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在中國：傳承與創新——以復旦歷史系世界史學科發展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在中论文,史研究论文,全球论文,傳承與創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來，以全球史為旗幟的歷史研究新趨向在歐美學界蔚然興起，一批運用全球史觀念、視野和方法的研究性著作和論文在學術界和公共領域引起較大反響。總體來看，全球史及其蘊含的寫作觀念，強調把整個世界視為一個密切相連、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試圖超越以往從歐洲中心論、民族國家、文明形態等原有研究層次，強調歷史人物、事件、觀念等在全球視野中一系列相交織與傳播的過程，更為關注文明互動、宗教傳播、貿易往來、環境變遷以及疾病流傳等維度，從而呈現出別樣的歷史意義。毋庸置疑，這種歷史寫作觀念的轉變與肇始於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態勢息息相關，並與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進一步加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多極化、跨文化交流頻繁化、媒介傳播大眾化、國際學術交流日常化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中國史學界，對全球史研究及相關論著的翻譯介紹也是最近幾年興起的話題，中文“全球史觀”一詞，首先出現在1987年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ain Trends in History)的中文版(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中，譯者楊豫教授將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一詞譯為“全球歷史觀”，1988年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被譯成中文(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全球史”作為一個名詞才為國人所熟知，斯氏的這部《全球通史》的中文本一版再版，印數超過10萬冊，北京大學出版社還出版了英文的影印本(2004年)，斯氏的這部書成為一個載體，使“全球史”一詞在中國廣為流傳。尤其是當1995年第19屆、2000年第20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都把“全球史”列為專門討論的議題之後，中國部分學者和學術機構敏銳地捕捉到史學領域的這個新的發展趨勢，開始積極譯介國外論著和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訪問講學，並以全球史研究為宗旨，成立相關學術研究機構，舉行專題學術會議和講習班，瞭解國際史學界關於全球史研究的學術新趨勢，在專門的期刊和報紙上展開了討論(主要在《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雜誌以及一些大學學報上)，討論的文章從開始的每年幾篇，到現在每年有數十篇，說明“全球史觀”在中國有一個引進、消化和逐步吸收其學術精髓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如何結合中國史學界的現狀有所創新，這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深化的問題。值得提及的有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在2004年成立的全球史研究中心，該中心打破以前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的學科界限和壁壘，將中國史納入世界史之中進行整體研究，且形成了全球史理論、世界歷史進程中的文明互動、歷史上的跨文化交流、全球史視野中的區域研究、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等幾個方向，可以說，該中心較早地以學術機構建制化的方式開創了中國全球史研究的新起點，迄今為止該中心已舉辦多次國際學術會議，探討全球史研究的前沿問題，以及與中國相關的全球史理論。該校劉新成教授主編的中文學術刊物《全球史評論》(年刊)自2005年以來已經連續出版5輯，邀請包括約翰·麥克尼爾(J.R.McNeill)、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在內的知名學者為其撰寫文章。一批以全球史為方法的歷史教科書、研究性著作也由中國知名的學術出版社翻譯出版，其中有傑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赫伯特·齊格勒(Herbert Ziegler)的《新全球史》(Traditions &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魏鳳蓮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柯嬌燕(Pamela K.Crossley)的《什麼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劉文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劉新成主編了一套“全球史譯叢”，其中有英國史家C.A.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的《現代世界的誕生：1780～1914》(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于展、何美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美國史家羅伯特·B.馬克斯(Robert B.Marks)的《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態的述說》(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夏繼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等數種西方學者有代表性的全球史研究著作；中國學者夏繼果與美國史家本特利主編了《全球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于沛主編了《全球化和全球史》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張一平撰寫出版了《全球史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據《全球史評論》雜誌統計，中國學術界在2000～2008年發表的有關全球史研究的論文、譯文和書評總數約有220篇。可以說，中國的全球史研究正處於一個興起階段，其學術前景值得期待，有望成為中國史學界與世界同行交流的新窗口。 我們也看到，全球史之所以能在中國得到熱烈的響應和學術矚目，很大程度上與當代中國歷史學家追求學術創作與解釋社會現實之間搭建橋樑有莫大的關係。曾擔任《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主編的英國歷史學家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在全書總導言中曾經論述到，“歷史不是人類生活的延續，而是思想意識的延續……歷史學不能停止於描述，而在於作出判斷”。歷史學研究的這種現實關照，就很好地體現於中國的世界史學者追求整體性、全面性，將中華文明發展歷程融入世界歷史，並取得顯著地位的一代代薪火相傳的努力之中。有中國學者認為：全球史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是在全球化和整體發展背景下產生的新的知識體系，它的核心理念是強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過接觸，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領域實現互動，強調世界各地區之間的聯繫和相互影響，主張擺脫19世紀蘭克史學傳統下的民族國家範疇，在全球的視角下觀察歷史，這種思路為歷史研究開闢了巨大的新空間。不少學者都認為“全球史觀”對中國大學“世界通史”教學體系的改革有很好的促進與推動作用。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對於當代中國史學來說，“全球史觀”是一種歷史思維，一種歷史認識的方法，而非理論基礎。有人甚至提出“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是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研究全球史的基本指導原則，也是建立馬克思主義全球史觀的主要依據”。當然也有學者擔心，光有史識的宏大敍事，而無具體第一手史料支撐的微觀研究，全球史研究會掉入與史學研究基本要求相悖的“陷阱”。更有學者直接質疑：既然有了世界史，為何還要提全球史，兩者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為例，全球史的觀念和視野其實有著很好的傳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成立於1925年，是中國大陸目前學術研究水平較高的世界史研究系科之一。自創建以來，歷史系就擁有一批具有寬廣視野，在世界史領域取得豐碩成果的知名學者，如周谷城、王造時、耿淡如、章巽、田汝康等。其中王造時教授在20世紀30年代率先將黑格爾《歷史哲學》翻譯成中文(與謝詒徵，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為中國人瞭解西方十九世紀的世界歷史觀和歐洲中心論形成的思想根源作出了貢獻。田汝康教授於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17～19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被視為中國學者在全球史視野下考察作為經濟與文化交流中介物的歷史人類學代表作。這些都是復旦歷史系前輩學人實踐全球史方法的開拓性之舉。 中國世界史學科的開拓者之一周谷城教授，亦是踐行全球史觀視野的先行者和開拓者。早在20世紀40年代，周谷城教授就傾力編撰其三卷本著作《世界通史》。他有感於當時中國大學普遍採用以歐洲中心論為主旨的世界通史著作，以及強調國別史分類為主的傳統敘事框架，力圖創設一種能夠將中國文明和文化與世界主要文明體相交融，進而構成一種整體歷史的寫作風格。例如，他在《世界通史》(卷一)中把中國文化及其區域和世界上古時代的諸文明形態放置在同一個歷史維度，列舉了六個古代文化區，論證古代文明間互相交叉、滲透的必然趨勢，至今讀來仍有新意。第二卷則重點討論15世紀前亞、非、拉地區間相互關係的歷史，第三卷才進入歐洲歷史的敍述範疇。 需要指出的是，周谷城教授的史學研究並非受所謂的政黨意識形態驅使，恰是彼時中國學者在經歷漫長時間學習研究世界歷史後的一種獨立反思和超越。他曾以為，“我們反對歐洲中心論，但並不抹殺在世界史上某一時期某一區域成為突出的重點。”“世界史，顧名思義，應該是關於世界整體的歷史，應該具有世界性。”可以看出，周谷城教授在書寫世界史當中持有高度的理論自覺和批判歐洲中心論之意識。因此，周谷城教授被視為中國史學界反對“歐洲中心論”的代表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周谷城與田汝康又策劃和主持了《世界文化叢書》(40種)編輯出版，這套叢書在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學術界走出學術低谷、展望世界史學發展潮流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周谷城在為叢書撰寫的總序言中，再次提出中國學者研究世界史的路徑和方法，以及可能出現的創新。他認為青年學者不必拘泥於國別史和以國度為冠名的文化範圍，強調從社會時間與文化時間等多維度進行學術研究，激發學者的獨創性和想像力。周谷城還特別強調世界史研究當中“往下沉”的風格，呼籲從物質、器具、科學、宗教等依附人類社會組成元素入手，探討東西方文明的高下和所顯現的不足，他認為唯有此，才能“把比較範圍擴大再擴大，使比較的對象力求具體更具體”。這種研究倡議跳出了中國學者偏好宏大敘敍事和文明形態間粗糙比較的學術旨趣，以更為微觀和可供交流的層面切入，從而闡發中國學者之所獨見而西方學者之所未見，也即中國人視域中的世界史。從叢書選編、翻譯、專著所包含的40餘種著譯作品的內容來看，大多數作者都能較好貫徹主編的意圖和想法，在世界宗教形成與傳播、西方人文主義、猶太希伯來文明，東方人的思維模式、佛教東傳與佛教藝術、東西方史學交流、20世紀西方文明等領域撰寫與翻譯出一批具有相當水平的作品，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熱潮中引人注目的成果。 復旦歷史系世界史學科另一個值得瞩目的學術維度，乃是對西方史學發展脈搏的持續跟蹤和研究。歷史系的諸位前輩學者生前都對西方史學理論與流派高度關注，如耿淡如翻譯了喬治·古奇(George Gooch)的《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2009年)、湯普遜(James Thompson)的《中世紀社會經濟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300-1300，北京：商務印書館，上冊1961年、下冊1963年，1997年重印)等，田汝康與金重遠等早先編譯的《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較早地介紹20世紀西方史學的新動向，特別是計量史學、社會與文化史學，以及法國年鑒學派的觀點和著述，在中國學界引起較大反響。2012年由張廣智主編的6卷本《西方史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2004年第2版、2012年第3版)中，不僅對自希羅多德以降的西方史學編撰作全景式的解讀和評述，而且也在最後一卷中對當下全球史及其寫作的興起做了翔實懇切的介紹和展望。這種體系化的學術梳理，幾代學者持之以恆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在中國史學界可謂僅此一家。與此同時，復旦歷史系繼續與國內外史學界同仁積極交流，展開本科生與研究生並舉的全球史通識課程和研究型課程的建設。近些年來，歷史系先後舉辦以全球史視野為主旨的暑期/冬季班課程，邀請全球史學者前來授課講學。2011年7月又舉辦了名為“全球史研究：東西方視野的交錯”暑期研修班，邀請了鄧剛、康文林、劉新成、李伯重等10位學者為來自大陸與港澳的35名研究生講課，以“全球史研究”為中心，分別從東方與西方兩個不同的視野來探討如何推進相關的研究工作，介紹國內外最新的全球史研究狀況和前沿信息。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前任院長葛兆光教授，更是提出了具有全球史視野的“從周邊看中國”的命題(與柯文教授提倡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互為補充)，從“交錯的文化史”等五個維度，拓展出“亞洲宗教、藝術和歷史”的整體研究方向。葛兆光、艾爾曼(Benjamin Elman)和羽田正三位教授共同創立的復旦—普林斯頓—東京大學三所高校聯合培養東亞文明研究的博士研究生項目，實際上也是踐行全球史思想的一種跨國學術合作的成功範例，也正是一種全球史觀念下的全球高等教育合作的生動寫照。 以復旦歷史系過去幾十年以來在世界史、全球史領域中的實踐為例，試圖說明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內的堅持和付出，以及積極的對外合作願望。我以為，持續和積極地推動全球史研究在中國學界的落地生根，必將進一步激發年輕學人投身歷史研究，培育青年學子寬容看待世界多元化的成熟心態。全球史及其觀念的演進和討論，也勢必成為激發中外歷史學家想像力的靈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