量，将见他们如斯巴达之三百勇士，田横之五百义士先后媲美了。如果政府连这种宝贵之力量也不能容纳发挥，那是太可叹息了。”并认为“人民决死之力量，是世界上最大之力量，能容纳、宣导、发挥、光大这种力量的政府，才是高能的政府，万能的政府”。（注：陶行知：《青年自动援马抗日团》，《申报·自由谈》1931年12月10日。）
陶氏当时对人民抗战力量是绝对相信，对当局则抱着既充分利用、争取爱国的力量，又孤立少数顽固不抵抗者的态度，他直言：“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蒋、孙二君看见这种说法，也或者要说我是把真理弄颠倒了。这个我不必强辩，让事实自己去证明吧。”（注：陶行知：《颠倒的逻辑》，《申报·自由谈》1932年1月8日。）他还利用“江”与“蒋”谐音，写诗《问江》责问蒋介石：“滚滚的长江！我要问：您从何处来？您往哪儿去？你一路来干了些什么事？”（注：陶行知：《问江》，《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当蒋宣布下野，广州游行放鞭炮之际，他又提醒民众且慢，要等到“被灾同胞得了温饱，东三省失地主权完全恢复，全国人民实实在在的做了中华民国的主人翁，世界一切被压迫的人都翻过身来做了自由人，到了那时，咱们才有兴味放炮竹庆祝咧”。（注：陶行知：《且慢》，《申报·自由谈》1931年12月20日。）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陶氏在相信民众抗战力量，争取多数爱国力量，孤立少数顽固不抵抗者的态度基础上形成了联合抗战的思想和策略，并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深刻和全面。当他读到锦西义勇军第六、七、八等大队与东北军前线下级军官合发的《绝命宣言》后，规劝那些思想动摇者“再不捐弃私见，共赴国难，那真是没有心肝的人了。这四千人可以不死，如果要死的话……便是死于口说合作不赴国难之中央政府”。（注：陶行知：《读到锦西义勇军绝命宣言有感》，《申报·自由谈》1932年1月15日。）
正因为这种态度，对于日益兴起的民众抗日活动他都给予积极的舆论引导，认为：“外患之有，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试金石。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民族已否创造成功，只消在外患压来的时候，看它有什么反应，便能一目了然……上海有人发起援助东北义勇军，和上次东南人士募捐接济黑军抗日，在中华民族发达史上都是重要的事实……这次援助东北义勇军是更有意义，因为东北义勇军是纯粹人民的武力，发挥出真正的民族精神。各地方同民族的人互以实力援助，断然比那空洞的同情心进一步了……不抵抗的军阀是背叛民族精神，便是背叛中华民国。全国人民应该立刻奋起与东北义勇军站在一个战线上，扫除割据的军阀，驱逐横暴的日军，恢复已失之国土主权，以完成中华民族创造之重大使命。”（注：陶行知：《创造之中华民族》，《申报·自由谈》1932年1月16日。）
为掩人耳目当局也曾召开国难会议，陶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难会议只可算是名人会议，至多只可以算是一个名人对国难之条陈会议……这个名单的根本错误，不在所有而在所无，在不应无者尽无。中华民国的主人翁之绝大多数，谁也不能否认是农人与工人……国难当头，不把绝大多数的主人翁请来亲自解决，何能打破这个难关？”
进而他从政治高度阐明了国难解决的方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权威超过一切之真正的国民大会，产生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创造出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华民国。他的职责不仅是过难救命罢了。”（注：陶行知：《国难会议与名人会议》，《申报·自由谈》1932年1月28-29日。）
在这样的政体架构中，军队应是“顺从国民的公意以保卫国民，守土御侮的军队……以国民的公意为无上之权威。外患临头，国民叫他战，他必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一当千，以一当万的战。若长官依据民意令他保国卫民守土御侮，他必服从；若长官违背民意令他放弃国土，对敌人不抵抗，他必不服从。不但不服从，并且要将乱命者推翻掉。因为他所推翻的不是长官而是国贼。新岳飞绝不是十二道金牌所能召得回，因为他所服从的不是个人而是国民的公意”。他赞扬：“十九路军已经在战绩上证明他们是国民的军队……给了全民族一种绝大的新希望。全国的军队起来，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造成国民的武力，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倘若观望不前，自弃天职，那便是军阀害国的军队，人人得而攻之。”（注：陶行知：《国民的军队》，《申报·时评》1932年1月30日。）
1932年2月底当局取消了对陶的通缉令，他得以公开活动，此后一段时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创办教育事业，但仍不忘抗日救国。他选定宝山与上海交界的孟家桥创办工学团，为让人们铭记山海关失守的教训，将工学团定名为山海工学团。1933年工学团成立一周年举行纪念活动，陶请来英国人马莱爵士率领的世界人民反战大同盟代表与会并发表演讲。1934年1月28日他又亲自参加山海工学团举行的“一·二八”两周年纪念会；9月18日他组织上海五个工学团联合举行“九·一八”三周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演讲：“九·一八，九·一八，怎样收回东四省？小小女儿教妈妈。九·一八，九·一八，怎样打倒帝国主义，小小儿子教爸爸。九·一八，九·一八，谁能救中国，小先生顶呱呱。九·一八，九·一八，那个忘了九·一八，便是一个‘小忘八’！”（注：陶行知：《“九·一八”三周纪念》，《生活教育》第1卷第17期，1934年9月。）发动小先生起来宣传抗战。同年10月1日为山海工学团二周年纪念日，陶氏带病参加活动，宣读了所做的纪念歌：“十月一，十月一，私仇勾销来一笔，联合起来打公敌。十月一，十月一，请问公敌是什么？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注：陶行知：《一个新法子》，《生活教育》第1卷第18期，1934年10月。）说明此时他的联合抗战思想已经十分深刻明确，他在给广明小学所做的校歌中又一再强调：“帝国主义倒不倒？联合起来自分明，收回广大的东北，万众齐心。”（注：陶行知：《广明小学校歌》，《生活教育》第1卷第20期，1934年12月。）
他还在所编的民众识字课本中编入爱国教育的内容，如：“我是中华国民，我爱中华民国。中华国民现在虽是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将中国地图作为一课编入，并在很短的课文中特别提到：“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已被日本拿去了。何时能收回，全靠国民努力奋斗。”（注：陶行知：《老少通千字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陶氏1930年因支持抗日活动而受到当局的通缉，逐渐认清了当局的软弱本性；他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凶残本性有了清醒理智的认识之后，形成了坚定的卫国御侮思想，并积极宣传这一思想，同顽固不抵抗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主张并相信依靠全体国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进行联合抗战，定能取得最终胜利。在联合抗战的时机未成熟之前，他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努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联合起来投入抗战，这些工作为他后来开展有组织的联合抗战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积累了实践经验。
三 为联合抗战而奔走
1935年底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揭开新的序幕，陶氏把自己积久的思考和长时的呐喊转变成自觉积极的抗日组织活动，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救亡之中。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陶即与马相伯、沈钧儒等人于12月12日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号召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表示“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阐明“敌人对中国的侵略，决不是少数人的盲动和野心，而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积重难返的经济恐慌和财政赤字，造成了他们积极侵略的大陆政策”。因此“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做殊死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主张“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铲除内奸，联合民众，自卫抗侮”。（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21日。）
12月15日，陶氏在沪与北平学联代表会面，谈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12月16日《生活教育》发表了他的《两天内两大洲上的民族革命》，指出埃及和北平的学生运动“都是半殖民地学生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之反抗”，高度评价“北平的学生运动是对汉奸和帝国主义的双层反抗”。（注：陶行知：《两天内两大洲上的民族革命》，《生活教育》第2卷第20期，1935年12月16日。）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日发表第二次宣言：对军警镇压学生运动提出抗议，主张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停止一切内战，抵制日货，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惩治摧残爱国运动者，全国文化界联合组成救亡的统一阵线。（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1936年1月11日。）
1936年1月1日出版的《生活教育》刊载了陶氏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的《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一文，指责以前在长城沿线阻击日军的二十九军，现在却受蒋介石之命镇压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众诗：“这把刀！来自古北口。刀儿两面光，不能分好丑。人也和刀一样；从前杀敌人，现在杀朋友。”（注：陶行知：《古北口来的大刀》，《生活教育》第2卷第21期，1936年1月1日。）不久又发表讽刺当局的诗：“救国大家救，卖国归我卖。岳飞学厌了，现在学秦桧。东北华北送了人，国土还有一大块。等到整个民族进棺材，我盖棺材盖。”（注：陶行知：《一曲历史戏的开场白》，《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1936年1月16日。）
1月28日陶参加上海各界举行的一·二八四周年纪念会，再次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争取言论与救国自由，收复失地，产伪除奸（注：《上海各界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宣言》，《生活教育》第2卷第24期，1936年2月16日。）；会上还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被选为理事。会后他与沈钧儒、马相伯、何香凝等率工人农民及各界人士近万人徒步游行示威40余里，到宝山庙行镇公祭一·二八牺牲的无名英雄，呼吁国人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作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陶氏在各方面积极联络，建立抗日联合阵线，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利用他与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故交，建立救国会与冯联系。1936年2月10日他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名义致函冯玉祥，请他起草对士兵实施国难教育之办法，介绍察哈尔训练士兵抗日之经过，征求抗日同志。（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当他决定要出国后，便将孙晓村、千家驹、王昆仑等“对于民族自救之途径皆有正确认识”的同志介绍给冯，请冯与他们“深谈”。（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
二是和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一起，与杨虎城建立联系。1936年杨到沪治病，与杜重远同住在虹桥疗养院，他很关心上海各界救国运动，便由杜介绍与沈钧儒、陶氏等救国会领袖进行多次晤谈，使杨与救国会领导人之间在救国主张、方式、步骤等方面达成了更多的共识，这些共识成为张、杨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作为救国会联合抗战策略的另一部分，陶随即前往两广，准备与杨配合首先在西南和西北这两个蒋介石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把抗日的旗帜举起来。杨回西北后密切注视西南的动向，并与阎锡山、韩复榘等人联络，准备应两广事变而竖起西北的抗日旗帜，后因两广事变失败而取消计划。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发表的八大抗日主张就与救国会的主张基本吻合，其中将“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列在第三条，更显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是陶作为救国会的特使，以受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和广西省政府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之邀到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开设讲座为公开名义，实际上则是去做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鼓动他们易帜抗日。
陶去两广的简要经过是：1936年4月17日，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发出聘书，4月23日陶不顾夫人汪纯宜于该日逝世的巨大悲痛，启程由沪去广州，4月30日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请做演讲，揭穿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要把中国一口吞下去……要我们四万万同胞当他的奴隶，还要我们进一步做他们侵略的炮灰，所谓‘中国定而东亚定，东亚定而世界大同’，他是想做世界的霸王”。（注：陶行知：《怎样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石牌生活周刊》（中山大学办），1936年5月4日出刊。）陶在广州做了几场演讲，并同胡汉民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等晤见，讨论团结抗日问题。5月5日由李宗仁陪同去广西，5月6日在梧州广西大学演讲“抗日救国问题”，在广西大学公园接见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教育与抗日救国运动应打成一片……非抗日无以言救国……救国之道，一方面，全国民众应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殊死战；另一方面，应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真正革命之民族，去抵抗推倒侵略行动之各个帝国主义，以解除各弱小民族之倒悬，而创造一条革命的光荣的新路线”，并“希望与广西各救国同志交换一点救国意见”。（注：陶行知：《与记者谈访桂计划》，《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5月9日。）
在南宁陶氏应邀到各民众团体、机关、学校演讲，从各个方面阐述中国的出路问题。5月11日应白崇禧之请到广西军官学校讲《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5月16日出席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主持的各学术团体宴会，会上决定成立广西省文化界救国会；5月17日他在对广西妇女救国会和学生救国会的演讲中，希望广西各界“在李总司令领导之下，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积极抗日救国”（注：陶行知：《与广西妇女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全体委员、职员演讲大意》，《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5月18日。）；17日晚在南高师、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晓庄学校校友举行的茶会上，他告诫大家：“现在为大众幸福着手的，莫过于抗日救国，粉碎日本大陆政策！大家向这个目标进行，一定能找得共同的路”（注：腾起：《乐群社迎陶茶叙小记》，《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5月22日。），并同各界研究抗日宣传工作；20日陶氏与李宗仁同机到广州吊唁胡汉民；30日与《工商时报》记者谈国难教育问题时明确指出：“现教育制度与中国救亡运动不适合。我们要施用一种教育方法，唤起大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把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独立平等自由的中国”，认为“学生救亡运动，已转变为大众救亡运动，是愈遭压力愈有力量，决不会沉寂下去的”。（注：陶行知：《答香港〈工商时报〉记者》，《救亡情报》第4期，1936年5月30日。）
5月31日，沈钧儒、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及各地救亡团体代表在沪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广州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的陶氏被选委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与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联合发动两广“六·一”事变，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准备挥军北上反蒋抗日，并成立广西各界抗日救国会。
四是在救国会的领导下组建了国难教育社，团结一批教育工作者从事抗日宣传教育工作。该社1936年2月23日成立，陶当选为理事长，该社发起缘起即要实施救国会提出的《国难教育方案》，“完成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任务”。该社宣言中强调：“国难教育是民族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工作……要求和全国各地类似国难教育社的组织和团体取得密切的联系……显露并廓清‘奴化教育’和买办教育的理论……积极参加并执行国难教育工作……并且在行动中，在实践中，使我们的理论更充实起来，更丰富起来。”（注：《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生活教育》第3卷第2期，1936年3月16日。）
国难教育社一成立陶即率该社同志到沪东沪西和浦东开办工人夜校、识字班、训练班等，每到一处就宣传“中国是遇着空前的国难，这严重的国难，小众已经解决不了，大众必得起来担负起救国的责任，中国才可以救……但是中国的大众受了小众的压迫剥削，从来没有时间、金钱、机会去把自己和民族的问题想通”。（注：陶行知：《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大众教育》创刊号，1936年5月10日。）
五是联络和支持一批抗日救国团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组织抗战。如支持新安旅行团到各地去宣传抗战，支持刘良模创办民众歌咏团用歌声宣传抗战，指导小先生组成小先生救国联合会，对那些伪装的民众运动，他又毫不隐瞒地加以揭露，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后广东某些军阀为伪装抗日，6月13日才收买部分民众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陶则写短诗“假干，每人两毛。真干，捉进监牢”（注：陶行知：《广州“六一四”的民众运动》，《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加以揭露。他还写有《枪口向北》、《枪口向外》、《联合战线》等大众诗宣传抗战，让人们分清谁是假抗日，谁是真救国。
六是参与发表了一些重要的宣言。1936年3月陶参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对时局的紧急宣言，指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进一步疯狂，斥责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唤起同胞用铁和血同日本法西斯做殊死战（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对时局的紧急宣言》，《生活教育》第3卷第3期，1936年4月1日。）；后又参与上海文化界揭露当局对救国运动的种种摧残伎俩（注：《上海文化界反对破坏救国运动宣言》，《生活教育》第3卷第4期，1936年4月16日。）；3月24日上海军警围捕复旦爱国学生，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了抗议宣言；4月4日儿童节陶又支持劳苦儿童纪念会发表宣言，号召儿童起来联合全世界儿童来抗日救亡（注：《儿童节劳苦儿童纪念会宣言》，《生活教育》，第3卷第4期，1936年4月16日。）；5月参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对五月纪念节的宣言，提出“要在五一团结以劳动者为基础的力量，要在五四五卅发扬传统的革命精神，要把过去五月所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如二十一条……扯得粉碎”。（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对五月纪念节宣言》，《生活教育》第3卷第7期，1936年6月1日。）
6月1日陶氏参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成立大会宣言，明确地把“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当成该会当时的主要任务。
陶氏参加发表的宣言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名发表的《四人宣言》，全称《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该宣言是潘汉年在约请陶氏、冯玉祥、李宗仁等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基础上，由胡愈知起草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交陶与邹韬奋一起讨论修改，陶、邹签名后又几经辗转，于7月15日正式发表。8月10日毛泽东就《四人宣言》致函邹、陶、章、沈及全国救国联合会，表示“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的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和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史良后来在她的自述中说这个宣言“把整个救亡爱国运动引向了高潮”。
《四人宣言》主要目的是争取团结国民党蒋介石抗日，由于陶是在最初起草的文件上签字，即所谓“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注：陶行知：《团结御侮文件》，《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页。），后因章乃器嫌文件太右而作了修改，所以陶后来到巴黎参加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成立大会时又对这一宣言做了再度说明。（注：陶行知：《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10月5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氏就满腔热忱地奔波于各方，宣传抗战，为建立联合阵线做了大量工作。如同他在一首诗中所说：“你说我热烈。我是一块烧得通红的煤：要把吊儿郎当的少爷烧毁，再烧毁贪图安逸的小姐。把少爷小姐的灰，堆得一堆又一堆，拌一些儿水，塑成千军万马，用嘴儿一吹，都变成活龙活虎，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追，要把他们赶出华北东北才肯回”。（注：陶行知：《一块煤炭》，《生活日报》1936年6月24日。）
四 跨越五大洲的宣传和动员
1936年7月初，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委派陶行知借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之便，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前往欧、美、亚、非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侨胞共赴国难，争取世界正义力量的援助，出国前陶对记者说：“我要籍此次国际会议，粉碎帝国主义者国际间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的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注：陶行知：《答记者问》，香港《生活日报》1936年7月11日。）
陶氏7月11日离开香港，15日乘英国邮轮“可尔夫”号抵新加坡并作短暂停留，他一下船就做联合华侨的工作，当三江会馆陈来昌馆长告诉他：“新加坡华侨闽粤以外者都入三江会馆。”陶写诗鼓励华侨“从此兄弟不阋墙，联合起来打东洋”（注：陶行知：《三江会馆》，《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页。），并对华侨领袖陈嘉庚说“国内民众向来都重视华侨心意，希望此间华侨运用方法，极力电阻双方发生内战”，以期内外共同联合起来。从此陶踏上在国外宣传抗战争取联合的艰难征途，正如他7月16日见到老朋友张和清先生所写的诗中记述：“你问吾妹安否；你问吾母康健；你问吾妻无恙；我听了说不出话来，眼泪要从心里头泻。待我再上坟时，当诉说你的挂念。他们去了也好，我率性将家庭眷恋，化作民族解放宏愿，将大地走遍，要被压迫民族，把握存亡关键，结成联合战线。”（注：陶行知：《三江宴》，香港《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第14号，1936年9月6日。）建立联合战线成为陶行知出国后直至七七事变前工作的主要目标。
7月16日陶应邀到新加坡青年励志社演讲，告诉华侨：“中国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军阀”，详述被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农民、工人及其他各界的严酷生活状况；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悲壮场面及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出路在于“有笔杆的人，就要用笔杆抵抗；有钱的人，就要用钱来抵抗；有主义的人，就要用他的主义来抵抗。无论是经济、是文化、是武力都可以抵抗，都应该抵抗”；在于建立联合战线，“前进的青年要领导落伍者一道前进的，如果将落伍者变为敌人，那就打不胜打了”。（注：陶行知：《新中国与新教育》，香港《生活日报》1936年7月31日。）
8月7-14日陶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第七届会议，他在会上作《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制》等报告，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士。8月24日他又与陈铭枢、胡秋原等发表告海外同胞书，提议举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后又与钱俊瑞、陆璀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青年和平大会。9月3-7日陶作为中国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前陶和与会代表起草了《告和平与中国之友》，声明“远东和平被破坏已经五年之久了，国际联盟成员之一的中国，不断地被侵略，并被利用为进攻他国以威胁世界和平的根据地。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由于侵略者无可忍耐的暴行而引起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而同时也是世界上为争取民主主义而斗争的一个主要部分。”呼吁“一切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都有援助中国反对侵略者的机会……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表示其国际团结以援助中国全民解放运动……一个促进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结合应在英、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之间形成”。（注：《告和平与中国之友》，巴黎《救国时报》1936年9月18日。）会议结束时陶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执行委员，他还与陈铭枢、王礼锡、钱俊瑞、胡秋原等致书国际和平会议主席，请求速派代表到中国。（注：陶行知等：《致国际和平会议主席》，《陶行知全集》第6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页。）
陶在国外广泛接触海外留学生及各民众抗日团体。9月12日他一到巴黎就受到中国学生会和华侨抗日救国会的热烈欢迎，做《怎样可以救中国》的演讲，宣读所做儿歌12首，呼吁“联合战线快联合”，对敌人实行经济抵抗、文化抵抗和武力抵抗，“不管他许不许，要救国自做主”。（注：陶行知：《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儿歌》，巴黎《救国时报》1936年9月25日。）9月18日又参加巴黎中国学生会召开的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并指出：“国共合作过去只有动机，而现在则逐渐成熟。”（注：陶行知：《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讲话要点》，巴黎《救国时报》1936年9月25日。）
9月20日陶等人倡议发起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侨胞代表及各地来宾400余人与会。他再次强调：一要停止内战，二要反对包办，三要求大众联合起来，四要有真的准备，五必须抵抗，六要宽容，七要防挑拨，八要有好意的批评，九要坦白，十要在战斗上取得联合，十一作战和团结的中心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十二要给战士吃饱。并提出“大德”的概念，认为“大德就是大众的道德。大众的道德有三：第一是觉悟；第二是联合；第三是争取解放——争取民族大众的解放”（注：陶行知：《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巴黎《救国时报》1936年10月5日。），这一演讲穿插通俗的大众诗，十分生动有说服力。会上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9月21日陶应邀参加吴玉章创办的《救国时报》招待出席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的各国代表的招待会，并在会上的总结演讲中做诗赞《救国时报》。22日又出席巴黎学生、妇女救国会举行的欢迎会。
1936年双十节陶与中法友人在万花楼共庆，他做诗祝中法两国“手拉着手要打倒和平的公敌”（注：陶行知：《巴黎万花楼中法友人共庆双十节》，《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在致词时又呼吁“拿起笔和剑，保卫德谟克拉西”（注：陶行知：《两位姊妹》，《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号召同胞们“为自由而奋斗”。（注：陶行知：《双十节测字》，《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1936年10月18日陶与陆璀赴伦敦。在伦敦陶拜访各界人士，讲演中国问题，写诗阐明“大家都行公道，和平自然来到。和平要化血本，帝国主义须滚，想为战神挖坟，先要民族平等”。（注：陶行知：《和平与战争》，《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0页。）11月3日他出席华侨、留学生举办的欢送会后离英赴美，一到美国就与中国学生抗日救国会和洗衣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
11月23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李公朴“七君子”在上海被捕，陶也同时受到通缉，只因他在国外而未被捕。他在美得悉后，一方面与旅美侨界发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当局的伎俩，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及马相伯先生，对日抗战，保障人民救国运动（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另一方面以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委员身份，请英国会议员贝克领衔，向南京中央政府发出抗议电，希望释放救国领袖（注：《陶行知世界和平理事会营救中国七领袖》，香港《大众日报》1937年3月19日。）；此外还约请杜威等十余名世界知名学者给蒋介石等人发抗议电。
西安事变发生后陶对国内局势变化极为关注，将各方面的反应摘在自己的备忘录里，明确表示“希望蒋先生平安回来”（注：陶行知：《倒退十年歌》，香港《大众日报》1937年3月19日。），并乘势做好联合侨界的工作，其中包括：到红十字会、女青年会等处演讲《远东问题》、《中国现状》，强调抛弃私见，认为“唯有傻瓜，救得中华”（注：陶行知：《傻瓜》，《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1937年1月28日《纽约公报》发表了他写的一·二八儿歌9首，再次呼吁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1月31日他出席纽约华侨学校“一·二八”纪念会，在演讲时再做纪念歌16首，宣传建立联合战线。后来他又做诗阐明联合就不能“你怄气，我发怒”，而应“你造船，我造船，造得船来好摆渡”（注：陶行知：《相见难》，《陶行知全集》第7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688页。），要相互谅解；1937年3月19日他强烈地呼吁，若再如此下去，则“再安没有内，再攘都是外”（注：陶行知：《安内攘外歌》，香港《大众日报》1937年3月19日。），希望“国共合作，亲如姊妹”（注：陶行知：《倒退十年歌》，香港《大众日报》1937年3月19日。）的局面再现。国共合作实现后他又写诗劝诫各方减少猜疑，否则“你以为，我以为，您我之间出了鬼……大家都想渡河，桥梁被鬼炸毁，扑弄通儿一齐掉下水”。（注：陶行知：《新华侨之出现》，香港《大众日报》1938年11月25日。）他与洗衣工联合会合作将印有“请不要卖日本货”的卡片放在洗好的衣袋里，并经常参加衣联的活动，向洗衣工讲抗日救国道理。
陶氏身在国外却一直关注国内的情况，他给吴树琴写信动员她参加红十字会，为民族自由而战，并向她阐明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道理：一是中国的团结持久战；二是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三是世界各国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上的封锁。（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6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他给儿子写信，要求他“把生命的火药装在大炮里，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并把他在国外捐得的款项、药品转运国内支持国内的抗战。当他从国内来信中听说胡适准备承认“满洲国”，立即致信胡适说“我不大相信，也不大放心，所以特来请教”。（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当读到国内报上傅斯年说“联合阵线为垃圾阵线”，陶自称“垃圾一份子”，写诗驳斥他们是“秦桧卖了国，岳飞变垃圾，强权欺弱小，公理变垃圾；独裁上了天，人民变垃圾”。（注：陶行知：《“垃圾”阵线的回答》，《陶行知全集》第7卷，第704页。）
当陶得知杨虎城到了美国，便尽速从西雅图赶到旧金山想与杨会面，因杨此时带一秘书离开美国，陶只见到了杨夫人谢葆真并写诗相赠。在洛杉矶陶的演讲打动了白求恩，白求恩到他的住处与他进行交谈，表达了希望能来中国帮助抗战的愿望，陶向他介绍了中国抗战的情况，促成了白求恩前来中国帮助抗战，并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美期间陶利用多种渠道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动员工作，到大学、餐馆、农村、剧院、教堂、及各种集会场合演讲，利用广播电台制作录音讲话，组织华侨抗日联合会、唱歌会等各种抗战团体。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真正形成，陶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动员抵制日货和对日禁运上。他写信并做诗告诉国内同志，要把战场变做学堂，让日本士兵们“把自由的种子，带回东洋”（注：陶行知：《把战场变做学堂》，《战时教育》第1卷第12期，1938年1月5日。），大力称颂游击战；他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向华人团体调查和演讲，并到加拿大国会演讲；到墨西哥进行调查和演讲并会见墨总统；出席美国大使馆纪念周并发表演讲。在加拿大演讲时陶氏说：“中国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加拿大的理想是共同的，这种理想就是和平、自由、正义和民主……日本进攻的真正原因是企图独占中国的原料并得到更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抗战不仅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它是不自由就受奴役的斗争”（注：陶行知：《中国的抗战是不自由就受奴役的斗争》，加拿大《太阳报》1938年4月2日。），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争取各国对日禁运。他还与胡敦元、甘林霖等人发起组织中华经济研究会，研究美国对日的军输及各国如何援助中国抗战。他利用与杜威的师生关系发动杜威与爱因斯坦、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等世界名流发表抵制日货宣言，“提议各国人民组织志愿的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向日本出卖及运送军火，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同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帮助中国进行救济，增强自卫”。（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陶从墨西哥回美国的路上得知加尔维斯敦有堆积如山的废铁要运往日本，便亲自前去考察，获得准确数字，进一步弄清美国输日的军火情况，便在洛杉矶的一次5000人的集会上用确凿的数据说：“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的军火帮助杀死的”，于是全场一致站起，表示禁运的决心。（注：陶行知：《美国的铁山》，《战时教育》第6卷第2期，1940年12月10日。）
此后，陶又到英国、法国、德国、埃及、印度等28个国家和地区，与海外众多的抗日及其他团体建立联系。所到之处他都通过演讲、写诗、广播等各种形式团结当地华侨及各阶层人士，宣传抵制日货，援助国内抗战，向各反侵略的民族致敬，歌颂抗战英雄，并把演讲、募捐所得的钱物、药品通过宋庆龄等人转送抗日根据地。
通过陶氏两年有余的海外工作，加之国内及整个世界抗战形式的变化，他亲眼看到华侨从分门别户，甚至相互打斗到统一；从个别援助到集体合作，踊跃献金救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抗战而得到提高，由被人轻视转到受人尊重，国际上对中国的抗战也由消极同情转向积极援助。
1938年9月1日陶经过在世界各国两年多的奔波回到香港，与邓颖超一起出席香港各界代表的欢迎会，会上他做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道：“美、英、法、苏都由各人自扫门前雪走上集体安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在联合起来打强盗，世界各国都因中国的抗战而由看不起转至敬佩中国。只要中国、美国、印度三个地方都不买日本货，日本经济就要跨下来”。他指出：“决定最后的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中国人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注：陶行知：《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救亡日报》1938年9月6日。）
陶行知在香港逗留期间，还应各团体邀请去演讲，动员香港各界支援内地抗战。至此，在海外两年多的宣传和动员结束，但他抗战的热情未减，转身即投入到国内艰苦卓绝的抗战洪流之中。
五 艰苦卓绝时期的抗战
陶行知回国后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很快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扎实的抗战工作。
他到武汉时看到正忙于撤退，而新安旅行团却坚持在那里做抗战宣传，便写诗称赞他们是“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称赞伤兵是“真正的英雄”；鼓励川外战士“千军万船下长江，肃清海盗造新帮”；写诗祝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成立，提出“同胞不分回和汉，创造中华大民族”；主张“文人不再相骂，武人不再相打！联合起来，创造新天下”。（注：陶行知：《一群小好汉》、《一位伤兵》、《怀川外战士》、《祝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成立》、《文武同化歌》。分别见《陶行知全集》第7卷，第773、775、789、790、791页。）
1938年10月4日晚陶在出席汉口战时儿童保育院欢迎茶会上说：“不要把保育难童的工作认为是慈善事业，应认为是保育中国的幼年主人，与将士在前线捍卫国家一样的重要……沦陷区和战区的儿童有两千万，保育工作尚须努力开展”。（注：陶行知：《在战时儿童保育院欢迎茶会上的讲话》，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10月5日。）
10月28日至11月6日陶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他提出《赶快建筑西北大铁道案》以保证困难时的军需；提出《建立志愿兵区以补兵役法之不足案》，备陈抓壮丁的危害，主张“采用志愿兵制，使人人都愿为中国死，知为中国死，能为中国死，则中国自然活起来”（注：陶行知：《建立志愿兵区以补兵役法之不足案》，《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并主张推行抗战教育。11月28日他又在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招待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夫妇的宴会上发表演说。12月8日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举行茶话会招待广西各界人士，陶以理事身份出席，周恩来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12月底，为建立晓庄研究所，他经桂林、南宁、龙州、镇南关、越南到香港去筹款，途中他草就创办第二家乡的意见书，建议白崇禧发起创办，以使“远游诸子各得其所，精进不已，而且近悦远来，未始非国家爱护选拔真才之一途”。（注：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页。）到港后，他即应香港华侨回乡服务团训练班之请做演讲，指出回乡服务“一要有正确的政治认识，二要带技能回去，三要有刻苦的精神”。（注：陶行知：《回去怎样工作》，《东江》创刊号，1939年1月13日。）
1939年元旦汪精卫露出了汉奸面目，陶与在港的国民参政员张一麐、胡文虎发电请国民政府罢免汪的议长职务。元月6日，陶写诗《除夕除秦桧》并随函寄至陈诚，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的处置，陈诚回函说该诗“痛快淋漓，不减阵前三军持械横扫时也”。（注：陈诚：《复陶行知函》，《陶行知全集》第8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陶针对某些侨胞对抗日的怀疑心理对记者说：“我国绝对不会中途投降，必定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之胜利”（注：林焕平：《抗战到底绝对胜利——与陶行知先生一席谈》，香港《大众日报》1939年1月6日。），并做诗《新年有感》赞颂带领儿孙三代抗日打游击的赵洪文国老太和献金救国的小学生李溢屏。不久他又写诗《学习岳母》号召中华男儿做不拜金牌诏的新岳飞。元月10日，陶对香港《申报》记者说：单凭热情爱国还不够，还要有勇气，有办法。元月12日，他出席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理事联谊会并作题为《抗战中的新广西》的演讲，先后引用蒋介石、白崇禧、周恩来、陈诚等人的话，说明衡山会议后广西在政治、民运、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民族团结各方面的变化。（注：奇卓：《抗战中的新广西——陶行知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新年联谊聚餐会上讲话》，香港《申报》1939年1月13日。）陶高度赞扬“第八路军办事人除了衣食而外，每月每人一律二元钱零用，军队公推朱德将军吃肉，他才有肉吃”（注：陶行知：《在大转机中活跃的广西》，《战时教育》第4卷第1期，1939年2月25日。）的崇高精神境界，介绍了他所知道的许多动人事迹，鼓舞香港各界支援祖国抗日。
1939年5月陶为在后方组织兵源做了许多工作。5月1日他在欢送三峡志愿战士大会上演讲指出必须各界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并当场赠诗勉励战士。为使志愿军解除后顾之忧，他认为“必须有‘志愿捐’来配合‘志愿兵’”，并于5月3日将这一建议和他起草的《志愿捐公约草案》连同他所捐的50元寄至三峡实验区优待委员会。他在信中说：“行知本人自5月1日起照约每月志愿捐五十元，由贵会支配发给志愿战士家属。”（注：陶行知：《致三峡实验区优待委员会》，《陶行知全集》第8卷，第529页。）这在他当时办育才学校经费十分紧张，收入低微的情形下是十分不易的。5月6日，优待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志愿捐简约》，从而为战士安心服役解除了后顾之忧。为宣传这一举措，陶专为此写诗《当兵与献金》：“有力要当兵，有钱要献金，当兵打日本，献金慰劳战士之双亲。”（注：陶行知：《当兵与献金》，《陶行知全集》第7卷，第839页。）
1939年9月陶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他与沈钧儒、邹韬奋联名提出组织华北视察团案，由国民参政会推选可以代表各方之参政员若干人赴华北各战场视察。他还提出为“免去因征集方法欠妥所发生之种种弊端”所应采取的具体实施办法。（注：陶行知：《扩大壮丁志愿应征入伍运动以增加抗战力量案》，《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会间他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再次指出：“精诚团结是民族存亡的关键”，“反共是世界侵略者的口号”。（注：慧琳：《访陶行知》，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
1940年4月1-10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一届五次会议，陶在会上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今天有三件大事：第一是抗战到底；第二是精诚团结；第三是实行民主的宪政。但这三件事是相互连环的，要做到这三件事，必须要参政会及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对于国内摩擦他认为是很不幸的，“必须要立即停止”，并希望德高望重的参政员出面调解。（注：陶行知：《精诚团结 停止摩擦》，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10日。）不久，他与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联合致函蒋介石，请纠正暗中捕人，以保人权而重法治，并设法营救杜重远等抗日爱国人士。
1940年7月11日，陶受聘为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委员，接到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所发的聘书后，即致函孔祥熙表示“愿为战时公债出国劝募”（注：陶行知：《致孔祥熙》，《陶行知全集》第9卷，第174页。），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8月23日陶出席周恩来在北温泉招待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宴会，并做《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报告。
这一时期陶氏创作了大量的抗战诗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小偷变强盗，强盗变大盗，要盗取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之政权”的阴谋，唤起国人使“睡国变醒国，醒国变强国”（注：陶行知：《九·一八之夜》，《陶行知全集》第7卷，第894页。）；热情讴歌像张自忠将军那样的精忠报国精神；赞颂送子参军抗日的曾大娘和刘大娘这样平凡而高尚的母亲；在歌颂壮丁是好汉的同时批评了军官的野蛮做法，控诉了地方官吏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这些诗歌杨善抑恶，一边为各种各类的抗战英雄唱赞歌，一边抨击社会上影响抗战的形形色色的丑恶行为，对抗战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
1939年后陶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办抗战教育，特别是办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他亲自指导育才及各个抗战团体参加抗战宣传和服务工作。育才通过画展、音乐会、戏剧等多种形式一方面慰劳前方将士，一方面宣传抗战，他们的儿童剧《活捉日本鬼》、话剧《不太平》、《啷格办》都在陪都重庆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指导新安旅行团做了大量战地服务工作。
1945年8月9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世界反侵略民族得悉都欢欣鼓舞，为抗战奔走呼号了十余年的陶行知也万分高兴，他在致夫人吴树琴的信中说：“日本真的投降了，同游黄山之梦大概半年以内可以做到吧。上海、南京、北平、日本，我都想重游，还有四大同盟国该在游学日程上。”（注：陶行知：《致吴树琴》《陶行知全集》第9卷，第666页。）可为了祖国的和平和民主，他的这些愿望都未能实现。
陶行知先生为抗日战争而竭心尽力、奔走呼号的伟大功绩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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