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近代课程从“西文”到“西艺”的历史跨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文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课程论文,历史论文,西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3.04-5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0186(2006)12-0071-04
洋务运动期间于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近代官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开中国近代“西文”教育之先河；1866年12月11日，奕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1867年6月21日正式招生考试。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奏请创建福建船政学堂，1867年1月6日正式开学。福建船政学堂的建立比京师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要早五个多月。福建船政学堂公开标榜“西艺”教育，开中国“西艺”教育之先河，西艺教育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从1861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到1867年福建船政学堂的建立和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设立，前后只相距五年，从一定意义上讲，却标志中国近代课程发展的两个阶段——从“西文”教育跨入了“西艺”教育。
一、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与增加天文算学馆所引起的争论
两次鸦片战争，我们的国门被打开了，要与洋人打交道，要与外国交涉，要师夷、制夷，先得知夷。知夷，首先要懂得外国语言文字，了解外国民情风俗及各方面情况。开办外语学校的问题，十分现实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在这种形势下，洋务派主张兴办学校，培养外国翻译人才尤为重要：“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1](6)1861年1月奕、桂良、文样给咸丰上奏折，建议设立同文馆。他们在奏折上提出中外交往语言不通，办事双方不能相互沟通，“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同，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2](3)经清廷批准1862年建立了京师同文馆，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应该说明的是，培养国内外语人才并不始于京师同文馆，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就有了翻译机构。明清两代都设有专门机构，明代称“四夷馆”，清代称“四译馆”，乾隆期间还开有俄罗斯文馆。而京师同文馆的开设与前面的外语机构的设立有着本质的不同：前面所开设的外语机构是为了培养熟悉东方语言和与周边地区“藩属”打交道的人才，为了“译远方朝贡文字”；而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却是为培养通晓“西语”的人才，以备“不受人欺蒙”，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体现了洋务派面对西方入侵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洋务派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洋务运动发展的重要性。1866年，洋务派首领奕上书清政府，主要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在京师同文馆增设算学天文馆；二是招取科甲正途人员入馆学习；三是聘请西方人任教习。奕在奏折中指出：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之后，必有成效。[2](43)
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诚以进取之途，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2](43)
1867年1月28日，奕等人又奏拟了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进一步阐明了增设算学天文馆的必要性，言辞之急切、理由之充分溢于奏折中，“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只会是“徒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2](44)
应该说，奕等人的建议是对传统封建教育的一个突破性改革，其战略意图是：在学校教育中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让那些学有所成的正途人员，接受西学训练，尽快成为新式人才，以逐步改变官吏的知识结构，适应变革时代的需要。并且，这个建议是主持总理衙门的奕“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往返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3](32)才最后形成的。这是洋务大员们开始对于西方课程设置的深层思考，反映了其对西方教育文化本质认识的进步。然而，这个建议却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局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朝野上下，一时间议论沸沸扬扬。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将这些本属范畴的问题提到了“体用”、“道器”和“夷夏之防”的高度来分析进而批驳。他们的攻击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将增设算学天文馆的建立提到离“体”背“道”的哲学高度进行攻击。“体”与“道”本来是中国哲学史中常用的范畴。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学的广泛传播，近代中国人在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时则常用“体用”、“道器”、“本末”等概念来表示中学与西学的主从关系。顽固守旧派认为增设算学天文馆是有悖圣道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1867年3月5日，时任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书反驳：“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2](7)他认为清政府自强之道在于“正人心”，而非在于“机巧”。只要人们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约束自己，自然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1867年3月20日，顽固派首领倭仁也以封建卫道士的身份出来攻击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学成也不过是“术数之士”，而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2](9)1867年4月25日他在另一奏折中言：“立国之道当以礼仪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既不讲习，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2](15)积极附和张、倭之奏的还有直隶候补知州杨廷熙等人。1867年6月23日杨廷熙在《请撤同文馆以弥天变折》中从“以弥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端风教”出发，越级上奏，坚决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说道：“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所谓“圣神贤哲”，则都是“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数而言理”的。[2](20)顽固派之所以要将课程设置增开“西艺”问题提到哲学高度进行攻击，这是因为他们惟恐传统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在西方科学知识输入后发生动摇。而封建伦理思想是中学的体和道，是用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不可缺的法宝。顽固派惧怕“舶来”的文化渗入他们精心构筑的封建堡垒，为了使这座封建堡垒不受任何外来冲击，他们必须紧闭大门，阻隔一切不属于封建伦理道德范围的文化。而用背“道”、离“体”来攻击对方是最有力的，也是最能打动最高统治者的。
其二，延聘西人为师有悖于“严夷夏之大防”的古训。华夏民族本来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到了国力益衰的晚清，任何外来文化都可引起守旧势力的恐惧。在这种心态下，中国人历来注意的“夷夏之防”问题更受到重视。奕等人提出的“延聘西人在馆教习”是为了更好地学其科技知识，顽固派则认为师事夷人将“变而从夷”，将溃决“夷夏之防”这道堤防，乃是“乱阶之倡”。倭仁道：“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并说“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2](19)杨廷熙认为延西人教天文算学是“无羞无耻”，中国与西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当今急务是雪耻，而不是师法西人。他甚至说：“谓学士大夫不可无羞无耻……中国之可羞可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西人之倡乱矣。”还说：“其设同文馆之初，未尝不明知此事之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2](25)叫喊“华夷之辩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2](23)
杨廷熙甚至把当年直隶区域内的大旱也归罪于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设立，认定这是“天象示警”，条陈中公然“请旨撤消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而端风教”。[2](19)
其三，科甲正途人员入馆“习为机巧之事”，有悖于气节。在传统文化中历来有“君子不器”的传统。顽固派坚决反对让饱读孔孟之书的士人们去向外国人学习什么“奇技淫巧”，肄习天文算学。张盛藻上奏反对招取正途人员，理由是：“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2](7)倭仁也奏道：“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虑及之者。”“今令正途从学，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2](8-9)杨廷熙更是露骨地道出反对原因：“科甲人员，读圣贤书，将以致君泽民为任，移风易俗为能，一旦使之师事仇敌，窃恐朝夕相聚，西人或怀私挟诈施以蛊毒，饮以迷药，遂终身依附于彼昏瞀不醒，习其教者牢不可破，而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节概不讲，无一非西学阶之厉也。”并担心，因科甲之人学习天文算学，“逐相习成风”“或奉行不善，一时颛蒙愚鲁之辈，奸宄不法之徒，藉习天文算学为名，结党成群，互相引诱煽惑，倚彼势力，造言生事，洋人愈得进步连合响应以倡乱阶，恐西学未成，而中原多故也。”[2](23-24)
顽固派认为学习西艺者，为士林败类。从顽固派坚决反对招取科甲正途人员的言论中可看到，他们最惧怕的是西学冲击中学，西学动摇中学在人们头脑中的统治地位，从而妨害封建统治。科甲人员是封建政权的最坚决维护者，倘若用西学为科甲人员“洗脑”，就会造成这些尊卑统治秩序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乱阶”，从而减弱了对中学圣道的信赖和维护。“乱阶”是封建统治卫道士们最不能容忍的，也是万万不可行的。
延续数月的争论结束了京师同文馆的“西文”教育的性质，1867年6月21日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终于力排众议而正式招生。天文、算学馆的设立标志着洋务派在论争中占了上风，洋务派的“西艺”课程主张也得以贯彻实施。
二、福建船政学堂“西艺”课程，对京师同文馆课程的超越
1866年6月25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建福建船政学堂，1867年1月6日船政学堂正式开学。也就是说奕在奏请京师同文馆建立算学、天文馆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顽固派对京师同文馆建立天文算学的非议声中，一个以学习“西艺”相标榜的学堂堂而皇之地开学了。福建船政学堂是培养轮船设计、制造、驾驶人才的，以满足中国近代造船工业起步和发展的需要，适应急迫的海防建设需要。当然，更长远的目标是为“西法可衍于中国”，使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开花结果，左宗棠在奏章中说得非常明确：“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4](28)沈葆桢更反复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4](55)船政局“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4](38)把创办学堂、学习“西艺”、培养新式人才视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根本。
福建船政学堂办学目的明确，使福建船政学堂比京师同文馆更多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体系。福建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两个部分：前学堂培养轮船设计制造人员，通习法文，因此也称“法文学堂”；后学堂培养轮船驾驶人员，通习英文，因此也称“英文学堂”。两个学堂又各设置若干专业，订有不同的课程、考核和实习计划。以前学堂的造船专业、设计专业和后学堂的驾驶专业为例，看其课程的设置如下。
●前学堂的造船专业：学制五年，基本课程包括法文、算术、代数、画法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和力学。另外，为了使学生能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该厂的实际工作中去，还设置了蒸汽机制造的实习课和船体建造实习课。“每门实习课，每天都进行数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学生熟悉车间的工作，并逐渐培养指挥工人的能力。”[2](362)
●前学堂的设计专业（绘事院）：学制三年，基本课程包括法文、算术、平面几何、画法几何、微积分、透视原理以及一门详论150匹马力船用蒸汽机结构课。还有8个月实习期，“每天花若干小时在工厂同工人打交道，熟悉种种轮机和工具的实际细节”。[2](362)
●后学堂驾驶专业：学制五年，前三年为理论学习，后两年为航海实践。据驾驶专业首届毕业生严复的回忆，所学课程包括：“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维、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5](1546)达19门之多。专业课程学完后，严复与同学一起，进行了两次远洋航行实习。
●后学堂轮机专业：主要课程包括英文、算术、几何、制图、发动机绘制、操纵维修船用蒸汽机，以及指示器和其他仪器的使用方法等。其实习课程是分别在岸上和船上安装蒸汽机。
纵观福建船政学堂前后学堂的课程体系，包括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习，船政学堂则各个专业，都有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其中外语（法文或英文）、算术、几何，是每个专业的共同必修课程。除此之外，每个专业各有其专业特色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如制造专业着重学习微积分、物理、机械原理和工厂实习；设计专业着重学习画法几何、制图、轮机设计和工厂实习；驾驶专业着重学习球面三角、航海天文学、航海理论、地理等。在三年的理论学习之后，还必须参加两年以上的“练船”实际训练。轮机专业则着重学习机械制图、海上机械操作规则、机器安装、仪器仪表使用法等。
福建船政学堂仅在创办后短短的五年内就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卓有成绩的轮船设计制造人员、轮船驾驶人员。沈葆桢在1873年12月7日的奏折里说道：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此教导制造之成效也。后学堂学生既习天文、地舆、算法，就船教练，俾试风涛，出洋两次。而后教习挑学生二名令自行驾驶、当台飓猝起、巨浪如山之时，徐觇其胆识，现保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管轮学生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船管车者已十四名，此教导驾驶之成效也。[2](298)福建船政学堂在它存在的四十多年间，成为晚清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
从时间上，看无论是上奏折还是正式创设，福建船政学堂都比京师同文馆引进“西艺”要早五个月，使中国近代教育完成了一个从“西文”到“西艺”的历史跨越。标志中国近代课程发展的两个阶段——从“西文”教育跨入了“西艺”教育。
为什么京师同文馆引进“西艺”比福建船政学堂要晚，并且课程体系还不如福建船政学堂完善，而福建船政学堂的“西艺”教育却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京师同文馆增添天文算学馆却招来了这样一场规模浩大的争论？归因如下。
其一，两个学堂的最初目标定位不同。京师同文馆最初急于将“西文”引入学堂是为了熟悉各国情形，培养外语人才，已求得“不受人欺蒙”。而福建船政学堂的最初定位就是学习“西艺”，培养精通“西艺”的人才，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使“西法可衍于中国”“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很显然，作为新式学堂的创办目的和内驱力，后者比前者更加积极、更加顺应教育发展的走向。
其二，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所处的地位、地域不同。京师同文馆地处京畿重地，又为中央所办，为众人所瞩目，更像靶子一样成为顽固派的众矢之的。确切地说，京师同文馆增添天文、算学馆而引发的争论，是发生在中央总理洋务大臣奕与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倭仁之间的争论。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见到福建船政学堂“西艺”教育的确立，为了维护“中学”的尊严，感到更要退而固守京师同文馆这道防线。而福建船政学堂远在离京师数千里之外的福州，受朝廷保守势力的干扰也小，故其从建立起，就有着向西方学习系统技艺的魄力，加之京师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之争，也为福建船政学堂“西艺”的传授扫平了前行的道路。
此后，洋务派创办的一系列学堂中，虽也有外语学堂，但是其课程均包括“西艺”教育，再也没有单一的仅以学习“西文”为旨意的外国语学校。新式学堂中从京师同文馆的“西文”教育及其增加天文算学，到福建船政学堂的“西艺”教育系统化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可以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必然，其历史意义如下。
其一，传统教育的变革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25年的蹒跚徘徊，终于突破了对旧制度、旧体系修修补补的框架，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是适时顺势之举，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有着里程碑的作用。
其二，所谓新式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讲，首先是课程内容的更新。反映西方近代文化特点的各种课程进入学校领域，是传统教育更新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这种趋势相适应的，是孔孟之书、经史之学在学校垄断地位的开始式微。
其三，从“西文”到“西艺”的历史跨越，表明中国人对西学课程体系的理解加深，西学价值得以提升，也反映了中国人心目中西学内涵的扩大。
其四，从“西文”到“西艺”的历史演进，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导向、风向标的作用。标志着中国人的教育价值观在发生变化。传统教育的科甲正途的培养目标开始被淡化。“重道轻艺”、“贵义贱利”，轻视科学鄙薄技术的旧观念受到冲击，“严夷夏之大防”的旧观念在教育上已开始动摇。培养仕宦之才再难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目标，而造就掌握各种新知识、新技术的专门人才，事实上成为此后各类新式教育机构创办的基本动因和追求目标。
尽管京师同文馆的天文、算学等“西艺”教育晚于福建船政学堂，但是其建立标志着洋务派“西艺”教育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顽固派固守课程上“夷夏之防”的最后一道关隘的崩溃。
收稿日期：2006-10-15
标签：京师同文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