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的货币政策协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6-0007-06
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矛盾和摩擦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之一，同时金融危机推动了货币政策协调和合作，为公众和市场指明了全球联合应对新挑战的道路——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研究开放条件下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合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剖析此次危机中国际货币合作的新动向，对危机反思和后期政策制定，对开展国际货币合作维护全球经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开放条件下央行货币政策合作的理论分析
国际间政策合作是出于国际间相互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的考虑，各国主动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的经济政策的过程。一般认为，关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最早研究始于米德(1951)①、蒙代尔(1968)②和库伯(1969)，他们研究了一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政策工具指派和配合、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等内容，奠定了此后国际货币协调研究的基础。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经济交往的存在，各国货币政策存在溢出效应，如果不考虑政策萧条，各自为政的政策会削弱政策的效果，加剧内外不均衡的矛盾。
（一）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在动因
延续米德、蒙代尔、库伯等人的研究，学者们对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Hamada(1974,1976,1979)研究表明③，由于国际经济交往的存在，一国货币政策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影响他国的经济，如果没有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那么单个国家的经济只能处于次优均衡。Oudiz and Sachs(1984)从实证角度证明了，美国、日本和西德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对促进了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④Miller and Salman(1985)、Currie and Levine(1985)等重点对溢出效应的渠道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Cooper(1985)分析了国际货币政策矛盾的后果，指出了分别确定政策可能会造成政策效果的相互抵消，降低国内货币政策的效果，加大一国的福利损失。Jeffery Frankel(1986)利用福利函数对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理论进行了深入论述，指出⑤：随着经济交往的深入，各国间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一国的货币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因此必须通过货币政策协调降低整体福利损失，提高整体福利水平。姜波克(1999)从理论上分析了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在此之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Obsffeld & Rogoff(2000)、Corsetti & Pesenti(2001)以及Zheng Liu & Evi Pappa(2005)将产品垄断竞争、名义价格（工资）粘性等假设加入到货币政策协调模型中，在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研究货币政策国际间协调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指出货币政策协调行为在增进各国社会福利中的重要贡献。⑥
（二）货币政策协调的博弈分析
Hamada(1976,1979)较早地将博弈论运用到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中，考察了固定汇率制度下各国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为什么政府分散决策的非合作方式最后带来的是次优的结果；并指出，协调收益的大小依赖于政府的效用函数和政策的溢出效应。⑦Canzoneri和Gray(1985)利用静态博弈分析框架分析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研究表明，不同的经济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不对称效应，各国决策者的目标与偏好不尽相同，如果各国追求国内目标而不注重协调，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构将达不到到帕累托最优状态。Rogoff(1985)将政策一致性、理性预期及可信度的经济思想引入政策协调理论，构建了动态博弈模型来描述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指出开放经济加剧了由于当局政策信誉问题产生的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问题，通过建立对不守信用者的惩罚机制，可以避免动态不一致问题，改善参与双方的福利。Barro Gordon(1986)、Currie & Levine(1989)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央行违背政策承诺将会面临外国央行和本国私人部门两方面的惩罚威胁，这两种威胁有助于提高央行货币政策不协作的成本，提高协调参与度。Corsetti and Pesenti(2001)利用BaselineModel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国际传导和协调。
（三）货币政策协调机制与货币联盟理论
Kindleberger(1973)认为，为了杜绝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稳定国际货币体系。Currie、Cevine和Vidalis(1987)等人主张通过建立一种对违约者惩罚的约束机制，如通过国家主权部分让渡、通过建立超国家机构来管理政策协调，以保证政策协调的可信性和约束性，解决协调无效的问题。Frankel & Rockett(1988)认为，各国政府应当共同建立某种政策协调和冲突解决机制，交换彼此的看法，评估一国经济政策调整外部效应，促使有关国家合理分担外部成本，降低冲突各方相互报复的可能。Dayid Currie(1993)考察了以汇率规则为核心的国际间货币政策协调机制，但是，研究表明，汇率合作不能成为全部货币政策合作的替代物。杨槐(1996)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细分为监督机制和补偿机制两方面，并对协调内容进行了分析。Bladen Hovell(2000)对包括对称金本位方案、扩大目标区方案等国际货币体系合作的可能方案进行了探讨。
理论上，最彻底的货币政策合作机制是货币一体化，结成固定汇率，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从近现代史来看，人们对共同货币的追求始终不断：德奥货币同盟（1853年）⑧、拉丁货币同盟(1865)⑨、西非货币联盟(1962)⑩、中非货币区(1972)(11)、欧洲货币体系(EMS)(12)及其随后欧盟和欧元的发行等。蒙代尔于1961年最先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随后，许多学者对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进行了研究，这些标准包括：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蒙代尔，1961）、经济的开放度(McKinnon,1963)、产品的多样化(Kenen,1969)、金融市场一体化(Ingram,1969)、通胀偏好的相似性(Fleming,1971)以及政策一体化程度(Tower and Willett,1976)等。后来，学者们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多标准判别方法。Hansen & Nielson(1997)认为最佳货币区域应取决于外部冲击的频率和特征、成员国经济内部结构、成员国之间的高开放性和劳动力的高流动性、成员国相似的多样化产业结构等因素。Rehman(1997)归纳了5个方面的标准：(13)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价格工资的灵活性；商品市场一体化；财政一体化。
（四）货币政策协调的国际实践
在现实生活中，国际货币协调机制随世界经济政治的变革而发生改变。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体系共经历了三种协调和合作规则（机制），即国际金本位体系(1870-1914)、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1)及当前的牙买加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具有超级地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相对美元实行固定的、可调整的平价。由于石油危机和自身的先天难以克服的缺陷——“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牙买加协定”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秩序与纪律失去，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动荡阶段。
1985年，五国集团（美英法德日）财长和央行行长签署了《广场协议》，加强货币管理的协调，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和降低利率，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逐渐回升至较合理的水平。《广场协议》的签署和实施标志着西方国家在国际间货币政策管理方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99年，二十国集团(G20)成立，G20的宗旨是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展开对话，并通过对话健全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但这一机制只是一个对话式的磋商平台，并不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14)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欧洲国家积极寻求区域内货币政策合作协调的新机制。1979年，在法、德两国的倡议之下，欧共体正式成立了欧洲货币体系(EMS)并建立了欧洲汇率机制(ERM)。1992年2月，欧共体首脑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签订了有关欧洲货币与经济联盟的重要条约，简称《马约》，1998年7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正式运行。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欧盟的货币合作是目前区域内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重要典范，它的建立为欧洲地区各国的货币政策协调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1997年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充分认识到共同应对流动性危机的需求，加速了金融货币合作的步伐，2000年《清迈协议》和2003年“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使亚洲国家货币金融合作逐步开展。
二、金融危机中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合作新动向分析
虽然学术界和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机制安排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在实践中，政策协调进展缓慢，而这次的席卷金融危机却推动了货币政策协调行动的发展，公众和市场传达了中央银行一致行动应对经济面临的新挑战的决心(Bemanke,2008)。
（一）联合降息与利率政策的协调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市场，提振信心，刺激经济，各国央行首先应用的是利率政策，纷纷降息以应对危机。
鉴于此次危机的全球性和严重性，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除了降息全力应对国内危机之外，还联手其他国家央行共同降息。2008年10月全球主要央行掀起了一致降息的货币政策行动，美联储、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瑞典银行、瑞士国民银行等六大主要中央银行“联合”发表降息声明，掀开了史无前例的协调降息的序幕，向市场表明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决心。随后，利率政策的国际协调开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利率政策的重点就转向了危机管理和防止经济衰退。
（二）各国央行货币互换协议与多边合作
货币互换是这次金融危机管理中各国央行较早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次贷危机及随后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金融市场增加了额外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2007年开始，美联储就与欧央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和瑞士央行等发达国家签署了不同规模的货币互换协议，允许这些中央银行向其国内银行提供美元流动性。此后，随着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美联储又分别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丹麦、挪威、瑞典、韩国、墨西哥和新加坡等14个国家中央银行进行了货币互换，价值最高达5831.35亿美元。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央行、香港金管局、马来西亚央行、白俄罗斯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和阿根廷央行签署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六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使其成为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重要手段。危机期间，欧央行也进行了央行间的流动性互换操作，向匈牙利、俄国、丹麦和冰岛提供了315亿欧元的货币互换。
（三）国际金融监管协调的加强
在国际层面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在着力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重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2009年1月，G20发布《金融改革：金融稳定框架》报告，提出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应对系统的顺周期性、重置资本和拨备要求、完善估值和会计准则。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提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把原金融稳定论坛更名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扩员至包括所有二十国集团成员经济体和重要国际金融中心，以协调全球金融标准和准则的制定与执行，促进各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稳定。2009年7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根据二十国领导人金融峰会的倡议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建议，对一系列重大监管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包括强化银行资本监管、强化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推动银行监管标准实施、修改会计准则等，并成立反周期资本监管工作组和宏观审慎工作组，以加强反周期资本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15)
在区域层面上，2009年5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套双轨制监管改革方案，即在宏观层面组建“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建议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在微观层面，主要由成员国相关监管机构代表组成3个监管局，分别负责欧盟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协调，在三者之上还将组成一个指导委员会，以加强协作。2009年6月份举行的欧盟峰会决定，支持对欧洲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创立泛欧金融风险监管机构（2010年），监控欧元区市场风险，监管评级机构。
三、金融危机中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博弈与摩擦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政策选择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如果缺乏统一的步骤和一致的行动纲领，采用“以邻为壑”的政策，容易陷入“囚徒困境”。
以此次危机中爱尔兰为例，为稳定金融市场，爱尔兰政府单方面决定为本国银行储蓄存款提供全额担保的做法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反对。金融危机使得爱尔兰经济陷入衰退，由于担心爱尔兰银行系统崩溃，9月29日都柏林股市中，爱尔兰银行板块一天之间缩水超过四分之一。为了稳定市场，消除市场对银行系统即将崩溃的担心，爱尔兰被迫为国内银行存款和债务提供担保，成为在本轮经济危机中首个单独行动对银行资产提供全面担保救市的欧盟国家。因为担心此举可能会导致储户将资金转存到—爱尔兰的银行在各国的分行，从而对各国银行造成打击，这一举措遭到了欧盟其他国家的激烈反应，英国和德国随即也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
用博弈论的方法描述和分析上述各国的反应，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货币政策冲突的过程和结果。在博弈论中，表述一个完整的博弈问题至少需要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局中人(player)、策略集合(strategy set)以及支付函数(payoff function)。本文假设世界经济由两个国家组成：“本国”爱尔兰和“他国”其他国家，即把爱尔兰以外的其他国家都看做一个国家，因为相对于爱尔兰，他们有共同的策略集合和支付函数。所有局中人面临的冲击是相同的，方向一致，即金融动荡对银行体系安全性的冲击。
为协调各成员国的行动，避免冲突升级，欧盟委员会不得不于2008年11月份提出了一项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欧盟刺激经济计划。该计划在协调各国政策的同时，允许各国政府根据国内经济形势采取适当的方式应对金融危机。
危机中，国家之间政策的摩擦和不合作并非个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此次危机的爆发，正是由于国际货币政策体系混乱的结果。
危机促使了各界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批评和反思，要求改革现行体系、加强主要国家货币监管、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四、危机后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可能方向
（一）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长期目标
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一个核心货币为锚，以此降低全球贸易的交易成本，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金本位时代终结后，美元必然承担了如此使命。但是，美元本质上作为美国国家战略工具，以国内为主导的、以本国通胀程度为狭隘货币放行准则，助长了全球信贷泡沫，从而加速了危机的爆发。此外，有学者指出，不论是拉美危机、美国本身的储贷危机、日本失去的十年，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都能看到美元过度膨胀引起各类泡沫，而后因各种因素导致泡沫破灭，引发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16)
于是，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国家都要求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以改变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角色。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既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可能。
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印度、巴西非常赞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009年6月份，在“金砖四国”俄罗斯峰会上，联合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期且更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四国将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以便使其能够如实反映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
目前来说，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是“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对于这样一项长期工程，周小川行长主张“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短期内，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SDR本身是以美元为基础设计出来的记账单位，它的作用发挥仍然受美元的影响；SDR充当成员国及基金之间的国际支付工具和货币定值单位，目前还没有成为实际流通的国际货币，还需要漫长的努力。从小处着手，目前应着力推动SDR的分配，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积极推进SDR定价，充分发挥SDR的作用。
（二）区域货币合作与货币联盟
世界范围内的货币合作和超主权货币的建立存在一定的困难，区域范围货币合作和货币联盟的建立却一直在不断的推进。其成功经验或许值得全球推广。
1979年3月，在法、德两国的倡议之下，欧共体正式成立了欧洲货币体系(EMS)并建立了欧洲汇率机制(ERM)。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随后，2002年7月1日，欧元区各国原有的货币停止流通，欧元正式成为各成员国统一的法定货币。如今欧元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欧元区已经扩大到16个成员国，人口超过3亿，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据IMF的统计，2008年底欧元占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的比重上升到26.5%，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欧元的使用帮助欧元区维护了内部经济稳定。欧元的成功提供了打破美元霸权的新选项，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Initiative)，签署了双边协议的国家之间互相提供短期资金支持，以化解流动性危机。2006年5月4日第九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在清迈倡议(CMI)框架之下，中国与包括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多个亚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条约。2008年5月13国同意为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出资至少800亿美元，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2009年1月22日，将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规模扩大至1200亿美元。该基金将在爆发金融危机时维持地区货币稳定，取代IMF的部分职能，减少区域内各国对IMF的依赖。
此外，其他区域也在纷纷探索走向区域货币合作的道路，以应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和巴林6个成员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于1981年成立，该机构2001年决定，在2010年1月1日启动货币联盟，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于2009年6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德签署了海湾货币联盟协议，决定将未来海湾中央银行总部设在利雅德。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货币联盟启动工作得到了推迟，但是，海湾地区货币合作的有益探索为该区域内的货币金融稳定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前景。
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运行和欧元的成功说明了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亚洲和其他地区金融合作的蓬勃发展也在昭示着这一路径的光辉前景。
（三）基于国际机构的多边协作——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
1.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改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早期预警、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等方面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整个危机期间在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方面似乎无所作为。这表明这些机构运行体制已不适应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到了必须进行改革的时候了。改革这些国际金融管理机构，最重要的是建立大国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目前，这些国际机构的主导权还掌握在部分发达国家手中，不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权利和义务明显不匹配。例如，在IMF中，美国的权利与其承担的义务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权利缺少制约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被滥用。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分关注国内经济情况，忽视了美元政策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溢出效应，成为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打破现有体制，改革这些机构决策机制，在可问责和透明原则基础上，对美国等个别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做重新界定，限制其私欲，提高国际社会对其监督力度；同时，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反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加强这些机构在全球经济稳定中的作用，扩大其职能和资金规模。
2.G20功能的强化。20国集团(Group 20)是1999年由八国集团的财长在华盛顿宣告成立的，是国际货币金融领域重要的非正式国际合作论坛。然而，G20作为协调全球经济金融的国际组织，存在天生的缺陷：首先，G20属于非正式论坛，以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形式运行，该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不常设秘书处，主席采用轮换制。这种体制决定了G20的议题其次，G20的成员国众多，既有发达国家，又有新兴经济体，国家间差异巨大，利益协调难度大，各国都可以基于自身诉求，没有约束的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样的体制使其决议更多体现了全球妥协的结果，对成员国缺乏约束力，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层面的宣言，缺乏实质性的操作建议。为此，今后G20需要在全球不同类型国家代表性方面、在议题的选择方面、在会议组织形式方面、在决议的约束力方面、在不同意见的表达和妥协方面、在个别主要国家货币金融体系监管方面、在不同利益的诉求和合作方面等诸多方面进行完善和改革。我们可以预见，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力量平衡的新局面，G20在将来全球经济金融中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有必要积极参与G20的各项工作，推动G20的改革和完善。
五、结束语：我国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政策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国际货币合作，对促进地区经济金融稳定和国际危机应对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17)一是同其他国家央行一道采取了包括降息在内的措施，创造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二是积极开展双边本币互换，为周区域经济稳定提供流动性支持。三是积极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为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提供资金支持。四是稳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五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开发机构的危机应对活动。
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下一步，我国应该在应对危机式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力度，扩大合作途径，将国际货币政策合作持续进行下去：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谨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范围，夯实区域合作的基础；继续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开展亚洲货币合作的研究；研究超主权储备货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积极推进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强化G20等组织的职能，构建国际金融多变合作平台。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地位的提升，我国将会以多种方式继续参与国际货币合作，为稳定全球经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发挥大国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詹姆士·米德.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宋承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
②R·A·Mundell."International Economics".Te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68.
③Hamada,K..A Strategic Analysis of Monetary interdepende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677-700.
④Oudiz,C.,Salchs,J..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Among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Activity,1984,(1):1-64.
⑤Jeffrey A.Frankel,Katharine A.Rockett (1986)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When Policy-Makers Disagree on the Model",NBER Working Paper No.2059.
⑥Corsetti,G.,P.Pesenti.welfare and 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116:421-45.
⑦Hamada,K..A Strategic Analysis of Monetary interdepende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677-700.
⑧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于1853年达成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ention)，决定采取共同货币Thaler。Thaler与原来的德国、奥地利货币按固定比例挂钩，与银币自有兑换，金币禁止在两国流通。
⑨1865年，由法国牵头，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四国组成拉丁货币同盟，使用统一的金币和银币，其余铸币自1869年1月1日期退出流通。
⑩1962年11月1日，西非货币联盟成立。成员国包括西非的贝尔、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等七国，目标是建立共同的中央银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谈货币与法国法郎保持固定的兑换比例。
(11)成员国包括中部非洲的喀麦隆、刚果、加蓬、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建立共同的中央银行——“中非国家银行”，发行统一货币——“中非金融合作法郎”，该货币与法国法郎保持固定的兑换比例。
(12)1979年3月，在法、德两国的倡议之下，欧共体正式成立了欧洲货币体系(EMS)并建立了欧洲汇率机制(ERM)，为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3)Rehman,S.S.1997:The path to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Kluwerr Academic Pub.,PP241-242
(14)尹继志，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上海金融，2008年12期，第36-40页。
(15)中国人民银行内部资料。
(16)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囚徒困境”，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5月20日。
(17)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一季度、二季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6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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