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强国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08－0149－07
1987年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是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内外背景下召开的。当时的重点是以引进为主。本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我们理论建构的重点是国际关系理论内生和共生建设，旨在分析指导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规律和趋势。
一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
(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理论方面的工作重点是引进和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阶段，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例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观(产生了众多的学派和流派，现实主义、理想/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不断推陈出新，还在美国之外涌现出英国学派和北欧和平学等)。西方国际关系的时空观也有其独到之处，它纵横于历史之间，延伸到新边疆和新领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具有较强烈的应用观，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的《二十年危机》旨在研究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当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如不能把握唯一论和综合论、极端论和平衡论、偏见论和全面论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元素问题
第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从多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理论有了太多的各国特色，就很难有它的普遍意义，因为理论毕竟需要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国际关系理论似乎不应该分为“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德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印度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等，但可以有“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等。
第二，在特定语境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又是说得通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以英国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代表性和普遍性上是有先天缺陷的，特别是存在道义缺失和目标追求。今天，我们说要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历史纠正和历史补偿。要实现这些纠正和补偿，需要中国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努力，当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第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全球国际关系理论总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重要子体系。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子体系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当前及未来全球国际关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发展规律、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建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等。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将会经过突出特色和淡化特色的历史过程。当中国成为全球强国的时候，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更多的普遍意义，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后，成为全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到那个时候也就没有必要突出“中国特色”了。
第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中国传统理论的简单再版，也不是中国特殊问题的再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需要继承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需要吸取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如大家所提到的春秋战国和诸子百家等。但更重要的是，要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再创造，对中国当前丰富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对全球环境下的中国对外关系进行指导。换言之，是要增加中国元素以更加科学和完整地理解和分析世界，而不是用世界的现实来证明中国古人的论断。
二 20世纪大国外交理论准备比较
这里仅列举美国在一战结束后近30年的一些准备，或许有些借鉴作用。
第一，在思想前瞻和战略运筹方面，从威尔逊总统1918年发表《十四点计划》到1945年联合国成立，美国基本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转变。
第二，在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方面，从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1930年开始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到第一版《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于1948年问世，美国基本建立起一整套理论体系。
第三，在外交指导思想方面，美国有了罗斯福的“世界主义”和杜鲁门主义等。
第四，在智库建设方面，美国先后建立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1921年)、布鲁金斯学会(1927年)、海军分析中心(1942年)和兰德公司(1948年)等。
第五，在战略和政策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方面，出现了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Scalapino)等。
三 走向世界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
未来30年，除了需要进行多方面(如物质、战略、理论和思想等)的准备外，作为国际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国家行为体，中国还需要同国际社会进行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双向和多向交流，并尽可能地提供有关的公共产品。
(一)外部环境变化趋势
未来30年的内外环境将对中国外交和全球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就国内挑战而言，中国将面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积聚效应，物质生产丰富和思想文化及核心价值观相对缺失，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整体社会进步等方面的瓶颈困难。此外，中国外交体制也存在从“大国小外交”向“大国强外交”过渡的问题。我们在此主要讨论未来30年中国外交面临的外部环境问题。
在未来30年的历史进程中，多极多体的国际体系将最终形成，但是国际体系在其行为体、机制、议题、价值观等方面将经历艰难的调整和转变，有时甚至可能通过非和平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
第一，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势。未来30年，和平、发展、合作仍将是时代的潮流，可以预见的世界形势趋势主要是：一方面，社会经济综合全面发展，政治文明继续提高，全球的趋同性和跨国性明显增强，拥护和维护和平的力量更加壮大；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力量中心相互关系的调整将更加艰巨，各种社会思潮和主张的碰撞将更加激烈，局部冲突在某些地区和国家将更加突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将大为提升，国际关系的有序整合与无序冲突将更加明显。
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社会等全面发展。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信息爆炸等推动时代进步的积极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世界经济的总量、社会发展的质量、发达国家的数量等在30年内都会有明显的增长。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等将会努力拓展继续发展的空间，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将实现重要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从整体上讲，世界贫困人口将会有所减少。同30年前以国民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主要指标的“发展”相比，未来30年的“发展”更加强调经济、社会、环保、生活质量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协调、平衡增长。
世界政治文明程度将继续提高。政治文明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政治进步状态。①而且，“全球化把碰撞整合过的各种政治文明聚集起来，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加以推广”。②在未来30年，世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断增多，政治文明也将同步提高。大多数国家将进一步加强政治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也将不断增强，政治制度民主化和法制化将成为国际政治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世界的趋同性和跨国性明显增强。在经济方面，要求发展经济的世界各国和无处不在的跨国公司将继续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在科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日益超越国界洲际；在文化方面，五彩缤纷的各种文化不仅交相辉映，而且相互交融。在中国，“趋同论”虽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正式认可，但其精神实质已体现在“与国际接轨”和“融入国际社会”等流行话语之中。
维护和平与避免战争既是上述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它们继续前进的必要条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同舟共济”的精神为指导，通过磋商协调和建立二十国集团峰会等机制共同应对危机，不仅避免了1929－1931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重现，也避免了世界规模的大冲突。特别是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提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从而进一步壮大了世界爱好和平、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力量。
第二，可能的反复和曲折。与上述世界形势发展主流同时存在的还有逆流和曲折，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很好地把握世界潮流和处理国际事务，如果世界上出现特大严重失控事件，那么也有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国际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已经发生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而恐怖主义、海啸地震、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则几乎每年都有。特别是由世界扁平化、科技发展、公民社会等综合促成的“社交媒体”迅速发酵，使国际形势更加变化多端且难以控制。
其一，未来30年，东西方在发展模式上的碰撞与互动加剧。世界政治形态的多样性得到肯定。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打破了全球化等于西方化和美国化的神话，各种模式出现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和并存发展的态势。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提升。在总结自身经济建设成功实践的基础上，非西方国家有望提升对世界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贡献度。全球性规则调整压力加大。西方世界、新兴大国和欠发达国家等在国际规则上的互动增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主权原则等国际规范日益受到侵蚀。国际规范兼顾世界政治全球化和地方化两种趋向的难度上升。
其二，国际机制的重要性和包容性提升。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国际权威和权力日趋扩散，新旧力量均谋求通过改革国际机制巩固其国际地位。新兴大国是国际机制改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新兴大国依托其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人才和理念的增量支持。国际机制更趋开放和包容。国际机制在保持国家和政府主渠道的同时，向更多的行为体和领域开放。
其三，相互交织的多重安全挑战。传统安全挑战依旧严峻。大国之间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动趋于深刻。中美战略互信建设任重道远，新兴大国域外安全影响提升，大国在全球公共安全领域合作需求增大。在“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责任”等理论支持下，西方大国依旧保持对外军事干预，国际关系中武力使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导致地区形势动荡和国际社会分裂。核安全面临诸多挑战。和平利用核能与拥有核武之间的矛盾随着地区性强权的崛起可能加剧。核裁军进展缓慢，核电安全问题日趋紧迫，反恐防扩密切相联，核物质管控难以落实。
其四，非传统安全议题更加突出。发展不平衡成为重要安全议题。西亚北非变局和“占领华尔街”等事件表明，发展不平衡引发社会政治动荡的风险显著增大，如何推动均衡发展和维稳成为全球性课题。资源稀缺引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增加。资源稀缺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不断加剧，谈判解决具有资源重要性的领土和海洋争议的难度上升。气候变暖、流行性疾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增加了安全威胁的来源，更好地平衡全球治理与主权治理关系的需求突出。网络安全日趋重要。网络攻击、泄密等因素对技术转移和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正在引发各方关注。
其五，国际社会动荡因素增加。全球政治意识觉醒引发治理危机。民生、民主、宗教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极端主义思潮扩散，综合治理难度上升，国家内部动荡极易引发外部干涉。全球化的失衡效应日趋显现。人口增长、社会发展、资源需求与供给、地球生态环境、世界经济和全球财富分配等领域均出现失衡现象，成为政治动乱的深层根源。国际社会安全供给能力不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应的国际治理机制建设滞后，非国家行为体积极介入安全事务。
(二)大国强国外交的理论建设重点
中国在成为全球大国和强国的进程中需要进行理论准备，主要应加强以下方面的理论建设。
第一，根据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内外形势的发展，以中国外交的任务来确定理论建设的任务。在总体思想方面，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要从理论上总结、提炼和证明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的必由之路，即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上升的新兴大国和守成的传统大国能够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这就是说，中国要超越权力和权势的传统分析。
在战略思想方面，未来30年的主要任务是超越现有的传统战略思维和形成新型战略思维。前者主要指对抗思维，如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地缘政治/战略思想等。后者主要指中国要在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的调整和设计方面取得创造性的思维飞跃，争取筹划和落实“多极多体”的国际和地区体系的途径和方式。
在政策思想方面，中国外交政策需要增加其对解决具体问题的应用性指导，如在解决世界热点和难点问题上能够做出具有建设性的贡献，在处理中国和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问题时能够实现双赢和共赢的目标。
第二，继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上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扩展为马克思主义和进步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扩展为发展中国家化，认真总结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胡锦涛外交思想等，此外还要总结从孙中山到李光耀、从甘地到曼德拉的思想。
第三，吸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首先要搞清楚：在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我们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我们有天下观、辩证观、中庸观，但缺乏制度和法制意识。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缺乏现代专业意识，很多论文定性分析远远超过量化分析，有点像中国画的肖像画和石雕，大而化之。此外，还缺乏中国和世界的共性意识。
第四，在未来30年中，努力争取把和谐世界理念上升到和谐世界理论的高度，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对外关系。首先，和谐世界的自身理论建设。2005年中国首倡的“和谐世界”理念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但在新形势下需要不断深化其时代内涵，如增加价值观、国际责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内容，并积极向理论发展，扩大其普遍意义。
其次，和谐世界理论建设的过程首先是统一中国国内思想的过程。中国历来有和平思想的传统，但也存在崇尚和敬畏武力的意识。当前中国日益抬头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正从反面说明中国需要对和谐世界进行再学习和再认识。
最后，增加和谐世界的国际元素。例如，中国和印度、缅甸在1954年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效果就大于中国单独提出。又如，印度总理辛格的“世界足够大，可以让印度和中国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共同发展和繁荣”。③这一乐观的判断在中、印和其他国家得到了积极的反响。中国要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导下，在多样多元的条件下与传统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共同发展的旗帜下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同时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等。
第五，确立与国际兼容的核心指导思想。理论自觉是个永久性命题，但在未来30年里，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举国上下提升对外交重要性的认识和加强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争取在30年内取得两大平行进步：一是形成与国家核心价值观相匹配的国家外交主导思想，并以此主导外交的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二是增加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国际主流外交理论的交汇面，交汇面的重点应当是对世界现状的共同理解和对世界前途的共同追求。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国际主流外交理论在未来30年的互动应当是多向和建设性的，并尽可能地为继续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新理论而努力。
第六，加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传播。要勇于、善于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和共享。
第七，上海学界的特点和任务。首先，既要增加理论自觉，也要增加实践自觉。上海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涌现出顾维钧、王正廷、陈毅、吴学谦等外交家，中央领导和领导部门经常垂询上海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外国领导也重视和上海专家学者的互动。但近些年来，上海的某些优势正在失去，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其次，上海学者要有使命感和危机感。上海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重镇，正在从“上海特色”向“上海学派(海派)”发展。现在用48个字来表达笔者的一些感想：入世应对挑战，出世建构理论；个人各务本业，群体同建体系；克服浮躁情绪，提倡钻研精神；超越项目束缚，增强课题意识。
没有思想的人，是不能引领世界思想潮流的；没有理想的人，是不能创建理论的；没有上佳素养的人，是不能成为世界级和国家级精英的；没有品行的人，立了门派，最多只是旁门左道。
［收稿日期：2012-07-20］
［修回日期：2012-07-23］
注释：
①有的学者总结了“政治文明”的七种定义，这里主要根据郑慧的定义。参见郑慧：《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载《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7－9页。
②臧乃康：《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3页。
③2008年1月15日辛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