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研究——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市论文,态度论文,家长论文,儿童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伴随着国家关于流动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的“两为主”政策——即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颁行，流动儿童到公办学校就读的政策壁垒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选择到公办学校就读。根据“2007上海教育论坛”公布的信息，截止2006年底，在上海的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有38万人，占总数的54％。而且，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到公办学校就读，这些儿童在公办学校的适应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雷万鹏，扬帆，2007)。显然，要想真正理解、说明和解释这些流动儿童的适应状况，需要对其心理社会环境进行详尽的研究。
在笔者看来，对流动儿童来说，公办学校与简易学校可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心理社会环境，因为这两种教育安置方式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支持(曾守锤，李其维，2007)。比方说，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要交往的不仅仅是与自己有着相同身份的流动儿童，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城市的孩子，在城市孩子的背后，是与外来务工人员身份不一样的城市人。我们认为，城市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构成了流动儿童一个重要的心理社会环境。一方面，城市家长的态度可能会“传递”给自己的子女，使其对流动儿童抱有相同的态度，进而影响流动儿童的同伴关系；另一方面，城市家长的态度可能会以微妙的方式影响教师对待流动儿童的态度。在我们同时进行的一项教师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调查中，有85.2％的教师(调查涉及5所中小学，196名教师)虽然赞成公办学校招收流动儿童入学，但他们同时担心，如果学校招收了太多的流动儿童，家长就不乐意把子女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了。可以想象，如果经常有家长向学校领导或老师抱怨学校招收了太多的流动儿童，或者向老师表露反对将流动儿童与上海儿童混合编班的态度，这会对学校和教师产生多大的影响。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以上海市为例，调查城市家长接纳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以期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经验的依据，为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和实现更好的社会适应创造良性的环境。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来自招收流动儿童的两所小学和两所中学的学生家长。发放问卷340份，回收317份，有效问卷293份，总有效率为86.18％。其中小学生家长144名，初中学生家长149名。在填写了子女性别的调查对象中，孩子性别为男生的调查对象为139名(48.9％)，孩子性别为女生的调查对象为145名(51.1％)。将调查对象的家庭收入(8个等级)、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均为5个等级)进行加和并求取平均值，以此作为调查对象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指标。统计表明，平均值为1～2的有17人(6.1％)，2～3的有95人(34.3％)，3～4的有114人(41.2％)，4～5的有42人(15.2％)，5以上的有9人(3.2％)。平均值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调查对象的祖父辈为上海人的有213人(75.3％)，祖父辈不是上海人的为70人(24.7％)。
2.研究工具
主要研究工具为自编的《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调查》问卷。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包括调查对象子女的年级、性别、家庭收入、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第二部分为问卷的正式测题，要求调查对象按照五点量表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明态度越积极。其中，接纳流动儿童到公办学校的态度测题共8题(第1，2，3，4，5，7，10，11题)；对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混合编班的态度测题共5题(第6，8，9，12，13题)。测量学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a)为0.944。
三、结果与分析
1.平均值分析
调查对象在各测题上得分的平均值、标准差、众数见表1。在13项测题中，平均值小于3的有5题，平均值大于3的有8题。将每个调查对象在整个问卷上的总得分除以项目数(13)，得到调查对象在每个测题上的平均得分为3.04(SD=0.86)。
2.频次分析
把问卷上选择“1”和“2”看作消极的态度，把“4”和“5”看作积极的态度，“3”为中立的态度。对调查对象在各选择项上的分布进行频次统计，结果发现：(1)在接纳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上：32.6％的家长相信，“流动儿童到公办学校读书会使公共教育资源更加紧缺”；28.8％的家长认同“公办学校接受流动儿童入学，会使本地儿童的教育质量大打折扣”；24％的家长认为，“流动儿童的户口不在上海，他们本不应该在上海的公办学校入学”；46.2％的家长认为，如果其子女就读的学校招收过多的流动儿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尽量避免让子女在该校继续就读；37.8％的家长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鼓励流动儿童到简易学校去读书，而不是鼓励他们到公办学校就读；26％的家长认为，“流动儿童本可以留在户口所在地上学”；约五分之一的家长赞成，应该将流动儿童集中到那些招不到学生或招生困难的学校就读，而不是就近入学；有40.1％的家长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流动儿童回到户口所在地读书。(2)关于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混合编班的态度；30.2％的家长赞成将流动儿童单独编班；21.5％的家长认为，混合编班将使自己子女的成绩受到影响；28.5％的家长认为，流动儿童的加入将使自己子女的卫生习惯受到影响；30.9％的家长认为，“流动儿童的学习基础比较差，不适合与本地儿童编在同一个班级接受教育”；31.4％的家长认为，“流动儿童存在很多缺点，如果自己的子女跟他们交往过多的话，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当然，还应该看到，有相当比例的家长是赞成流动儿童到公办学校就读和混合编班的，持赞成态度的家长在第2，3，6，8，9，10题上占据着人数上的优势。具体结果见表1。
3.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以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祖籍(祖父辈是否为上海人)、调查对象子女所在的学校(小学vs初中)和性别为自变量，调查对象接纳态度的平均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的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结果发现，所有因素均不显著(p＞0.05)。
四、讨论
从总体上来说，上海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持中立且稍微偏积极的态度(M=3.04，SD＝0.86)，但从频次上来分析，在大多数测题上都有近1/3的家长持不接纳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不受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祖籍是否为上海人，子女的性别和学校层级(初中vs小学)等因素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上海家长身上所表现出的类似于反移民的情绪。由于中国特有的、制度化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户籍和教育制度，流动儿童很难享受到公平的教育待遇，难以成为城市的合法公民。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上海市户口的居民俨然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或许，在很多上海家长的眼中，流动儿童到公办学校就读威胁到其子女的利益：他们担心流动儿童到公办学校就读会使公共教育资源更加紧张，会使教育质量受到影响，担心流动儿童对自己子女产生不利影响等等。或许上海家长已经接受了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巨大贡献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部分家长的内心里，这种“弥散的、间接的”收益抵不上“直接的、集中的”受损：自己孩子就读的学校或班级招收流动儿童将对其子女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可参见表1)。
至于部分家长反对混合编班的态度，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家长信奉“孟母三迁”这一古老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儿童教育观：儿童会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而流动儿童恰恰就是不良影响的来源。虽然只有少数家长认为，混合编班将使自己子女的成绩(21.5％)和卫生习惯(28.5％)受到影响，但有近1/3(31.4％)的家长认为，“流动儿童存在很多缺点，如果自己的子女跟他们交往过多的话，会受到不良的影响”。至于是流动儿童的什么缺点使得上海家长认为流动儿童会对其子女产生不良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本次问卷调查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可以为此提供一个补充的注释。这位家长(初中学生家长)在调查问卷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表达他(她)的态度：“在你和我平时所接触的非沪籍人员中，从他们的言谈中反映出许多内地省市的父母亲自己从小都不重视学习，甚至他们的父辈就没重视教育，可想而知，他们对孩子的学习的重视程度肯定不及上海的父母亲们。所以本人是不赞成自己的孩子与这些孩子合在一个班级学习的。当然，我只是从整体上分析，也存在少数外地学生的家长很重视(抓好)学生的(成绩)的，但比例上一定少于上海(的)家长们。”
虽然国家已经确立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要坚持“两为主”的政策，但政策坚冰的打破只是为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和背景，流动儿童能不能真正地实现社会融合和良好的适应，还有待于社会环境的改善和城市市民的接纳。我们担心的是，部分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消极态度将会影响到流动儿童的健康发展。我们不知道家长的不接纳态度是否影响到了某些学校的领导，致使一些学校将流动儿童单独编班进行教育和管理。换言之，我们不知道学校将流动儿童单独编班的做法是否出于对上海家长态度的预判和利益的维护，还是出于其他的什么考虑。关于将流动儿童单独编班的种种辩护，笔者在走访中听到最多的是出于对流动儿童学习基础差的考虑，是出于教学的需要。这一辩护在上海以外的地区似乎也很有市场(雷万鹏，扬帆，2007)。笔者以为，将流动儿童单独编班背后的真实意图或原因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课题。至于单独编班对流动儿童而言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将产生什么样的客观结果，更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研究。
五、研究结果的启示意义
本研究发现，有一定比例的上海家长对流动儿童到公办学校就读持不接纳或消极的态度。这说明，某些研究者关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所表现出的极大担心(如，赵树凯，2000；吕绍青，张守礼，2001)是有事实依据的。为了减少流动儿童面临的风险因素，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对此，有研究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为了避免流动儿童遭受本地儿童的偏见和歧视，应该鼓励流动儿童到简易学校就读(周皓，2006)。如果我们将这一观点应用在本研究中，可以做这样一个推论：由于某些上海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持不接纳态度，这种态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歧视行为，因此，为了避免流动儿童受到歧视和偏见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鼓励流动儿童到简易学校就读。
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其一，简易学校的存在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性产物，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基于户籍的隔离教育(曾守锤，2007)。其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美国种族隔离的社会实践业已证明，隔离会给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个体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有必要对部分城市家长的消极态度予以重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矫正其可能存在的“地主”思想，使他们形成一种平等、尊重和关爱流动儿童的态度，从而消除流动儿童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为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不是相反，鼓励流动儿童到简易学校就读。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随着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逐步瓦解，流动儿童自由地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政策性障碍将从根本上清除。届时，消除社会对流动儿童的歧视和偏见将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