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冷战论文,概况论文,国外论文,结束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关于苏东剧变的性质和原因
1、对苏东剧变性质的判断
苏联的解体是合法的还是非合法的？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至少从长远看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德里·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就连它的敌人也不容怀疑，并且苏维埃制度、苏联并非注定要垮台，也不能说苏联的解体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或者倒退。
詹姆逊认为，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假如人们最终只是把这看作是现代化的策略的话。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策略，这种体制的崩溃更需要从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所潜藏的缺陷中去寻找原因。[11] 沃勒斯坦认为，虽然苏东剧变颠覆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一些基本主张，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对分析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美共领导人霍尔认为，苏联东欧剧变从短期看是一种倒退，但从长远看却是前进。
2、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
美国学者罗默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失败存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企业的公有制、用中央行政而不是用市场来配置众多的资源、政治独裁。美共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是全世界未来的主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是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归结到马克思主义本身。
霍布斯鲍姆则把苏联的垮台看作是指令性计划的失败，其根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英国学者蒙蒂·约翰斯通认为，把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差异，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提上当今日程。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失败，而是苏联所采取的种种政策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日本学者山口勇认为，“失败的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政治制度上坚持一党制；在经济制度上坚持国家计划经济体制。
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还有以下具体认识：
（1）“原罪说”。所谓“原罪”，是说苏联是在不具备条件和违反规律的情况下进行革命的产物。言外之意，这场革命本是不应该发生的。波兰籍著名学者亚当·沙夫及现在的部分俄罗斯学者持这种观点。
（2）“苏共中央罪责论”。这种观点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罪于苏共中央，具体又分为“戈尔巴乔夫葬送说”和“叶利钦罪责说”。一些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是他抛弃和背叛了苏联共产党，从而造成苏联解体。虽然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曾经试图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但他脱离实际，又急于求成，从而造成彻底失败。在这一点上，又分“不自觉说”和“自觉说”。前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出发点是好的，他想挽救苏联，但方法不对，“不自觉地”葬送了苏联。持这种观点的是博尔金和利加乔夫等人。后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有意识地”把人民引入歧途，完全是自觉地使社会主义走向覆灭。持这种观点的有克留奇科夫、雷日科夫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苏联解体，叶利钦罪责难逃。他们认为，1991年3月，对是否保留苏联进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76.4％的人认为有必要保留苏联，但叶利钦却主张用独联体来代替苏联。同年12月8日，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密谋：“不要苏联，不要联盟中央，不要戈尔巴乔夫”；12月12日，俄罗斯宣布独立，这是叶利钦夺权行动的开始。所以，是叶利钦毁了苏联又毁了独联体。
（3）“民族矛盾说”。一些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实行大俄罗斯主义、霸权主义的结果。苏联的演变过程就是苏联民族关系日益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明显的过程。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编的《未能举行的庆典（苏联为什么未能庆祝成立70周年？）》一书的前言指出：苏联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而且一直维系在错误的原则基础上，它不承认各加盟共和国真正拥有主权。加之斯大林和苏共错误的民族政策，终于导致苏联解体。
（4）“背叛论”。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背叛了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祖国。曾任戈尔巴乔夫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发表了《改革：背叛的历史》（1991）一文，专门揭露了戈尔巴乔夫的“四大”背叛行径。
（5）“‘新思维’后果论”。美联社记者库珀曼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被他自己实施的改革葬送的，他被自己的“公开性”、“民主化”和“改革”等力量所打倒，是推行“新思维”的后果。
（6）“邪恶之轴论”。俄罗斯《政治事务》杂志编辑托马斯·里金认为，苏联衰落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社会主义的缺陷、公众的反对、外部因素、官僚化、缺乏民主和过度的中央集权化等，但这些因素并未导致苏联解体。导致苏联衰落的是从布哈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的“邪恶之轴”。这一“邪恶之轴”引进了黑市、西方文化以及西方生活方式的消费品、西方的自由政治，等等。
（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研究
1、社会主义与民主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使人们普遍认识到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一些学者指出，社会主义的实质应当是“公正、民主、自由、平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亚当·沙夫认为：“不可能存在没有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持不同政见者自由的民主，而没有一种由社会加以制度化的监督，没有政治多元化，就没有民主”。[12]
意大利诺伯托·鲍比奥提出了“经济社会主义”和“政治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在“经济社会主义”中，经济平等和物质进步是基础，它能消除竞争带来的恶果，促进合作，这种合作会增进友爱，并使人的个性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使自由得以实现；而在“政治社会主义”中，关注的是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的关系。鲍比奥认为，民主与自由，自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承认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民主的首要前提。自由权利包括个人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这些自由权利是民主的基础。
英国政治学家约翰·基恩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成为更多民主的同义词，它意味着一个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权力体系，意味着重新思考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即一方面严格限定国家行动的范围，一方面扩大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
2、社会主义亟待解决的问题
希腊学者迈克里斯·斯勃德拉克斯在《社会主义，提前的计划：一个分框架》的论文中提出了目前世界社会主义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1）社会变革的主体。迈克里斯认为，变革主体问题是左翼运动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观念中，社会变革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但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均对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事实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尝试，通常都发生在工人阶级占少数的社会里。在20世纪，一些国家的多重压迫结构（涉及阶级剥削、殖民、种族、文化等诸方面）促使数以万计的人民信仰社会主义变革。而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占人口多数的工人阶级却基本上对此漠不关心，甚至持敌对的态度。因此，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必须祛除任何“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在他看来，关于变革主体的定义，不能仅从静态的经济学分析，即不能仅从生产关系中所占的地位，甚至从个人收入来考虑。（2）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军。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工人阶级到底与“谁”组成同盟军？答案多种多样，甚至互相矛盾，同时也没有一个具体普遍原则来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回答这一关键问题。（3）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这也是一个分歧很大的问题。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用和平方式还是革命战争方式？迈克里斯认为，激进的变革和革命的方式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民主进程的损害，因为民主进程毕竟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斗争的结果。同样，尊重民主选举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议会外活动必须被取消或放弃。（4）社会主义运动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到底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薄弱环节”？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存在着种种缺陷，社会主义运动常常遭遇幻想破灭、有劳无功的结局。今天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考虑上世纪有关该问题的争论和当今全球的动态发展。（5）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虽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有关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辩论都被局限在马克思主义传统框架内，这样就使社会主义运动赖以“理解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趋向单一化、教条化，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6）关于国家政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家及其缺陷和局限性常常成为有关战略问题辩论的主题。国家仅仅被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而不是阶级斗争及其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动态反映。而对国家权力的误解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战略：一种是对国家的变革漠不关心，把国家等同于政府；另一种是对国家事务管理漠不关心。后者导致的结果是，拿不出一个替代性的主张而使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被边缘化。最后，迈克里斯得出结论，在全球化的环境中，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应该以创新的方式来对待国家权力这一关键性问题。[13]
3、未来社会主义问题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西方学者也有很多讨论。首先是社会主义模式问题。大多数学者赞同“无统一模式”论，这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模式之后得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官僚主义统治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因而应当抛弃这种模式。为此，国外学者另外提出多种模式，这些模式主要有：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又分为多种类型：效率加公平型、企业民主型、企业自治型等）、生态社会主义、民主自治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此外还有新共产主义，等等。
其次，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总体设计。西班牙工人党总书记阿丰索·盖拉提出，未来社会主义也应当解放人类。因此，这种社会主义要：（1）完善民主形式和程序，并使之深入发展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使公民有可能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最终改善集体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2）使文化教育的平等与普及能唤醒人们的自由感；（3）拓宽社会时间与空间，使之有可能发展和享受个性的创造能力，同时获得更加健康的、得到更好补偿的生活条件；（4）克服造成社会边缘和贫困的因素；（5）为社会平衡与和谐创造良好条件；（6）在国际关系中确立和平与均势，以提供给人们安全感，并使军事耗费转为福利和自然资源的保护。[14]
4、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在无产阶级地位问题上，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所特别关注的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在西方工业国家是一个正在衰落的阶级，尽管这种现象在日益增加工业劳务输出的发展中国家并非如此。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将不得不使自己远离它的无产阶级概念，远离把工人阶级特别地看作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的思想。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减少，必须寻找社会变化的新力量。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托尼·克利夫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核心范畴的阶级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仍然是分析当代西方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理论。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出现一些新情况。这就需要人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对此进行研究和说明。
日本学者反对“社会主义无误论”和“社会主义变质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要建立在工人阶级政权的基础之上。有学者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在决定社会的生产时，就要用社会整体目标有效代替企业个体目标，以使国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同时还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只是处于社会主义的成长阶段，即不成熟阶段。[15]
（四）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探讨
1、市场社会主义观点
美国左翼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方案，并提出各种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罗默提出“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詹姆斯·扬克提出“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戴维·施韦卡特提出以工人所有制或工人管理的企业为基础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弗莱特·布洛克强调限制资本权力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模式等。虽然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中市场社会主义倾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仍有人在研究可以替代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美国学者迈克尔·艾伯特和罗宾·哈纳尔提出了一种参与性计划模式，主张运用反复协商的办法来配置资源。他们认为这一模式将不仅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民主和参与，而且至少还能像市场一样合理而有效地配置资源。
2、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多数美国左派人士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改变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的扩张，它并没有丝毫改变资本主义的实质，也没有克服或者缓和其内在的和固有的矛盾。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沃勒斯坦指出，在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作用下，现代世界体系已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陷入困境。他试图重建世界体系，但由于其理论自身的缺陷，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都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新技术和信息革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的主要原因。长田浩认为，苏东的崩溃，东西对立局面的结束，使中国和越南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因特网带来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全球化的实质，日本有学者认为，它不是有效资本的合理分配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保证，而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果实的掠夺。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它不过是20世纪帝国主义的延续和发展。针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及其未来走向，日本学者也做了不少探讨。例如，别所良美针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潮流，倡导建立激进的民主政治。他预见性地指出，未来的新的民主主义应是具有分担风险的多元化网络意识的民族主义。[16] 碓井敏正认为，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意味着国际关系的加强和特定的内部关系的改变，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条件正在形成。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条件，在当今变成现实尚不可能。[17]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满意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试图寻求一条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生态危机理论相结合、并能吸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参与的生态激进主义的革命道路。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莱易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生态危机。阿格尔则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论，主张以生态危机理论补充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
与上述支持社会主义的学者相反，苏东剧变以后，西方许多左翼人士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立场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创造的新科技奇迹使它充满了生机，所以在这个体制所允许的社会条件下做些适当的调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西方著名左翼学者佩里·安德森（ Peiry Anderson） 认为，当前惟一可以打破资本主义均衡状态的革命力量来自于科技进步，即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进行变革的动力将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新陈代谢，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只能自己推动自己。[18]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点意见
1、进一步提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意义的认识
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探索思想活跃、主题广泛、研究深入，具有突出的现实性。他们的许多见解对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有启发性的，是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思想材料。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及时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理论动态，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的把握上、在研究方法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上得到启发。同时，他们在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曲折经历和严重教训对我们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因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成为我们当前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课题之一。
2、开展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全方位研究
目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注意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应注意对亚洲、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目前，俄罗斯的广大学者正在对造成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有新的认识。拉美地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比较活跃，也有较为突出的理论成果。但对这一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我们缺乏具体的、深入的了解。在亚洲国家中，越南、日本、印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十分活跃，成果也特别丰富。目前学界还没有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种局面是应该改变的。
3、尤其应加强对国外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我们通常关注比较多的是学者们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状况则关注不够，了解不多。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没有执政的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应该加强。
4、成立多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信息库
国内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总的说不够活跃，开展活动不够经常，信息交流不够，研究组织不够健全。目前，在国内，复旦大学建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设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设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但总的看，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组织建设不够，队伍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不仅如此，在组织建设基础上，如何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信息的搜集、整理，这个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当前，特别是需要建立一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信息库，为研究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
5、加强对外交流，定期召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特别是国际性的会议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下属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曾组织过专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少数高校和研究单位也组织过此类会议，但规模都不大，影响也很有限。较大规模的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尚未组织过（中国人民大学于2005年6月18日举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5——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之路”，对这种局面可能是一个改变。会议邀请了7位世界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参加会议），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在加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交流的同时，也应加强国际交流，定期召开国际性的较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尽可能多地邀请有重要影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参加会议和讲学。与此相应，也要派人到国外留学和参加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动态，向国外介绍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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