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数量：究竟多少亿才合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合适论文,人口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这是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热门话题。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古老的中国封建大门，中国一步步沦落成为受人凌辱、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面对中国贫穷、落后和挨打的局面，目睹曾经显赫一时的庞大帝国的衰落，众多知识分子纷纷探究中国落后的原因，提出各种各样的强国之路。在列举的各种原因中，“中国人口太多了，中国应该减少现有人口”，一直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主张和研究结论。尽管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满为患，但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这个人口数量发展目标的是孙本文先生。他在1957年发表的《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成为中国适度人口研究的开山之作。1981年，当中国人口已经逼近10亿时，宋健等几个自然科学家从食品、水资源等资源约束条件出发，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佳方案。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八届中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李小平提出，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目标应是：100年后人口力争降到8亿，200年后降到3亿，无论如何不高于5亿。这篇论文的摘要作为新闻稿在搜狐网上发表后，一天之内就引来了几千名网友发贴讨论。针对“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这个话题，网友反响之热烈，各种观点对立之尖锐，各方辩论之激烈，远远超过预料。应网友的要求，搜狐网在6月18日紧急组织了一场网上现场直播，邀请李小平和另一位持不同观点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副教授进行面对面讨论。显然，“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不仅仅是一个能吸引成千上万中国百姓的热门话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中国发展前途命运的战略目标选择问题，一个重大而严肃的人口理论问题。由于网民这个群体的“大众化”特点，网上的讨论不太容易集中于深入的、专业性的理论问题、论据问题等。而《人口研究》杂志的论坛栏目，却是一个学者们进行专业讨论的园地。这期论坛，我们邀请了李小平、李建新和刘爽3位专家就《中国人口数量：究竟多少亿才合适？》的主题发表意见，希望能够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李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
就生育控制而言，中国正面临着两个颇具争议性的重大人口理论和政策问题：第一，是有没有必要进一步尤其是显著地降低生育率？第二，是有没有可能而且是显著地降低生育率？笔者的结论是，既非常必要！又完全可能！
1 关于中国人口数量的长远目标
对于任何人口大量过剩的国家来说，首要的目标自然是尽早使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潜水平以下。经过艰苦的努力，这一目标在我国已经实现。第二个目标就是加速实现人口的零增长，这在中国还须假以时日。
在加速实现零增长的过程中，应不应该大致确立更长远的人口目标？应该大致确定在什么水平？也是人口学界和中央政府有必要思考和研究的重大问题。没有高瞻远瞩，就难生雄心壮志。我认为，中国的长远人口目标应该确定为：1)100年后应力求降到8亿并力争更低的水平（就潜在可能性来讲，100年之后降到5亿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也不应高于10亿；2)200年后降到3亿左右的水平，至多不高于5亿。8～10亿人口的中国，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不可能有多么美好；3～5亿的人口数量，人民生活和山川景色才真正有可能“令华夏子孙竞折腰”！对于赞同这种人口数量见解的人口学者来说，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将这一观点传播开来和传播下去，并力促其所处时代的各届政府根据时代的情况，采取最有针对性从而最有效的措施。
有关的预测表明，要实现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总和生育率就必须进一步迅速降低并长期保持下去。显然，在百年之内，任何等于和高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都是绝对不可取的。现在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乃是多低的总和生育率才是更好的选择。要实现100年以后8亿以内的人口目标，总和生育率就必须长期保持在低于1.6的水平。
如果每对夫妇从现在起都只生一胎，总和生育率就会迅速降到1.6以下，并不断地继续下降。34年后，就会降到1.0。如果1.0的水平继续保持下去，则从现在起100年内的某一时刻，人口就会降到4亿。当然，就实际可能性来说，绝对的一胎化基本上是不可企及的。但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有可能尽量向这个目标靠近，到底是否应该奋力以求呢？
实际上，从潜在可能来看，如果100年之内各届政府都将减少人口作为真正头等优先的大事，并将逆人口投资（李小平，2002）作为最重要最为优先的投资，中国的人口在100年后就有可能降到5亿的水平。必须认识到，即便中国从此立即实现了绝对的一胎化，在一定时期内，人口每年仍将增加数百万，从而仍须多年才能实现零增长。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就会缺乏忧患意识，就容易得过且过。只要想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人口和资源及环境等状况的巨大反差，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就总是让笔者心头感到沉重的压抑。中国人口比美国整多出10亿，而且，一年就生出一个澳大利亚，一年半生出一个加拿大，两年净增一个澳大利亚，三年净增一个加拿大。这些简单的数字告诉中国人民，要想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这些发达国家，继续降低生育率是多么关键的措施！如果没有人口的绝对降低，要想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这些发达国家，只能是白日做梦。中外有些学者总是拿一些人口密度较高之国家也可以很富裕来说明人口多不是根本问题，但真正所需要的有意义的分析，是应该说明，就中国自身而言，按照今后科技发展和扩散的趋势看，到底是人少一些的富裕还是人多一些的富裕来得更快呢？据美国的学者分析，就目前可预见的前景看，如果要使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人的日子，需要九个地球。与之相应的另一个判断是：如果世界现有人口不能绝对地减少，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永远别想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有人可以认为我们并不需要那样的生活。但能不能是一个问题，想不想则是另一个问题。况且，就人性无止境的欲望看，恐怕人口过多之国家的人民几乎更可能总是处于“想往而不能”的尴尬状态。
有的人口学者认为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翟振武，2000）。实际上，这一命题属于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或经济政策领域的课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学问题。美国人口经济学者朱利安·西蒙等在讨论人口问题时也经常犯这种命题错误。因为这类命题的宗旨与其说是讨论人口问题，不如说是意在关注有效的经济体制或经济发展政策。而就人口学的研究而言，真正有意义的人口学命题应该是：在给定其他条件或其他条件都达到常态的情况下，到底什么样的人口数量以及据此而确定的生育政策措施才能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
2 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必要性
关于生育控制方针的走向问题，目前存在着颇为不同的见解。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归纳（叶文振，2001）。总起来说，不外乎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2)稳定低生育率；3)提高生育率。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尹文耀，2001；叶文振，2002）；2)维持目前的胎次政策或稳定于1.8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刘金堂，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或逐步改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葛剑雄等，1999）。
至于反对继续降低生育率的理由，虽然说法不一，但归根到底，无非是出于两种担忧：1)担心目前预期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导致养老负担难以承受；2)担心会导致性别比长期或进一步偏高。实际上，性别比并不成为实质性问题；而老龄化的加速则恰恰是好事，根本不存在“必然给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李建新，2000）这样的结果。还有些学者，一方面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将始终面临沉重的人口压力，就业问题也是高压重负，但同时又认为“那种认为生育率越低越好的认识是错误的（于学军，2001）”。既然承认人口和劳动力长期过剩，那么，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就是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办法，又到底错在哪里呢？没有人认为总和生育率会降到1.0以下，那么，反对越低越好的学者是否已经论证了，如果1.0的总和生育率持续几十年甚至100年，对中国肯定是一件坏事呢？
(1)性别比问题微不足道
对性别比这一多方面所关注的问题，马赢通等人口学者已在其专著《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中给出了有根据且独到的回答，否定了许多不实的结论。作者确认了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事实而非统计不实，认为1990年人口普查所获取的1989年出生性别比111.92（另有113.8一说，《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3）是一个误差很小的结果，但却并非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作者论证了出生性别比属条件随机事件而非独立随机事件，即性别比随胎次上升而升高具有普遍性，从而一、二孩比例的增加不但不会提高性别比，反而会使性别比下降(1998)。顾宝昌和徐毅也早就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强调了人为选择因素并非是主要原因(1994)。另一方面，统计资料显示，尽管我国已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生育，但总人口的性别比却并没有因急剧的生育控制而出现实质性的上升（表1）。有关资料还表明，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历史上人口性别比一向相对偏高，建国后则逐渐下降。到80年代，已低于印度(107)和孟加拉(108)的水平（中国人口年鉴，1985）。而且，直到目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既然没有有力的论据足以证明我国急风暴雨式的生育控制对总人口性别比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生育率相对平和的进一步降低会导致新的性别比问题呢？反过来说，也没有确凿的论据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普遍实行二胎会导致性别比下降（刘金塘，林富德，2000）。因此，以对性别比的担忧而放弃扩大一孩化，不足为据。另外，常识告诉我们，男性从事的许多高风险的社会职业角色（当兵、下井、建筑等等）、生理特点和后天的许多习惯（如酗酒、吸烟、吸毒、纵欲等）所导致的相对较高的死亡率，恰恰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相对较高的出生性别比。再者，即便退一步讲，就算实行普遍二胎会有助于出生性别略微降低，但对于因庞大人口基数和巨量增长而导致了如此众多社会经济问题的大国，为此而付出使人口相对多出数以亿计的代价，是否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呢？是否有些舍本而求末呢？须知，在一个年度内，每多生100万，在这第一代离世之前，就会总共多出175～300万(TRF=1～2)。
表1 中国若干年度性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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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左半边：《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第222-227页；《2001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第54页。
(2)右半边：《2000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第434页。
中国的生育控制正是基于人口太多，才不得不采取了以牺牲育龄夫妇个体权益为代价的急风暴雨式的控制措施，现在好不容易刚把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却主张因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而升回去，论者是不是对人口过剩问题之严重性、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难度、民生改善之艰难性、环境压力之沉重性的认识过于肤浅了呢？是否在加速改善民生的追求上太缺乏迫切感了呢？
(2)加速老龄化有助于老年保障
在论及老龄化与社会保障问题时，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几乎所有对老龄化顾虑重重并由此反对继续一胎化政策的学者，都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人口经济学问题，即：伴随着生育率迅速降低的人口老龄化，到底是有助于还是会阻碍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显然，在论述老龄化将加重养老难题的见解时，无论如何应该给出缓解老龄化如何能减少养老负担的逻辑分析。在此，我想向主张通过调整生育胎次政策来减缓人口老龄化和减少所谓养老负担的学者提出以下三项建议：1)论证以扩大或全面实行二胎（也就是不断相对增加人口总量）来缓解人口老化的办法，相对于继续推行一胎化政策而言，会有助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2)论证老年人口是靠无偿占有子女的劳动成果来生存；3)论证如果真正全面地实现了一胎化并长期坚持下去，中国会在百年之内的某一时期出现劳动力供给的短缺。
对于老龄化速度过快会导致养老负担加重的观点，国内一些学者已进行了质疑或反驳，并坚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口问题中数量问题仍然是第一位的，结构问题是第二位的（马赢通，2000,2002；翟振武，2000,2001；叶文振，2002）。国外也有人士对担忧发达国家之老龄化的人们提出了质疑。美国前环境和人口副助理国务卿林赛·格兰特就曾以“老年人太多，还是美国人太多？关于养老金恐慌的思考”为题，指出：担心太少的工人养活太多的老年人，可能恰恰是杞人忧天（见保罗·艾里奇，2000，第150,295页）。美国政要对不足3亿人口的美国之老龄化的见解，或许可以让我们具有13亿人之国度的忧虑老龄化问题的学者之头脑略微清醒一些。笔者也从外部性与过度生育的关系、人口老化与人口老化危机的区别、老年人口分享国民收入的本质、劳动力供求关系趋势和长期潜在过剩等不同角度，做出了加速老龄化是中国之福音的结论，并提出了推进农村社会化养老模式以及将扩大一胎化与社会保障有机结合的政策措施（李小平，1990,1991,1993,2000,2002）。
(3)继续推行一胎化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
即便从现在起基本实现了一胎化并持续一百年，中国也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因为届时中国的人口仍要高于美国目前2.8亿的人口总量。就算中国今后100年在生产力的技术方面完全按照美国过去100年的发展道路重新走一遍，也最多不过需要美国的人口数量而已。何况可以直接引进最现代的部分呢？而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之所以无法重走美国已往一百年资本与劳动之有机构成演变的道路，唯一的障碍就是人口太多。不妨发挥一点想象，假定中国一夜之间有10亿人口按随机原则飞到其它星球上去，那么，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人民的生活将会发生何等的变化？将会具有何等的美学色彩（李小平，2001年）？此外，我们不妨再想象一下，假定第二天有1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按随机性又飞了回来，这时候的老龄比例大约在34%。那么，请问反对扩大一胎化的学者，在34%老龄化程度的3.7亿人口与20%老龄化程度的15亿人口两者之间，你们认为哪一种更有利于民生的快速改善呢？毋庸置疑，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有加速老龄化，从而早日使人口绝对下降，才更有助于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李小平，2000）。想一想澳大利亚700多万方公里而人口不足两千万人尚且不欢迎移民，我们难道有必要担心未来劳动力的短缺吗？
(4)老龄人口比例远小于需要供养的比例
目前老龄人口比例是按60和65岁两个标准划分的。实际上，将这两个数字与养老负担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早就过时了。“无论如何没有理由武断地把年满65岁的人从社会经济生活中排除出去”（保罗·艾里奇，2000，第149页）。中国多年来在60岁之前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比例很低，70岁之前退下来比例也很低，就很说明问题。如果这是特殊情况，那么，须知美国已往68岁强制退休的规定早就取消了。中国农村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的老人，只要有机会或需要，大都从事一定程度的生产性劳动，有些甚至在一些地方或家庭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大学教授、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服务行业的许多工作人员，到底有多大比例在60岁～70岁不能从事工作呢？就是在厂矿，60～70岁的人也可以从事许多类别的工作。现在让我们不妨假定中国立即或某一天真的到了上述34%的老龄化程度和3.7亿人口的境地，那么，将这些老人统一集中在遍布于全国的一所所老年乐园，配备上食堂、医院等服务设施，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人培训一下，让他们在最肥沃的平原上开着带空调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运输汽车来耕作和经营农业，或坐在椅子上看着粮食烘干机的仪表，不是很好吗？其规模效益下的收入即便不足以养活自己，难道还能差到哪里去吗？在3.7亿人口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支撑3.7亿人口之粮食需求的半壁江山。此外，从社会发展趋势看，服务行业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且第一、二产业的劳动强度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会越来越轻，60～70岁的老年人可以说大部分可以适应某些类型的工作。而就养老负担问题看，目前的强制或允许提前退休以给年轻人让位子的做法，正说明人口越老化，社会的养老负担反而会越轻，因为将会有更多的老年人可以有机会继续从事工作。在目前一些人在50多岁甚至40多岁就进入领取领养老金行列的状况下，将中国劳动力潜在过剩数亿的严重问题以及就业成为新的天下第一难问题抛到脑后，却惶恐什么老龄化会增加养老负担，真不知这学问是怎么做的！“找不到工作的新生人口（特别是守着几分土地甚至自己没有土地份额的农村新增劳动力——笔者注）连自己都养不活，又怎能担当得起养老的重任？”（叶文振，2002）。
(5)四二一结构胜过四二二结构
在反对过快老龄化的学者中，没有人将养老负担和养少负担相提并论和进行认真比较，从而立论的局限性是显然的。事实上，城市由于有养老金制度，养孩子基本上都是“死赔”，从而四二零结构加存钱措施反而更有助于老年福利。在农村，养育第二孩的支出若全部变成现金存起来，老来存款本息也很可观（当然必须有保值机制，市场利率通常具有此功能），对大多数家庭恐怕要大于有二孩时第二孩的“反哺”数量。笔者在湖南和河南的入户调查证实，农民对这个道理也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大多数农民认为，两个收入永远一样的中等家庭，一辈子无孩者如果将相当于有一孩家庭养育孩子的支出全部存起来，老年后的本息要大于有一孩家庭之孩子平均提供的供养水平。从而，在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家庭，四二零和四二一结构比之四二二结构同样有助于老年福利。由此可知，对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来说，养老问题的关键已不是资金来源问题，而是老年后的家政服务和不能自理时的照料问题（这段时间通常很短）。一般说来，只要老年人手中有货币，市场经济本身就会解决养老服务的问题（市场经济的特性之一，就是只要存在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规模需求，就会生出供给。连不断受到打击且有重刑和死刑等待的毒品供给都是如此，何况家庭养老服务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呢？）。国家和集体则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参与，重点解决无力者的养老保障和服务问题。总之，从社会众数的角度看，养老负担轻重问题与四二一还是四二二结构无关，而是与整个国家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与否相关联。因之，对于老龄化进程之利弊的研究，只有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潜能为基础，以宏观劳动力供求分析的结果为依据，才有实际意义和说服力。如果不能证明四二一家庭结构的不断扩大会导致宏观劳动力短缺，那就只能承认四二一结构的普及从潜能上更有利于老年人的养老保障质量。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用政策法规确定并调节养老资金的形成与再分配以及培育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育和健全的问题。
(6)城市四二零家庭比重的增加是农民的福音
如果我们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假定城镇人口从现在起，所有进入婚姻的夫妇有一半不要孩子，这个状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认为，这无疑是农民的福音，也是中国的福音。首先，我国许多穷山恶水之地和其它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就可以陆续大量地和正规地进入城镇，充分填补城镇劳动力的短缺。原驻地就可以逐渐变得山青水秀了，鸟语花香的地域就会越来越多。如果熊猫和老虎生存地域范围内的农民得以优先向城镇移民的话，则这两类珍稀动物的灭绝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其次，出现大量座位空缺的城镇公立学校，就可以让在城市打工之农民的孩子甚至部分仍然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子女（通过考试）正规入学了。只要公共教育支出不减少，他们也就不必额外付费，不必承受二等公民的境遇了。第三，这些城镇没孩子的夫妇要么用相对节省的费用改善生活和周游列国，要么可将这笔钱存起来，老年不能自理时找人专门伺候或进入养老院（北京市郊的养老院已自发地发展起来），而这，又可以吸收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到城镇打工或就业。第四，农村许多地区由于人口减少了，土地就可以向留守在农村的家庭户集中，规模效益就日益扩大起来，增收速度就会加快，城乡收入差别就会相对加速缩小。那么，农村劳动力会不会因此而出现短缺呢？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早就否定了这种担忧。况且，中国本身和发达国家巨大的农业机械生产潜力，使得厂家正盼着农户大量购买呢！而这些厂家最怕的就是中国农村家庭户土地规模太小而购买乏力！笔者在农村调查期间，曾询问一些被调查对象：如果你们村的人口明天按随机性（笔者解释了随机性的意思）有90%明天飞到了其它星球上去，你认为剩下的人们生活改善的情况会怎样呢？有人认为那就太好了，也有人认为剩下的太少了。但两者都认为日子肯定会更好过，且改善速度会十分惊人。那些不赞成飞走90%的人，也都一概认为如果飞走50%，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是大好事。那么，四二一甚至四二零结构之比例的逐渐增加又何忧之有？须知，按现有机械装备水平，如果不是人口过剩，许多村子立即可以实现由几户人家供应上百家的粮食需求。去东北农场看看，就一清二楚了。
(7)一些发达国家人口的减少也将是好事
国外在人口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某些误导。曾有欧洲政客惊呼：从人口学意义上说，欧洲正在消失。却不知，“一尺之棰，日取其半，永世不竭”。在笔者看来，从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角度看，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人口地理标准，欧洲多数国家和日本的人口都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至少（逐渐地）减少一半。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一点不增长，到人口减半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而增加了一倍。而即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一半，由于人口减半，人均水平却仍得以保持不变，但生存环境却肯定会大大改善。遗憾的是，人口减半，又谈何容易！因此，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为了尽快过更理想的生活，只有尽快停止人口增长并进而使人口总量减少。美国也同样应包括在减少人口之列，因为，若将美国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比，就会发现，后者的人口规模肯定使得将来可以进入家家有飞机的时代（有没有必要则是另一回事），而美国的人口规模如果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则空间肯定远远不够。这种情况，笔者将之称为发达国家的发展型潜在人口过剩。美国尚且如此，中国发展型的人口过剩之严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各种观点中，没有比美国学者D.Gale,Johnson之“中国人口一点不多”的结论更令人叹为观止了(2000)。照这样的判断，他是否同时认为美国人口太少了呢？或者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如此少的人口简直是致命的灾难呢？如果中国人民认为美国人口太少了，并请求美国逐渐接纳5亿中国人以实现中美之间的人口平衡，Johnson教授是否会积极呼吁和促成这样的结局呢？否则，就可以认为，这位学者也许从来就没有希望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
3 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可能性
将进一步降低生育率作为一种政策主张之后，接下去的问题就是能否进一步降低。有一些主观上希望中国实际人口少一些的人口学者，同时又认为在客观上：“今后生育率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已极为有限，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人口控制已基本上无潜力可挖”（翟振武，2000）。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缺乏根基的。
生育率到底有没有可能进一步降低，首先需要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最终则须通过实证来检验。笔者的实证研究表明，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以逆人口投资理论为依据，以人口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治理为出发点，笔者分别设计了针对农村独女和独子户的较为全面的奖励和社会保障方案：
(1)现金奖励：2万元，夫妇各一半。未绝育家庭45岁后可领取。(2)教育特惠和学费减免：1)免费保上公立高中或中专；2)考入公立大学者，学费减免50%。(3)养老和残疾辅助性保障：1)老年后经济困难者，国家辅助至当地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准；2)生活不能自理时，由国家通过集体承办的农村养老院收养；3)若夫妇之一或独生女残疾，根据残疾情况发给补助金。(4)医疗保险：自一方绝育起，1)无保险者，医疗和住院费一次性超过2千元的部分，国家报销70%。；2)自购医疗保险者，国家给予保险公司报销额之20%的奖励。(5)无后补偿：若独女因故离世且不再生育，则在45岁或绝育后，予以10万元的补偿。(6)税费减免：从女方绝育起，各种税费分别减免20%。(7)贷款优惠：国家给予终身5次无息贷款。每次不超过5千元。每次期限3年。每次贷款以还清前期贷款为前提。
去年12月，笔者与中国社科院党校学员在浏阳调研期间，首先听取了浏阳市计生局、统计局、教育局、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主要领导的意见和判断；又去三个镇所在地听取数十名镇、村领导和计生干部的判断，绝大多数认为至少会使50%的独女户放弃二胎。此后，由市计生局陈小春局长带领部分学员，在三个村进行了小规模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未婚者、无孩户，一女孩户、两孩户共42个女性和6位男性。其中68.75%表示，如果实行（或如果早就实行）该方案，则会放弃二胎。
在增加了问卷内容之后，笔者又于今年3～4月份到湖南浏阳市太平桥镇鸿源村（1200多户，经济水平中等偏上）和河南信阳市大湾乡谭庙村（300多户，经济水平中等偏下）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结论是，鸿源村和谭庙村被调查独女户（分别为49和32户）中的83.7%和56.3%表示，在该措施下将放弃二胎。
调研期间，还听取了被调查者和其他数十名镇、村干群对该方案在本村和全国范围之可能效果的判断，绝大多数认为会使一半以上的独女户放弃二胎。此外，就打算生育二胎的夫妇放弃二胎所需一次性现金奖励（期望孩子的交易价格）的调查显示，当奖励分别为1,2,3,4,5万元时，鸿源村回答者放弃二胎的比例分别26.2%,47.6%,57.1%,64.3%和80.9%；谭庙村分别为20.0%,30.0%,35.0%,35.0%和60.0%（注：该调查有效样本分别为42和20户，有些被调查者因认为不可能而不愿回答）。
4 向主张扩大二胎学者提出的建议
所有因担心出生性别比偏高而主张全面或基本放开二胎的学者，有必要论证，其放开二胎的方案会更有助于消除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所有因担心养老负担不堪重负或认为由此会导致人口老化危机而反对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学者，有必要论证：1)以扩大或全面实行二胎（也就是不断相对增加人口总量）来缓解人口老化的办法，相对于继续扩大一胎化而言，会更有助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2)老年人口是靠无偿占有子女的劳动成果来生存；3)真正全面地实现了一胎化并长期坚持下去，中国会在百年之内的某一时期出现劳动力短缺。4)增加二胎比例从而进一步的人口和劳动力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养育新增人口费用的不断增长，如何会使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减轻，又何以会有助于化解所谓的人口老化危机。
所有认为第二胎对经济增长或人均收入提高具有正面意义的人手论学者，有必要解释什么叫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或潜在过剩，以及中国是否存在劳动力过剩及过剩比例，并进而解释为什么在资本充斥的时代却要强调劳动密集型经营。
所有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素质问题而非数量问题的学者，有必要论证，中国目前人口素质状况并没有受到人口数量的不利影响，以及人口数量的绝对减少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没有积极作用。
中国人口：不能以追求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也一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对于中国人口数量的长远目标，一些学者坚决主张迅速减少中国人口数量。具体方案是，进一步显著降低生育率水平，100年后人口数量降到8亿或更低水平；200年后降到3亿左右水平，至多不高于5亿。只有这样，才能加速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理想。对于这样一种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笔者认为，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立论上，都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和不足。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和主张。
1 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目标实际上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的翻版
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人口数量到底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自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以来，就充满了争议。之所以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论，是因为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区域吴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我们的确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城市失业人口增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均资源短缺、生存环境压力增大等等。这些也正是一些学者认为人口数量过剩，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目标尽快甩掉人口这个“包袱”的依据。减少了人口数量就能解决以上问题，就能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吗？其实，20世纪新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很能说明问题。我国在开放改革前夕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数量为8亿左右（请注意，这是一些学者一百年后的目标），但是，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都处于一种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而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期，从1979年到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左右。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极大的提高，人均GDP从1979年不足400元提高了2000年的7000多元。20世纪末近13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基本上实现了小康。
我们看到，拥有8亿“适度人口”数量的20世纪70年代，却是中国社会经济最缺乏生机和活力以及不断产生贫困的年代；而人口数量跨过10亿、12亿的80、90年代直至现在，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生机勃勃最具有活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年代。无论是建国后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还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都表明，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正因为人口数量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变量，相反，在很多条件下，人口数量是一个中性变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所以，世界上还不存在哪个国家或政府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手段而追求人类幸福生活。
诚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口增长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贫困、资源环境等问题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马寅初先生也从中国具体的人口现实出发，系统论述了人口过快增长对新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的不利影响，坚决主张控制过快的人口数量增长。不过，对现今中国人口来说，经过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人口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数量是处在一种低速的惯性增长阶段。在这种形势下，还一味主张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还认为减少人口数量就是一切。笔者认为，这种“人口数量决定论”不仅不能解决好业已存在的与人口数量相关的问题，反而还会走向人口快速增长的反面，产生未来的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
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目标的学者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的深入变革，我国丰富的劳动力人口资源和广大的消费市场正日趋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在入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对于中国人口最大的挑战，不是怎样尽快甩掉人口数量这个“包袱”，而是如何将现存的人口数量的优势发挥出来。
2 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目标是割裂了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辩证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人口的生育率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人口变量的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孤立地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目标，实际上是割裂了数量与结构的关系，完全低估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忽视了人口自身的变化规律。
在笔者所作的控制人口的低预测方案中，如果继续实施严格的现行生育政策（城市TFR为1.2，农村为1.6），到2090年，总人口为7.2亿（这正是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的百年目标），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40.3%。这样一个人口数量与结构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以主张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的学者看来，中国这个人口数量与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相比依然足够庞大，依然存在着人口压力，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也不会短缺，而面对高比例的庞大的老年人口，面对前所未有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些学者认为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但问题是，这样一个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年龄结构迅速老化的动态过程能加快现代化建设、能支撑起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吗？如果不能，社会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也就不可能，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解决日趋严重的老化问题。
不过，主张减少人口数量为重为先的学者还是坚持认为，伴随人口数量减少的人口年龄老龄化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是相反。真的是这样一个定论吗？让我们看看今天发达国家的人口形势以及出现的问题。以欧盟国家为例，欧盟由15个发达国家组成，据联合国预计，2000年欧盟总人口达3.75亿，13成员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都达到或超过了15%，各国人口增长率接近零或已负增长。欧盟的领土面积为320多万平方公里，人均GDP约2万欧元左右。这样一个富裕的欧盟，会面临什么人口困境吗？2002年6月在西班牙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很能说明问题，在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以后，各国首脑终于就打击非法移民达成协议。这种激烈争论而达成的协议反映出了欧盟各国今天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缺乏，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和持续性，所以需要引进人才，需要吸收外来劳动力移民；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大批非法移民涌入欧盟，对欧盟各国的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又构成了威胁，同时非法移民还对本已不太景气的就业市场带来新的压力。欧盟今天的现实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其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肯定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和持续性；其二，过度老龄化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稳定，民族冲突等。据联合中方案预测（TFR为1.8～1.9），20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系数为15.7%，届时人口总数14.9亿，人口密度和老龄化系数与现在欧盟的平均水平相当，人均GDP水平如果按每年8%递增，30年后将达8000多美元，还不及现在欧盟的富裕。但是，中国社会却同样要面临欧盟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欧盟各国为避免过快老龄化，一直都采取了鼓励生育延缓老龄化的措施，因此欧盟各国人口老龄化相对较慢，例如，1950年，英、法、德三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就达到了10%，经历了50年以后，该系数才超过了15%。而中国人口老龄化却是一个大大加快的过程，同样是上述中方案，2020年中国老龄化系数超过10%，仅仅10年就又超过15%。所以，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相比欧盟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见，一个数量减少结构老化的人口动态过程真的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疑问的，而这种人口过程越迅速，疑问和风险就越大。其实，人口数量的减少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还远不止这些。自美国9.11恐怖事件以后，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论”再次引起强烈的关注。我们看到，20世纪后半叶，国家地区间的民族、宗教冲突似乎都在验证着亨廷顿的预言。事实上，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西方人口数量缩减的忧虑。亨廷顿非常清楚，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伊斯兰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对西方文明意味着什么，不能不产生“一种深刻的恐惧”。坚持认为减少人口数量有利于加快经济建设、有利于人均生活水平提高的学者，远远低估了这种数量减少结构老化的动态人口过程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各种问题各种风险，一个过快负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负效益远远大于人口过快增长所带来的负效益。
在世界人口（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还将继续增长、在发达国家都在极力避免人口减少避免过快老龄化、在国际社会还不太平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各个民族国家还都将人口数量作为本国本民族最基本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国防资源的大背景下，坚决主张将13亿或更多的中国人口数量资源迅速缩减到与美国人口相当的3亿人口左右，以实现所谓人类生活的美学色彩，这是何等的天真！何等的乌托邦！
此外，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以及由此可能产生未来婚姻市场挤压问题也不能不引起特别关注，而这一切又与追求减少人口数量实施严格生育政策直接有关。
3 中国人口：以追求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为目标
人口变量显然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才能不断增进人类进步、改善人类福祉。那么，怎样的人口或人口条件才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呢？
任何一个人口，都是数量与结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因此，上述问题实际上是怎样的人口数量、怎样的人口结构、怎样的人口素质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大国来说，人口数量的压力随处可见，放任或鼓励人口数量增长显然是坚决不可取的，也是极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但是，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目标是不是就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呢？在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以及与数量有关问题固然严重，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改革开放、全球化），人口数量的优势正在不断发挥。减少人口数量并不必然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建设相联系。相反，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既要避免人口数量过多的压力，又要防止人口结构过快老化的乏力的条件下，笔者不主张将人口数量和结构分割而治，而是主张超越“顾此失彼”，将数量与结构二者并举、将二者统一。另一方面，21世纪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和科学技术的竞争，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增长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因此，人口素质、人力资本对一个国家来说才是最至关重要的。所以，笔者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是我们追求的人口目标，才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此外，追求这种人口目标也符合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对于有限的地球来说，世界人口不可能无止境地增长下去，当然人类人口也不会自行选择缩减灭亡，各国人口最终都将会稳定静止下来，只有人类对自身素质改善是绝对的、是无止境的。所以，对中国人口，我们应该尽快在二孩政策上统一数量与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这才是最有利于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中国的人口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
刘爽（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有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回顾这近30年学科发展的曲折历程，除了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以及实证分析等各个领域在不断的完善中迅速成长之外，十分令人瞩目的是：作为中国人口学发展的主脉之一，一些重大的、全局性理论问题不仅经常引发观点分歧、从而成为学术论战的“导火索”，而且它们也始终是困扰人口学界的“难点”所在。而在这些问题中间，有关中国人口长远发展目标及其途径与手段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典型。纵观数十年，涉及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已有不少，大的论争也有数次。除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关中国未来的适度人口规模、围绕着数量限制的生育政策选择出现的研究与论争热潮之外，在80、90年代学术界也多次有过比较集中的关于人口发展形势、政策的变动与完善、中长期人口目标与规划等的专题讨论。尽管这些讨论甚至学术论战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了解中国人口现象（包括数量、结构与质量等）的趋势与特点，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依然不能不承认，时至今日，对这些事关全局、维系未来的关键性问题，学术界既没有得出令众人信服的结论，也没有在共同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人口发展条件与背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生育已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又刚刚跨入新世纪之际，一些似曾相识、有关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目标、战略选择的问题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被争论。近期有关中国人口“能否降到3亿”的话题更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与参与。在这中间，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坚决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力争在百年以后将人口减少到8亿以下，200年后达到3亿、至多不高于5亿的水平（李小平，2002）；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人口不能以追求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而应该尽快在二孩政策上统一数量与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从现在起追求未来基本上的人口静止，实施人口可持续不减的战略”。（李建新，2001）这些针锋相对、截然相反的论点与结论，表明在未来中国人口应如何发展、特别是其规模的目标定位、怎样看待人口的规模、结构与素质的相互关系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目标等方面，在学者之间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论证逻辑。应该说，对这些不同观点和结论进行判断、取舍的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论战的主题如此宏观、长远，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如此错综繁杂。换句话说，有关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让我们迄今记忆犹新的是，70年代中期，以梅多斯教授为首、有百多位各个领域专家参与撰写的“罗马俱乐部”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尽管依托有数百个分析变量、反馈环路十分复杂的庞大系统动力学模型做基础，但其历时甚久做出的“预警式”结论，依然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推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
在本次有关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论战中，澳大利亚被有的学者视为“令人想往的”理想生活与生存之邦，是中国人口发展应该追求的“范例”。但是有意思且十分巧合的是：近几年澳大利亚的学者和有关人士也围绕着该国未来的人口发展问题展开了分歧同样显著的争论。最近，笔者有机会了解到这一论战，深感其中所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对我们换一个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可能将有所裨益。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发展类型的转变之后，近些年一直在经历着生育率水平持续降低和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过程。至上个世纪末，澳大利亚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7上下（注意：与中国人口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差距不大），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为12%左右，全国人口总数约1900万。同时出于多种原因，澳大利亚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比较典型的移民净迁入国家。与中国相比，澳大利亚不可谓不是地广人稀。正如我国学者所言，中国“一年就生出一个澳大利亚”，“两年就净增一个澳大利亚”。同时，澳大利亚也因其人民富裕、资源丰富、环境优美而被公认为是世界上人口生活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即便如此，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依旧有着人口的“忧患意识”，他们在对国家的人口发展态势表示关注的同时，也对未来的人口前景进行了探讨。在这中间，值得注意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澳大利亚，对于未来的人口发展，不仅存在争论，而且有些观点甚至大相径庭。概括地看，对于未来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目标定位以及人口增减的理由，澳大利亚国内至少存在着三类不同的主要观点和看法。
第一类观点就是主张澳大利亚的未来人口应该进一步减少。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增加任何来源的更多人口都是一种生态错误，为此澳大利亚需要实现“人口零迁入”和“一孩政策”；也有专家提出：所有狩猎－采集社会都存在人口的“黄金法则”，即给定区域的人类人口在“正常时代”都不应超出土地承载力的20～30%，为此澳大利亚长远的适度人口目标应该是600～1200万。第二类观点则是主张澳大利亚的人口在21世纪应该比现在更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有的人主张通过大量移民来帮助解决人口过度老龄化的问题；也有的政治家提出希望看到50年后的澳大利亚总人口达到4500～5000万。针对上述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澳大利亚的人口学家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指出：“一孩政策”和净迁移为零的做法，必然导致人口出现负增长，百年之后人口将不及目前的一半，最终的结果就是人口消失。而这肯定不是人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便出于环境与发展的考虑采取这一战略，又如何才能使这一趋势在需要逆转时能够逆转。相反，试图通过移民来缓解人口过度老龄化的问题同样于事无补，因为不仅所需的迁入人口数量将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而且从长期来看人口迁移对年龄结构“优化”并无裨益，更不能“解决”老龄问题。这样，通过大幅度提高人口生育率和大规模移民迁入，对于澳大利亚并不现实。为此，通过对各种不同观点的比较、论证，他们提出：“澳大利亚未来人口的选择范围要远小于许多建议者的建议。”利用“一孩政策”减少人口和通过迁移保持人口“年轻”，都没有人口学的意义，因为“没有什么合理的人口政策能够保持人口年轻。”而且即便是在澳大利亚这样有条件接受移民的国家，人口的发展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人口的出生与死亡，而这些“是不可能准确推断的”，对未来人口的规划“总是对新的人口现实进行判断的一种方式。”相应地，确定特定的具体人口目标并“无意义”。而对于澳大利亚的人口未来而言，“在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新时代，有限的选择只能是在接近人口零增长和缓慢增长之间做出。”
当然，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的人口现实，中国有中国的人口国情。在澳大利亚人口现实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能也不应用于对中国人口发展做出判断与选择。但是通过上述对澳大利亚有关未来人口发展争论的了解，结合近期国内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目标的论争，可能会对我们反思和展望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其研究有所启示：
(1)人口问题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问题，它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在社会约束、文化约束、资源约束、经济发展能力约束以及人口约束等众多复杂、交织因素的制约与矛盾中产生，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因此，任何国家和地区对人口问题的界定、对人口发展目标的价值判断和人口干预政策的制定（包括没有直接的干预政策），都是在相对的条件与背景下、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做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人口规模大的国家不一定比规模小的国家更迫切要控制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相对快的国家也不一定比人口增长相对慢的国家更担心人口过剩。表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表列出了2000年世界部分国家的人口总量、出生率水平和政府对出生率水平的态度。从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仅就人口增长本身而言，在对人口出生率水平表示“过高”、“满意”和“太低”三种不同的政府态度中，各国的人口状况相差甚远。人口出生率水平相对低的国家，作为群体利益代言人的政府依旧可能“嫌高”（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而出生率水平相对较高甚至很高的国家，政府却表示“满意”或者“太低”（如索马里和以色列）；人口规模与政府对出生率态度之间的情况也类似。人口大国担忧劳动力不足、人口小国感觉人满为患，并不鲜见。在这一数据中，中国政府对人口的出生率表示了“满意”。而这种满意并不代表我们已经对现有的人口规模与结构“满意”了，而只是代表在目前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我们对于通过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实现的人口出生率的较低水平“满意”。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包括人口国情），不同的国情导致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发展道路引发对人口现状和未来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战略选择。具体到中国，可能因为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13亿庞大人口，有着异常复杂多样的地区差异和人口现象，而使得这一价值取向和战略选择要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但同时，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也使得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回旋余地和选择空间相对较大。当然，正是缘于这种相对性和动态性，我们无从准确地判断200年后中国能否达到3亿，也无法明确地指出即便达到3亿是否就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生存。基于此，我们说：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表1 2000年部分国家的政府对人口出生率的态度
资料来源：The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2000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2)就目前的学科水平和学者的研究能力，对可预见时期内人口发展目标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判断和取向的问题。回顾一下近些年国内有关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前景的各种预测方案，我们不难看到：不管预测方法有何不同，实际上随着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的日趋稳定与明朗化，各种预测方案对未来中国人口增长水平和结构特征的推断结果，已经十分接近。目前的不同已越来越突出地集中在如何对这些结果进行解释和取舍上。这也是不同的学者根据相近、甚至相同的结果，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的重要原因。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量的国内外经验证明，人口的发展空间和人类可能的调控范围要远比技术推断所能达及的小得多，也就是说，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将十分有限。这是近些年为什么国内有关生育政策的争论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根源所在，更是这些年我们在计划生育实践中始终徘徊在调控“上限”与“下限”矛盾中的症结所在。因此，在进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确定人口未来发展目标的过程中，科学地确定解释“度”；在计划生育和人口调控的完善中，正确地把握合理“度”；将是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真理，使我们的行动更趋向科学的关键所在。由此将有助于我们在更加一致的基础上，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中国的人口发展形成共识。
(3)这么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这是已被历史所证实了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一并不平坦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对中国人口发展长远目标的争论，出现过政策的动摇和不稳定，并带来人口发展的不稳定。就这中间的分歧与焦点来说，笔者认为主要集中在两个重要的方面：(1)就宏观而言，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以及人文条件如何承受以及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人为加速人口转变带来的社会震荡性和剧烈性，即：当人口转变超前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什么才是战略决策和政策选择的合理范围和“度”；这始终是我们力图解决却始终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2)从微观来看，要不要考虑群众（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对于生育的现实需要以及如何考虑、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这种需要；如果考虑，通过什么途径与方式满足这些需要等，也始终是贯穿在我们对生育政策的讨论与论争中的“焦点”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迄今也未能真正达成共识。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解决，不在共同的基础上实现认同，人口发展战略的抉择和生育政策的取舍，将会始终困扰我们。而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大量细致、艰苦工作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判断和决策，不能也不应该只建立在包含了群众态度变量的“如果……就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具有社会、文化丰富内涵的人口行为，也不能只依赖于经济的“外在调控”力量。
(4)就中国而言，在目前的国情、国力和资源、环境条件下，笔者赞同这样的基本判断，即：人口更少一些要比人口多一些能使我们的发展道路更平坦一些，发展的困难更少一些，而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但是是不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目标在百年以后“应力求降到8亿并力争更低的水平；200年以后降到3亿左右的水平，至多不高于5亿”，或者是从现在起就应该推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实现“人口可持续不减”战略，则是另外的命题，也是论证更为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就以往的经验来看，人口预测是一个“充满错误的历史”，而近百年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成就和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可能是我们的前辈们想都无法想象的。因此，证明200年后中国人口应该怎样，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是否适宜，既为我们的能力所不及（可变的因素太多，因此我们无法证其“伪”），也不应在国家决策的视野范围之内。而是否应该实施“人口可持续不减”的战略，也还需要进一步令人信服的证据。总之，人口预测和确立人口发展目标并不是同一类问题，也不是同一种难度的问题。在这方面，人口学家因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有着“小心地度量和谨慎地解释”这一传统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中，需要也应该继续发扬这种传统。
主持人评论
显然，与网上讨论的发言相比，李小平和李建新在这期论坛上的“笔谈”显得更深入，更展开，更严谨，也更具专业的理论色彩。李小平不仅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关于中国人口数量长远发展目标的观点，而且断言，如果没有人口的绝对降低，中国要想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只能是白日做梦。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实现100年后8亿，200年后3亿的人口目标呢？李小平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显著降低生育率的主张。他以大量的的数据、文献、事实和国外的经验论证了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特别是在论证必要性的部分中，提出了几个震惊四座观点，如性别比问题微不足道，加速老龄化有助于老年保障，继续推行一胎化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老龄人口比例远小于需要供养的比例，四二一结构胜过四二二结构，城市四二零家庭比重的增加是农民的福音等。而在论文结尾时对所有反对派学者提出的众多“有必要论证”，则无异于一封挑战书，反映了作者对自己观点的充分自信和舌战群儒、横扫千军的气魄，令人印象深刻。
李建新则针锋相对，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目标实际上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的翻版，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目标是割裂了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辩证关系，完全低估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巧合的是，在李小平和李建新的论战中，双方都引用了澳大利亚作为重要证据。而目前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进修的刘爽显然认为自己对澳大利亚的情况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她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学者对于本国未来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目标定位，以及人口增减的理由方面的3种大相径庭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反思了关于中国人口长远发展目标的讨论，认为“证明200年后中国人口应该怎样，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是否适宜，既为我们的能力所不及，也不应该在国家决策的视野范围之内。而是否应该实施人口可持续发展不减的战略，也还需要进一步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双方激烈的争论中，刘爽似乎对双方观点都不赞成，而更倾向于“小心地度量和谨慎地解释”这一人口学的传统。
由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口学家们争论“中国人口数量究竟多少亿才合适”这样一个问题，不仅令所有人感兴趣，而且具有深邃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战略决策意义。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口发展战略？这与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我们的子孙）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欢迎这场辩论。也许辩论中各方的观点不一定完美和成熟，但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人们的认识向真理或规律迈进的过程。也许辩论中一些人的观点受到反驳或批评，但这种学术的批评与反批评，驳斥与反驳斥，是学术研究活动中完全正常的现象，甚至是必要的一个环节，想必受到批评的各位学者不仅不会恼怒，相反还会表示由衷的欢迎。在有关中国人口数量与规模的讨论中，本人就曾经受到李建新的点名“商榷”（《人口研究》2001年5期）。在这次论坛的讨论中，我又受到李小平的批评，认为犯了“命题错误”，“论点缺乏根基”。西方有句名言，“虽然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愿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是一场学术辨论，每个辨论者的心胸要宽广，心态要正常，因为学术贵乎争辨，而真理越辨越明。也许正是受到辩论双方共同驳斥的遭遇，编辑部才挑选我作为这次论坛的主持人，以避免偏袒某一方的嫌疑。而作为主持人的身份，我似乎又不能发表任何有倾向性的评论。唯一能做的，只是在论坛中联络组织，穿针引线，甚至推波助澜。我不敢说辩论会使我们完全认识真理，但是我敢说，辩论的过程和结果将肯定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理。本刊今后将开辟专栏，发表有关这个专题的辨论文章，我们呼吁并热烈欢迎广大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这次讨论。
（主持人：翟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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