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体育——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潜在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林匹克论文,我说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危机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些社会学家预言，21世纪人的体育权将得到更加明确的承认，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体力劳动时间缩短，工资收入增加，余暇时间增多，文明病蔓延，体育运动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人们从事体育运动将成为一种神圣的权利。社会有义务、有责任向所有人提供充分的体育活动条件。人们从事体育运动不是为外界原因所驱使，而完全出于自身内在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可以予料，席卷全球的大众体育浪潮将更加汹涌澎湃。这里，我主要结合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谈谈世界竞技体育的有关问题。
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开始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从诞生之日起，她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社会文化运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世界体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趋势
第一，全球化。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举行时，只有13个国家的295名运动员参加。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社会文化活动。它超越了政治、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的限制，197个成员组成了比联合国更为壮观的国际大家庭。 为了在百年奥运庆典上出现全球大团圆的景象，国际奥委会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之奋斗。1996年3月20日，当奥运会报名期限已过，全世界197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仅剩朝鲜尚未报名参赛之时，国际奥委会仍在不懈地为促使其参赛而努力，一方面破例宣布将报名期限延长，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与朝鲜协商。连美国前总统卡特也加入了动员朝鲜报名的行列，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位在第22届奥运会举办前，向世界上100 多个国家的首脑发言要求联合抵制该届奥运会的美国前总统，这次却成了有功之人（1980年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举办时， 奥林匹克大家庭共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由于卡特发起的抵制活动，仅有82个赴会）。因此，西方某些报刊评论，卡特在动员朝鲜参赛一事上竭尽全力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弥补十几年前他的过失。
第二，商业化。
商业化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滚滚财源。仅1993—1996年，奥运会商业开发就获得25亿美元。国际奥委会变得财大气粗，各国奥委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有力的经费支持，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也从70年代末的1个，增至2000年奥运会申办时的11个， 一度濒于生存危机的奥运会再度充满活力。
商业化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繁荣，也使奥运会变成了摇钱树。在亚特兰大，强烈而浓重的商业味道让人感到奥运会被高价卖给了商人，仅电视转播权就卖了9亿美元，各大跨国公司的赞助也达数亿美元。 第23届奥运会上，主办者把火炬接力跑卖掉了，每跑一公里卖3000美元。而1996年奥运会，精心设计的奥林匹克公园辅上一层砖，在每块砖上刻名字和手印为35美元。奥运会结束后所有用品大拍卖，组委会还在能想到的任何一件商品上都贴上了五环标志，连汉堡包也不放过，使本届奥运会标志产品的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小商小贩也乘机抬高物价，各种纪念品、小商品种类繁多，购者踊跃。商业化的无孔不入，使亚特兰大奥运会创造出120亿美元的产值， 超过了大部分参赛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国际奥委会也获益匪浅。
第三，职业化。
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奉行业余原则，但却引起了无数矛盾与冲突，并造成了奥运历史上沉冤时间最长的“索普事件”。
萨马兰奇上任后，就为取消阻碍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业余原则”而奔忙。萨马兰奇为此作出为索普“平反”的决定，把金牌还给其后代。第一个允许职业选手参赛的项目是网球。为此事的成功，萨马兰奇费尽心机。在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上，萨马兰奇将此事作为午饭前的最后一个议题，并事先布置好取消了上午开长会时应加的咖啡。临近中午，饥肠辘辘的委员们都盼着会议早点结束，持强烈反对意见的委员们的声调已比刚开会时小得多，部分反对者已开始动摇，他们已无心恋战，更无力坚持对此事再进行一次全体委员投票，静观动态的萨马兰奇见时机已到，便作结论说：“让我们同意接纳网球吧！”于是委员们迫不急待地向餐厅走去。奥林匹克运动一个重大的改革终于在萨马兰奇的“操纵”下开始了。
职业网球进入奥运会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随后，职业足球和篮球选手也登上了奥运赛场，令无数观众为之倾倒。第26届奥运会职业选手的人数已超出了上届，萨马兰奇又表示欢迎职业棒球手参赛，并将国际职业橄榄球联合会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萨马兰奇说：进入奥运会前八名的运动员每年的训练量不少于2000小时，平均一天6小时以上的训练，不是职业可能吗！ 他说，中国运动员是共产主义式的职业运动员！由此可见，在萨马兰奇的倡导下，奥运会职业化的程度将逐步加深。
第四，高科技化。
奥林匹克运动是以现代科技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没有工业革命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革命，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发生；没有二战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规模和影响。百年奥运庆典也向世人展示了奥林匹克运动走向高科技化的发展趋势。
第26届奥运会竞赛成绩的测试手段深刻体现了高科技对体育的渗透。女子100米决赛，德弗斯和奥蒂两名运动员同时冲过终点， 连录相也无法分辨谁是第一，最后是电脑显示德弗斯的肩和躯干比奥蒂略微靠前0.5厘米。在高科技的裁决下，以半厘米之差分出伯仲。 人类的智慧和高科技的魅力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25届奥运会男子100米冠军克里斯蒂在第26 届奥运会上两次起跑犯规后，裁判员罚他出场，克里斯蒂不服，但当电脑显示出他起跑反应为0.086秒（在0.10秒之内便判抢跑）时， 克里斯蒂将跑鞋仍进了垃圾箱，无可奈何地退出了比赛。高科技为竞赛的平等和公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并有效地减少了各种纠纷。
奥林匹克运动是现代科技的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也是高科技产品的一个巨大的橱窗和展台。一个穿全包仿海豚服装的游泳运动员与一个全裸的运动员比赛，证明后者阻力比前者大9%。撑杆跳高用竹竿跳越4米多，用铝合金杆跳越5米多，现在用玻璃纤维杆就飞越6米多。现代精密仪器能测出一标准游泳池水放进的一粒砂糖。这种仪器已用于检测兴奋剂上了，其精密度达10的11次方。人们正期待着信息科学、生物遗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激光技术、新型材料科学、生物物理学等高科技的发展，在下个世纪能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政治化。
一是奖牌分布多极化。从90年代初起，国际政治秩序走上了多极化道路，国际体育格局也与其遥相呼应，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呈现出鲜明的多极化趋势。金牌和奖牌被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夺得了，金牌国家与地区由上届37个国家增加到53个，奖牌由上届64个增加到79个。由于全球政治格局将持续稳定发展，因此，第26届奥运会上世界体坛格局的新变化将反映本世纪末乃至下世纪初全球体坛的实力格局。
第一集团的美国、俄罗斯、德国所获金牌总数呈下降趋势，三家共获金牌90枚，占金牌总数271枚的33.3%（第24 届奥运会三国共获得金牌128块，占金牌总数53.8%。第25届奥运会上，独联体、美国、 德国三家共获金牌115枚，占金牌总数的44.7%）。
在第26届奥运会金牌榜上，列三强之后获5－16 枚金牌的国家构成了第二集团。这10个国家共获得97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35.8%。其中：中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乌克兰已成为第一集团的有力挑战者。
构成第三集团的共有4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共夺得84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31%，已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许多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百年奥运庆典上揭竿而起，泰国、朝鲜和香港地区也都金榜提名。众多国家的崛起，是划时代的奥运百年盛典属于全人类的生动写照，它使我们认识到，正是世界各族人民的不同背景与不同个性，才构成了人类文化百花齐放的壮丽图景，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参与，才使奥林匹克运动奏出了最华美的乐章。
二是性别平等化。第26届奥运会被誉为妇女体育取得突出进展的奥运会。1900年，12名妇女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仅占当届运动员总人数的1.1%。而第26届奥运会女运动员人数已占总人数的近40%。 90余年间，妇女参赛的人数增长了330倍。仅与4年前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相比，女运动员的人数就增加了1000余名。中国、加拿大、丹麦等国的女运动员人数超过了男性，俄罗斯由89名选手组成的实力雄厚的田径队，其中女选手就有51人。 接受宗教教规限制十分严格的伊朗， 也派出了自1976年以来的第一位女选手参赛。
国际奥委会在它成立的80多年中，无一名女性委员。70年代末，一位即将离任的委员得知将由一名妇女接替他的职位后，便收回了退休申请，并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如今，在国际奥委会112名委员中， 已有10名妇女，且比例还将继续增加。下个世纪，进一步追求性别平等化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发展趋势。
三是强化民族意识。奥林匹克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但它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拉宁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8年间， 发现他所遇到的95%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萨马兰奇说他每天处理的问题90%是政治问题，而体育问题只占10%。因为这个世界是由政治家统治的，而不是体育家统治的。受当前国际政治秩序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的趋势将主要集中在与民族及国家有关的民族主义介入上。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提出，奥运会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不是国家间的比赛，但人们却往往把它看成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
奥运会成了展示国家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国际地位的大舞台，成了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场。
二、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危机
第一，不加控制的商业化带来的危机。
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竟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届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为满足美国西部商人广告需求，考虑到美国东西时差，一些重要的决赛都安排在深夜12点。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无论在开、闭幕式上，还是在各个体育比赛场馆内，最好的席位都是赞助商的，连记者席位也让赞助商携夫人占领了。出席本届奥运会的赞助商代表共12916名，比运动员总数还多两千余名。 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
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法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本届奥运会已为此敲响了警钟。当商业化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活力，带来生机的同时，也给奥林匹克运动的明天带来隐患。如何有效地控制商业化的负效应，如何使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获得的巨大经济效益为全世界体育事业服务，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第二，彻底职业化带来的危机。
奥林匹克理想表达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体育道德的推崇，而职业化却带有明显的商业化，它以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危及到奥林匹克运动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奥林匹克主义。在高额报酬的鼓动下，如何保持奥林匹克的崇高精神？如何吸取古代奥运会的教训？如何抑制金钱的腐蚀？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在奥运会职业化愈演愈烈的今天，少数职业选手已成为奥林匹克的贵族。参加第26届奥运会的美国“梦之队”不屑与全世界的运动员共住一个奥运村，而是另住在豪华饭店，在他们乘坐的豪华专车队伍前甚至有警车开道。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崇尚友谊、平等的奥运会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外，由于职业选手大多与经纪人联系密切，而这些经纪人往往唯利是图，在他们的挑动下，有可能使体育组织失去对运动员的监督和控制。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47%的美国公众对奥运会的职业化持反对态度。如何消除威胁奥林匹克精神的不良倾向，如何发挥奥林匹克优秀选手的榜样作用，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三，滥用兴奋剂造成的危机。
使用兴奋剂是指利用药物和其他违禁手段提高运动成绩的一种欺骗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奋剂的使用转入高潮，涉及众多的国家和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禁用兴奋剂的种类已由1968年的8种药物， 扩展到第26届奥运会的120 余种药物和其他一些非正常技术手段（如使用血液回输法和服用干扰类固醇尿检指标的“遮盖剂”）。
奥运会第一个使用兴奋剂的是美国马拉松运动员希克斯。1904年圣路易奥运会上，希克斯在马拉松跑过半程后，因体力不支，晕头转向而几乎退出比赛，教练员在后半程两次让他服用了兴奋剂，才使其起死回生，并靠药物获得了第一名。
奥运史上第一个因服用兴奋剂而丧生的是丹麦运动员詹森。1960年罗马奥运会男子自行车100公里团体赛中， 丹麦队的詹森和尤尔根森两名队员几乎同时从自行车上栽倒下来。3小时后， 詹森死于服用兴奋剂。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张写好但未来得及发出的明信片：“亲爱的妈妈，罗马太漂亮了。我希望我们队能取得好成绩。我买了好看的纪念品。快回家了，我真高兴。在家里比什么都好”。然而，兴奋剂却使这个23岁的小伙子再也不能回家了。
詹森之死促使奥运会从1968年开始实行药检，到1992年，共有51人呈阳性，其中美国最多，有5人。
由此可见，服用兴奋剂有其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目前的检测程序中也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处理标准也相差甚远。兴奋剂对奥林匹克运动造成的危害是深重的，如何有效地对其进行控制，是现实对奥林匹克运动提出的严峻挑战。
现在国际上对此有两种观点：一是要求越来越严；二是要求完全开禁。
第四，超大规模的奢侈豪华带来的危机。
第26届奥运会设立了26个大项271个小项，共197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万余名新闻记者进行采访，加上数量可观的教练员、裁判员、官员、工作人员及数十万旅游观光者，给亚特兰大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其食宿、交通、通讯等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加之场馆建设、人员接待等前期投入少则也有20亿美元，并在许多方面潜伏着不安全因素。我去年访问了悉尼，那里申办成功，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换了三届组委会主任。最近联邦政府决定，建场地由政府投资19亿澳元，招商投资12亿澳元建奥运村与主赛场，举办经费23亿澳元，由组委会出卖电视转播费、门票、专利产品、赞助等。他们允诺承担各代表团运动员和官员往返和食宿费用，还允许一个运动员带两名亲属的住宿和早餐等。奥运会过大的规模和追求奢侈豪华已超出了世界许多城市的承受能力，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力承办，不利于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普及。
第五，强化政治化带来的危机。
一是自身组织制度问题。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的组织。它采用“自我遴选”制度选定该机构的委员。依此规定，国际奥委会从它认为合格的人员中挑选委员。实际上，在遴选委员的过程中，国际奥委会主席掌握着决定权。顾拜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被允许自由地挑选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我提出的人选都入选了”。如今国际奥委会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在委员的遴选中仍起着关键作用，他的提名很少遭到反对（邓亚萍是他提名的运动员委员会委员）。这种自我遴选机制，给少数核心人物以完全的自由来确定其成员的组成，显然违背了民主程序。
正是由于这种非民主的遴选机制，在这个领导全球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机构中，出现了一些对体育不甚了解，但却具有显赫社会地位的王公贵族、银行家和企业家。国际上评论说，奥委会委员都宣誓效忠国际奥委会，不代表所在国家，他是国际奥委派驻各国的大使，是其代表。国际舆论认为：成功地组织了第23届奥运会，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尤伯罗斯，却由于才能太杰出，会对某些人的地位造成威胁而无法进入国际奥委会。
也是由于这种非民主遴选机制所造成的历史惯性，使国际奥委会成员国之间出现了不公平现象。
在现任的112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欧洲拥有51位，占总数的45.5%。在111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无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情况下， 意大利和瑞士却各有4名委员，美国、西班牙、瑞典也各拥有3名委员。许多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国际奥委会应该像联合国一样，每个国家（每个成员）都派一名代表参加，目前这一方案还通不过。
二是欧美中心主义。由委员的不合理构成决定了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决策机构中必然存在着严重的欧美中心主义，国际奥委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发达国家。在已举办过夏季奥运会的城市中，发达国家占绝大多数。欧美中心主义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
在项目设置上也存在着欧美中心主义。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共设26个大项，除柔道1项外，其余都是起源于欧美的西方体育项目。 在奥运会项目膨胀的今天，某些与奥运会已有项目几乎重复的西方体育项目仍能进入奥运会（如26届新增的男女沙滩排球），而东方体育项目进入奥运会的历程却极其艰难。严重的欧美中心主义将会使奥林匹克运动的继续发展受到限制。整个世界由西方和东方共同组成，奥林匹克运动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更大发展，必须更多地关注东方文化。
三是政治势力的操纵。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为苏联侵略阿富汗，西方国家联合进行抵制，结果国际奥委会146个成员中，只有82 个参加了，64个没参加，所以说这届奥运会是个不完全的奥运会。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所以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像古巴等体育强国又进行报复，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不是世界体育最高水平的竞争。
四是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结构之间的矛盾在加深。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结构体系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所组成，它们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三大支柱。三者之间的协调合作是奥林匹克运动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各自的利益冲突，三大支柱之间常产生激烈的矛盾。国际奥委会虽然确立了主导地位，但潜在的危机依然存在，威胁主要来自于大的国际单项体联和一些国家奥委会。这些内部矛盾如处理不当，则有使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结构走向分裂的危险，进而危及到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
仗着财大气粗，国际足联在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中常常发生严重冲突。1988年，国际足联不顾国际奥委会的反对，将参加奥运会足球赛运动员的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
国际奥委会还经常遇到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际田联的挑战。田联主席意大利人内比奥罗常与萨马兰奇“叫板”。其中之一便是要求将电视转播费多分给田联，并威胁道：如国际奥委会不同意，田联也要像足联那样，将参加奥运会田径比赛运动员的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
国家奥委会虽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功能单位，但长期以来，他们对奥林匹克事务的决策权却很少，从而引起了各国奥委会的不满。 1968年，国家奥委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各国奥委会常设大会”， 1975年改为“各国奥委会总会”，要求国际奥委会分权。萨马兰奇上任后，对此组织采用了分化瓦解的办法。1991年，萨马兰奇直接提名“各国奥委会总会”主席、墨西哥人马里奥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双方一度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但各国奥委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奥委会提出的“民主化”要求，已逐渐成了国际奥委会与国家奥委会之间的又一个尖锐矛盾。
第六，某些委员腐败造成的危机。
国际奥委会对人类弱点的免疫能力并不比别的组织强。有人公开宣称这个组织中的某些人已经腐化，他们把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当成是改善生活的大好时机，并利用自己的职位特权谋取私利。英国记者大卫·米勒在《奥林匹克改革》一书中写道：“一位国际奥委会的前任副主席曾说，现在每当公众看到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就得打量一下眼前这人是否是一个骗子。”
《五环贵族》一书的作者詹宁斯，曾花多年时间记载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活动，他指责一些委员“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收礼和乘飞机周游世界，他们夏季想去哪里度假，就把选票投到哪里，”他还指责某些委员在投票表决奥委会举办城市时，“明目张胆地受贿和搞欺诈。”
1991年美国国家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罗伯特·赫尔米克因在奥林匹克事务上滥收30万美元的咨询费而被迫辞去了上述职务。赫尔米克的双重身份曾使他为亚特兰大争得奥运会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丑闻败露后，人们开始怀疑赫尔米克是否也用大把大把的钞票操纵了国际奥委会，促使亚特兰大能够击败雅典而获得百年庆典的主办权。这更加深了人们对国际奥委会的不利看法。长期以来，萨马兰奇曾花很大力气要把赫尔米克选入国际奥委会执委，这起事件的暴露令萨马兰奇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国际奥委会主席不能容忍这块臭肉坏了一锅汤，赫尔米克只得在夜深人静时将他的辞职信悄悄塞入萨马兰奇的卧室。
汉城，能在短时间内争得第24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是由于他们对有选票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进行了有效的“工作”。他们给每位委员都送了两张往返汉城的飞机票，实际上许多委员都未去汉城而是在自己的国家把机票换成了现金。还有的人指责：有的委员只是单程顺访，却向申办城市索要两次以上的头等机舱票费；有的委员在访问申办城市时，发生了在饭店里珠宝“失窃”而要求赔偿的事件；有的委员赤裸裸地向申办城市索要钱财；有的委员向申办城市要求为其子女安排留学、经商……在纷纷的指责下，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制定了有关廉政规定，如机票退款不能归个人，礼品不得超过150美元，不得另外安排豪华晚宴等。 采取这些“治疗措施”就等于承认了“病症”的存在，但国际奥委会的治疗手段却显得苍白无力。
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实践，也使我们进一步看透了这个机构。有60多位委员明确表示他是中国可以完全依赖的朋友，他的心是坚决向着北京的，但最后表决，我们只得了43票，因为是无记名投票，又不知是哪几位“可以完全依赖的朋友”的心不向着北京。投票后回到北京，伍绍祖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这一情况时，小平同志说，国际交往中你们不要轻易相信人家的许诺，国际交往是以实力为基础的，任何许诺都是靠不住的。
在奥林匹克运动百余年的历史上，国际奥委会为在全球广泛普及奥林匹克理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奥委会的不少委员品格高尚，深受人们的敬重，但有些人的腐败行为却玷污了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并严重影响了世人对奥林匹克运动最高权力机构的信任。
第七，体育暴力带来的危机。
体育暴力也将是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一个危机。国际体育赛场上，尤其是在有强烈身体对抗的足球、冰球、篮球等项目中，运动员之间的打斗，运动员对裁判员的攻击，观众的骚乱等，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震惊世界的足球暴行，发生在198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足球场上。当时，即将举行的欧洲冠军杯赛吸引了众多球迷早早地会聚在看台上。赛前一小时，赛场周围已形成此起彼伏的喧闹欢腾场面。突然，东南角看台发生了骚动，利物浦队的球迷向尤文图斯队的支持者们扔玻璃瓶和石块。事态很快恶化，在双方对峙中，发了疯的英国球迷竟拆下分割两个看台的挡网冲进了意大利球迷的看台，惊惶失措的意大利人爬上看台与球场之间的水泥墙逃向场地。水泥墙承受不了潮水般人群的冲压力而突然倒塌，把已经跳下去和正在爬墙的人拍压在砖石下，一瞬间夺去了38人的生命（其中有31名意大利人）。其他看台上的双方球迷并不清楚此时已经发生了严重惨案，仍继续殴斗，直到数百名警察赶到才平息了这场骚乱。事件的第二天，比利时政府就宣布无限期禁止英国球队到比利时比赛。随后，欧洲足联宣布无限期禁止英国职业球队参加任何足球比赛，国际足联也宣布禁止所属会员与英国足球职业队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比赛。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指出，参与暴行的英国人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耻辱。英国球迷被称为“闯入足球看台的野兽”而臭名远扬，许多国家表示从此“不允许英国足球流氓进入欧洲赛场”。但此后英国球迷骚乱事件仍不断发生。
历史上最大的足球暴行发生在1964年5月24日的利马体育场， 当时秘鲁队与阿根廷队正在为争夺奥运会入场券而激烈角逐。在阿队以2∶1领先的情况下，终场前2分钟秘鲁队攻入一球， 巴拉圭主裁判巴索斯判违例进球无效，一些秘鲁球迷跳下看台追打裁判，警方施放催泪弹制止暴行，球迷又扑向警察与之搏斗。赛场与看台大乱，45000 名观众拼命冲开铁门逃生，相互拥挤跟踪，造成318人死亡，500余人受伤的惨剧。
球场暴力不但会酿成惨案，而且还易导致国际争端，后果极其严重。1969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因足球赛爆发了一场战争。两国足球队在墨西哥举行的一场比赛以萨队4∶3胜利而告终，洪都拉斯球迷恼羞成怒，拥入萨境内大打出手，并放火烧房屋和汽车，萨政府下令对洪发动军事攻击，双方交火一个多星期，造成了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也大大伤害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
近年来，球场暴力在我国也屡次发生。沈阳、重庆、北京、武汉等地的足球和篮球赛场上，多次出现此类事件，影响最大的是“5·19 ”事件。1985年5月19日，北京工人体育场8万名球迷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大震撼。中国队在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中败于香港队，四年的期待瞬间破灭。人们痛心疾首，怨恨、愤怒、绝望的情绪在心中涌动。当欣喜若狂的香港队为改写30年来“俯首称臣”的历史而狂跳乱舞时，看台上急得火烧火燎的青年人，终于按捺不住，将手中的汽水瓶投向他们，顷刻间，各种各样的饮料瓶如同天女散花般从看台上倾泄下来。失去控制的球迷在退场后仍不肯罢休，继续寻找发泄对象。他们推倒治安亭、交通亭，掀翻出租车，南斯拉夫、加拿大、卢森堡、朝鲜等国大使馆的小车先后被砸，200名警察出动才平息了这场球迷骚乱。127名肇事者被拘留，其中5名因违法被判刑。各国驻京记者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次中国前所未有的事件向世界各地报道。1997年，中国足协杯总决赛，山东与北京对阵，山东有1万名球迷进京观赛。比赛时，山东省、 北京市、国家体委的领导都亲临现场，北京还动员了8000人的警力。1997年的甲A联赛也发生了多起球场闹事事件。因此对球迷教育是个大问题， 要提高球迷的文化素养。
由于奥运会的足球赛目前只是二、三流选手的比赛，竞争程度较低，观众的情绪也不十分热烈。但有朝一日，当奥运会向所有职业选手开放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足球选手也会涌入奥运赛场，运动员白热化的拼杀和观众疯狂的情绪，将会给追求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又一个危机。
第八，国际恐怖活动带来的危机。
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兴起。从1975年至1985年，世界上共发生了6000余起恐怖主义事件，造成9000多人受伤，近5000人死亡。全球瞩目的奥运会也成了恐怖分子活动的一个舞台，他们要利用奥运会这一神圣的节日，搞出轰动效应，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他们，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奥运历史上最大的恐怖事件，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比赛正在进行的9月5日晚，5名巴勒斯坦“黑九月”恐怖分子闯入奥运村， 杀害了1名以色列教练员和1名运动员后，又扣留了9名运动员作人质， 要求以色列释放200名巴勒斯坦政治犯。 为了赢得时间拯救年轻人的生命，阿拉伯各国政府建议把人质及恐怖分子送往开罗，“黑九月”分子接受了这项建议。前联邦德国警方决定从奥运村将恐怖分子和人质用直升飞机运往机场，在他们换乘客机时，由特别狙击手消灭恐怖分子，夺回人质。但是，营救计划没有成功。由于指挥不当，狙击手开枪过早，致使恐怖分子迅速作出反应，在激烈的枪战中，人质与恐怖分子同归于尽。
噩耗似晴天霹雳。9月6日，奥运会的所有比赛全部停止，奥林匹克体育场成了追悼会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运动员由于安全原因纷纷启程回国，许多人建议终止本届奥运会。此刻即将离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以铁腕作出将本届奥运会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定——“The Games must go on”（比赛必须继续下去）。 慕尼黑奥运会上的恐怖惨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当11口死难者的棺材运回以色列时，以总理梅厄夫人面对着嚎啕大哭的人群背诵了《圣经》上的戒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消灭杀人成性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战斗”。随后，以色列特工组织了“死神突击队”，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复仇运动，与此案有关的人都在追杀之列，复仇行动席卷了整个中东地区，并波及到西欧、北欧和北美，恐怖分子在海外的头目一个个从“死神突击队”的黑名单上被勾掉了。同时，以色列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也采取了报复措施，许多无辜者在这种相互报复中惨遭杀害。慕尼黑血案作为奥运会上最恐怖的一页而载入了史册，奥林匹克运动几乎因此恐怖事件而夭折。
在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组委会不得不动用超常的警力来执行保安任务。运动员从奥运村到比赛场馆均由全副武装的军警护送。对一些超级明星，如罗马尼亚体操名将科马内奇，除用军车护送外，还动用了武装直升机保驾。此后的历届奥运会主办者都将安全问题视为头等大事，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仍然防不胜防。
1987年11月29日，一架韩国客机在仰光上空爆炸，115 名韩国援外人员及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在阿联酋首都，两名持假日本护照的朝鲜人被逮捕，其中一人当场吞下一粒氰化物胶囊自杀，另一人也吞下了毒药，但被救活，她承认自己在飞机上安放了一枚炸弹（此人在服刑期间，写出了一本记录该事件的书，书中表示了她深深的忏悔）。在24届奥运会开幕前半年多发生的这一恐怖事件，给汉城奥运会投下了阴影。
亚特兰大奥运会虽然利用了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安全防卫，但奥林匹克公园的爆炸案，却又使2名无辜者遇难。 当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言人一字不差地重复当年布伦戴奇在慕尼黑体育场上的名言——“The Games must go on”时，人们的心头不由地一颤， 慕尼黑血案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恐怖分子把血腥暴行强加给了这个追求和平、友谊，充满爱的盛会，从而给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深深的灾难。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奥林匹克运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某些旧矛盾仍然存在，一些新的危机还会不断产生，但都不能否认它是一支伟大的社会力量，它将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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