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推进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网络时代，精英何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该如何论文,网络时代论文,何为论文,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网络文学是个各方力量活跃的文学场域。按照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在文学场内，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学力量进行着斗争。如今的网络文学内，政治(政府管理部门)、经济(集团资本)、草根(网民作者和读者)各方力量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亲密接触和博弈。这里，唯一以学院批评为代表的精英力量基本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草根批评，虽然有的草根批评中带有精英意味，但即便如此也会以草根自居，否则很可能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
发生这样变局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网络文学，主流文坛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建立起来的精英审美原则丧失了“文化领导权”。这样的领导权，在网络文学早期的“文青时代”尚可见到，随着资本的涌入和网络的普及，网络文学被类型文学“格式化”以后，“新文学”的精英领导权彻底丧失。五花八门的类型文学似乎是当年被“新文学”压抑下去的旧文类的全面复活，网络时代产生的新文类也基本是以中国传统文学、国外类型文学和动漫文艺为营养源头，看不到“新文学”的踪影。辛辛苦苦上百年，一夜回到“五四”前——以启蒙文化为基点的“新文学”突然发现脚下悬空——如此处境固然和全球目前都处在“启蒙的绝境”中有关，也与这些年来，“新文学”一直未能在大众间真正落地生根有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精英文学一心求新向西，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完全不重视，在“纯”化的同时，日益边缘化、圈子化，文化领导权一直以特权的方式延续。一旦网络为草根崛起提供营寨，人家自然也就不买精英的账。
反省这些年来精英文学的发展历程，精英文化的高傲自闭已经给大众造成了大面积的精神荒芜，尤其未能对下一代成长提供有效的养料。2011年秋季学期，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新世纪网络文学研究”讨论课上，做了一次特别调查，请同学们说出对自己的“三观加一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特意加上审美观)影响最深的艺术作品(不局限于文学，包括影视动漫，但我也强调可以包括最经典正统的文学作品)。结果令人惊诧，“85后”的学生，尤其是接近“90后”的学生，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日本动漫，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包括那些正面的、积极的价值观，如勇敢、忠诚、友谊，都是日本动漫带给他们的。中华文艺里唯一能够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的是金庸。夸张一点说，如果没有金庸，中华文艺全军覆灭。而金庸小说毕竟是在香港地区土生土长的通俗小说。这个调查从某个方面生动地显示出“新时期”以来大陆文坛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主流精英文学，在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方面的彻底失败。
其实，欧化的“新文学”在大众化方面一直存在障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精英作家鲁迅在母亲面前败给通俗作家张恨水。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是赵树理小说和革命通俗文艺。“样板戏”和《烈火金钢》这样的评书，用民间那些最有生命力的传统文艺形式承载了陌生的、遥远的、甚至与受众千百年因袭的日常伦理相悖的“革命道理”，不但当时深入人心，甚至在今天的“后革命”语境内仍然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如此文艺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谓“道成肉身”，文化领导权的真正建立必须从理念落实到深层的感性层面。但“新时期”以后，尤其是“八五新潮”以后，主流文学向“纯文学”方向发展，不但本身脱离了与普通受众的关系，更完全阻隔了与通俗文艺的关系。虽然金庸不断登上大雅之堂，但国内通俗小说作家队伍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纯文学”不但自身曲高和寡，它和普通读者之间也没有作为过渡的艺术形式，“看不懂”的读者被拒之门外，被傲慢地要求提高欣赏水平。
其实，这样的傲慢态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需要早晨八点坐在图书馆研读的文学作品是给职业研究者预备的，花钱买书的普通读者都是打算晚上八点躺在沙发上阅读，他们有权利要求被满足、被打动、被征服，而没有义务去够着“纯文学”的标准。相反，文艺生产者有义务寓教于乐。所以，一个成熟的文艺系统必须是分层的，并且是良性互动的。一种高于社会普遍价值心理的思想理念要实现有效传播，必须经过两道翻译，一道是把思想翻译成文艺；一道是把高雅文艺翻译成通俗文艺。主流文学远离大众与“纯文学”的理念有关，也与中国特殊的专业作家体制和出版发表体制有关。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一支以市场为定位的具有高度职业素质、与精英文学存在良好互动关系的通俗作家队伍，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畅销书商业机制。为什么网络文学中国风景独好？并非欧美网络不发达，而是欧美的畅销书机制太发达。
正是在主流文学废弃的荒野上，网络文学如野草一般旺盛地生长起来。网络文学另起炉灶，直接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的衣钵，继承金庸、古龙、亦舒、琼瑶，继承欧美日韩的类型文学和影视动漫，唯独把“五四”以来居于正统的主流文学绕了过去。读者本位、市场本位的网络文学虽然以YY(意淫)为主，但YY也有高低之分。一些著名的网络文学之所以影响甚广，并不是迎合了读者的低级趣味，相反，恰恰是直面社会的核心病症，弘扬了读者内心期盼的正面价值观，当然是采用网络时代读者最喜闻乐见的新形式。这方面，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是个典型代表。
出身天涯社区的《明朝那些事儿》以说书讲古的文学形式、爬梳考辨的史家方法、精短幽默的网络语言创造了“草根说史”的典范。这部说史之作之所以在当代读者中引起这么广泛的共鸣，原因是它说的虽然是明朝的事儿，敲打的却是当代人的心弦：在正义与私利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人何以安身立命？全书中极力推崇的“明朝第一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就是如何处理天理和人欲的关系。王阳明所说的“天理即人欲”，就是通过变通，将天理落实在人欲中完成。理想如果不能落实，它就会显得虚空、高蹈，甚至外强中干，虚伪造作，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就是“启蒙的危机”。但现实如果不能内置理想向度，就会彻底陷入黑暗，彻底地沦为弱肉强食，使人彻底地丧失尊严感和安全感，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危机。将天理落实于人欲，就是在现实中坚持理想。行权谋时要比权奸者更擅权谋，但行权谋是为了捍卫理想，这就守住了文明的底线。权奸的世界就是刘瑾、严嵩、魏忠贤的世界，就是当下不少人认同的唯一的“真实世界”。对这个世界黑暗现实的深度描述，使《明朝那些事儿》获得了与读者对接的真实面，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默认系统”。但《明朝那些事儿》告诉我们在明朝那个道义尚存的时代，社会的默认系统有所不同，孔孟的仁义道统经朱熹到王阳明发展为心学，在心学的精神脉络里，有杨继盛这样舍生取义的烈士，也有徐阶这样的忍辱负重的义士，还有张居正这样的既满足人欲又胸怀天下苍生的政治家。这些生长于黑暗中的光芒，正是文明的光芒，看到这光芒，人才能恢复一些站在动物面前的优越感。
当年明月回答的问题，其实也是作家阎真在其著名的“现实主义力作”《沧浪之水》(2003)中提出的问题，在道德主义和操作主义之间，知识分子该如何选择？小说沉痛无奈地书写了坚守“君子之风”和“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池大为在现实“操作主义”面前放弃、屈服的必然性，惟其沉痛无奈，更反证了现实法则的不可抗拒。如果说阎真当年的反应是忧愤、仓皇而脆弱的，当年明月则要平和、自信得多。未必人人能做烈士，更非人人能为圣贤。但在王阳明、杨继盛、于谦、海瑞之外，还有徐阶、张居正、戚继光等人所走的另外一条路，他们是人，有人性的缺点和弱点，但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部书的重点就是不断地捕捉着人性的光辉，最爽之处就是看冠绝千古的王守仁(王阳明)怎么和权奸周旋，创造了明朝正德年间的“第一定律”——不能和王守仁先生叫板。以权谋的方式战胜权奸的王守仁散发着圣人的光辉，这光辉经由充满快感的叙述照进普通人的心里，照进现实的黑暗丛林。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三观很正”的优秀大众文艺。
今天，网络文艺已经成为实际的主流文艺。在此，我想引用多年来对网络文学深有研究的庄庸博士未正式发表的观点。在他看来，文艺已经进入了“新文艺，新时代”，原因是，文艺已经形成了新的服务受众——2012年，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性任务完成，意味着一个文艺实践和管理实践的大转折——中国将形成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市民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以草根族群为主体的网民社会——作为新文艺的主体对象，这三个核心群体，均在网络社会、网络文艺，以及网络文学中有着高度的浓缩。而且，因为社会高度网络化，作为第二人生的网络虚拟生活，与作为第一人生的社会现实生活，已经高度交融，“网民”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转折，它意味着此前建国60年(向前追溯延安文艺10年)的中国文艺以“工农群众”为核心的“人民的新文艺”的文艺实践和管理实践的前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城镇化中的市民、中产阶级化的公民、草根化的网民，将构成中国文艺的新核心和服务受众——“网民的新文艺”将成为文艺实践和管理实践的对象、核心和载体。
在此“新文艺，新时代”，精英何为？我以为精英的力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精英批评能够深入网络文学内部，有效地影响粉丝们的“辨别力”，将自己认为的优秀作品和优秀元素提取出来，在点击率、月票和网站排行榜之外，建立一套“精英榜”，对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对抵抗“向下拉齐”受众趣味的文化工业的力量将十分有益。现在，这部分工作一直是“精英粉丝”们在自发地、零散地做，学院派的批评家们极少介入。一方不屑于说，一方也不屑于听。对于一直高居象牙塔尖的学者们来说，突然发现身下的底座空了，十字街头盖起的摩天大楼与自己无关，难免错愕。但这却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进入网络文学，在理解网络文学的基础上重建一套有效的精英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体系，其实是网络时代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提出的新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先放下身段，进入人家的地盘，先学会“土著”的语言，再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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