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基于苏北B县六村的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北论文,现阶段论文,农村论文,政治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9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1］04－0151－05
所谓政治文化，是内化于政治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它是宏观政治结构与微观政治行动之间的纽带，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2]。当前，国内学界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结构与制度分析，以及微观层面的行动与心理研究，相对缺乏中观层面——乡村政治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实际上，对于解释社会现象而言，结构（或制度）与行动（或个体行动者）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略文化等隐性纽带的重要影响。因此，农村政治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研究主要采取实证方法，通过对江苏北部B县六个村庄中的数百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① 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当地居民有关政治系统、政治行为、政治实践的一套主要的认知、情感、态度与评价取向。根据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本研究对于农村政治文化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农村居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输入取向、政治输出取向四个主要方面。
一、象征与断裂：政治认知的模糊性
政治认知是政治系统居民对其身处其中的政治系统及其要素的知晓、熟悉与理解。它是政治文化的基础部分，是政治系统居民借助于特定政治社会化进程而获得的对于政治生活的一定程度的了解。政治认知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影响、甚至决定着居民政治参与水平。一般而言，政治认知的对象涉及政治系统的方方面面，诸如体系结构、行为实践、政治信息、政治角色等。考虑到基层实际，本研究对农村居民的政治认知水平调查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对于政治体系的总体把握；二是基本政治事务与政治实践的了解；三是政治语汇与政治信息的理解。
就政治体系总体把握而言，农村居民呈现出一种“三明治”式的认知结构，也即对于中央层面和村庄内部的政治系统认知要明显强于省、市、县、乡等中间层面的认知，进而表现出明显的象征性和中间断裂的特征。这一点可以通过农村居民对不同层级政治领导者的熟悉程度得以印证（参见表1）。之所以出现这种“中间断裂”状态，主要是由政治距离感所决定的，国家层面的政治体系一般因远离农民生活而相对陌生化。“只要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有所保障，他们对外部的社会政治环境不感兴趣。”[3]即使较为靠近农民的乡镇政府也因近几年的收缩性改革而呈现出脱离乡村的趋势，与农民群体日渐疏离。但由于农村地区特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主要依靠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推进，绝大多数农民能够通过这类渠道单一的、高频率的接收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信息，由此形成了一种本能反应式的象征认知模式②。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象征性认知仍然是浅层次的。因为它是一种依靠单一渠道反复灌输、强化的认知，脱离了相应的实践及其内化过程。农村居民可能大致了解当下国家领导人的基本情况。但对于整个中央层面复杂的政府部门及其相互关系却很难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在熟悉政治事务方面，农民居民对村庄范围内政治事务的认知水平较高，而对村庄以外的政治实践则较为陌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距离感。在面对“你认为你们村的村委会主任应该是怎样产生的？”提问时，共有78.7％的村民认为应该“由村民们选举产生”，8.6％的村民认为应“由乡镇领导任命”，2.7％的村民认为“村书记说了算”，其余10％的村民表示“说不清楚”。但当被问及“以下哪一项选举你没有权利直接参加”时，只有37.9％的村民选择“盐城市（地级市）人大代表选举”这一正确选项，1.7％的村民选择了“B县人大代表选举”，2.7％的村民选择了“乡镇人大代表选举”，17.9％的村民选择了“村民委员会选举”，而直接表示“说不清楚”比例高达40％。这表明村民的政治认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空间的限制，越是远离村庄生活，就越是感到陌生。实际上，即使是作出正确选择的37.9％的村民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基于政治距离感而作出的本能反应，而非出于清晰的法理认知。
在获取政治信息方面，农村居民也受到特定的时空条件制约而表现出相当的模糊性。当被问及“你是否熟悉或知道中央政府关于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一些文件精神”时，只有24.5％的村民表示“基本我都知道”，另有39.4％的村民表示“知道其中的一部分”，而36.1％的村民直接表示“基本不知道”或“说不清楚”。可见，能够基本了解村庄外部政治信息的村民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村民仍处于一种未知或者模糊状态。当询问对象具体到某一政策法规时，这种信息获取的模糊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针对“你是否清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内容”的提问，只有16.6％的村民表示“基本都了解”，34.6％的村民表示“知道其中一部分”，接近一半的村民表示“听说过，但不了解”或者“没听说过这部法律”。实际上，这种由一般认知到具体认知过程中所显示的“模糊性”递增特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居民在政治信息理解方面的象征性。日常生活中，尽管存在村庄选举等涉及《村组法》的事件和行为，但由于缺乏直接的、经常性的《村组法》文本接触，农村居民就很难形成清晰的内在性认知。
可见，农村居民的政治认知水平总体上呈现一种象征与断裂特征并存的模糊化状态。一方面，受到政治距离感的制约，广大农民对于村庄内部政治生活相对熟悉，而对于村庄以外的政治生活则较为陌生，政治认知水平低下。即使较为贴近农民的乡镇政府，也因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变革而日益疏离和陌生化。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单一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依靠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的高频率反复灌输，使得广大农民对于中央层级政治体系的认知又并非如政治距离感所推论的那样陌生，而是拥有一种浅层次的、相对清晰的象征性认知。最终，形成了农村居民所特有的“三明治”式的政治认知结构。
二、认同与离异：政治情感的层次性
政治情感是社会居民针对其所处的政治系统形成的一种整体上的、综合化的、稳定的主观感受。它一般体现为诸如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政治愤懑感等情感态度。它反映了政治系统居民在情感层面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与否，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带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但又区别于针对具体政治事件、政治行为形成的特定的行动取向，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稳定性特点。一般而言，对于特定群体政治情感的考察，可以从国家（体制）认同感、政策（行为）满意度、政治信任度等几方面入手。本研究对于当前农村居民政治情感的研究，一方面，要考察整体层面上农村居民对于国家、政党的认同感，对于宏观政治制度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还要考察农村居民政治情感内部的差异性、层次性，特别是对待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情感差异。
就整体层面而言，农村居民仍然保持了一种较高程度的政治认同感。在国家以及政党认同方面，中国农民几乎是一个较为“保守”的社会集团。正如表2中数据所反映的那样，农村居民对于国家共同体表现出了较高的整体认同感，超过八成村民明确表示了一种对国家的自豪感。其中，基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因素形成的国家认同比例超过50％。而在政党情感方面，广大农村居民也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积极认同。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入党光荣”的政治表态就可以得以印证。总体上，尽管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的问题矛盾颇多，但农民对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权体系仍然保持了一种整体上的积极认同感。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现实中农民的各种社会抗争行为虽强度之激烈、频率之频繁，却始终没有触及政权合法性层面这一现象。
但这种整体认同感内部并非均匀的、同质的，而是极富层次性的：对待中央政府及其官员的认同感较高，对待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认同感较低，甚至是离异倾向。通过政治满意度调查（见表3）不难发现，农村居民对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实施满意度明显高于乡镇或村庄一级。同时，在政治离异感（不满意度）方面，乡镇政府远高于中央政府，也高于村庄自治机构，甚至超过了自身获取的满意度。而在政治冷漠度（表示“说不清楚”）方面，乡镇政府也远高于中央政府和村委会。这都表明农民的政治离异倾向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层面，其政治认同感随着政府层级越往上越高，越往下越弱。“中央圣明，省里关心，市里操心，县里糊涂，乡镇遭殃”[4]这一民间顺口溜成为农村居民政治情感层次性的典型写照。
之所以产生这一层次性特征，主要是由于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各种直接的利益关联与冲突。现实生活中，多数村庄内部引发的矛盾，由于乡村干部之间的“利益关联结构”[5]，乡镇官员往往采取包庇村干部的基本策略。一旦得不到乡镇政权的有效处理，农民抗争的对象就会转移至乡镇政府层面。加之，征地、拆迁等当下最为敏感的利益问题往往都直接关涉乡镇政府，引发大量的干群矛盾。基层政府成为农民居民政治离异倾向的最为集中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农民在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很容易被边缘化，由权力腐败、社会不公等引发的社会离异倾向也不容忽视。当被问及“你怀念毛主席时代的生活吗”，36.1％的村民明确表示“很怀念，那时候民风淳朴，也没有贫富差距”，45.4％的村民则表示“有点复杂，现在日子好过，但社会风气不如以前好了”，这两项选择占整个受访群体的比例高达81.5％，而明确表示“不怀念，现在的日子比那时候好过多了”的村民只有6.2％，另有12.3％的村民表示“无所谓”或“说不清楚”。
可见，由于改革扭曲和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公平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民群体的社会认同感。一旦这种社会离异倾向完全转变为政治离异倾向，那将是极其危险的。现实中，农村居民也会部分地、不自觉地将社会问题政治化，一旦遇到社会不公问题就会简单地诉求于政府解决。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回应，社会离异感的瞬间政治化就会引发大量的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因此，尽管在国家整体层面广大农村居民仍然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政治认同感，但这种认同感是相对的、层次性的，针对基层政府以及来自社会其他层面的离异倾向同样不容忽视，应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服从与挑战：臣民取向的复杂性
臣民取向是指政治系统居民就有关政治输出过程的一套行动观念和态度。一般而言，政治系统存在着两个方向的系统过程：一是政治输入，二是政治输出。政治权力的逻辑决定了社会民众必须作为政治输出的服从对象而存在，这是政治秩序达成的基本路径。对于政府的政治输出，民众实质上是处于一种“臣民”地位。因此，有关社会公众对于政府输出行为的一套行动观念和态度可以称之为“臣民取向”③。它主要考察的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社会公众对于以政府为代表的政治权威的服从程度。具体到本研究，就是考察农村居民对待日常生活中政府管理活动服从与否的观念意识。
行政能力感是政治系统居民形成特定臣民取向的重要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待政府输出活动的行为取向。它一般通过公民影响官员行为能力的主观感觉得以反映。由于农村居民日常接触的官员干部层次不可能过高，因此这一考察的范围主要限定于乡镇和村庄两个层面。如表4所示，在乡镇和村庄层面农村居民的行政能力感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体上乡镇层面的行政能力感略低于村庄层面。约有1/3强的村民认为“干部官员会听取他们意见”，这部分村民主观行政能力感较强，很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干部的管理活动采取更为积极的制度内反应倾向；约有不到1/3的村民认为干部们“可能听，也可能不听”他们的意见，这部分村民具备部分的行政能力感，对待干部管理活动可能持有低烈度的制度内反应倾向；约1/4强的村民明确表示“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或者“提了也没用”，或者“不敢提意见”，这部分村民基本上不具备行政能力感，日常生活中更多可能是采取逆来顺受的“沉默”或激烈的制度外抗争。
总体上，当下农村居民拥有或部分拥有主观行政能力感的比例占大多数，这与现实中日益增多的农民利益表达活动相吻合，也表明在高层政治的利益关怀下，广大农民正在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建构臣民角色。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同样注意到农民行政能力感的负面状态，那就是仍然有1/3左右的村民缺乏基本的行政能力感，处于一种消极的冷漠或犬儒状态。
考察臣民取向，还必须就村民对待政府输出的一般行动取向作出更为直接的分析。而只有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显示有关主体的内心文本。故笔者假设了政府的输出活动与村民切身利益出现冲突的情景。考虑到政治距离感因素，必须对不同层级的政府输出区别对待。通过调查发现（见表5），在不同层级的政府输出面前，农村居民存在着差异很大的臣民取向。
具体而言，在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层面，一旦出现损害其切身利益的政策输出，村民们多数会倾向于通过找“上级领导反映情况”试图改变政策结果，这或许可以作为农村居民“青睐上访”心理的典型体现。“由于基层党政部门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就会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6]而在中央政府层面，农村居民却表现出了较高的服从意识。即使在遇到切身利益损害的前提下，明确表示服从的比例仍然高达68.8％。笔者以为，农村居民对于中央权威的服从存在两个层面的解读，既反映了较高程度的信任感和亲近感，也折射出某种程度的政治无奈感。绝大多数农民可能认为中央政府是不可及的，或者已然找不到“更高的上级反映情况”，中央权威就是他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依赖。
总之，在臣民取向方面，农村居民存在着中央与基层两方面差异很大的复杂臣民取向。对于基层政府的输出活动更多予以了积极的、质疑的、挑战性的回应倾向，已经摆脱了传统的“顺民”形象；而在中央政府层面则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消极的、信任的服从倾向。在农村居民眼中，政府形象就是“闪着神奇光辉的党中央＋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也正是这种“头上有青天”的想法在鼓舞着人们的上访愿望，而且越往上越公正，所以北京的上访最集中。[7]
四、渴望与务实：参与取向的两面性
参与取向是指社会居民在政治输入过程中，有关参与公共事务的一整套行动观念和态度，与臣民取向相对应。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是否拥有成熟的公民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居民能否建立起积极的参与取向。本研究对于农村居民参与取向的考察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村民有关政治输入过程的规范性看法，也即政治参与活动应该坚持哪些价值标准，特别是对于民主选举的一般性观念；二是，村民个体层面参与角色的实际建构，也即具体到村民个体，他们是否实际具备一个积极参与的角色取向。
在规范性参与取向考察方面，首先应该对当下农村居民就有关政治参与的总体看法进行分析。考虑到“政治参与”这一语汇对于农民可能过于陌生，笔者只能以“参与公家的事情的讨论决策”这一并不规范的理解来代替“政治参与”概念。当被问及“你认为老百姓是否应该参与公家事情的讨论决策”时，共有52.7％的村民表示“公家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老百姓当然应该积极参加”，21.9％的村民选择了“即使参加了，也是走形式，干部们不会听老百姓意见的”，另有22.2％的村民选择了“与百姓无关”、“有其他事要忙”、“无所谓”或“说不清楚”等消极选项。尽管第二选项显示了村民对参与现实的不满，但还是隐含了其对待参与公事的渴望，因此前两项合计接近3/4的人数比例仍然体现了农村居民在对待政治参与方面拥有一种较为积极的、渴望的取向。当然，也应注意到其中不乏农民务实精神的体现。例如，当被问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担任你们村的村委会主任”时，共有62.3％的村民选择了“能力强，能带领大家致富的人”，另有29.8％村民选择了“代表群众，为群众办事的人”，其余7.9％的村民选择诸如“德高望重的老人”、“文化最高的人”等选项。可见，正如曹锦清所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既不在官方手中，也不在知识分子手中，而是在先富者的集体无意识中。”[8]在物质财富相对贫乏的农村社会，绝大多数居民具备一种极其“务实”的政治理性。
规范性参与取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制度、道德等公共规范形成的公共观念，包含了对待他者和自我的一般期待。很可能是分裂的，也即村民对待他者的期望可能是规范性的、积极的，具体到个体自我层面有可能是例外的、消极的。因此，考察村民个体参与角色的实际建构十分重要。
对于参与角色实际建构的考察应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考察个体对参与活动的主观兴趣；二是，考察个体对参与的实际效果。通过主观意愿与实践结果之间的差异比较，探讨前者有关个体参与意愿的纯正度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农村居民的公共事务兴趣感调查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村民对“公共事务或者国家大事”比较感兴趣，或者部分感兴趣，只有5.7％的村民表示不感兴趣或无所谓（见表6）。可见，农村居民的公共事务兴趣感并非想象中的冷漠。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在公开场合发表公开意愿”时，直接表示愿意的人数比例只有37.8％，而表示不愿意的也只有5.6％，更多的村民选择了“要看具体场合”的模糊态度。相比较兴趣感方面的高渴望度，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就会大打折扣，这一方面暗示了农民的“谨小慎微”，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务实”精神的体现。
而且这种渴望与务实的矛盾，一旦具体到参与成本较高的领域将会更为明显。有关乡镇人大选举的村民意愿和实践深度方面的巨大差异就是典型的例证。表7中，在问及“是否愿意去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时，明确表示愿意参加的村民比例高达73.7％，而表示不愿参加的比例只有8.3％；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表示没有参加过上一届乡镇人大选举的比例却高达47.3％，还有12.2％的村民表示“不记得了”。即使在有效参加的人群中，也有几乎一半的人表示忘记了候选人姓名。这说明乡镇人大选举实际参与深度和广度都存在严重缺陷。正如戴维·伊斯顿所言：“社会成员可以在口头上一致同意支持某一政治目标，但是，他们在其行为经济中所愿付出的代价则要看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9]这种主观意愿与实践效果之间的巨大反差，表明农村居民在政治参与角色的建构方面虽然存在着渴望的、积极的参与意愿，但是这种意愿又非无条件的，而是带有很强的务实性色彩的，呈现“主观上渴望，实践中务实”的矛盾倾向。
五、结语
B县六村的调查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是极其复杂的。它不是单一的村民文化、臣民文化或者是公民文化，而是三者的杂糅混合，其内部是相互关联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的萌芽。且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农村政治文化的演进也将随之加速。“一个政治系统的建立不可能是在文化空白中建立起来，而是在建立过程中必须面对某种政治文化，也许这时的政治文化处于急剧的变化状态之中，但系统仍然有一个对文化的适应问题。”[10]如何把握正确的政治文化引领方向，对于基层民主进程的推进至关重要，将是我们党和政府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需要学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注释：
① 这六个村庄分别分布于江苏北部B县的J镇和F乡，其中J镇有四个村，分别为竹村、界村、南村、于村，F乡有两个村，分别为倪村和樊村，共发放问卷314份，有效回收问卷302份。
② 这里的象征性认知，不同于文学流派中的象征主义，而是指一种符号化的机械认知，通过不断的、重复的、高频率的符号灌输，相关主体对于某类信息形成一种表层的、简单的符号记忆，却没有获得符号背后所隐含的内在意义。
③ 这里的臣民取向，只是一种针对政府输出过程可能的反应取向，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隐含着某种价值预设。可能是积极性的反应取向，例如对于政治权威的法理型服从，也可能是消极性的反应取向，例如对于政治无原则的、一味的顺从等。因此，臣民取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臣民心态”、“草民心理”、“顺民意识”等消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