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死亡了吗？——关于英美学术界的一场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自传论文,于英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著名传记家詹姆斯·劳里·克利福德不辞辛劳，把过去四百年 的西方传记理论论著筛选一遍，选编出一本只不过二百五十六页的《传记艺术批评文选(156 0-1960)》，做完这项工作，他非常失望地说：“同诗歌、小说和戏剧不一样，传记从来不 是进行认真的批评研究的对象。”（注：James Lowry Clifford,“Introduction,”in Biography as an Art:Selected Critici sm 1560-19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lx.）西方许多批评家也持有与克利福德相似的观点，传记研 究可以说是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最落后的一个分支。
到了九十年代，其间虽然不过三十年，这一现象却有了根本的改观，一位美国的自传研究 者收集了一些数字以后得意地宣称：对传记，主要是对自传的研究已经“从文学研究的边缘 进入了主流”，所出版的论著在二十五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千五百（注：Joseph Hogan,“Life Writing Canon and Traditions,”in Auto/biography Studies .Vol.9,No.Fall,1994,p.163.）。不但是研究论著成倍 增加，而且文艺批评界的一批著名人物，如法国的德里达、加拿大的弗莱、美国的保罗·德 ·曼等人，也开始关注自传问题。“新批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中曾经占据过显赫的 地位，新批评把诗歌看作文艺的最高形式、予以最大的注意，一位研究者评论说：“现在自 传所占据的位置就如同新批评盛期诗歌所占据的位置。”（注：Robit Folkenflik,ed.“Introduction,”in 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Construc ti on of Self-Represent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1.）自传研究已经成为当前英美乃至 西方文艺批评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但是尽管进行了大量研究，却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在“自传是什么”、“哪些作 品属于自传”这样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过去三十年中，自传“是争 论最多的文类之一，其定义和范围一直不断被重新确定。”（注：Jerzy Durczak,“Introduction,”in Selves Between Cultures:Contemporary Americ an Bicultural Autobiography.San Francisco,Intem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1999 ,p.1.）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学术界关于自传曾经有过几个重要的、有广泛影响的定义，比如德 国学者乔奇·米希认为：“只能概括‘自传’一词的含义来给它定义——由一个人自己(aut o-)来描述(graphy)此人的一生(bio)”（注：Georg Misch,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 ity Press,1951,p.5.），这是从字面作出的解释，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定 义。美国学者阿伯特·E·斯通关于自传的定义是：“对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一生中有意义 的部分的回顾性的叙述，由其本人写作并公开表明其意图：真实地讲述他或她公众的和私人 的经历故事。”（注：Albert E.Stone,“Autobiography and American Culture,”in American Study,12(1 972),p.24.）我们看到，这个定义已经比较复杂，对自传的内涵作了种种限定。在各种 定义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法国学者菲力蒲·勒居恩所下的：“由一个真实的人，关于自己的存 在 所写作的回顾性的散文叙述，重点在于他的个人生活，特别是他的人格的故事。”（注：Philippe Lejeun,“On Autobiography,”in ed.Paul John Eakin.Minneapolis:Univ ers 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4.）勒居恩 的这一定义，同斯通的定义一样，都突出了自传的故事性，这是人们所发现的现代自传的一 个重要特征，但是也因此带来了种种争论。
既然自传要求“真实”，自传又具有故事性，这两者能够同一起来吗？一些学者认为，既然 在讲故事，真实性就难以保证，而且上述所有这些定义都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何确定自传 的真实性？怎么能断定一部作品是自传而不是小说？他们认为，故事化的写作方式，使自传同 小说无法区分开来；反过来说，任何小说中也都有自传的成份，自传不过是小说的一种形式 ，或者说某一类小说可以称为自传。如有学者就把霍桑的《红字》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 菲尔》等等历来公认是小说的作品列为自传（注：Willian C.Spengemann,The Form of Autobiograph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 s,1980,p.12.）。还有人更进一步，认为各种写作形式，都包 含自传的成份，都可看作自传：“对一位读者来说，是自传，对另一位读者来说，是历史或 哲学、心理学或抒情诗、社会学或形而上学。”（注：James Olney,ed.Autobiography: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Princeton: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5.）
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反对自传作为一种文类存在的理由，不承认自传是一种独立的文类。 这些说法可以统称之为“自传死亡”论。
应当说，对自传作为文类的怀疑首先是因为自传本身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二十世纪，自传 中所谓“故事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那种编年式的叙事方法很少再为人所用，越来越多的 作者采用“场面”的方法自叙生平，在采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作者需要对自己的经历经过筛 选，把他认为最有意义的部分保留下来，同时还要剔除大量内容，对留存的内容还要经过种 种加工、修饰以至补充。也有一些自传文本，作者出于各种理由，通过种种方法，在叙述中 或者故意模棱两可，或者有意无意地掩盖以至歪曲某些事实的真相。最近三四十年出现的所 谓“后现代”的自传文本，作者在自我的经历之外，还加上其他种种内容，如调侃、戏拟、 反讽、自嘲等等，显示出复杂的、杂糅的特征，一些学者称之为“嘲讽性自传”、“先锋自 传”等等，这类作品同传统的自传相距甚远，同现代或后现代小说则很难区分。
否定自传文类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传记和自传理论研究的深化。我们可以看到，七十年代 以来，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的英美传记和自传研究出现了新的面目，二十世纪的一些新的理论 流派开始关心自传问题，正是这些理论新潮向自传研究发起了挑战，它们给传记理论家提出 了难题，也在推动着传记理论的发展。我们在本文中着重考察这些理论方面的问题。
二
自传的基础是作者对自我经历的回忆，或者说，自传的主体是自我回忆的记录。二十世纪 西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对记忆（包括回忆、认知等）以及与之有关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叙述 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对自传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些传记理论家早就对回忆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法兰西学院院士安德烈·莫洛亚是二十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传记家和传记理论家之一，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所作的著名讲演《传记面面 观》是西方第一部现代传记理论著作，他在其中专门用一章讲了自传问题。莫洛亚敏锐地发 现了自传同他传本质的区别，指出自传的内容可能不准确或者有错误，这里有六种原因：
一、遗忘。比如歌德和托尔斯泰对自己童年的回忆都是一些小事杂夹着一些感情和联想。 这证明记忆并不可靠。
二、作者出于美学的目的，有意删改内容。
三、记忆出于本能的审查过程，对不愉快的事情，对不想记住的事情会进行修正，逐渐会 用想象性的记忆代替实际过程。
四、羞愧感，比如很少有人敢真实地谈性生活。
五、记忆是理性的，它在事件以后制造了感情和观念，找出行动的原因，但实际上人们的 行为最初常常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六、出于保护同伴的愿望，即使准备说出自己的真相，但也感到无权说出别人的真相。
莫洛亚说的这六种情形，包括了自传作者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对自身经历的修改，后一 种情形关系到记忆的可靠性问题。莫洛亚1928年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主要是依据观察和猜测 ，并没有多少理论的支持，而现在，一些学者重新注意到莫洛亚的看法，并力图在心理学和 神经科学中找到根据。
精神分析心理学常常被这些理论家所引用。弗洛伊德在医治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发现过一些 心理现象，证明了记忆是不可靠的。比如心理系统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有所谓“记忆屏障 ”的功能，即对那些否定性的记忆进行压制，遗忘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让它长久停留在记 忆之中。弗洛伊德还发现，许多心理现象，如哀悼作业、强迫症、歇斯底里症、强迫性重复 动作、移情等等，都是生活经验的重复（一般说来是一种创伤或一种失败），它们带有一种意 图（一般是有意识的，虽然不是必然的）：控制那种经验并指定其意义。一些学者认为，日常 生活中的记忆活动是如此，自传回忆也有着类似的过程，“因为自传显然是从记忆而来的材 料的扩大了的描述，对记忆的编辑和赋形是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记忆的描述相似”（注：Tom Smith,“Autobiography in Fresh Contexts,”in Auto/ Biography Studies,Vol.13 .No.1,Spring 1988,p.1.）， 日常生活中记忆的不可靠造成了自传的不可靠。
莫洛亚说过：“记忆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它把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对生活的回忆改造成一 件艺术作品”（注：André Maurois,Aspects of Biography.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29,p.142.）。一些当代学者与莫洛亚持相同观点，认为记忆同历史事实并不是同一的 ， 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结果，“你开始写作的第一分钟……你就想写得好……写得好是一 种同真实没有一点关系的活动”，记忆是“我们设计出来，保护自己离开真相的东西。”（注：Frank Kermode,“Memory and Autobiography,”in RARITAN,15(1995),p.37,p.42.）在记忆的过程中，为了达到记住的目的，人们总是对事实进行加工，把那些自己看来似乎 是 不重要、没有意义的材料舍弃掉，保留个别的、可以联系起来和构成因果关系的材料，也就 是把事实“故事化”或“因果化”。这样人们所记忆下来的东西并不符合本真；同时由于人 们的立场和利益的不同，认识事物的方法和视点的差异，对于同一件事，也完全可能有不同 的记忆。
因此，自传家不仅仅是在写作自传的过程中，根据记忆进行虚构，而且记忆本身就是在无 意识中完成了的一种虚构，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记忆并不是文本形成过 程 中必须修饰、组织和描述的原材料，他们本身就已经是文本，是经过组织、选择和意义化的 结果，并且具有（内部的）可以看到的描述。记忆的形成已经是理解的手段，人们所认定的自 己一生的意义决定了意识的记忆所具有的内容和形式。因此记忆已经是虚构的作品……进行 虚构的不止是文学家，虚构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活动，必然存在于自我或身份的形成之中，当 然这并不是说，笔录的或口述的自传仅仅是记忆的自传性的复写，在把记忆改造为文本的过 程中，有进一步的曲解、审查和组织活动，对美学效果的考虑也在发挥着作用。”（注：Jane Maric Todd,Autobiography in Freud and Derrida.New York,Garland Pub.,19 90,p.50.）
记忆具有虚构性，这已经成为一些理论家的共识。1998年美国《自传/传记研究》春季号是 一个“自传与神经科学”的特辑，专门讨论自传与记忆的关系问题，汤姆·史密斯教授在主 导性的论文中采用了类似的观点：“这就是说，它（记忆）有自己的造型力量，在它的变化力 面前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说，记忆在成为文本之前就是一种想象性的重构，那么自 传作者从记忆得到的材料已经以他们无法意识的方式成型了。如果是这样，对记忆进行选择 ，赋形为自传，就是第二位的工作，思想和意愿对材料的运用，在其进入意识之前就已经形 成。……记忆可以根据自传作者的需要出现，不过在写作之前或之后，对同样的经验会出现 不同的记忆。”（注：Tom Smith,“Autobiography in Fresh Contexts,”in Auto/ Biography Studies,Vo l.13,No.1,Spring 1988,p.2.）
按照这些学者的意见，记忆不是历史的本真，而是在一定的形境影响下对历史的一种重建 ，因为在记忆的过程中，选择和赋形的能力已经在发挥作用。自传家在写作时对记忆又作了 进 一步的组织和加工，这样自传就更加远离了本真，或者就如柏拉图的名言：“影子的影子， 同真理隔着三层。”
三
神话—原型批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界有重大影响，这一学派也在逐步扩大自己的领域， 向自传和传记理论渗透。按照其原理，原始人类的思维会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一代代遗传， 形成历史的积淀，制约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四季的交替、昼夜的变更孕育了原始人类最早 的神话，各种文学作品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源泉。原型即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它会在后世一代 代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文学是“移位的神话”，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回声。按照神话— 原型批评的这些原理，自传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传主就同其他各种文学形式中的人物一样， 不过是古老的原型穿上了时代的服装。否定自传文类的存在是神话—原型学派必然得出的结 论。
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弗莱在他的名著《批评的剖析》中就没有给自传留下独立的位 置。从古代开始的西方批评传统是把文学分为三类：史诗、戏剧、抒情作品，弗莱在这一基 础上把文学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史诗、散文、戏剧、抒情诗。至于自传，弗莱把它归为散 文 体虚构，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小说、浪漫故事、剖析性作品等，弗莱认为：“自传是另一种形 式，它通过一系列难以察觉的等级同小说合为一体。大多数自传是被一种创造性的、因此也 是虚构性的冲动所激励，作家只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选择事件和经验构建成一个综合的模式， 这个模式可能是比作家本人更大的东西，他却把它和自己同一起来，或简单地说，同他的性 格和看法一致起来。”（注：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 7,p .307.）按照弗莱的观点，自传也可以称之为“忏悔录”，奥古斯丁的《 忏 悔录》开创了这一体裁，卢梭的《忏悔录》确定了这一体裁的现代形式。自传或“忏悔录” 中总是包含着各种虚构的成份，在不同的程度上等同于小说。弗莱说自传作者把自己同一个 更大的模式同一了起来。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古老的“原型”。
弗莱从原则上取消了自传作为独立文类的可能，当代一些英美学者则把神话—原型批评的 一般理论应用于具体的文本分析，进一步发挥了弗莱的观点。其中苏姗娜·伊耿教授所做的 工作是有代表性的，她研究了一些西方现代自传作品以后，得出一个结论：自传已经形成了 固定的写作方式，自传家也是把自己的一生纳入固有的轨道。叙述自我是个非常复杂的任务 ，而自传作者却是把它当作一种叙事模式来完成的，他在叙述时，并没有严格地、如实地写 下自己的实际经历，更多的是按照文学传统所形成的模式来写作。他一般是把自我分成儿童 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这四个阶段来进行追溯：
童年时代。作者把自己的童年时代都写成是那么幸福、无忧无虑，如同生活于伊甸园之中 ，充满了美感，他自己也在天真无知中逐步积累了人生的经验。
青年时代。一般故事作品中的主人公青年时代通常是到新的土地上去探险，在宗教作品中 他们是去朝圣，在史诗中他们是去求宝，总之，他们经历了英雄式的长途旅行。自传作品的 主人公的经历也同样是这一模式。
成年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这一时期常常遇到一种精神的危机。英雄的死亡、再生 和宗教的皈依是这一阶段经历的核心内容。自传也不例外。
老年时代。当然许多自传并没有讲到作者的老年时代，如果讲到的话，这时主人公讲他一 生的故事，并进行忏悔。这同小说等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是一样的。
苏姗娜·伊耿认为，依次描写“伊甸园”、“旅行”、“皈依”、“忏悔”，这种公式或 叙事模式在文学中已经牢固地、长久地确立。小说、诗歌和历史各有自己的传统，但到人们 写到自传的时候也都转向这一传统。“换句话说，自传作者不只是具有一种精巧的文学传统 ，他还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神话’的东西，可以用于描绘他的秘密和内在经验的性质，这 是因为它既是对这种经验的情感的、一般说来也是精确的描述，也是因为它对自传作者和对 读者都意味着同一个东西。”“现在应当考察这四种模式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同实际的 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全都是想像性的词语结构，全部是虚构。”（注：Susanna Eagan,Patterns of Experience in Autobi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Nor th Carolina Press,1984,p.5.）苏姗娜·伊耿 举 出一批自传作品来证明她的观点，其中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歌德 的《诗与真》，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我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等，她 认 为这些作品都是按照上述同一模式写作的。
苏姗娜·伊耿认为自传受着传统的制约，把自传看作古代神话的移位，另一位女教授、英 国肯特大学的玛丽·依万斯则把自传和传记看作是社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出来的一种现代 神话，她写了一部题为《失踪的人》的专著，她用这个书名就是为了表明：“自传/传记事 实上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既是关于某一个人、又是关于任何一个人我们可能知道些什 么。”“在自传/传记这种样式中不可能描绘出它们宣称所描绘的东西——一个人‘完整的 ’一生。再进一步说，这个‘完整的’人，在任何情况中都是虚构，正是由自传/传记这种 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信仰。我们习惯于把自传/传记归类为非虚构性作品，然而不这样考 虑问题，而是把它看作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一种神话性结构，也许更有用。”（注：Mary Evans,Missing Person:The Impossibility of Auto/ biography.Routledge,19 99,p.1.）
伊万斯也以一些西方自传名著为例证明她的观点：人们在写作自传或传记的时候，很难把 关于个人的事实同那种十分强大的、虚构的成规区分开来。西方有句老话：“如果上帝不存 在，我们就得造出一个来。”比如德·波伏娃写过四部自传：《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 录》、《年富力强》、《事所必然》、《总结》。她在自传里要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符合她 作为女权主义领袖的身份，就改动和虚构了许多事实，虚构了许多人物关系，玛丽·依万斯 称波伏娃讲的是“谎话，全是谎话！”伊万斯还分析了有关英国王室的一些自传和传记，这 些作品被禁锢在传统的传记期待之中，为了符合人们对王室的传统观念，或者说一种强加的 必要性，显示出王室同平民之间的绝对差异，这些作品对传主的生平都进行了深度歪曲。
伊万斯认为自传中的自我是一种想象性的自我，它出现的目的是要把不确定的东西变成固 定的东西：“自传/传记的形式有一种巨大的责任：让作者传达一种印象：生活是有序地、 前后一致地度过的，因此，在自传/传记的任何叙述中所组织起来的东西，无论是有意还是 无意，都是自传/传记作家同二十世纪晚期社会对秩序和稳定性的深刻的愿望，这两者之间 的共谋。”（注：ibid,p.134.）为了在自传和传记中显示出所谓“社会秩序”这种现代神话结构，自传和传 记 家通常是对传主个人经验中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方面常常不予重视，把它们置于次要的地 位，而把那些似乎符合社会秩序的材料进行组织、加工和编排，成为自传和传记的主体。
一种传统的观点是：自传与传记毕竟只记录了个别人的历史，比起实际生活在世上的人们 ， 他们只是极少数，而千百万人永远沉默着，失踪于历史之中；但是伊万斯却认为，现代神话 结构使自传和传记的主人公失去了个性，消融在社会秩序的需要之中，所以不光是那些没有 自传或传记问世的人失踪了，那些被写进自传或传记作品的人也同样失踪了——就失踪在自 传或传记之中。
四
解构主义的兴起，在欧美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其盛期虽已过去，但流风所及，对自 传也形成巨大的冲击。解构主义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到提出“互文性”和“作者死 亡”的理论，试图实现最终“消解”文本的目的。按照这一逻辑，消解自传是解构主义必 然的结果。
德里达关于自传问题有过一系列的论述，这些论著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也十分晦涩难懂 ，而且比较分散，我们可以采用一位美国学者对他的观点所作的一个概括：“写作并不是具 有全部自我意识的主体所承担的、或是由他的意图所指导的一种活动，写作是已经形成的语 言独断论的重复，在这一语言中，主体必然占有其位置。写作是一种‘再次演出’或表演出 来，因为主体必然担任了他自己有限度地控制着的角色。自传不可能具有绝对的自我意识， 使它可以同强迫症‘种类不同’，自传至多在程度上与强迫症有所不同，有时就毫无区别。 ”（注：Jane Maric Todd,Autobiography in Freud and Derrida,p.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里达关于自传的观点同他的解构主义的原理是一致的：自传 家 写作时的意图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他被语言所制约，或者说被语言所“强迫”，语言在自传 写作中，发挥了一种动力的功能，自传家的写作是被动的，他所叙述的一切并不具有客观性 ，而是同其他种种文字材料形成了一种“互文性”，自传家无法超越他处身的语境之中。
解构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保罗·德·曼对自传的看法也同德里达相似，德·曼认为关于 自传的全部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任何自传的参照基础，因为自我——这是自传权力 的基本源泉——仅仅是一种语言结构。无论从经验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都难以给自传下 一个定义。
从表面看来，自传似乎比小说更要依赖于确实的、或者可以核实的事件，但是实际上，自 传可能包含许多幻想和梦想的材料，这些脱离现实的东西，仍然来自传主本人，比如卢梭在 《忏悔录》中的叙述，比起他在《朱丽或新爱洛伊丝》中所说的，似乎更多地受到卢梭的名 字和署名的限制，但是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证明《忏悔录》中所叙述的就具有客观的真实性 ，德·曼反问道：“我们就那么确信自传依赖于参考材料，就如同照片依赖于主体，（写实 的）画像依赖于模型？我们假定生活产生了自传，就如一个动作产生了种种后果，难道我们就 不能同样合理地推断：自传写作本身也可以产生生活和限定生活，无论自传家在做什么，他 事实上都被自我描述的技术要求所制约、因此在各个方面也被他的媒介资源所限定。”（注：Paul de Man,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69.）
德·曼的结论是，自传不可能具备独立的品格，“自传不是一种文类或样式，而是在某种 程度上出现于一切文本之中的一个供阅读或理解的人物。”“正如我们似乎要断言的一切文 本都具有自传性，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应当说，没有任何文本是、或者可能是自传。” （注：ibid,p.70.）按照这样的理论，自传文本中所叙述的内容同自传的作者并不是同一的，“出现在 书名页上的姓名，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认识、自我了解的主体的专有名词，而只是一个使合 同合法化的署名，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权威性。”（注：ibid,p.71.）
按照德·曼的看法，自传是不能被当作一种特别的文类对待的，他的这一理论被美国后现 代理论家哈桑称之为“自传死亡”。
有学者认为，解构主义对自传的观点在本质上同精神分析有共同之处：“二十世纪被广泛 接受的无意识观念削弱了我们的这种想法：作家完全制约着他们写出的文字。后结构主义的 理论让我们进一步怀疑控制语言的要求，可以看到，语言有自己的动力，有时是同作家的意 图不一致的。现在看来有一种更现实、也更有趣的想法：作家处理他们的材料，比我们一切 人处理我们日常事务并不困难多少，这包括‘写自己’。”（注：Tom Smith,“Autobiography in Fresh Contexts,”in Auto/Biography Studies ,Vol.13,No.1,Spring 1988,p.1.）其实，对自传的看法， 解构主义不但同精神分析有共同之处，同神话—原型批评也有共同之处：解构主义认为自传 家写作时被语言所驱动、精神分析则是认为他们被个体无意识，包括性意识、俄狄浦斯情结 和精神变态等等所影响，而神话—原型批评则认为他们被原型即集体无意识所制约。总之， 它们从不同的理论出发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自我是无法独立的被动者，他被一种更强大的 力量所左右，所以自传不可能写出自我的本真。自传中总是包含着虚构的内容，无法同小说 区分开来，因此自传不能成为独立的文类。
五
“自传死亡”只是某些英美理论家提出的观点，并不为自传的研究者普遍接受。但是应当 说，这些观点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时期，可以预见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比如对于“记 忆”，以及建立在记忆基础上的“叙述”的研究，对我们进一步探讨人类的认识史，具有重 要的意义，对我们理解自传的本质，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人文科学的进步常常是以自然科 学的发展为先导和借鉴，传记理论界应当欢迎这种介入。又比如神话—原型批评和解构主义 把人类的自传活动放入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化框架中予以动态的考察，试图发现思维结构或 语言结构对自传的影响，这种思辨方式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自传的认识。
如克利福德等一些西方学者常常说，自传和传记理论是文艺学中最保守的一个领域。新理 论的介入，极富挑战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的传记理论的狭隘、保守和封 闭，也吸引普遍的注意，传记理论原始和落后的面貌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传记家不得不去 研究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尽管新理论是从消极的方面介入了传记，但是这一介入具有 积极的后果。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传死亡”的说法具有充分的理由。这一命题的内涵非常复杂，有 待于更详尽的考察，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一个基本的前提：“自传死亡”说失误于脱 离实践、也脱离文学的历史传统。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至今还远非一门精密学科，关于记忆的研究还远未成熟，比如关于否定 性记忆遭到压制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证明。极端的情绪可能会影响记忆的建立，但未必 就会造成大量的遗忘。相反，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证明痛苦的经历给当事人留下特别深刻的 印象，如柏拉图回忆苏格拉底之死，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回忆父亲的死，都是传记或自传 作品中非常著名的篇章。这证明痛苦的经历也可能是记忆的重要资源。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现有的成果只是说明了一点：记忆不可能完全地把握对象，回忆不可能 绝对准确地和完整地重现经验，在回忆中必然有遗忘、也必然有变形，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 ，遗忘和变形也会有所增加；但是，无论怎样，记忆是脑神经的一种运动，它不能脱离物质 的基础，记忆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总是近似于经验。不能因为是近似而不是等同，就否认 记忆的客观真实性。这不是通过理论的推导得出的结论，而是由人类亿万次的实践所证明了 的，人们的一切心理活动、人类之间的社会交往，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记录的历史总是近似于事实的历史，自传文本对于传主的人生经历，也是一种近似的关系 ，不可能绝对的精确和完整，但也不能因为这种近似性就否认其客观真实性。随着各种自传 的现代形式的出现，包括自传作品中出现的故事化倾向，当然可能影响到自传的真实性，但 总体而言，依旧是在一定限度内的偏离。我们可以卢梭的《忏悔录》为例，确实，这部作品 中作者对自己的一生事迹有所隐瞒、也有所夸张，有所歪曲，但是谁也不能否定其中大部分 内容和主要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卢梭完整而生动的人格，人们完全可以指着这本自传说：“ 这就是卢梭！”
当然在叙写自我的时候，也有人可能对本真的偏离超出了限度，他所写作的就不再是自传 而是小说。要区分这两者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可以实际操作的工具，如何把自传同自传体的 小说区分开来，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自传中所描写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活动，他幼年和童年时 代的生活、他的隐私等等，在文本内部是无法判别真伪的，在文本之外也很难得到实证，特 别是那些细节，是根本不可能核实的。
菲力蒲·勒居恩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提出了著名的“自传契约”的概念，即自传作者要承 担义务，诚实、准确地叙述自己的一生。这个“自传契约”的说法为许多自传批评家所赞同 ，我们也认为，在没有找到更适合的方法之前，这仍然是一个有效的理论命题。
也正如同一些反对者所说的，这一“契约”自然没有任何法律的意义，甚至不具备道德的 约束力，但是勒居恩说得好：“传记史首先是传记阅读模式的历史。”（注：Philippe Lejeun,On Autobiography,p.30.）“（自传）是 一种阅读模式，同样也是一种写作模式，历史形成它的不断变化的契约效果。”（注：ibid,p.39.）自 传应当真实地记录生平和自我的发展，这是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中所形成的一种共识，作 者诚实地写作，读者信赖作者的叙述，这就是游戏的规则。可能有人违背了这个“契约”或 规则，但并不影响其普效性，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心理中的一种积淀， 它既是自传活动的规范，也是对自传史的客观总结。如果说古代的原型和现代的神话会成为 一种无意识的力量制约着作者，为什么对自传真实性的追求，同样是漫长的历史所形成的一 种集体意识，“自传契约”就不能制约自传家的写作呢？
所谓“自传死亡”的说法是把自传中可能存在的虚构成份无限地夸大，以纯粹的理论演绎 取代自传家的实践。这里我们想起了解构主义的“作者死亡”的理论，英国学者肖恩·布鲁 克称这一理论是罗兰·巴特、福柯和德里达理论上的盲点，他们竭力把“作者问题”这样一 个实际问题变成一种理论问题，“以冗长的、纠缠不休的风格把它变成理论既不能解释、又 不能取消、令人困惑不安的存在问题。”（注：Sean Bruke,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Criticism and Subjectivity
in Barthes,Foucault and Derrida.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2,p.174.）对解构主义的这一著名批判是我们在考察 “传主死亡”论时可以参考的。
从总体而言，在自传作品中，自我的经验是一条基本的线索，作者的叙述在这里或那里， 有意或无意地会有所偏离，但又总是不断回复到这一条线索上来。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张 力，个体生命的本真构成为基础，在作者的选择、组合、变形之中，人性显示出光彩。这是 历史和文学的交融，科学和艺术的结晶，也是自传作品特有的魅力。每一部自传和传记作品 都 可能有失真之处，但正是传记史上无数的作品，汇集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真实地记载了人 类的过去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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