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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大会。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全国亿万人民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激情如火山喷发一般炽热，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迎来了我党八大的召开。八大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纪念党的八大召开40周年之际，我回顾当年的情景，仍然十分激动。
一
党的八大是1956年9月15日在现在的政协礼堂开幕的。我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之前我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加了八大从筹备到召开的工作。
1947年我随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南下到了中原，任中原局副书记，并受中原局之命负责组建了河南省委。武汉解放后，中原局改建为中共中央中南局，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江西、河南及武汉市，我任中南局副书记并兼任了一段组织部长，还兼任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1952年邓子恢从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叶剑英从华南分局调来，不久也调中央工作，直到大区解散之前由我在中南局守摊子。我在中南局时，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方面要支援解放全国的战争，同时要恢复经济，安顿人民的生活，并着手进行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广大新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南地区在短短的几年里，支援了解放战争和接管了新区。同时，在广大农村进行了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以及在城市进行了民主改革，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也对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
1954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中央于四五月间在京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各中央局。4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地区工作部，同时建立了中央秘书长会议制度。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刘澜涛，兼任中央华北地区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兼任中央华东地区工作部部长；宋任穷，兼任中央西南地区工作部部长；马明方，兼任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部长；林枫，兼任中央东北地区工作部部长；李雪峰，兼任中央中南地区工作部部长；还有杨尚昆、胡乔木。当时，几乎每天都召开中央秘书长办公会，讨论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记得毛主席召集了一次秘书长会议，他对大家说：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中央地区工作部是在大区解散后设立的过渡性机构，时间很短，1954年下半年中央撤销了中央地区工作部，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了四个办公室。中央一办主管政法工作，由彭真任主任，罗瑞卿任副主任；中央二办主管农业，主任是谭震林，副主任是张子意和刘建勋；中央三办主管工业交通，主任李雪峰，副主任李立三；中央四办主管工、青、妇群众团体，主任刘澜涛，副主任李颉伯；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副主任是曾三、邓典桃、田家英、龚子荣。中央三办撤销后，中央设立了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我兼部长，副部长是李立三、高扬和于江震。这是党的八大前中央机构的一些情况。八大以后，中央把工业和交通分开，我任中央工业部部长，曾山任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
1955年3月，中央开始起草党的八大会议文件。刘少奇同志主持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周总理主持《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的起草工作；修改党章及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工作由邓小平负责主持。中央副秘书长不仅要参加修改党章工作，也要参加其他筹备工作会。党章修改工作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毛主席让把党章修改报告写得短些，小平同志说3万字吧，不再压了。这样修改党章的报告草成得比较早。政治报告是陈伯达主笔，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稿子写了半年，直到1956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仍没完成。少奇同志亲自起草了政治报告的农村部分，约9千字。由于政治报告起草没有完成，时间紧迫，中央把大家集中到北戴河写。毛主席要求大家抓紧时间写，并把原定9万字的政治报告压缩成5万字（实际完成是6万字），调参加修改党章报告的胡乔木同志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小平同志的精力也集中到那里。
整个筹备工作紧张繁忙，但是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筹备工作最早是提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由邓小平和一些老同志负责。先从六个大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中选，大家可以随便提，提了约400人，比较全面，但仍有一些同志被遗漏了。如湖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他因调三门峡搞水利，提名时把他漏下了。张稼夫也被遗漏了。这些同志无论资历和经历都是够格的。在一次筹备会上，毛主席就选举中央委员问题专门指出：这次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没选上，先让一让老同志，让他们先“过过瘾”。实际上，主席讲的不仅仅是让一让的问题，而是让大家注意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在后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也都补选进中央委员会。
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反复进行认真的讨论，字斟句酌。同志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在讨论政治报告中，关于我国的主要矛盾问题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赞成报告中写的：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记得这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也说过：还是按马克思讲的，生产力是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阶级斗争还存在，主要矛盾还应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政治报告中阐述的国内主要矛盾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在大会决议时大家都没有意见。由于种种原因，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有认真地贯彻下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八大路线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反动路线，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
八大选举了以邓小平任总书记，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任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任候补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小平同志一向做事谨慎，在中央决定他做总书记时，他曾向毛主席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主席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小平同志的信任。在以后书记处的工作中，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一般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转出去。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诬蔑小平同志专权，开会不让周总理主持，这是别有用心的。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时，总理参加了，小平同志让总理主持会议，总理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同志，有李先念和罗瑞卿等同志。
八大开幕当天，毛主席致开幕词。主席对开幕词很满意，会议期间他曾兴奋地告诉我们：开幕词最先是陈伯达写的，我看了不行，就自己动手写了一篇，写好拿给田家英看，他说尽是标语口号，也不行。现在的开幕词是田家英写的。毛主席历来注重发挥青年人的作用，赞赏青年人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敢想敢干的精神，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出自这篇开幕词。
二
党的八大开会期间，我作为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在大会上发言，着重阐述当时国营企业领导制度问题。
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各地工业部门为了整顿生产秩序，改进企业管理工作，先后推行了苏联的一长制。我调中央后任中央三办主任，三办的任务是负责工业交通战线的政策调查研究，工作一开始就碰上了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的问题。我们采取巡视员制度，对当时企业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领导制度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调查研究。我去了东北的一些工厂，如辽宁的飞机制造厂等，并参加过由厂长主持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调查的结果表明，企业中实行苏联一长制，虽然在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和改进生产管理秩序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看，一长制不适合中国的特点和历史条件，也体现不出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一切权力归厂长一个人的制度，实际上把企业的行政领导与党组织对企业的领导对立起来，使党组织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不同程度地模糊了党员和群众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滋长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独断专行的作风。
1955年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召开了两次会议，专门研究企业领导制度问题。一个是由国务院召集的8个工业部负责同志参加的会，一个是全国各省市委工业部长会。在国务院召开的会上，8个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大都主张实行一长制。他们认为，现代化企业是一部联动机，必须有高度统一集中的指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利于企业生产管理。我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争议，会议连续开了8个小时，争论很激烈。在各省市工业部长会上，大多数人赞成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指出，苏联的一长制在实践中证明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党组织在企业中不能处于从属地位，群众也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因此，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企业生产必须要有统一的指挥，所以也应当有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企业除了生产之外，还有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社会工作、群众工作、福利工作等等，这些方方面面的工作要由包括党、政、工、团各级组织来做，只能依靠党组织的领导。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委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统筹兼顾。我们支持这种意见，同意在企业内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这种党、政有统有分的企业领导制度，比较适合当时企业的情况，也符合毛主席一贯教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在这一时期，毛主席召开了34个部的汇报会，少奇同志也召开了交通方面的工作会议。我参加了毛主席召集的大部分会，亲身感受到毛主席作调查研究认真细致和谦虚的态度。毛主席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亲自做各经济部门的调查研究工作，有时甚至要问清一些物质的化学分子式和原子结构，以及一些地方的土壤结构等。毛主席是不赞成苏联的一长制的。国务院8个工业部负责同志参加的会结束后，我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和汇报工作，当他知道8个工业部的负责同志不赞成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时，十分严肃地说：8个部反对，怎么得了呀！当即指定李富春找8个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做工作。1956年2月26日，毛主席在听取一机部汇报时说：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两个缺一都完成不好，不要个人负责也很危险，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是更好的个人负责制，严格执行厂长命令，但有个集体比没有好。1962年2月25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厂内几千几万人是大事，没有党委领导，很容易打架。依靠党委领导，就是大事要党委议，党委不妨碍厂长决定的执行，它保障厂长决定的执行，大事党委议，紧急事厂长下命令。由此可见，贯彻群众路线，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实行民主监督，是毛主席一贯的指导思想。
我在八大发言中是这样说的：“就在推行一长制的这个期间，也有不少企业由于领导干部保持了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优良的传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了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就把企业办得比较好，也创造出了党如何领导企业的一些良好经验。”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就是：“企业中重大问题，包括生产行政在内，都在党委会上进行充分的讨论，依靠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作出决定，然后，由企业行政领导同志按照个人负责的原则，负责组织执行，至于日常行政事务和技术工作，则一概由企业行政领导同志独立负责处理，党组织不仅不加干涉，并且从各方面给以支持。紧急的问题需要当机立断，迅速处理的，也由企业领导同志负责处理，党委给以支持。”这也就是当时中央决定的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中国企业领导制度。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委的集体领导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必须把领导人员的经验和智慧与广大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结合起来，走群众路线，才能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才能坚持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党的八大以后，我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还兼任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工业工作部的机构和人员都由中央组织部定，干部是分口管理，任务是管理企业党委和各地工业部的方针、政策、政治思想工作，以及一些人事工作，企业的生产经营由国务院负责。我们根据党的八大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研究工人阶级问题的通知，对企业的管理工作和企业的领导制度进行了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其中包括各地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厂长（经理）负责制的经验，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的经验，企业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中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以及企业发扬民主和职工福利问题等。例如：黑龙江庆华工具厂和建华机械厂工人直接参加班组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和实行领导干部与工人、技术员三结合的经验，后来总结成“两参、一改（改革管理制度）、三结合”。我们把这些经验报告给中央、经中央批准，以后就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中国工业企业的领导制度，并在全国企业中普遍执行。
1961年6月，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正式起草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也就是后来的“工业七十条”。主持起草工作的是薄一波和李富春，我也参加了起草工作。1961年9月17日，中央在庐山会议上通过了《国营工业工作条例》草案，并正式下发了这部工业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是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后我国国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和教训而制定的。它明确地规定：“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这是我国企业管理的根本制度。”“工业七十条”较为严格地规定了各级企业党组织的职能，为防止党委包办一切，规定了“在企业党委的领导下，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指挥，由厂长负责”，车间、工段、科室，不实行党委或支部领导下的负责制，实行车间主任、工段长、科室主任负责制。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受到“左”的方面的严重干扰，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条路线走得更偏了，从“书记挂帅震山川”到了无政府主义泛滥。这些后果的造成，从根本上讲是民主集中制关系问题没有解决好，甚至有时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此“工业七十条”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党的八大前后，我们比较集中考虑的问题是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如何巩固，如何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聪明才智和生产积极性。企业管理说到底是针对人的管理，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没有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就不能真正调动起广大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也不能体现出来，工人阶级没有地位，共产党的宗旨就丢掉了。因此，如何处理好企业中党政关系、干群关系、政治思想工作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等，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过去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我国国有企业有过许多经验教训，但客观地讲，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工业化的建设是起过积极作用的。特别是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成的模式，究竟如何更好地解决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问题，还要经过很多艰苦的探索，这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又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但是我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能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