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卓越与危机并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美国论文,危机论文,卓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衡量美国大学的优异：多层面评估
美国大学教育质量的优异几乎是毋庸置疑的，2005年《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出版了一期世界大学概览，对各国大学进行评价，毫不含糊地把美国的大学置于欧洲大学之上。那么，何以证明美国大学的优异呢？衡量的尺度有多种多样。
上海交通大学对世界大学的排名，就是建立在各大学获诺贝尔奖的数目、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数量的基础上的评估，描绘的是不折不扣的“研究性”。《经济学人》也加以引用。以这个标准看，在上海交大排出的世界前20所大学中，美国的大学占了17所。剩下的只有剑桥（第3）、牛津（第8）和东京大学（14）。在前50所大学中，美国大学占了35所。也就是说，越是顶尖的大学，美国的优势越大。另外，在诺贝尔奖得主中，有70％是在美国大学工作。根据2001年的统计，世界上30％的科学和工科论文以及44％的最经常被引用的论文出自美国大学。但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大学的教育水平，依然显得片面，因为大学的主要使命还是教育，研究仅是一个方面。比如，美国有大量的本科生文理学院（LiberalArts Colleges也可译为人文学院），在上海交大的排名中不可能出现在前列。在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中，这些本科文理学院和研究性大学是分开列的。举个例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上海交大的排名中居世界第4，全美第3。但是，从2005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供的数据看，伯克利本科生的SAT（即美国大学入学智能测验）中间档次的成绩，仅在1200—1450分之间（满分为1600分）。但在本科文理学院中，有十几所院校学生的SAT中档成绩在这个水平之上， 另外还有一二十所和这个水平相当。甚至在文理学院的排名中与另一所学校并列第25的MacalesterCol-lege，学生中档的SAT成绩为1260—1450分之间，超过伯克利；而与另外6所学校并列第55的Wheaton-College，学生中档的SAT成绩也达到1230—1420分之间，和伯克利半斤八两。如果以“高考成绩”论高低，伯克利不过是个二流大学。美国成绩优秀的高中生，往往也不看中伯克利。可见，漏过这些文理学院，就低估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因为这种文理学院，已经成为美国特色，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力量。而这些学院中顶尖的十几所，无论从学生素质还是教育质量上看，都和常青藤不相上下。
除了这种精英教育外，对美国大学体系的评估，还要看其社会效益。在这方面，美国的大学更是高出一筹。在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适龄人口在大学读书。在这些人中，又有三分之一会读研究生学位，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非常高。另外，非传统学生，也就是大龄学生，占的比重明显比大多数国家高。在美国上大学没有年龄限制，40％的大学生在25岁或25岁以上。另外，老年人上大学成风。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地处波士顿市中心，波士顿地区65岁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免费旁听，算是大学对当地社会的一种服务。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大学给穷人提供了较多的机会。20％的大学生来自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有一半的学生读半日制，80％的学生要靠打工支持自己。学校也努力给学生提供校内工作的机会。比如在萨福克大学，校内图书馆人员、邮差、办公室的帮手，许多都是学生。
当然，美国大学的学费也是贵得出名。在2003—04年度，四年制的私立大学平均学费为每年18400美元，州立大学的学费平均5400美元。同时美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不过5万美元上下。但是联邦政府每年给学生的资助，近815亿美元之巨，相当于一个小国的GDP。另外，私人的捐助也不可胜数。从联邦政府、州，到大学本身，都给学生提供奖学金。杂七杂八的资助加在一起，使一个中等家庭的子弟平均只付大学学费标价的34％。像哈佛等精英大学，干脆免了低收入学生的学费。所以，美国大学学费看起来吓人，但奖学金充足，加上打工的机会多，穷人还是能上得起。这样的成功，当然和美国的财富有关。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其成员国2001年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投资额平均为1万美元， 美国则高达2万美元，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在美国，校友、 慈善家无不为大学慷慨解囊。难怪人称美国人是大学狂。
有一次，我陪来访的弟弟逛耶鲁，他看着那些本科生学院、图书馆、法学院后目瞪口呆。记得当时他问我：“现在美国是世界首富，盖宫殿般的学校不奇怪，可这些都是老房子。人家这么下本钱盖学校，是在有了钱以前，还是在有了钱以后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些建筑拔地而起时，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不过，其中几栋最辉煌的建筑，却是大萧条时代的产物。要知道，在这么一个年轻的国家，哈佛的建校期是1636年，比美国建国还早一个半世纪左右，距清教徒在新英格兰登陆仅两年的时间。当时的清教徒刚刚登陆，由于找不到粮食或新土地上的庄稼欠收，许多人饿死。可见，人家是还没有吃饱肚子就开始建大学。这种推崇大学的文化，自然会培养优异的大学。美国的大学教育水平能凌驾于欧洲之上，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美国大学优异的基础：体系与制度
美国的大学之所以优异，并非是因为顶尖大学水平高，而是美国大学体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体系都要先进。这个体系的优势，用《经济学人》杂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体系。所以，那些中央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过分重要角色的国家，对这一没有体系的模式很难效仿。首先，所谓没有体系是因为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不作通盘规划。美国是个自治传统非常强的社会。即使是公立大学，也不过是州立大学没有国立这一说。美国的前6位总统，出于各种考虑，都曾想过要建立国立大学。但每一次努力，都被议会否决。国立大学的挫败，反而成为美国大学发达的制度基础。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大学，没有高等教育的中央计划，也不会像法国、德国、日本一样，把大学的教职员视为政府的雇员。出来办大学的，是慈善家、教育家、地方政府（特别是州政府）、民间组织、乃至像经营生意一样靠学生的学费过日子的企业家。高等教育的基本架构是从下面建设起来的。
当然，联邦政府并非什么也不做，其介入的方式，一般是把公共资源交给这些基层的教育机构经营。根据1862年的Morrill颁地法案（MorrillLandGrantAct），联邦政府按照众议员的数目给各州拨地（因为众议员是按人口分布的，这样颁地最能达到人均的公平）。这些土地出售后的资金，用来建设以传授农业和机械知识为主的大学。这一法案激发了各州建立各种各样的大学体系，但联邦政府却不参与管理。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要把支持大学的钱直接送到学生和学者手中。比如1946年的《退伍军人法案》，给所有参加过二战的退伍兵支付上学的费用，让学生拿着钱决定自己去哪个学校。目前联邦政府给大学生的资助将近815亿美元， 也是给学生而不是给学校。另外，联邦政府掌握大量的研究经费。这些经费常常是大学教授、学者直接申请，款拨下后跟着这些教授、学者走。他们在哪个学校教书，钱就在哪个学校花，并非直接向大学拨款。
联邦政府退出大学的直接管理，就创造了激烈的竞争环境。教授为了争夺科研基金彼此激烈竞争，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也要竞争，大学为了获得捐款同样要竞争。全方位的竞争，创造了全方位的优异。由于没有联邦政府的统一规划，美国大学在形式上非常灵活，能够满足各个层次的需要。我们现在一讲美国的大学，就是研究性大学。中国的各种高等院校，纷纷改名字，“学院”竞相变“大学”，生怕自己不够气派。
实际上，美国各种高等院校有4000左右，真正作为研究性大学的，也就100多。在精英大学中，有许多小型文理学院。在草根层上，有许多社区学院，学制短，只有两年，相当于我们的大专，而且学费非常便宜。这样社会底层的人也上得起。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区学院的学生，可以带着一部分学分跳到四年制大学中。最近有不少学生因为四年制大学太贵，就在社区学院读两年，然后跳槽到四年制大学拿文凭，大大降低了教育费用。
美国大学体制不仅能帮助社会最底层人爬到教育的顶峰，而且也使一些底层大学能异军突起。比如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本来是个走读学院，但这几年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研究性大学排名中，一直排在第十名上下，比许多常青藤的名次还高。再有就是纽约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几乎破产，不得不把在Bronx 最大的校园出售。但如今在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名中，雄居第32位，俨然是一所名校。我自己所在的萨福克大学，创办动因是法学院的一位毕业生为了给穷人提供教育机会，在自己家的客厅给六七个学生授课，后来竟然也演化成了一所大学。如今，萨福克大学的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是波士顿最大的两个法学院，为本地提供了最多的司法人才。萨福克大学也正在从一个走读、业校式的大学，转化为四年制、有博士课程的正规大学，并且开始有了学生宿舍，正向寄宿制大学发展。校内领导层，甚至有雄心在波士顿市中心再造一个纽约大学的奇迹。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赢利式大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店”，和中国的一些英语学校，如新东方等，有非常类似之处。这样的学校，完全以商业理念经营大学，要物美价廉、薄利多销，把大学办成连锁店，甚至有的校长要求教室与学生停车的地方不能超过五分钟的步行距离，很像麦当劳的经营原则。这些大学瞄准的，是那些有工作但缺乏教育的阶层。最大的为Phoenix大学，在全球有28万学生、239个校园。其创办人是剑桥培养的经济学家JohnSper-ling。他发现常规大学几乎都致力于培养18～22岁的年轻人，忽视了已经工作的成人。于是他发誓要为这些人办学，让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如今美国的赢利大学已经有几百所。许多都创造了自己的品牌。这种多元、灵活的大学体制，保证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能为各个阶层的人在人生、事业的各个阶段提供教育服务，并且促成了多种体制的竞争，使任何一个体制都不可能高枕无忧。你研究性大学只顾搞研究不管本科生吗？那么注重教学的本科文理学院就会把学生吸引走。你的大学学费太高吗？那么一些赢利性大学的连锁学店、网上教学，就会出来“杀价”。怪不得一位传统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说：“这些赢利大学在我们街对面的连锁店一开张，我们就感受到了威胁，经营的方式就得调整，否则我们的学生会跑掉。”这样的竞争，构成了美国大学优异的基础。
美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校长角色变迁
美国的大学受两个传统的影响：一是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即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和社会技能，强调教师和学生个人间的交流，在形式上是以寄宿本科生学院为大学的主体；另一个是德国的研究传统，注重知识的创造，研究院在大学中占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大学集这两个传统之大成，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即强调大学对社会的服务，具有市场竞争的企业精神。上个世纪，英国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访问威斯康星大学时，曾经惊叹美国大学的务实精神：“当农民种的大头菜出了问题时，大学教授竟被派去对种植的失败进行科学调查！”这在当时的欧洲还是很难想象的。美国是个主权在民的社会，小民百姓手里掌握着政治资源。高等教育虽然开始时服务于精英，但很快就面临着为普通人提供机会的压力。实际上，1862年的Morrill颁地案，就把实用学科抬到了和传统的人文学科平行的地位，意在激发老百姓的创造力，回应现实的需要。
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HenrySteeleCommager评论说，对一般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教育就是他的宗教。不过这种宗教必须实用，而且能够带来“红利”。这种对“教育红利”的追求，成了美国大学的一个主流文化。美国的大学，是把学术与企业联系起来的先锋，我称之为“大学下海”。如今美国大学从自己的专利和许可权中每年挣得10亿美元。有170所大学有开发性机构。另外， 一些名牌大学的捐助基金也大得吓人。哈佛的捐助基金为221多亿美元，雄居第一。第二位的耶鲁，也有127亿多美元。这些资产，要投入股市增值。经营得好坏，一年就可以有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之差，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实力。所以，这些学校负责经营捐助基金的首脑，都是能够驰骋华尔街的财神，年薪至少百万以上，远远高过校长。
务实的传统，盈利的欲望，激烈的市场竞争，自然也渐渐转化了大学校长的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学校长，如哈佛校长CharlesEliot，不仅是当时的教育领袖，而且是文化领袖、社会领袖，经常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言。现在的大学校长，即使在教育问题上，也很少表明自己的立场。更多的校长，大部份时间在为学校募捐。据美国高等教育权威杂志“高等教育编年”的调查，目前有53％的美国大学校长，每天都在从事募捐活动。这已经是大学校长的首务。在被问及他们如何定义自己作为校长的成功时，大部份人的回答是“平衡预算”，而不是“建立优异的教育体系。”几年前听一个耶鲁的顶尖教授解释为什么大学校长薪金是普通教授的好几倍。他说：“一个校长，必须在学术上出类拔萃，又能跨出本学科，领导一群特立独行的学者。有这个本事的人本来就少，而且这些人一旦担任这样的行政职务，一天到晚就要在那里为学校弄钱，放弃自己心爱的学术，牺牲太大了。所以，非高薪不能吸引这样一流的人才当校长。”
但这样的解释其实并不全面。道理很明显，既然大学校长的主要职务是搞钱，那么为什么不雇一个专门理财的人来当校长呢？校长的职责和就任资格是跟着时代变的。南北战争前，大学还没有完全从教会独立，当校长的大部份是神职人员。后来随着大学的独立，希腊、拉丁的古典学者和英文教授开始进入校长这一角色。等研究性大学建立后，许多科学家也开始当校长。如今，市场大潮排山倒海，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从学术圈外招募校长。比如维吉尼亚的Randolph-Macon学院，是个小有名气的文理学院。其新任的校长RobertLindgren仅在佛罗里达大学拿了个法律学位，在牛津拿了个管理硕士，没有博士学位，根本不具备在大学教书的资格，也没有教书的经验。但他是个职业募捐人，曾为他的前两个雇主募集了30亿美元。在接受这个校长职务之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首席募捐人。
类似的例子也越来越多。1986年，有25％的美国大学校长从来没有在大学拿过教职；200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0％。1998年，只有9％的大学校长来自学术圈外；到200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5％。在美国，没有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在一个正规的四年制大学当教授。但如今有的大学校长竟也没有博士学位。从教授的角度上看，他们对这些没有学术经验的外来客当然充满怀疑。但是，没有教授愿意在一个缺乏资金、管理不善的大学供职。只要他们的学术自由不受侵害，他们宁愿让一个职业募捐专家为自己筹足经费，以便安心作学问。相对而言，欧洲是更加教授治校。美国大学则有校长独立的权力。校长除了不能解雇教授外，很像个CEO，能够像经营企业一样地经营大学。这也难怪，大学校长的年薪越来越向华尔街的水平靠拢。今年有的校长的年薪已经过了百万美元大关。而欧洲大学的教授，有机会就往美国的大学跑。看来务实的美国大学，确实有其制度优势。
美国大学的危机：学费、学术、教学
从外部看，我们仍能感受到美国大学潜在的危机。许多人评论说，在近十几年来，美国大学几乎天天出丑闻。危机是什么？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派认为产业化的大潮淹没了学术独立，“9·11 ”后的反恐爱国主义威胁着大学中的言论自由。保守派则认为，大学被自由派所控制，只有10％左右的教授支持共和党，这使得保守立场的人难以在大学立足。不过，两派都必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大学费用的飞涨。以2002年的美元价值计，从1971—1972年度到2002—2003年，美国两年制的公立大学的学费从820美元涨到1735美元； 私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则从7966美元涨到18273美元。四年制的公立大学，2004年学费已上涨了10.5％，达到5400美元，是当年通货膨胀率的4倍。 虽然中等家庭的学生平均只付这个标价的34％，但学费的上涨远远超出通货膨胀率，还是会把许多中产层阶级挤出高等教育。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项对精英大学学生构成的研究表明，从1976到1995年，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比例，从39％上涨到了50％；来自收入属于最低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比例，也略有增加。真正被挤掉的，是中等收入的家庭。道理很简单。高收入家庭永远付得起钱。低收入家庭的子弟可以享受丰厚的奖学金。中等家庭的孩子想上好大学太穷，想申请奖学金又太富，只好放弃进名牌的机会了。
学费上涨，有几个因素。首先，教育升值，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原来那种工人和教授收入相当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所以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加，大家也愿意投资。第二，大学竞争激烈。各校为了创牌子，竞相高薪请明星教授，加强基础建设，以提高研究水平，无形中把大学的成本抬起来了。第三，如今小政府的意识形态统治美国。税收（特别是州政府的税收）一少，州立大学的拨款就少。结果只好加学费。前几年经济不景气，州的财政收入萎缩，不得不大砍高等教育经费。所以近年来州立大学学费涨得特别凶。流入高等教育的公共资源相对萎缩，公立（州立）大学的地位就下降，出现了精英大学私立化的趋势。比如，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研究性大学排名中，1986年前26所大学中有7所是公立大学，2002年则仅4所，2005年则仅为3所。公立大学不仅学费不及私立大学的三分之一，而且学生人数众多。以2004年为例，公立大学拥有学生1262万多，私立大学则仅有389万多。一般老百姓还是上公立大学。所以，公立大学的没落，直接威胁老百姓的利益，是美国高等教育潜在的危机。
美国大学的另一危机，是市场冲击下学术独立的动摇。美国大学务实精神强，敢于“下海”创利，企业和学术联姻。这些都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市场的规则和大学的目标毕竟不一致。比如，许多企业在大学的科研项目上投资，为了防止对手的竞争，对开发出来的成果不予公布，逼着科学家推迟论文发表的时间，或删掉关键段落，甚至以专利为名，禁止别人使用已经有的研究成果。这样的企业式运作，妨碍了知识的传播。甚至有的研究机构，不惜出卖学术良心，为给自己钱的企业遮羞，掩盖不利于该企业的科研成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的丑闻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大学的信誉，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
第三大危机，则是大学越来越注重研究，对本科的教学有所忽视。特别是教授们过于专门化，一心追学术潮流，忽视了一般性的教育，把大量过于狭窄的专业内容带入课堂，让学生不知所措。我曾经给一个刚刚拿到博士的教授当过日本史的助教。他第一堂课，上来就讲关于日本史的十大成见，然后一个一个加以批判。下课后他问我意见。我坦率地告诉他：“你的学生对日本一无所知，根本没有什么成见不成见的问题。你搬出十大成见批一通，无的放矢，人家一头雾水。在读研究生写论文时，大家喜欢解构。但本科生教育，还是多多建构为好，直截了当告诉学生日本的基本知识。”许多教授，就是这样生活在自己的研究中，把研究院的时髦搬到本科生的课堂。难怪哈佛的校长Summers强调，多教学生一些实际的知识， 而不要过多地讲什么方法论之类非实质性的东西。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尽管美国大学有这些危机，比起欧洲和其他地区大学的问题来，这些危机容易应付得多。美国的学费虽高，奖学金也高，而且大学的类型和层次丰富，绝大部分合格的穷人可以免费接受大学教育。美国家庭送孩子上大学的负担，相比一般的中国家庭还是轻得多。至于研究挤了教学等问题，因为有本科文理学院的存在，大学不敢太忽视教学。最近哈佛因为太重研究而忽视教学，引起学生的普遍不满，校方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多种体制竞争的好处。相比之下，最难办的大概还是市场化、产业化对学术独立的冲击。因为市场给大学带来的好处太多、力量太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高。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几乎已经征服了一切，大学是最后未被征服的堡垒之一。能否创造性地解决市场规律与大学目标的冲突，将对美国大学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