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了+N”及其构式化

○ 韩鑫

(上海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 根据形式语义特征的差异，“A+了+N”构式可分为I式和II式，表致使和表状态变化。基于构式化(Traugott & Trousdale, 2013)的角度，对“A+了+N”的形成进行历时考察，发现I式和II式存在不同的演变路径。I式出现在宋代，是在形容词使动用法“A+N”的基础上附加动态助词“了”而形成的，而II式形成于明代，是受由领主属宾句的“V了”存现句影响而产生的。

[关键词] “A+了+N”结构； 构式化； 领主属宾句； 存现句

一、引 言

“A+了+N”是现代汉语以及方言中一种常见的特殊句式。张国宪指出，能用于这一构式的形容词主要有：辛苦、便宜、苦、累、肥、穷、富、坏、红、绿等。^[1]构式具有很强的能产性，事实上能用于该结构的形容词很多，其他常见的如“湿、黑、白、黄、蔫、寒、冷、热、暖、饱、烂、脏、干净、瘦、馊、瞎、香、歪、乱、正、斜、臭、好、低、醉、哑、空、模糊、惭愧”等。例如：

(1)由于车辆漏油，污浊了地面，引起了宾馆的不满。(张国宪，2006)

(2)可是一接触到爱情，就苦了若男，累了若男，在四个男人中迂回。(同上)

(3)红了海棠绿了芭蕉。(同上)

(4)摇晃的水溅出来，湿了邱老康的鞋面和裤腿。(同上)

中国高铁要走出国门，合作国目前的政治社会环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复杂的地域政治因素同样会造成影响。例如我国在2015年印度高铁项目竞标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同一年安倍出访印度，莫迪总统在12月13日选择了让日本修筑印度高铁，虽然日本提出的方案中贷款政策相较我国更加优惠，但其中也掺杂着政治因素。

(5)禾苗刚抽穗就蔫了苗，麦子正灌浆就黄了叶。(《作家文摘》)

(6)天很快黑了脸，村里人闻知某家的细娃和牛还没归屋，都自发地围到失主家。

(《1993年人民日报》)

(7)李家妈妈一听就寒了脸。

(池莉《太阳出世》)

“A了N”构式通常有两种类型：

(20)自从生了女儿巧姐以后，坐了凉地，患了个白带下的痼病，寒了肚子，年来就不坐了胎气……(《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九回)

II式：“N₁+A了+N₂”。II式特点是N₂是N₁的一部分，可以变换成“N₁(的)N₂+A了”形式，是对状态的描述，常见的为新状态的出现，如“他湿了鞋子”“他红了脸”“这里错了一个字”“树上又黄了一片叶子”。

之所以作上述区分，不仅因为二者有着不同的句法形式以及语义内涵，而且两种格式的产生机制也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主要从构式化(Traugott & Trousdale, 2013^[2])的角度出发，对“A+了+N”构式的形成进行历时考察，发现I式出现在宋代，是在形容词致使结构的基础上直接加“了”而形成的，而II式出现时间较晚，大约在明代，是受由领主属宾句的“V了”存现句影响而产生的。

二、“A+了+N”的构式化

(一)I式的产生

早在宋代诗词中，就出现了“A了N”格式的用例，例如：

当朱利安思考回归家庭，另一位“大师班”学生则在宁夏酿酒酿得不亦乐乎，他就是大陆MW最年轻的申请者——戴鸿靖（Ian）。今年，戴鸿靖换了个狂野不羁的发型，颇有没睡醒的爱因斯坦风范，从此他有了个新代号“Ian·斯坦·戴”。今年他还酿出了很好玩的酒，在朋友圈里不无自豪地表示：“距离中国最好，还很遥远。距离中国最好玩，那是不太远了！本年度中国酿造最好玩的葡萄酒，不服来战。”

(33)王冕死了父亲。

(8)夜来能有几多寒，已瘦了、梨花一半。

(《全宋词·黄升·鹊桥仙》)

(9)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全宋词·蒋捷·一剪梅》)

(10)睡起三竿红日过。冷了沈香残火。

(《全宋词·毛滂·清平乐》)

(11)如此春来春又去，白了人头。

通过调研，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并且新建项目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拆迁代价过大，新建项目已逐渐减少，近期投资主要集中在老路改造提升上，而既有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是今后道路改造的一个重要方向。

(《全宋词·欧阳修·浪淘沙》)

(12)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全宋词·岳飞·满江红》

(13)黄了旧皮肤，最是风流处。

(《全宋词·陈瓘·卜算子》)

此时“A了N”有两种情况。其一，为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如例(8)-(9)，可以看作是I式的用例。古今汉语形容词用法发生了很大改变，早期形容词用作谓语时，后面可加名词，即“A+N”构式，为形容词的使动、意动用法。而“了”大约在晚唐五代可以进入“V+了+N”格式，并进一步在宋初语法化为一个动态助词，可以表动作的完成以及动态变化。Traugott & Trousdale (2013)指出，当构式化已经完成，既有的构式并非处于固定不变的状态，而会随着语言的发展而进一步变化，因此在“A+N”使动用法的基础上，附加动态助词“了”，便形成了新的“A了N”结构。如上文例(8)中“已瘦了、梨花一半”为寒气一夜之间让梨花少了一半的意思，这里的“瘦”即为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例(9)也为岁月(流光)使樱桃变红、芭蕉变绿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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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主谓倒装，即“A了N”是“N+A了”的倒装形式，如例(10)-(13)。之所以采用这种特殊形式，往往是出于协调韵律、对称结构以及突出焦点的考虑。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非“A了N”构式的II式。II式的完整形式为“N₁+A了+N₂”，N₁和N₂存在领属关系，上文所列举的例子中没有一例可以在句找到存在领属关系的N₁和N₂，虽然现代汉语中N₁有时也可以省略，但是以不省略的情况居多，不太可能简略形式先于基本形式而出现。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II式的出现与相关的存现句型的产生时间密切相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重点论述。综上，II式在这一时期仍没有出现。

诗词中往往出于特殊考虑出现了倒装形式的“A了N”结构，但是在南宋时期的口语语料中却不太会出现，基本皆为含有使动义的“A了N”结构，例如：

(14)如狄仁杰只留吴太伯伍子胥庙，坏了许多庙。(《朱子语类》第三卷)

为了回答上面的两个问题，我们发现“A了N”构式的形成发展还需要另外一股强大的推力，那就是汉语存现句的影响。

(《朱子语类》第二十五卷)

此外，在产生时间上，二者也有密切关系。石毓智(2007)考察了“王冕死了父亲”这类句子的历时发展，通过广泛调查，宋代以前的文献中没有这种说法，“王冕死了父亲”这类用法最早见于南宋的话本。^[8]例如：

综上所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出现早期肾功能损伤情况下，其血清Cys-C、Hcy及尿mALB表达水平升高，并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提示检测血清Cys-C、Hcy及尿mALB能帮助临床医师判定病情严重程度，利于及早制定防治措施；血清Cys-C、Hcy与尿mALB对临床诊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早期肾功能损伤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17)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

(《朱子语类》第一百三十九卷)

其中“坏了许多庙”“慢了商弦”“白了城”“低了人手段”中的“坏、慢、白、低”皆为形容词的使动用法，都应是在形容词“A+N”结构基础上附加“了”而形成的。综上，I式在宋代应该已经出现并发展成熟。

(二) II式的产生

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从中古时期就逐渐式微，至于南宋已极为少见，而被其他的句式所取代，或用使令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如“其有不均处，则随其道里远近分割裨补，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朱子语类》)，或用于VCO格式中，占据C的位置，表达一种致使义，如“公只是将那头放重了，这头放轻了，便得”(《朱子语类》)。元以后，我们发现“A了N”结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数量以及类型上有了新的发展。例如：

(18)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水浒传》第三十八回)

(19)趁早送出我师父，不要白了面皮，失了亲情。(《西游记》第四十一回)

I式：“S+A了+N”。I式的特点是句首主语S是使N变成A这种状态的施事，表达一种致使意，如“雨湿了鞋子”“由于车辆漏油，污浊了地面”，含有“雨使鞋子变湿了”“车辆漏油使地面变得污浊”之意。

(21)今日因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

(《金瓶梅》第三十四回)

(22)洞庭湖范蠡烂了桩橛。

(《元刊杂剧三十种·范张鸡黍宫天挺》)

(36)怎生死了我那孩儿来。(《关汉卿戏曲集·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同上)

(《元刊杂剧三十种·闺怨佳人拜月亭》)

(24)好说话清晨，变了卦今日，冷了心晚夕。(《元刊杂剧三十种·诈妮子调风月杂剧》)

(25)那消一大会子，当时气喘咳嗽，实时黑了疮口。(《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六回)

在系统的后期建设中，应逐步完善相应的制度，严格制度的流程。与此同时，对网络资源管理系统进行升级，并按照程序与物流系统、财务系统和客户客服系统等进行有效的对接。网络资源录入结束后，需要对网络资源管理系统的相关辅助功能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从而对公司的运营提供有效的帮助。在进行网络资源的改动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资源进行及时的更新，通过成立专业的管理机构，比如将网络建设项目组相关人员组成全新的管理部门，这有助于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对于网络资源管理系统而言，往往涉及多个应用软件，其目的是处理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

(26)道士红了脸，不敢答应。

(《平妖传》第十回)

(27)过了一宿，睡到天明，就哑了喉咙。

(《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三回)

其中例(18)-(21)为I式的用例，而例(22)-(27)为II式的用例。II式中，如果说例(22)-(24)还有可能和诗词一样是在韵律、结构的因素下形成的倒装句式，那么例(25)-(27)都为小说语料，因此不存在这种因素。句中或显或隐，都存在一个领属性质的主语。据此判断II式的“A了N”结构一直到明代才正式形成，晚于I式的出现时间。

根据上述分析，便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形容词使动用法在口语中已经基本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为何“A了N”结构在口语中还是保留了下来，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二，II式“A了N”结构是如何形成的，难道仅仅是受诗词曲特殊文体的影响？

(三)存现句对“A了N”结构的影响

(15)慢了商弦，令与宫弦相似。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教授吴志远探讨了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和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指出，农村普惠金融是一个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其发展既值得期待，同时也有很多问题亟待科学诊断并有效破解，前提则是要科学评价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我们需要从诸如基于城乡融合大格局、扶贫事业总体框架、农村金融体系整体运行、金融运行与调节以及金融运行空间维度等多个方面重新理解并科学评价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状况与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未来发展趋势。

Traugott (2008)^[3]指出，一个宏观构式^①建立之后，会因为类推效应导致其下层的微观构式和中观构式不断扩展，从而最终使得构式整体在宏观层面上也出现了扩展。此外，Peng (2013)通过对汉语溯因兼语句七个语义大类的历时研究，主张图式性构式最重要的特征是“语义语用限制条件的放宽”(relaxation of semantic and pragmatic restrictions)。^[4]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汉语存现句也处在不断发展、不断扩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存现构式以两种途径扩展：一是动词的扩展，二是句首词语的扩展。根据王建军(2003)研究，“有”字句可能是汉语存现句的雏形之一，随着思维的精密化，表达越来越精细，“有”逐渐为表示具体状态的词语所替代，“处所+动词+存在物”结构的意义扩大，表示“出现”“消失”语义的动词出现在该句式中。^[5]在扩展过程中，一些非“存现”义动词通过隐喻关系也可出现在存现句中。^[6]据此，吕建军(2013)把“A了N”结构也视为存现句的一种，并将能进入此结构的形容词归入“偏离常态”义的动词，指出事物总是以某种常规状态存在，若事物出现异常情况，有两种表现：偏离了正常状态；偏离了先前的状态。“偏离”意味着事物失去了原有的形态、性质或特点，对参照物而言，意味着该事物从参照物背景中消失。因此，从语义上来说，II式的“A了N”结构和存现句存在密切关系。如：

(28)我烂了骨头也要跟你们算清。

(冯德英《苦菜花》)^[6]

(29)他馊了一斤豆腐，惹得老婆唠叨了半天。(刘震云《一地鸡毛》)(同上)

入组患者均获随访3年，随访期间定期复查CT、MRI等，统计患者总生存率(即从手术开始至死亡的时间)，计算中位生存期。

(30)他坏了嗓子，恐怕以后很难赚大钱了。(刘连群《谭鑫培的戏外戏》)(同上)

(31)父亲红了眼圈儿。

(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同上)

此外，从形式上来看，II式和“王冕死了父亲”这一类存现句更为接近。试比较：

(32)他红了眼睛。

2) 等待光电开关信号，以此确定发动机是否到位，如果等待时间>5s无信号则报警提示光电开关异常并结束程序；

对“王冕死了父亲”一类语句，郭继懋(1990)将其称为“领主属宾句”。^[7]典型的存现句以“表示处所的词语+动词语+表示存现者的词语”为一般结构式，而领属句的一般结构式为“表示人或事物的词语+动词语+表示所属者的词语”。而II式“A了N”结构的一般结构式也可抽象表示为“表示人或事物的词语+形容词语+表示所属者的词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存在一致性。结合存现句和II式在语义和形式上的关联，我们认为II式是在I式的基础上，受“王冕死了父亲”这类存现句的影响而产生的。

(16)尽用石灰白了城，多写“完颜亮死於此”字。(《朱子语类》第一百三十三卷)

(34)万三员外女儿万秀娘死了夫婿。(《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石毓智，2007)

(35)今日听得说万员外底女儿万秀娘死了夫婿。(《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同上)

元明时期的文献中已经时常可以见到这种用法了。例如：

(23)缊地红了面皮。

(37)我如今死了养爹，更没个亲人。(《三遂平妖传》第八回)(同上)

(38)我自小亡了父母。(《元朝秘史》第九卷)(俞理明、吕建军，2011)

(39)那堪连丧了公婆。

(《元本琵琶记·祝发买葬》)(同上)

除了和“死”同义的词外，也可以用于其他普通动词，例如：

(40)那打的人，就动手不得，瘫了手。

1.3 监理单位没有严格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认真履行安全监理职责。还停留在过去“三控二管一协调”的老的工作内容和要求上，只重视质量，不重视安全，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还不清楚、不熟悉、不掌握，不能有效地开展安全监理工作，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理职责和安全监管作用得不到发挥，形同虚设。

(《喻世明言》第十九卷)

(41)你倒了志气，干出这等事，也不怕人笑话！(《警世恒言》第十四卷)

(42)洪崖先生因走了白骡子，下了一阵大雪。(《喻世明言》第三十三卷)

(43)每人去了百十两银子。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

(44)小的瞎了眼，不认的爷，小的该死！

(《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二回)

(45)只是掉了个眼珠子，弄的个眼眶鄙塌拉的。(《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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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句的共同特征是在语境中或显或隐存在具有领属关系的N₁和N₂，可进一步变换为“N₁的N₂+V了”，且句子直接表达或者间接引申出一种存现义。显然这类句式在元明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作为一个极为活跃具有能产性的句式，便具有类推功能。不过，构式化过程中虽然会发生类推和扩展，但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非是任意的。关于类推和扩展条件的研究，目前还鲜少有人涉及，Bybee(2010)^[10]认为图式性构式的每一个空位(slot)，如双及物构式“V+N₁+N₂”中的V、N₁、N₂，都可能经历扩展，在这种扩展过程中，范例是新实例的模板，新实例的类推以这种模板的某种局部而具体的语义特征为依据。Traugott & Trousdale (2013)也指出，类推是一个逐渐细微的过程，并且一般发生在功能具有相似性的两者之间，相似性越高越容易类推。结合存现句的情况来看，此时也具备其他相关的类推条件：其一，这类句子中的动词多为不及物动词，形容词本身在用作谓语时也是不及物的；其二，早在宋代I式“A了N”结构就已出现，与II式在外部结构形式上同形。那么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便很容易由领主属宾句的“V了”存现句，扩展类推到已经具备“A了N”形式的形容词上，从而导致格式II的形成，描写事物身上出现了某一新状态。

三、结 语

本文考察了“A+了+N”及其构式化的历时进程，通过对现代汉语中“A+了+N”进行讨论，发现该构式可以进一步分为I式和II式。其中I式具有致使义，II式表达了某种新状态的出现，因此具有不同的句法语义特征。此外，二者在演变路径上和出现时间上也存在差异。I式是在形容词使动用法“A+N”的基础上直接附加动态助词“了”而形成的，这一变化出现在宋代；而II式是受由领主属宾句的“V了”存现句影响而产生的，出现时间较晚，大约在明代。显然，“A了N”结构的形成和动态助词“了”的产生以及存现句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动词谓语结构的发展演变对形容词谓语有着重要影响。

【 注 释 】

(2)从旅游区位熵来看，黄山市、池州市、安庆市、宣城市、合肥市、芜湖市、六安市为旅游发展优势区域，其他城市旅游发展状况一般，为一般旅游区域．

①Traugott(2007，2008)根据图式化程度的高低将构式分为四个层级，具体如下： a.宏观构式(Macro-constructions)：抽象化了的形式与意义的结合，如：Degree Modifier Constructions;b.中观构式(Mesco-constructions)：具有相似特点的特定构式(微观构式)的集合，如：(a) sort of, (a) kind of 和a lot (of), a bunch (of);c.微观构式(Micro-constructions)：组成抽象构式的独立的具体的构式个体，如(a) sort of，a lot (of)；d.个体构式(construct)：具体的用例。

陆游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一个越人之眼，比较着、衡量着梁益地区的各个方面，而他的比较与衡量中总带着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优越感。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陆游在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梁益地区生活以及书写时，时常具有一种有意无意地居高临下式的审视与判断，将原本可以更加客观的比较衡量，变成带有明显偏爱色彩的俯视性考量。

【 参 考 文 献 】

[1]张国宪.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6.

[2]Traugott, Elizabeth, Trousdale, Graem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Traugott, Elizabeth. 2008. Grammaticalization, constructions and the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ugges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egree modifiers in English[C]//Regine Eckardt, Gerhard Jäger, Tonjes Veenstra. Variation, Selection, Development- Probing the Evolutionary Model of Language Change.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4]Traugott, Elizabeth. 2007. The concepts of constructional mismatch and type-shif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J].Cognitive Linguistics, 18.

[5]Peng, Rui. 2013. A 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 account of the Chinese cause-complement pivotal construction[J].Language Sciences, 40.

[6]王建军.汉语存在句历时研究[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7]吕建军.“王冕死了父亲”的构式归属[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5).

[8]郭继懋.领主属宾句[J].中国语文，1990(1).

[9]石毓智.语言学假设中的证据问题——论“王冕死了父亲”之类句子产生的历史条件[J].语言科学，2007(4).

[10]Bybee, Joan I. 2010.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of “A+le+N”

Han X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the paper classifies the various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A +le +N into two patterns: Pattern I, expressing causative meaning, and Pattern II, showing the change of states. By adopting a constructionalization approach, we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 +le +N , and two different evolution paths are found. Pattern I appeared in Song dynasty, a combination of causative structure A +N and dynamic auxiliary le ; Pattern II appear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greatly affected by relative verbal possessum-objec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le+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alization; possessum-object construction;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上海市教委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ZZHS16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韩鑫，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历史语言学、语法化以及构式化等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10(2019)04-0066-05

doi: 10.3969/j. issn. 1672-8610.2019.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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