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5558(2000)01-0010-16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对回族历史发展而言，从它大约在元朝形成民族共同体，即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新血液、新品种算起，已经有六七百年。如果再追溯其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先民，还应该把话题推到一千三百多年前。要讲述它漫长的历史，可长可短、可详可略。既可以把千百年的历程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凝炼压缩，勾勒其轮廓概貌；也可以把其中某一阶段精雕细刻，全方位、多层次、深领域地扩展剖析。
21世纪正以倒计时的直觉感、迫切感，飞速地向我们迎面扑来。置身于这世纪之交的边缘，回顾20世纪回回民族走过的旅程，深切感到这一百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明显。本着研究历史应该“厚今薄古”的原则，本文着重漫谈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侧面，一些令人欣慰鼓舞的进展。
一、20世纪回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时空背景
毫无疑问，即将消逝的20世纪，是社会演变史、人类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是轰轰烈烈、令人震惊奋起的世纪，是风云变幻、充满波折动荡的世纪，是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的世纪，也是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都十分突出，必须认真总结、借鉴、吸取的世纪。
就世界而言，在20世纪中，奴役与反奴役、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两大军事集团与两大阵营尖锐复杂、一触即发的冲突斗争，意识形态领域互不相让、气势压人的论争，以至科技领先、产业革命、繁荣取胜的经济竞争，都曾经交替迭起，惹人瞩目。有文明史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民族纷纷宣告独立解放，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统治；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自行解体，都发生在20世纪；穆斯林所关注的一些本来贫困不堪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由于石油的发掘与开采，国民经济人均收入在国际排行榜上跃居前列，迫使早先鄙视它们的西方大国不得不刮目相看，也是20世纪的新气象。其他如科学技术的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对星际太空的远征，对宇宙奥秘的探索；通讯网络窗口、人类交流工具之发达便利，使五洲四海的距离拉近了……
尽管在本世纪的后半世纪，世界各个地区，侵略、掠夺战争，霸权斗争，领土、领海、领域纷争，国家民族相互之间和内部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冷战、热战、内战、外战，几乎没有一天安宁过，但包括多次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激烈冲突，歇斯底里的叫嚣，核武器威胁的疯狂冒险在内，都没有、也不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压倒一切的总趋势是，人类需要和平共处，需要创造和平环境，需要经济建设。
至于国内形势，在过去这一百来年中，更有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皇朝的辛亥革命，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迫使倭寇投降的抗日战争，摧毁“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前半个世纪之事。历经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和众志成城的建设实践，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后，粉碎了林彪、“四人帮”集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了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好局面。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各方面，也齐头并进，百花吐蕊。特别是在20世纪末叶，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怀抱，为世纪之交增添了辉煌耀眼的光彩。可以说，80年代以来的这20年，祖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民族，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在这即将消逝的20世纪，中华史册上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赫然显目的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三个名字，将是这个世纪的代表，是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
二、20世纪回族文化园林漫步
由于1949年以前的书刊杂志、文献资料多把回回民族泛称为“回教”，当时对民族与宗教的概念没有严格区分，一般情况下所说的“回教”，实际上是指回族，并非专指伊斯兰教，虽然也可能局部涉及宗教内容。因此，后文中所援引的文字或书名，都保持原有的称谓。
此外，还有个年代问题。按照我国实际使用过的纪年方式，20世纪初，是用清皇朝光绪（—1908年）、宣统（1909年—1911年）的年号；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起改为中华民国纪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改用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改用公元，正好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20世纪这一百年也大体可以分成两半：前半个世纪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而新中国的建立则使全国各族人民跨入光辉灿烂的后半世纪。由于20世纪包括上述几个性质不同、纪年互异的历史阶段，本文中所涉及的事件，大体上是按照议题类别和历史顺序讲述，时间一律使用公元年代。
（一）关于回族史的研究与发展
严格说来，真正从学术领域研讨回族史，始于20世纪初。在此以前，清代中叶虽然有镇江清真寺的《回回原来》刊刻本流传，但那只是一本据民间传说编写的通俗读物。1926年，《史学与地学》杂志发表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1927年，陈垣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演《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次年刊登于《东方杂志》25卷1号）。这都是汉族学者早期研究我国回族伊斯兰教史勇开先河的力作，激发了回族学人重视对这一领域的开拓。往后，才陆续出现本民族学者的论著，一些回族学者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几种各有其代表性的专著。但这一领域后来呈现过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断层现象，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到80年代才兴旺起来。
1.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史学著作
(1)类似通史的著作。
以时间先后为序，主要有：
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
傅统先：《中国回教史》（1940年，商务印书馆）
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1941年，长沙商务印书馆）
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重庆文通书局）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1948年，同上）
以上是解放前的研究成果。它们都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对我国回族（其书名多称为“回教”）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具有各自独到见解的总结，为回回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初期，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著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先是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写成《回回问题研究》）于1942年发表。它虽然不是专讲历史的书，但却是第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回族的专著，也是第一次正式并公开称呼回回人为回族的书，从而把研究范畴由宗教引向更广阔的民族议题的轨道。
及至新中国成立，民族、宗教概念分开，回族史的研究大力发展，逐渐形成既有回族又有汉族等其他民族成员参加的理论研究队伍，在新史学观点指导下，又有新作涌现，如：
白寿彝：《回回民族底新生》（1951年，上海东方书社）
白寿彝、韩道仁、丁毅民：《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1957年，民族出版社）
丁毅民：《新中国的回回民族》（1958年，民族出版社）
《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年）此书经修改补充为：
马恩惠、马寿千等：《回族简史》（197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
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199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
从开初纲要式的简明薄本，逐步扩展到邱树森主编本的77万字，不难想见这些年成果有多丰富！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正从事多卷本新回族通史的编写；此外，建立我国回族学的主要奠基人白寿彝教授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对编写新型回族史的设想早已形成，并提出一个完整的框架，其体例由四大部分组成，即：
a.叙说部分；
b.综述部分；
C.典志部分；
d.人物传记部分。
其中第四部分已经先后编成系列丛书《回族人物志》，并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元代、明代、清代和近代四种单行本。至于各种专题分类细致、无所不包的是典志部分，计分：
①地域考； ②生计考； ③工艺考；
④会社考； ⑤寺院考； ⑥教育考；
⑦天文历算术考；
⑧医药体育考；
⑨礼俗考；
⑩经籍考； (11)金石考；(12)语文考。
这个宏伟的蓝图和规模巨大的工程，一旦变为现实，肯定会是集本世纪以来回族研究结晶之大成的硕果。
(2)相继涌现的地方史志
全国各地编写的这一类地方色彩浓郁的书，品种繁多，资料丰富，名目各异。例如在冠以地名之后，有的直接称“××回族”；有的则各自命名为“史”、“简史”、“史略”、“史料”、“材料”、“调查”、“概况”、“历史与现状”、“昨天”、“今天”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著述，有的已公开出版，有的是内部发行，亦有打印、油印征求意见者。从篇幅上看，有的简略概括，只是薄薄小本；有的详细丰满，洋洋大观。从编写情况看，有的是集体撰稿，组成协作班子；有的单枪匹马，独自署名。从成书过程看，有的几经修订，重印再版，质量逐步提高；有的脱稿虽久，态度谨慎，还没有正式出台。此外，有些地区出现几种类似的史料或著述，可见研究工作受普遍关注。
综合反映全国回族概况的、各省（区）市文章资料的汇编集《中国回族》（胡振华主编）已经出版，使读者便于了解全貌。记述省一级回族史或回族概况的著述比较多而突出的，是回族聚居较集中的西北，如甘肃省（马通等专著及其他史料）、宁夏区（丁国勇等编撰的专书）、陕西省（冯福宽等的专著）都相继有专著问世，还有反映现状的《新时期的陕西回族》（马复原著）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史略》（周瑞海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写过回族伊斯兰教“史略”，实际上也是回族史。青海省1964年编印过《回族调查资料汇集》，记录了全省和门源、化隆、湟中、大通等地的回族情况。
在东北，吉林（马鸿超、田志和主编）早在1989年就出版了专书。黑龙江1958年有《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初稿，1987年作较大修改后，与该省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和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材料合成一书出版。
在中南，除综合反映“中南”（含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诸省的专著（答振益、许宪隆编）外，还有湖南省（马亮生主编）的专史和一本“史料辑要”，湖北省（答振益主编）的回族史。海南编成的“伊斯兰文化”，实际反映的是回族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最近出版的《回族历史与文化》（马明龙主编），是近30万字的大部头著述。
在西南，吴乾就遗著《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吴妙玲、蒋中礼校注）1959年已整理成书，约20万字。全省有关人员在积多年调查整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已经两次出版省一级的回族通史（杨兆钧主编）。
上海、天津等直辖市，近年来回族文化与教育（包括普通教育、中阿学校）都很有发展，先后也有丰富的各类史料发表。其中《天津回族简志》（戴仙亭、李月春主编）写成于90年代初。
省以下市、县以至乡、镇、基层的地方史，更不胜枚举，有的已出书著。例如，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回族史的研究，并且组成有实力、有水平的班子，正式出版了28万字的回族史（丹昌国主编）。至于纷纷在有关报刊上发表地方史料者，数量相当可观。从内容看，各有侧重点，如当地的文物碑刻、古寺名陵、先贤遗迹等等，很有地方特色。在早期穆斯林先民活跃的沿海港口或商埠，如泉州、扬州、杭州、广州等地，都有各类历史价值很高的成品出版。南京、上海以至嘉兴、镇江、苏州，近年来研究回回历史与现状，兴趣很浓。
在东北，沈阳政协编辑的《沈阳文史资料》有《回族专辑》，最近又有《沈阳回族志》（杨耀思、王俊主编）发行，甚至在吉林省的松原（张殿祥、张树伟编著）、黑龙江省哈尔滨附近的阿城这样一些中原回回似乎不太注意的地方，都有人在写回族史、办刊物。
河北省的廊坊（王光莹等编）、大厂、沧州（吴丕清编）、孟村、张家口、包头，都很重视对其历史文化的总结。
在西北，这些年来，银川一直是回族文化研究的中心，全国惟一的《回族研究》杂志，作为中文核心期刊（民族类）在这里按期出版已达八年之久，到1999年年底，这个季刊将要出刊36期。全国各地的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多半是通过它发表，或把信息传送出去的。学术性很强的《中国回族研究》丛刊，也是首先在宁夏创办的。宁夏人民出版社建社以来，始终把为回回民族出好书视为己任，不少有代表性的著述，如《回族简史》、《回族人物志》、《中国回族史》等等，也是它向广大读者输送的。甘肃的兰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张家川、平凉，青海的西宁、化隆，新疆的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都热衷于回回文化的探讨。作为文化古都的西安市，自成立伊斯兰文化研究会以来，出刊物、办讲座、兴调查、搞专访、编丛书，对回回历史文化的热情，已经化为扎扎实实、细水常流的行动。这些年来，整个西北地区总的趋势是步伐稳健、成绩显著。
不仅是大都市和中、小州县纷纷重视回族史的编写，小到街道、村寨，反映和记述回族历史与文化的成果，也早就陈列书市，远近流传。如《北京牛街》（刘东声、刘盛林著），云南继《沙甸回族史料》后续编的《沙甸的昨天、今天》（王子华、马绍美主编），以及记述宁夏纳家户的《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宋志斌、张同基主编）等，分别介绍城乡中范围很有限的地方。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篇幅总量都大大超过贯通今古的《回族简史》。关于北京牛街，还整理出版过一本藏书家珍藏的志书，题为《冈志》。
(3)丰富多采的专题史
这里所谓“专题史”，范围杂而广，不一定要分门别类地罗列，只就我所见到或听说的有关回族的学术著述作介绍。
已经问世的，有反映回族爱国抗敌的革命斗争史，如《近现代回族爱国斗争史》（张怀武主编）、《渤海、东北回民支队回忆录》（杨伯橼主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荆德新编）、《西北回族革命简史》（马宵石）、《同治年间陕西回族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马长寿等）、《清代回民起义》（林干）、《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冯增烈等）和《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高文远著，有台湾和宁夏版）等。还有经济战线早先很薄弱甚至是空白的商业史（赖存理等的专书和其他作者的专题文章），有把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相揉而近乎回族文化史的论著《伊斯兰与中国文化》（杨怀中、余振贵主编），有断代或专题的文学史，如古代文学史（张迎胜、丁生俊主编）、民间文学史（李树江等主编），有追本溯源、涉猎丰富史料的民俗学专著（王正伟著），有以清真寺模式为课题的建筑史（刘致平），有从回回历法入手的天文史（陈久金），有探索《回回药方》究竟的医学史（宋岘），有专讲“民居文化”、“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马平）及“回族传统道德”的论著（马绍周、隋玉梅）……许多学科，都开始有人探索。
此外，除大范畴的中国伊斯兰教史（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著，内容包括10个民族，不只侧重回族）外，分科选题已细微到编写寻根究底的《回族姓氏来源考》（魏德新著）以及回顾历程的朝觐史（铁维英著）、《古兰经》翻译史（林松著）等等。在台湾，还有人编写《中阿关系史略》（苏良粥著，1990年台北五洲出版社）。
(4)评介人物的传略史
这一类别中，包括成套的系列丛书，如前文所说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回族人物志》，还有宁夏先后推出的一套普及读物“回族历史人物故事丛书”（原计划为40册，每册写一人）。80年代以来，有关回族人物的传记或专题研究单行本，如雨后春笋，其中有相当数量并非从回回民族的角度研究，作者也不是回族人，因为被列为选题的研究对象是属于全社会的、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有影响的人物，例如航海家郑和，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政治家、清官海瑞，军事家、抗日将领白崇禧等，就各有多种研究专著，在书店门市部、在图书馆藏书中琳琅纷陈，不胜枚举，恕不罗列。特别是郑和，在南京市、江苏省（南京还坚持出版《郑和研究》季刊）和昆明市等地成立了郑和研究会，并且分别举行过多次全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供、发表的有关论文、资料、家谱、画册，再加上国内外报刊登载的作品、译文，当数以千百计，谁也说不出精确的统计数字。
也许，研究回族历史文化者所留意的，除此之外，还是一些与本民族因缘深、联系紧、影响大的历史人物。拉杂举例，回回人这些年写的本族人物，如赛典赤·赡思丁，除大量散篇文章外，专著就有纳为信等赛氏后裔写的《元咸阳王世家》和李清升写的《评传》。有关杜文秀及其领导回民起义的著述，连续出现，其中有荆德新等的专著，还有引人注目的《杜文秀帅府秘录》（张世庆等编，据杜文秀及其部属遗稿整理）。白彦虎，尤其是大家关注的人物，有一阵子，由于史学研究涉及左宗棠而引起对这一人物评价的争论，研究白彦虎曾一度掀起热潮，有关著述甚多。
西北地区近年来对当地活跃一时的人物写了“评传”之类的书，有“青海三马”（指马麒、马磷、马步芳）、“宁夏三马”（指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河州五马”等。早先，书摊上还见过《马鸿逵演义》之类的文艺读物。
其他被关心并列传的人物有革命先烈马骏、郭隆真，抗日英雄马本斋等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前驱；有元代诗人萨都刺等一批文人；已经作古的许多现代学者也纷纷有人撰写评传，如记述马坚生平的《学者的追求》（李振中著）已经成书，汇集纪念性文章的《马宗融专集》（李存光、李树江主编）早就问世。至于大量被选为研究对象的人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术、民族、宗教等各领域的古代、现代人物，被写成专著或单篇文章者，数量逐年见增。
还有对某一行业特别关注的集体传记，如《呼和浩特回族武林人物》（代林著），介绍了六十多个人物；小型工具书《回族当代文艺人物辞典》（胡振华编），收入224人的简况。还有按照地区采集的小传，如《甘肃回族人物》（马通信、马海滨编著）收入一百多人。
2.轮流举办、连续展开的学术讨论会
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与研究工作紧密配合、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的，是在全国各地举行学术讨论会。刚开始，是探讨回族史的编写问题，主要是围绕对《回族简史》的修订问题进行。与会者深切感到这是集思广益、以文会友、学术交流、相互学习的最好方式。后来，便发展为由各省（区）市在有关领导机关支持下轮流举办的惯例，称之为“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从1983年到1998年这15年间，已在九个城市举行过11次讨论会，并且在昆明第11次讨论会期间，成立了经过多年酝酿、申请而新近批准的全国回族学会。
回族学会的成立，是全国回族切盼已久的大事，毫无疑问，它对于“回族学”这一新学科的建设与逐步完善，对于散居各地的研究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必将带链很多的便利条件。
现将历次讨论会概况列表如下：
历届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一览表
次序会议地点
召开日期出席人数
包括省市区
论文数目 备注
一
银川 1983年10月107人 18个
未统计（一说出席为60多人）
二
昆明 1985年11月124人 24个
140多篇（册）
三
兰州 1987年12月
98人
19个76篇（册）
四
承德
1988年8月 56人
12个21篇（册）
五
郑州 1989年9月 66人
17个40篇（册）
六
济南 1990年10月
91人
27个77篇（册）
七
西安 1992年12月110人 23个80篇（册）
八
乌鲁木齐 1995年8月
113人 19个90篇（册）
九
郑州 1996年11月
94人
20个50篇（册）
十
黄山 1997年9月 52人
17个41篇（册）
十一 昆明 1998年8月
142人 26个89篇（册）（回族学会成立）
此外，还有在西北地区轮流召开的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时间比回族史讨论会早三年，但仅开过一轮（五次）就停止了。顾名思义，此讨论会是侧重研讨伊斯兰文化，似乎与回族史讨论会有所区别，但从五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资料372篇（册）看，80%以上都与回族密切相关。概况亦可参考下表：
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一览表
次序
会议地点
召开日期
出席人数
论文数目
一
银川
1980年11月80多人
47篇（册）
二
兰州
1981年10月151人 65篇（册）
三
西宁
1982年8月120人 84篇（册）
四
西安
1983年11月
88人
102篇（册）
五
乌鲁木齐
1986年8月
112人 74篇（册）
除上述两类系列排定的会议外，还有一些专题学术讨论会，如在云南大理举行过杜文秀回民起义讨论会，在西安先后召开过“回回医药”与“西北回民起义”讨论会。至于在南京、长乐、昆明、太仓举行的几次郑和讨论会或纪念活动，虽然举办者主要是汉族学者，但也都有回族代表参加，不再赘述。
值得强调的是，在以上各项全国学术讨论会的基础上，在迫近21世纪之际，1998年10月13日—17日，在银川举行了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加强回族研究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代表们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参加会议的中外代表共计123人，其中正式代表96人。国内代表包括回、汉、满、撒拉、蒙古等民族，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台湾和宁夏等15个省、市、自治区；国外代表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苏丹、伊朗、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中外学者向这次会议提交了90多篇学术论文和近20种学术专著。这些论著，数量大，质量高，涵盖面广，较诸以往类似会议的论文，在很多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有明显的进展和突破。其中提前寄达会议筹备组的67篇文章，已经精印成600多页的论文汇编，在会议开幕前已经分发与会代表。
这次会议，是80年代以来在全国范围内轮流召集的多次会议的继续、延伸、扩大和发展，也是把学术讨论从国内引向与国际接轨的大胆尝试和良好开端。虽然仅仅是第一次，也可能是20世纪姗姗来迟的、绝无仅有的一次，起步似乎太晚了，但它终究能够赶在21世纪的钟声敲响以前，也算是一个迎接新世纪的可喜信号。毫无疑问，它的闸门启动，必然会引发并掀起21世纪研究回回历史与文化的热潮——后浪推前浪的高潮。
向这些会议提交的论文、资料数以千计，其中许多有代表性的、高质量的文章，已被选入历次会议后主办单位汇编的文集中。例如：
回族史讨论会的论文集有：
《回族史论集》（1985年昆明会议文集）：收论文42篇，附大会论文目录114篇，未打印稿件28目。1989年10月云南民族出版社版，印数1500册。
《回族近现代史研究》（1987年兰州会议文集）：收论文30篇，约27万字，1992年10月甘肃民族出版社版，印数1500册。
《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1990年济南会议文集）：收论文、资料35篇，约27万字，1990年9月山东大学出版社版，印数1500册。
《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1992年西安会议文集）：收论文、资料45篇，约31.6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版，印数1000册。
《回族研究》（1995年乌鲁木齐论文集）：收论文、资料37篇，约31万字，1998年4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2000册。
…………
西北五省（区）伊斯兰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有：
《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1980年银川会议文集）：收论文14篇，约23.5万字，1981年12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1.4万册。
《伊斯兰教在中国》（1981年兰州会议文集）：收论文、资料22篇，约30万字，1982年9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2.63万册。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1982年西宁会议文集）：收论文25篇，约31.6万字，1987年7月青海人民出版社版，印数1.4万册。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1983年西安会议文集）：收论文33篇，约33万字，1988年5月宁夏人民出版社版，印数1.4万册。
从发展上看，与1949年以前相比较，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进步之显著，是众所周知的。从治学观点看，也同国内整个史学研究那样，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是个飞跃。而开放历史观的确立，更促使它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稳健地迈步。
3.广泛交流、重点探索的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的学术研究、史书编写以及历届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大体回顾一下，约略探讨了或逐步明确了一些问题，如：
①关于回族族源、组合成分和穆斯林先民问题；
②关于伊斯兰教首传中国的确切年代问题；
③关于回族形成人们共同体究竟从何时算起的问题；
④关于识别和判断某些历史人物是否回回人的问题；
⑤关于回族与回教（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
⑥关于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形成所起的作用问题及对此产生的认识分歧；
⑦关于回族历史人物的褒贬准则与评价问题；
⑧对有关碑刻谱牒、文献资料、口头传闻真与伪的考辨问题；
⑨希望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建立“回族学”学科问题……
其中有些问题，如伊斯兰教首传中国的年代，由于各自引用的材料不同，结论小有出人，并不存在争论，在诸说中，一般多倾向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说，因为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传播以后派遣的首任贡使这一年到达长安。有些问题，如史料真伪的考辨，只要言之有据，确有所本，容易达成共识。有些问题，如回族形成的时间，虽然没有统一的意见，大体上认为形成人们共同体是在元未明初，或者说成熟于明中期，实际上似乎已经默认甚至是公认从元初开始。例如把赛典赤·赡思了这一代活跃于元初社会历史舞台的人物视为回族，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分册）中就收进大量元初仍然使用阿拉伯人名而非汉化姓名的人物，并不存在争议。有些问题，如历史人物的族籍，其说不一，像元代诗人萨都刺，争论文章很多，素有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及“汉人朱氏子”诸说，但以回族说最有说服力；马祖常是否回族，存在歧异；明初朱元璋身边常遇春、沐英等一批开国名将，根据传说一向被视为回回人，虽然没有人质疑，但查找不到文献资料以确证。有些问题，如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按说应该正常解决，要根据这些人物在各自所处的时空背景中，对国家、民族、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与贡献而评定，必须爱憎分明、是非清楚、陟罚臧否、褒贬得当，应有实事求是的标准。但因受某些特殊气氛的制约，偶然也会造成混乱，认识上无所适从。有些问题，如族教关系的探讨，学术观点有分歧，本来也是正常现象，可以各抒己见，展开争论，但由于这似乎是“敏感”问题，亦曾呈现过不正常气候。
事隔多年，回首往事，回回历史文化研究中碰到的局部问题，与在特定阶段内，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的残余阴魂不散有关。记得有一阵子，议论《回族简史》的修改，突然空穴来风，“小道消息”说先烈马骏有“叛变”行为，虽不是最后“判决”，但觉得新修《简史》应予除名，不宜再提马骏其人。有一阵子，对引用“回回见面三分亲”、“天下回回是一家”这样的民间谚语，也绷起脸来进行“阶级分析”，摆开批判的阵势。有一阵子，讨论族教关系的气氛，剑拔弩张，围绕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的作用问题，究竟是纽带作用，是联接作用，还是决定性作用，争论激烈，有人对不同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表示要同60年代针对赫鲁晓夫而发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那样，写“九评”批判，实际上已有“三评”发表，同时，还有人配合、响应。有一阵子，对杜文秀、白彦虎的“档案材料”起了疑心，英雄顿时有了“叛徒”之嫌，回族史中有关的记述，就得“纠正”、修改。
当然，不太正常的气候终究只是短暂的。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整个学术领域，干扰逐步排除，偏差逐步消失，“帽子”公司逐步停业，学术空气日趋正常。处于这大环境中的回族研究工作，也是如此。
以族教关系而言，对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理论认识与实际申述中，有时就显得含糊其词，很不准确。如1978年8月上海版《辞海·民族分册》“回族”条目释文中说，回族“解放前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解放后无神论思想有广泛的传播。”这句话在同一书中，普遍出现于对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撒拉、保安、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等九个民族的释文中。而在《回族简史》的《绪论》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解放前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文化习俗受宗教的影响。”提法不妥，弊病很多。但第二年及80年代出版的《辞海》，对包括回族在内的10个民族，原来的那句释文取消了，已全部改为“多信仰伊斯兰教”。这才经得起琢磨而不贻人口实。再联想族教关系讨论之所以特殊敏感，可能是因为人们从道理上虽然都承认民族和宗教是有联系、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但在进一步细微琢磨联系何在、区别何在的时候，感情因素的想法和结论也许就截然相反。例如信仰虔诚的老回回不希望把二者分割开，担心分开以后会“削弱”伊斯兰教，会使回族“变质”；不信仰的人则希望二者不要捆绑在一起，恐怕凝结过紧就会把信仰强加于自己；个别偏激者还把二者的关系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认为“伊斯兰教是绊脚石，严重阻碍回族前进。”本此，似乎隐约形成一种重族轻教、扶族抑教、喜族厌教的势头。在探讨问题时，更觉得敏感、尖锐。史学权威白寿彝先生曾经强调：“谈问题的时候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解决不好问题的。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的原因，对这个问题好像是比较敏感，容易动感情。我看，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学会冷静讨论问题。”（1984年9月《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确，只有真正深入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才会深切感觉到它复杂、细微的敏感程度。
当然，类似的问题，在学术空气健康、正常的今天，冷静、科学地探讨问题，已具备良好的条件与环境，这也是同我国整个史学大环境相适应的。记得《光明日报》1988年1月20日、1月27日围绕“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这个学术话题，邀请专家座谈。会上，戴逸认为，“近百年中国历史学的成就与特点是：进化史观风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理性精神的发扬，开放历史观的确立，研究内容的拓展和丰富，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肖黎以三次重大转变为例，勾勒我国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轨迹说：“第一次是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以梁启超为代表，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成就最突出；第二次是从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郭沫若、范文澜等是杰出代表；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的转变。”当然，专家们谈论的是整个历史学领域的情况，这也是回族史学研究的大环境。
（二）关于回族古籍的搜集和整理
有千年以上历史与文化积淀可以追溯的回回民族，从历代文献资料中可以捕捉、钩沉不少珍贵的东西。元、明、清以来，更有许多回族文人学者的著作和有关碑刻、谱牒、传闻等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急待搜集、抢救、校勘、整理。本世纪初，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努力，提供了若干目录或线索。
198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指出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十分重要，“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1985年12月，举行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并就各项工作具体研究和部署。回族也闻风而动，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牵头，于1986年10月，邀集北京、甘肃、青海、新疆、云南、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回族人口比较多的地区代表，在银川召开了“九省、市、自治区回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协作小组成立大会”，与会代表三十余人。经讨论协商，交流信息，制定计划，大体分工，各地便开始对有关回族、伊斯兰古籍（包括古汉语著述、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典籍之译作）进行汇集、筛选、鉴定，陆续出版。后来，从90年代起，大致是每隔一年，相继在几个省市自治区举行了全国回族古籍工作会议，计有：
1990年11月，云南省大理市协作会；
1992年10月，甘肃省兰州市协作会；
1994年8月，新疆区昌吉自治州协作会；
1996年7月，青海省西宁市协作会；
1998年5月，河北省沧州协作会。
此外，还成立了“南方相邻七省区回族古籍协作领导小组”（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江西和海南，由湖南牵头），于1994年11月在长沙召开过第一次协作会。全国回族古籍协作小组的成员，也从原先的9个地区扩大了一倍，共有18个省市自治区参加。新增加的9个成员是：上海、天津、黑龙江、辽宁、吉林、陕西、湖南、广东、四川。
协作会议就回族古籍的范围与上下限及分工等问题，都有具体研究和细密部署。例如古籍范围除伊斯兰汉文译著外，还包括族谱、家谱、地方志资料，以至金石录、匾额、碑刻、楹联等等。其上下限也可搜求比明、清更早的文献，并延伸到近现代已故学者的译著。十多年来，各地已相继整理并出版了许多成果。主要是明、清穆斯林学者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其中以王岱舆（真回老人）、刘智（介廉）、马注（文柄）、马复初（德新）、马联元（致本）等为代表。整理工作，主要是校勘、标点、改用简化字重排，编者多加上前言、后记、说明之类。这方面虽然有所分工，但也存在同一本书出现不同校勘本的现象，如《天方典礼》、《天方性理》、《清真指南》等。由于这些译著是用文言文写的，有人还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单行本，甚至发展到成套翻译，如河南马宝光等组成的《中国回族典籍丛书》编委会，就一次性出版了六厚册包括21种回族古籍在内的丛书，有原文（古汉语）和译文（白话文）对照。
这些成就，必须充分肯定。试想，许多绝版多年的古籍想从大图书馆外借，谈何容易！但在各方努力下，现在整理出版了，简体字，标点断句，甚至翻成白话文，对中等文化水平的穆斯林读者来说，多方便！有些文献，如族谱、楹联之类，搜集、整理工作，实际上就是“抢救”，如果动手再晚，后人恐怕永远也见不到这些无价之宝了。
至于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除加速步伐、进程外，还有提高质量的问题，例如在内容上，校勘考证中还可以加上必要的按语、说明、补充。记得起斌（振武）校勘的《天方至圣实录》，就把原著中推算希吉拉历为中国历的误差逐年纠正过来，此举值得肯定和效法。还有，在校对上要更细致，因为汉文“克它布”多半是古汉语写的，繁体字改排简体字，又增加少许隔膜，如果出现错别字而又缺乏勘误表，就读不通。当然，翻译成白话文的意图是为青少年读者创造便利条件，无可非议。但众所周知，古汉语文献翻成白话文，往往有失原貌风采，不是原汁原味，远远表达不了其细微的含义。尤其是明、清穆斯林先驱的汉文著述，“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融汇、凝聚了古老华夏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的精华，只有直接读原作才能领会其韵味风格。此类古籍，最好是多作注释，尽量少翻译。即便是翻译，也必须有注释。
（三）关于回族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20世纪的回族教育，包括全国城乡多半创办于清真寺的初小、高小普通教育，条件较好的地区建立的少数中等普通教育，或师范学校，以及传统的、旧式的经堂教育，逐步改革试验的中阿学校，都在伴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从小型到中型，从设备简陋到规模逐步扩大。同时，许多回民子弟在各地公立的小学、中学、大学读书，甚至到海外留学。在上述所有学校中，造就和培养了大量为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优秀的回族精英。
1.海外留学潮的掀起及其影响
留学，似乎古已有之。唐太宗时，高丽、日本等国皆派遣子弟来华留学，玄奘亦赴印度研究佛学。近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始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我国回族伊斯兰学者单独的海外游学活动，起步较早，如马德新（复初）1841年麦加朝觐后曾游学埃及、耶路萨冷、土耳其等地，王宽（浩然）1906年朝觐后亦曾游学埃及、土耳其，王静斋（文清）1922年携弟子在埃及进修……但集体的、大规模的留学活动主要有三个阶段：
(1)20世纪初叶的留日学生及“留东清真教育会”
1904年云南省公费选派唐继尧、李根源等百余名青年到日本留学，其中就有回族青年赵钟奇、保廷梁、王廷治等。当时，各省回族留学生相继到达东京。1907年，有四个省的36名回族学生在东京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中值得注意的，有湖南籍阿訇苏成章，还有惟一的回族女学生奉天人杨启东。1908年，该会出版刊物《醒回篇》，所载论文10篇，表达了回族知识分子爱国思想与爱国爱教（族）的主张，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回族史上第一批留学生最早的自办刊物。
这批早期的回族青年，不少是民主主义革命前驱。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发起创办“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开始了推翻清皇朝帝制的革命活动，赵钟奇、保廷梁、黄镇磐、王廷治、孙永安等，首批加入同盟会。这些先进青年，不仅积极投入辛亥革命的早期浪潮中，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作了贡献，而且在保卫辛亥革命果实的斗争中也不遗余力。如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激起全国各族人民极大愤慨，云南省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护国起义”，于12月25日毅然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不惜以一贫瘠省份，承担起护国讨袁军需的重担，并建立护国军，出师川、桂、黔，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终于迫使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垮台。在这场“护国讨袁”运动中，赵钟奇（担任护国军第三军第一梯团长）、孙永安（先后担任炮兵团长、旅长、军政司长）等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享有高寿的赵钟奇（1878年—1972年），早年曾任云南讲武堂生徒队队长、战术教官，与朱德总司令交谊很深。共和国成立时，已年逾古稀，还积极参与革命和建设事业，曾任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常委、副主席，中央民委委员等职，为新中国的民族、统战工作发挥余热，终年92岁。
(2)30年代金字塔下的留学埃及生
继集体留学日本之后，从30年代初开始，又掀起海外留学的热潮。1931年，云南昆明选派了四名青年到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他们是马坚（子实，后来转学并毕业于开罗乌鲁目文学院）、纳忠（子嘉）、张有诚（子仁）和林仲明（子敏），由教师沙国珍（儒成）带领，抵达开罗。此路一开通，紧接着，北平、昆明、上海等地的穆斯林社团或伊斯兰学校，也纷纷选派留学生。1931年—1937年，共分六批（第五批一名是从印度勒克脑大学资助转学）选派了33名回民青年（最后一批15人是教师庞士谦带队）去埃及。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此项留学活动还会持续发展。此外，还有15名新疆维吾尔族青年进入爱资哈尔大学。
上述回族留学生，人数虽不多，有一部分人没有回国，但影响相当大，有的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有关的文化教育部门是开拓者、带头人，如马坚、纳忠等教授。以学成回国服务者为例，他们对祖国的主要贡献都是开创性的，比如：
A.在高等学府开创和建立了阿拉伯语言专业
纳忠最早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设阿拉伯语课程，以后又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置阿语专业，以至建立阿语系。日本投降后，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复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返回北京和天津，马坚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文系和阿语教研室。往后，在张家口、洛阳等地的有关学府所开设的阿语课程，第一代师资都是从埃及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中包括北京大学的马坚、刘麟瑞、马金鹏、王世清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纳忠、林仲明、林兴华等，张家口、洛阳军事外语学院的杨有漪、金茂筌以及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马维芝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大学，东语系首届阿语专业毕业的学生，还是青一色的回族穆斯林。
而今，这些阿语前辈直接或间接培养的学生，包括大批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或辈分更晚，分布在外交、外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科技等战线，有很多是中坚骨干，是举足轻重的权威人物。于此不难想见当年埃及留学的这批回族穆斯林的影响不可低估。
B.在新闻、广播、影视领域，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新中国建国之初，广播电台增设阿拉伯语节目，新华社发行阿文电讯稿，以后，逐渐为阿文电影、记录片翻译、配音、打字幕，以至安排定期的阿语电视节目，都需要阿语人才。如今，驾轻就熟的青年人已能在这些岗位各司其守，井然有序地操作。但回顾几十年前创业之初，在广播电台工作的老一辈人张秉铎、马继高等，同样是当年爱资哈尔的留学生，他们是把阿语带入新闻、影视战线的奠基人。
C.沟通中阿文化，翻译伊斯兰教典籍与名著
以举世闻名、脍炙人口的阿拉伯文学名著《天方夜谭》为例，我国早就有多种多样的书译本、转译本问世。这些版本不仅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且并非译自阿文，亦有损原貌。直到纳训直接从阿拉伯文翻译出《一千零一夜》全本（共六册），全国亿万读者才有幸目睹全书浩大之规模。另一本与古代印度著名的寓言童话集《五卷书》因缘很深的《卡里来和笛木乃》，也是当年的留埃及学生林兴华从阿文直接翻译出版的。还有史料极其珍贵的阿拉伯文本《伊本·白图泰游记》，译者马金鹏也是留埃学生。
关于伊斯兰教典籍的翻译，毕生决意要翻译好《古兰经》的马坚，其全译本的出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推迟到译者逝世之后，但他的译本发行量最大，并成为沙特阿拉伯选择精印的译本。他在埃及求学期间就着手翻译的《回教哲学》、《回教真相》、《回教教育史》等名著，几十年来广泛流传。纳忠翻译的多卷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的权威著作。马宏毅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是同类译作中出书比较早的一种。而今，无论是伊斯兰教典籍还是各种体裁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已经大量翻译成中文，书店里随处可见，在西北地区穆斯林经营的书摊上，品种尤多。但远在半个世纪以前，却凤毛麟角，搜求困难。可见老前辈带头译述，确实难能可贵，有他们播种、育苗，几十年后才会遍地开花。
附带说一下，部分没有回国者，在学术、文化、教育各方面，也各自有所成就。如在马来西亚的胡恩钧，在加拿大、美国的王世明，在沙特阿拉伯的林兴智，（以上均已逝世）在台湾的定中明、海维谅等。
(3)8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海外留学潮
80年代开始的“出国潮”、“留学潮”，对回族青年也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一二十年来，在规模可观的留学生队伍中，回民就有一定数量。
其中一般公派的、正规的、到欧美西方国家留学者，可能人数不太多，且多属个别、零星地出国，缺乏统计，这一类学生通常与回族圈子接触不密切，也无法调查。仅就个人所知，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回族留学生、进修生以至毕业后就地工作者。
但更多的甚至形成庞大队伍的回族留学生，主要是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土耳其、科威特、阿联酋、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连年来络绎不绝，累计总数量成百上千，有本世纪初留学日本或30年代留学埃及总人数的十几倍，以至几十倍。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伊斯兰教协会或伊斯兰教经学院选拔、保送的，有的是定期培训，如在职阿訇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进修；有的是自己申请、有关组织或专家教授推荐、经过考试批准后入学的。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都同回族穆斯林群众有密切联系，民族宗教感情较深，有一部分已陆续回国，并找到学以致用、发挥所长的岗位。
从学历、资历、知识面等角度比较，上述两类留学生当然差别很大：留学西方国家者，多半是大学毕业，已取得学士甚至硕士学位，可能还要通过诸如“托福”之类的考试才会被接纳，也许还学过第二外国语、第三外国语；而到阿拉伯国家或地区的留学生，有相当比例只是初中、高中毕业，汉文文化基础薄弱，知识面比较狭窄，出国前虽然强化突击，学习了阿语，终究不如欧、美、日留学生那么正规，那么得心应手、应付自如。特别是学成归来，要谋求职业，常有高不成低不就之憾，总不免产生自卑心理。
其实，应该乐观、冷静地看到积极因素。想当初，留日、留埃的那些回族老前辈，究竟有多少是在国内大学毕业才出国留学的？但由于他们奋发图强，勇于拼搏，尤其是重视祖国母语和汉文化的学习，提高自学能力，见闻开阔，知识面越来越广，因此，从他们的成就衡量，比一些欧美留学生，毫无逊色。试看留东清真教育会《醒回篇》中那些充满爱国热情、感人至深的文章，试看马坚、纳忠青年时代在开罗言简意赅、文笔流畅的译著，如果没有很深的“国学”根底，写得出来吗？关键在于珍惜青春年华，自觉地勤学苦练。实际上，人们已经看到，有不少目前学习阿语的青年，汉文水平很高，不仅能够准确通畅地翻译文章，而且可以综合运用外文资料从事学术研究；有不少青年，阿语口语非常流畅，发音正确，甚至能与外国人讲方言土语；还有一些人，正在担任新型中阿学校教师，掌握教学要领，在多快好省地培养人才；有的人在旅游、劳务领域，能独当一面地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在不同岗位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因此，对这样一支回民青年队伍，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有鉴于当前飞速发展的时代对人们的文化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出自真诚爱护，还应该对他们有更严格的希望和鼓励。
总之，从上述三个时期的留学生情况看，主流是进步了，发展了，要继承前辈的事业和优良传统，更要“后浪推前浪”，有敢于超过前人的信心和勇气。
2.国内回族教育掠影
(1)前半世纪比较出色、又有特色的回民学校
众所周知，前半世纪回民教育的一般概况是，在回族聚居较集中的地方，无论城市乡村，多在清真寺内或附近创办因陋就简的初级、至多是高级小学。除语文、算术等基本课程外，还设置一点阿文，主要是教伊斯兰教常识和读会几段《古兰经》。绝大多数地方，根本没有能力办中学。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便有条件读点儿书的回民子弟，文化水平能够小学毕业，就该庆幸“肚子里多少有点墨水儿”。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地方的父老，还反对读汉文、汉书，只希望孩子念经，或宁愿当文盲。
至于有文化或文化层次很高的回族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成材：(1)有很大部分是在大、中城市非回民的普通学校上学，从小学到中学，少数人可能上大学；(2)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人，是在若干环境、条件较好的省市，在回民自办的中等学校或师范学校培养的人才。
从目前水平看来，后一类学校确实也算不上什么；但要回顾历程，抚今思昔，那些寥寥可数的学校，确实是培育、冶炼了本世纪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大熔炉、大学府。如果不是当时开明的有识之士发起、倡导办学，就很难想象今日回回民族的文化素质会是什么状态。
这些学校中主要包括：成达师范学校（济南—北平—桂林）、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明德中学（昆明）、西北公学、新月女中（北平）、西北中学（兰州和成都各有同名学校），偕进中学（湖南邵阳）、崇实中学（山西晋城）昆仑中学（青海西宁）、常德伊斯兰中学、云亭中学（临夏）、伊斯兰师范学校（甘肃平凉和四川万县各有同名学校）、养正学校、鱼峰中学（云南沙甸）、兴建中学（云南巍山）和新民中学（甘肃张家川）等等。特别是前三所学校，培养的人才更多、更突出。30年代到埃及的留学生，几乎都是这三所学校选送的，许多已故的和健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也大部分是它们的毕业生。上述许多学校的创办者，包括现代、当代最知名的“四大阿訇”和许多档次很高的阿訇以及热心民族宗教事业的回族上层人物。
所有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积极提倡和鼓励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汉文化水平，同时也要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学习阿拉伯文，主张即便是在清真寺创办的纯宗教学校搞经堂教育，也应该经书并重、中阿兼顾。因此，培养出来的子弟热爱祖国，民族感情深，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立足于社会，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2)后半世纪整个教育格局与布局对提高回族文化素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半世纪的回民教育有飞速的进展。一些原有的私立中小学陆续改编为公立，教学设备、师资配备都大大改善。在回族集中地区，仍在继续兴办回民中小学。解放初，曾经有过办回民大学的设想，如北京创办了回民学院，设中学部、师范部和阿文专修部，准备逐步完善并扩充为大学。但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文革”后连校名也干脆改称回民中学。尽管如此，实际上回族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升学的途径拓宽了，文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了，因为：
1.公立的回民中小学，教学质量提高，今非昔比。再加上它周围有更多的普通学校、重点学校可供回族学生选择，高考中回族青年男女被录取的名额和比例在逐步上升。
2.高等民族院校，为各民族学生提供了深造的广阔天地。除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外，还有中南（汉口）、西南（成都）、西北（兰州和银川各一所）、青海（西宁）、东北（大连）、云南（昆明）、贵州（贵阳）、西藏（陕西咸阳）、广东（广州）、广西（南宁）、湖北（恩施）等多所民族学院。分布在全国城乡的回族学生，深受实惠，许多院校的回族学生都数以百计。
3.虽然计划中的回民大学没办成，但原来融民族宗教内容为一体的回民学院，实际上反而得到扩展，例如它原先的阿专部，后来就扩大为专门的高等学府——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又相继开办了沈阳、兰州、郑州、宁夏（在银川）、北京、青海（在西宁）、新疆（在乌鲁木齐）、昆明等省市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其中除新疆主要是招收维吾尔族学生，以维语教学外，其它学院都是以回族（或通用汉语的穆斯林民族）学员为主体。在经学院的影响或带动下，各地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和民办中阿学校，教材、教学上都有程度不同的改革。
4.全国最优秀的重点大学和各省市别具特色的高等学府，其大门同样为成绩达标的回族学生敞开，考入各类学校者逐渐增多。
这50年来，其实已大可不必担心回族学生是否能跨进高校校园、科研部门，而今，在这些领域毕业的回族人，被留用、招聘为教授、研究员者，随处可闻。回族教育虽然没有形成自身单独的格局，但在全国一盘棋的布局中，已经同各民族一道获益受惠。
（四）关于回族文化概况之剪影
1.回民报刊的蓬勃兴起
20世纪，回民报刊之多，是众所周知的。从1906年丁宝臣在北平创办《正宗爱国报》、1907年丁竹园在天津办《竹园白话报》、1908年日本留学生在东京办《醒时报》的那一阵子开始，回族人就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大声疾呼，反映了忧国忧民意识。继1915年马德贵在昆明创办《清真月报》之后，民族兼宗教气氛浓郁的报刊，风起云涌，在北平、天津、上海、奉天（沈阳）、广州、镇江、香港、常德、南宁、桂林、开封、西宁、嫩江、汉口、武汉、柳州、重庆、六合等地陆续出现，报刊名称不逐一列举。有人作过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回民报刊约八十五种左右。据赵晓燕硕士论文所列统计表，解放前回民报刊列出名称者一百四十多种，实际当然不止此数，因为我所知的一些品种在表格中就找不到。
这些报刊，有的能长期坚持，历史悠久；有的断断续续，几起几落；有的昙花一现，短寿夭折。由于环境变迁、人事更迭、经费拮据种种不一而足的原因，有些报刊，或因人员调动而辗转流徙，或以内部改组而更换主编，却一直勉力撑持；有些报刊，时隐时现后杳无音响，不知所终，可以想见办刊之艰辛。
偶然在故纸堆中翻检一下这些年深月久、尘封网织、纸焦墨淡的报刊，宛如漫步于文林史丛之间，仿佛看到回回民族几十年、近百年踏过的足迹，总会深切感到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的珍贵性。从报刊名称看，有直截了当、一看便知是穆斯林读物的，如创刊于汉口的《回教大众》，在重庆发刊的《回回文化》、《回教论坛》，河南开封的《伊斯兰》，北平的《古尔邦》，香港的《穆斯林》；有以象征性美称命名者，如北平的《月华》，广州的《晨光》、《塔光》，南京的《晨熹》、《突崛》、《大路》，北平的《正道》、《醒民》，上海的《改造》，辽宁的《醒时》；有带“回、伊、穆、清真、天方”等明显字样标志的，如河南新乡的《回声》，天津和北平的《伊光》，湖南常德的《穆音》，汉口的《友穆》，昆明的《清真铎报》、《新穆民》，广州的《天方学理月刊》；也有专为青少年或妇女服务的，如上海的《伊斯兰妇女》，北平的《回族青年》，西宁和南京各自创办的《回教青年》，北平和西安的《伊斯兰青年》，云南沙甸（昆明出版）的《弟妹们》；更有借相关地域称谓为刊名者，如南京的《天山》，重庆的《阿尔泰》，兰州和西安的《昆仑》等等，不胜枚举。可惜岁月沧桑，这些报刊当年印数寥寥，流散民间，搜寻不易。幸亏宁夏社会科学院及时采取抢救措施，广泛征求多年，已竭尽全力凑集，作为解放前回民报刊“荟萃”，由余振贵先生主编，将按照原件陆续影印出版。这可是大受欢迎的善举，可惜经费拮据，仅在几年前出版了两本，便搁置、停顿下来。
报刊中坚持最久、刊期很长、影响深远的，是创办于北平的《月华》（出过月刊、旬刊、周报、六日刊等）和在昆明创办、由《清真月报》（《旬刊》）改名的《清真铎报》（及其《副刊》）。学术质量很高、只可惜刊期太短的刊物很多，例如白寿彝1935年在河南开封主编的《伊斯兰》（仅出版5期），马瑞图1928年在广州主编的《天方学理月刊》（共出版6卷）等。
综观这些报刊的内容，确实带有自己的特色，例如：
1.对国家、对民族、对时局的关心。如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表达了回回民族推翻帝制、欢迎民主主义革命的心声；对袁世凯称帝，同样义愤填膺。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处于前沿阵地和大后方的报刊，纷纷揭露倭寇滔天暴行、声讨法西斯强盗侵略罪恶，彼此呼应，有些诗文，气吞山河；又如刊登有关社团号召奋起抗日的通电，激发了回民群众高昂的斗志……作为宣传喉舌，充满爱国主义激情。
2.对本民族歧视、侮辱的反抗。主要针对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庇护下，发生的若干侮辱回族和伊斯兰教的事件或谬论，如实报道，痛斥批驳，并发表正面宣传文章，以防混淆视听。
3.对伊斯兰教文化和教义哲理作深入的理论探索。
4.对散居全国城乡的回民状况、动态作报导。在交通闭塞的当时，确实是提供信息的重要窗口。
这些报刊，对回回文化的宣传与发展，起了捉进、联络与凝聚作用。它们的创办与出版，把分散在各地的学者、作者和读者联在一起，发表了不少著名老前辈学术水平很高的文章，而他们当年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也有许多当时求知欲旺盛的读者，在这些精神食粮的哺育下获益匪浅，增加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喜爱，增强了振兴民族的信念与自豪感。
解放后，回回报刊虽然不那么多，但对回回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并没停止，反而更受到重视，并不断加强。在有关高等学府和科研结构，还有专职研究人员，业余研究者也不乏其人。有些成果发表于高校学报或社会科学期刊，80年代以来，各地民族院校多有学报，不时能见到有关回族的文章。直到《回族研究》创刊，算是有了专门的刊物，再加上《中国穆斯林》杂志和各地伊协的会刊或《通讯》，以及其他杂志的配合，如南京的《郑和研究》、上海的《阿拉伯世界》，提供并扩大了发表有关回族研究作品的地盘。
近年来，还有一些民办中阿学校的校刊，清真寺出版的小报，研究会编辑的内部通讯，在陆续出现，有一阵子品种很多。作为一种内部交流的非卖品，又非借以营业谋利的读物，是否能合法存在并发展，不太清楚。但它们本着“导人于至善、止人作恶”的宗旨，刊登过宣传热爱祖国、积极进取、服务于社会、加强精神文明与道德修养的文章，并且批判吸毒贩毒、赌博嫖娼、酗酒行凶的罪恶或不良行为，对维护安定团结有积极作用，颇有好评。这一类报刊中质量较好、声誉较高、出版也较正规和规范的，当数兰州有内部刊号的《开拓》季刊和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的会刊《工作通讯》。还有许多时起时落、出没无定的报刊，其实也各具特色。
2.宗教经典的争相翻译
本世纪，宗教经典的翻译取得可喜的成就。明末清初许多用汉文著述的穆斯林学者，主要是表述了经典的精神或概括个人对经典的理解，并非直接翻译。特别是对最高经典《古兰经》，由于态度严肃、慎重，更不敢轻易翻译。19世纪中叶，经师马德新首倡、在门徒马安礼协助下，才试译出局部《古兰经》，命名为《宝命真经直解》，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五卷，占全经30卷的1/6。
《古兰经》汉文全译本，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首先是汉族学者从日文、英文译本转译，而后，才促发、刺激、鼓励回族穆斯林学者纷纷翻译。约70年来，成果辉煌，光是汉文译本，问世者就有14种。且看下表：
《古兰经》汉文译本：
译本名称
译者姓名 出版年代
出版发行处版本
①可兰经
铁 铮 1927年
北平中华印刷厂铅印本
②汉译古兰经 姬觉弥
1931年
上海广仓学窘线装本
③古兰经译解王文清
1932年
北平中国回教俱进会铅印本
④古兰经译解 王静斋
1942年
宁夏石印线装本
⑤可兰经汉译附传
刘锦标
1943年
北平新民印刷局铅印本
⑥古兰经译解 王静斋
1946年
上海永祥印书馆铅印本
⑦古兰经大义杨仲明
1947年
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铅印本
⑧古兰经国语译解
时子周
1958年
台北中华学术院回教研究所铅印本
⑨古兰经
马 坚 1981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⑩古兰经韵译林 松 1988年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阿汉对照本
(11)对照详注古兰经
仝道章
1989年
南京译林出版社铅印本
(12)古兰经
周仲羲
1990年
新加坡佳艺彩印公司铅印本
(13)古兰经 马振武 1995年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影印本
(14)清真溪流古兰经新译 沈遐淮 1996年 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铅印本
这14种汉文译本，体裁风格互不相同，译文大体有四种类型：
a.文言体——凝炼古雅，给人以深奥含蓄之感；
b.白话文——通俗畅达，给人以明白易懂之便；
c.经堂语——结构特殊，使习听耳熟的乡老觉得亲切有味；
d.押韵体——顺口悦耳，使不识经文的青年产生阅读兴趣。
此外，少数民族语文全译本还有买买提·赛来翻译的维吾尔文译本，哈再孜、马哈什翻译的哈萨克文译本。
除《古兰经》外，《哈底斯（圣训）》译本亦纷纷被翻译出版，曾经有庞土谦译的《瑙威四十段圣谕》，马宏毅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选编本，还有宝文安等从维吾尔文转译的版本，有穆台尔林、程法勒等译本，以及若干没有标明译者和出版地点的版本。更系统、更详细的译本是陈克礼翻译的《圣训之冠》，版本较多，台湾出版了全套五册的修订本，甘肃平凉的杨振业阿訇还印制了精心剪贴的阿汉文对照本。世纪之交，康有玺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从1999年起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在北京分若干册陆续刊行，此新译本被列入季羡林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的“西亚北非文化编”。
至于其他伊斯兰教典籍，这些年问世者不胜枚举，常用者如《呼图白》集，是全国清真寺在主麻日和尔德节由伊玛目宣讲教义的依据，一般都要宣读阿语原文，现有杨宗山译本和孙俊山译阿汉文对照本。过去经堂教育中使用的传统教材，被泛称为“十三本”，近年来译本渐多，限于篇幅，不准备逐一开列书目。
3.群星灿烂的文坛艺苑
20世纪，在文坛艺苑，从首都北京到各省市的社会舞台，回族人员几乎所在皆有。仅略举老一辈已经作古的和少数高龄健在者，以见一斑。如在文学领域，有早先是清光绪进士、辛亥革命后还乡发展实业、用旧体诗抒发忧国忧民抱负、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哈锐（1862年—1932年），有曾留学日本、法国的文学家、翻译家，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积极宣传抗日、被巴金等文艺界人士尊称为“马大哥”的马宗融（1892年—1949年），有13岁就出版过诗集的沙蕾（1912年—1986年）等。在京剧方面众多表演艺术家中，有著名老生王庚生（1889年—1971年）、马连良（1901年—1966年）、哈宝山（1913年— ），花脸演员侯喜瑞（1892年—1983年），著名旦角雪艳琴（黄咏霓，1906年—1986年）等。地方戏著名演员有汉剧生角尹春保（1877年—1947年），滇剧丑角王树萱等。话剧、电影演员李默然、王苹（1916年—1990年）、张平（1917年—1986年）等。曲艺方面，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1914年—）以八旬高龄还在招徒传艺，偶或出台示范表演……
至于当代极其繁荣、活跃、红火的文学艺术界，知名的回族作家、诗人、歌星、影视明星、节目主持人，怎么数也数不过来。好在这些名家经常在银幕、舞台、荧光屏上亮相，大显身手，或在书亭陈列着他们在扉页或封面折叠处印着照片的长篇大作，广大观众、读者，不仅对他们的创作特点、艺术风格十分熟悉，甚至连他们的兴趣、脾气，也了如指掌。
4.不该忽略的科技领域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由于对自然科学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往往容易忽略科技领域的成就或信息，不了解回族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搞不清楚科学家的民族成分，常常遗漏而不是遗忘他们。只是特意调查，网络畅通，才会有所发现，有所捕获。
翻阅有关资料，如余振贵主编的《中国回族之“最”》等，自然会发现影响极大的回族科学家何止二三人。例如核物理学家刘广均（天津人，1929年7月生），中国核学会理事，铀同位素分离分会主任委员，兼任美国罗彻斯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主持完成的提高极联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的技术改造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再如化学专家蒋锡夔（江苏江宁人，1926年9月生），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他曾根据机理推论发明氟烯与三氧化硫的反应，合成新型化合物B—磺内脂，获得美国专利；领导并主持多种氟橡胶塑料的科研工作，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物理有机化学研究室；1981年—1993年应邀在9个国家数十所著名大学、研究所和国际会议等作学术讲演96次。又如昆虫学专家张广学（山东定陶人，1921年生），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著有《中国经济昆虫志同翅目蚜虫类》等22册学术论著，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以上三人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目前我国各个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但高档次的科学院院士，从分布和需求量看，寥若晨星。对国家来说，是稀有的“国宝”；对回回民族而言，更是迫切需要的精英良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对国家、对社会、对全人类贡献特别大的自然科学家，知之者甚少，非搞尖端科学的“局外人”，根本弄不清他们是何许人也！看来，高层次、高质量、高水平人才的多寡，也应该是衡量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高低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愿21世纪，我们在人才宝库中能够呈现更多本民族足以引为自豪的新记录。
三、结束语
在这世纪之交，回顾我们的脚步所踏过的印迹，深切感到这一百年，回回民族也像全国各兄弟民族一样，有欢乐，有快慰，有苦难，有辛酸，有经验，有教训，在大时代的熔炉中锤炼，总的趋势是在前进，在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事业中，既付出了理所当然的、力所能及的奉献，又分享了共同创造的胜利果实与精神财富，更面临着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新世纪对人们越来越高的要求和挑战。
必须高度重视，不可掉以轻心的挑战是：发展和繁荣全民族经济，脱贫致富，急起直追，改变处境悬殊、发展极不平衡的穷困落后面貌；必须竭尽全力，不能等闲视之的挑战是：全面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努力学习并掌握尖端科学文化知识，在此基础上更多地培养与建设现代化祖国相适应的高层次人才。
至于新世纪的回族研究，当然肯定会后浪推前浪，充分利用和发挥网络时代的优越条件，开创更璀璨的局面，并且力争把建立“回族学”的倡议变为现实。建立“回族学”，是本世纪学人一直在酝酿、关注、呼吁并努力促其实现的共同愿望，像蒙古学、藏学一样，使回族学亦能成为分科日益细密的科研领域中的一门学科。无论从回族研究本身所涵盖的广泛内容来衡量，还是从近百年来这一阵地所涉猎的丰富议题来评判，“回族学”作为一个学科，或作为整个“民族学”中不可缺少的分支学科，一门很有特色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交叉、串联、融汇的新学科，条件完全具备，酝酿已经成熟。这方面的论证文章，已披露不少，言之有理，论之有据。期望在世纪之交，这个问题得以解决，而且，能在新编和修订的辞书中，尽快地让“回族学”这个词目赫然出现。
[收稿日期]1999-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