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的投资_经济周期论文

论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的投资_经济周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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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需求的矛盾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承认我国经济所具有的周期性并揭示其周期运行的成因和特性,对于把握我国经济运行的脉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手段以及正确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认识

自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已大体经历了9个周期。改革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经济波动的幅度有明显收缩的趋势,而收缩的时间在逐渐延长,不再表现为大起大落式的波动。1995年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目标已达到预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预示着已持续了近7年之久的第9个经济周期应该走出谷底了,新一轮经济周期将在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启动。

1、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成因

(1)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环境看好。作为“九五”计划的开局以及即将面临的97香港回归,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取向虽在总量上仍要求“适度从紧”,但会根据经济运行和物价形势,审时度势地进行微调,并重点地、结构性地、适度地和逐步地有所放松,以营造一个好的总体经济形势。同时,为解决目前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的问题,国家也会抓住经济运行的有利时机,加快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以及财政银行体制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较好的宏观环境。

(2)企业投资需求的扩张。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扩大生产要素数量为特征的外延型经济增长,这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要靠投资来推动。96年5月份和8月份银行两次调低存贷款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也在鼓励企业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住房、建材、轿车等行业),从而达到以点带面,促进整个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另外,随着外商投资和我国的第三个浪潮的到来,国际金融资本开始直接进入我国,并多采取产权投资、资产购并、海外上市基金等新的投资方式,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具有良好的社会预期。1997年是社会各界包括国际上对中国经济普遍看好的一年,人们在经历了一轮较长的经济循环后,普遍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增长高潮。特别是从消费者来说,在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也迫切希望通过新一轮经济发展形成一些新的消费热点,社会预期对新一轮经济的增长来说是一个利好因素。

2、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特点

1996年我国GDP增长率为9.8%(上半年GDP增长率),这是新一轮周期与上一轮周期的转折年份。相对于改革后第四个经济周期所体现的“急升缓降”的趋势,新一轮周期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特点:

(1)新一轮经济周期将呈现一种我国从未出现过的“缓升缓降”的新态势。整个“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将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会根据经济波动的客观形势相应地采取一些微调政策,在扩张初期启动经济回升的时候,采取“紧中有松”的政策,防止“一哄而上”。

(2)高起点、低振幅、稳中求进是新一轮经济波动的体现。本周期经济会在较高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启动,将不会以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回升为标志,政府前几次启动经济周期的那种全面放松、迅猛推进的传统手段不会再现,而是注重中长期的稳定发展,将控制需求政策与改善供给政策、总量控制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

(3)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市场制约型波动的影响将会明显增强,结构型增长的特点会十分突出,既要注重结构调整又要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样才能使那些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企业或行业得到较快的发展,而那些不适应市场的企业或行业将被淘汰出局。

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的投资宏观调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大约50~60%是靠资本投入增加带动的,这一特点在前几个经济周期中表现十分明显,使得各级政府和企业习惯于把经济启动的希望寄托在新一轮的投资高潮上。然而,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由投资扩张导致的资源制约型波动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将会逐步减少。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在投资领域必须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合理的投资结构、明确投资主体的责权、优化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益。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国家的投资宏观调控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

1、确定合理的投资规模

投资是形成新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是实现“九五”计划和新一轮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投资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而投资规模的大小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

(1)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当国民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投资规模趋于增大;当国民经济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投资规模趋于缩小。“九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仍将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因此投资规模也将趋于增大。

(2)国内储蓄倾向大,投资规模就应该大。

(3)外商投资。利用外资已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外商投资扩大投资规模,有利于经济的增长。随着“国民待遇”的外商投资体制改革的贯彻,原有优惠待遇的取消可能会对外商投资产生一些影响,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市场对外商的吸引仍然较大。

上述因素决定了我国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要实现8~9%的经济增长速度,投资规模仍需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固定资产的投资率应保持在36%左右,投资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或投资增长略快于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才能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2、调整投资结构

投资结构在现实经济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增量投资,即新增国民收入中用于建设的投资;另一部分是存量投资,即原有资产的投资。增量投资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指新增投资在使用方向上的变化及其在改变产业结构中的作用;存量投资结构的调整,则是改变过去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以达到产业结构经济合理的目标。

我国现有企业的存量投资,处于存量投资短缺和过剩并存、存量投资规模不经济、存量投资中高新技术发展缓慢、中低技术呈扩张态势的失衡状态、经济效益很不理想。因此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要提高存量投资的经济效益,除采取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外,还必须采取横向联合、兼并等形式,发挥规模效益,调整存量投资;同时,还需强化中央的经济调整能力,依靠增量投资来影响各产业的投资比重,即在研究现有各产业存量投资是否均衡的基础上,明确哪些产业应增加投资。这要求我们一方面重视和发挥预算内投资在改变存量投资失衡过程中作用,另一方要正确引导地方、企业预算外资金的投资行为与宏观要求相适应。

3、转变投资方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都把变资本扩张型的经济为技术进步带动型的经济结构大调整作为重大的战略选择,都在减少和淘汰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的产业和产品,增加和发展技术含量多、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和产品。新一轮经济周期中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方式,就必须进行投资方式的转变。其主要途径有:一是提高投资技术含量,包括加大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提高设备投资和高技术设备投资比重;二是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以免造成严重的浪费;三是以增量带存量,争取用较少的投资增量来影响和带动更多存量资产的盘活、改组和结构调整;四是提高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约为70%比较合适),控制大型、长期、见效慢的项目,尽量缩短建设周期。当务之急是拟定和实施旨在鼓励低投入、高产出的内涵型投资方式,限制高投入、低产出的外延型投资方式的投资政策。

4、明确投资主体的权责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主体格局已由过去单一国家主体发展为多元投资主体格局。但由于目前我国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的缺位,政府投资主体和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在投资活动中的数量扩张型冲动非常强烈,而对投资效益和质量不太关心;同时由于投资主体的短期目标与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目标发生严重背离而导致投资规模膨胀与投资结构失调。这些都表明我国投资主体与宏观经济环境间的关系很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关系将不利于形成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良好外部环境。因此,伴随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的来临,我们应重视划分我国各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责任和权益,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侧重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企业、集体单位和个人侧重于生产性项目的投资;同时辅之以项目决策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与利益机制相匹配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规范投资组织行为,根除数量扩张型投资活动的制度因素,遵循价值规律,实行“谁出钱,谁决策,谁受益”的原则。加大计划的指导性成分,采取各种市场经济手段如价格、利率、税收以及投资信息的定期公布来影响企业等投资主体的项目决策,引导社会资金的投资方向。

5、优化投资环境

近年来,外商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这是与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紧密相连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向外商提供减免税收等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我们不能长期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更不能把这种优惠政策看作是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手段。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我国应从更高层次优化我国的投资环境。

就投资者而言,他们要在投资回报率和风险系数间权衡。他们所需要的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享受国内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有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规定以及完善的投资法律体系,能够保证其实现投资目标的市场经济体制等。因此,我国优化投资环境也应从以下两方面下功夫:

(1)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投资法律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对外商投资法律中在中方实物投资和外方无形资产的估价问题、企业资金的筹措和担保问题、劳动管理和工会的作用问题等都没有以健全完善的法律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以及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惯例、有法律作保障的投资环境使外商感到放心,才能更有效地吸引外资。

(2)要加强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改善软环境的基础上,我们还应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缓解“瓶颈”现象,以适应外商投资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可采用BOT方式引导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大中型企业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及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进一步提高我国投资环境的整体水平,从而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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