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类型电影特点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中国论文,类型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类型电影经验，正在形成自身特点，也暴露了诸多问题。当前发展的目标应该是，让类型电影健康成长，逐渐成为主流电影的主体，当然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转型期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生存发展，中外概莫能外。与美国社会条件不同的是，中国存在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类型电影正是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发展的，如果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强大阻力，反之，则可能加速发展。类型电影与市场化转型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必由之路。
发展类型电影，需要理解类型电影的本质。类型电影是公民社会的大众娱乐方式，依赖于公民自由发展的社会氛围。可以说，对观众的观赏需求的主动适应和适度调整，是类型电影的根本特征。
首先是尊重观众的自主选择的权利。每个人可以自由支配业余时间，选择看什么电影完全出于本意，不必有意压抑自己的欣赏要求，也不必担心趣味低俗而造成心理负担。
其次是吸引观众对某类影片反复观看，非但不腻，反而越看越上瘾。类型片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观众的痴迷。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偏执，而不单纯是欣赏电影艺术。因为艺术忌讳重复，可是类型片与艺术片不同就在于适度的重复。培养重复观看、持续观看的观众，是类型电影的成功要素。
要细分观众群体，以不同的类型满足不同的观众需求，是另一个成功要素。制作者和创作者需要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把握他们的感受和情绪，制定不同的策略，生产适销对路的电影产品。
再有，制作方不可能一味迁就每一个观众的具体要求，而是把他们的要求简化、分类，形成各种固定模式，这样便于制作和发行，以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对于每一个观众来说，在观赏时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并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
总之，类型电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电影业界的盈利要求与观众观赏需求互相博弈平衡的结果。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道路和方式比较独特：20世纪20—40年代，在外国电影强势挤压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一些类型电影，虽然远不成熟，毕竟自发形成了早期原始经验。50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借鉴采纳苏联模式，由政治主导电影制作，重宣传教育功能，以题材设定取代类型划分，中断了类型电影的发展。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类型电影复苏，但仍然受到轻视，未成主流。新世纪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竞争加剧，类型电影取得长足进步。当前正在从这种基础出发促进类型电影生产，力求使类型电影成为主流电影的主力。
中国发展类型电影的特点是，建构与解构并行，两者甚至是混杂的。中国面临着两个趋势，其一是建构类型电影的过程，需要更多地满足市场不同需求，必须借鉴西方经验，创作出不同的类型。其二是与此相对，对西方经验的解构和重组，破除死板的类型的标准化生产模式，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修正、调整或变革，产生一些非西方标准的中国式类型。这两者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却都是必要的。
其实，在调整传统类型方面，西方电影业界也在进行。西方在从传统的类型电影的束缚中走出来，试图寻找一些非传统的方式改造旧有模式，以适应现在观众的多元化需求。因此，中国更无须严守传统类型模式。
中国需要更符合市场要求的类型电影，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成效并不令人满意。需要对于中国的几种类型的发展状况进行简单的审视，找到影响发展的因素。
武侠片
中国相对比较成熟的类型电影是武侠片和功夫片。这是由于中国武侠文学发达，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积淀。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积累了电影创作经验，后经香港、台湾电影业继承、开拓，内地电影人也做出一定贡献，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
武侠片与功夫片并无严格划分。武侠片有侠的成分，容许有超越生活经验和自然法则的功力和动作，多为历史题材，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中国的魔幻影片或玄幻影片，有时也与神怪片结合。功夫片多表现的是现实中的人物，功力基本上不超越生活经验和自然法则，尽管可能非常夸张。题材多采自清末民国初年开始的近现代社会生活。
近年来，武侠、功夫片虽然在市场上境遇尚好，但无重大突破，遇到发展瓶颈。首先在内容方面，题材有枯竭之忧，主题已经大体挖掘已尽。主要情节分对内和对外两种。对内不外武功门派高低比试，高手争雄，团伙斗气，家族恩怨，个人复仇，官逼民反，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等，基于传统的民间意识形态。
对外指抵抗外辱，但是由于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的大规模冲突有碍民族团结，此类题材受到约束，也就只剩习武救国一条窄路可走。最典型的是由李小龙《精武门》开创的模式：通过与外国人打擂台，比武，弘扬民族主义，发泄被压抑的怨气，增加民族凝聚力，获得民众认同，取得市场回报。但因不断重复，了无新意，开始显现颓势。
武侠片功夫片如果继续发展，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是一个难题。难以表现现实生活题材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能够被当代观众喜欢，乐于欣赏，就需要提高精神境界。首先，对当代观众来说，还需要看到侠吗？需要什么样的侠？侠是法律失效的一种精神替代物，对于正在完善法律体系的中国社会来说，可以作为一种补充。但是，侠崇尚的道义需要进行现代化转化，固然可以保留情义等传统成分，更需要强化一些现代意识。从个体角度应对社会的种种问题，继续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主持公道，把一些公民意识加入其中，减少效忠他人、知恩图报的老一套，摆脱江湖习气，转变为更多地为了崇高信念做出自主选择，更多地与市民社会相联系，带出人生百态，表现真实人性才可能有生命力。
电影，特别是动作电影，需要暴力表现。武侠片能够在世界取得佳绩，赢得尊重，是由于展现出独特的暴力表现系统，开掘了动作和暴力的美感，由于它的写意性、抒情性、表演性以及程式化，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暴力的残暴感和血腥性，使得残酷的搏杀和虐待转化为一种表演，形成了特定的暴力美学。
武侠片中，暴力与人的道德情操和价值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暴力使用的道德伦理信条，所谓武德有高下、卑劣之分。通过仪式化的暴力对决在高潮中解决冲突，能够给观众带来集体性的情绪宣泄，符合类型电影的规律。
但是反过来看，被人推崇的英雄不仅使用暴力必然合理合法合情，而且需要以暴力决定道德优劣，则是很容易混淆是非。武侠片和功夫片过于迷信暴力、美化暴力，必然导致暴力万能的观念得到广泛传播。诉诸武力，或以暴力威胁，对人的潜意识影响是需要警惕的。对暴力的负面作用能否有所反省，是武侠片功夫片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武侠电影也包括一些功夫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环境设置时，变常规社会为江湖。江湖不同于社会再现，是完全人为建构的产物。在那里，一切被符号化，假定性极强，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借喻，对现实生活而言是一种抽象的联系，具体的逃避。江湖是最符合电影类型化的创造物。它是中国文人和民众共同创造出来的，综合了高雅艺术与草根艺术，吸纳了深厚的历史和人文的养料。也可以看作是创作者和观众的集体约定，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
江湖中活跃着中国社会的形象谱系，把世间各类人等夸张变形，突出其主要特征，活灵活现，惟妙惟肖。每类人都有代表性，每种关系也有特殊功能。虽然描写的不是现代社会，却与现代社会多有关联。
江湖有规矩，有伦理，有信条，甚至潜规则就是规则，形成一套独有的意识形态。它既是虚无的，又是实在的，把各种意识形态内化在其中，各种意念都需要通过具体的冲突和直观的动作体现。
江湖作为一种社会镜像，既切近现实，不食人间烟火，与庙堂与市井对接紧密，又可以远离现实，瞬间转变为幻想的世界，许多超现实因素即可随时发生。它最能够体现中国人的想象力，在视觉上有充分发挥创造性的余地。
江湖是现实社会和虚构社会的中介，可以很容易向两个方向转换。现实社会中的生活经验经过艺术加工改造，可以转化为江湖中的人物形象和事件。而在类型片中看到的江湖形象，感受到的人生百态对应于现实社会也多有相近之处。这是武侠片最具民族风格的艺术创造，外国人难以模仿超越。
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边缘社会，弥漫着江湖化的意识形态，武侠片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许多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江湖化的漂移，因而遮蔽了真正的社会学的认识，这是需要警惕的。
当然，类型电影并不能真正反省江湖。但是可以设问，武侠电影、特别是功夫电影是否就一定要设置江湖？能不能避免江湖套路，更多地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呢？这是值得认真思考，需要大胆尝试的。
警匪片及其相关类型
警匪片在外国是最畅销的类型，它包括几种衍生的类型，如犯罪片、黑帮片、惊悚片、悬疑片、推理片等，也都属于畅销类型。在中国警匪片仍属公安题材，模式单一，迟迟找不到开拓之途。因为有几个界限一直不能突破。
首先是主要人物严守传统公安题材影片模式，善恶分明，不可动摇。警察代表国家权力，必须是正面形象。在中国电影中，不能让人对警察产生任何不信任，让人怀疑现实中的警察的忠诚和清白。其结果是难以消除绝对化、简单化、概念化。相反，外国电影则力图在警察身上穷尽人性的任何可能性，以此证明，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即使他的职业是警察。固然有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好警察，但是也存在多种可能性。警察可能是坏人，涉及权力犯罪，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也可能是亦正亦邪的凡人，抗命不从、违法乱纪、胆大妄为，以个人方式办案，专门冲撞法律条规。
其次，中国警匪片不能以坏人为主人公。以坏人为主人公的类型片如枭雄片、强盗片，在中国绝迹，更不要说刻画内心复杂或情感世界比较丰富的坏人。可能只有改邪归正的坏人尚有存在的余地，但也不能过多地同情。总之，对罪犯形象缺乏人性化观照。
再有，不能详细展示犯罪过程，不能过多涉及犯罪心理，不能挖掘其复杂的心理动机。一般情节剧在表现冲突对立面时，需要将双方的行为动机表现出来，即使是反面角色，也要找到哪怕是他自认为合理的行为逻辑。但是，在一些人看来，这有为坏人辩护或张目之嫌，有可能感染观众，引起认同，属诲淫诲盗。
如果按照西方警匪片的方式设置情节，安排细节，也会受到社会因素制约和中国现行法律影响。中国人不能持有武器，一般人没有调查的权利，私人侦探也不允许存在，同样无权独立调查案件。平民受到暴力伤害虽然容许正当防卫，但限制很大，不能以暴制暴。即使后发制人，也面临伦理问题和法律限制。出了事除了报警，几乎无事可做。如果按照这样的条件，美国好莱坞的警匪片也大都难以出炉。
就警匪片而言，区别在于，中国此类影片承担的主要是宣传教育功能，而外国则是娱乐性强的文化产品。
这种现状需要调整，但是估计一时难以更改。中国如果发展类似类型，只能另寻出路。目前的解决办法是，犯罪片与悬疑片和惊悚片结合，避开对警方的正面描写。首先增加悬疑，悬念是最具吸引力的电影元素，让观众设身处地的置于神秘之中，感到恐惧而又好奇。
与此相关，增加惊悚因素。对现代观众而言，什么能带来恐惧感？会有群体性的恐惧，如灾难、战争、瘟疫等，但是一些针对个人的危害，对个体造成的恐惧感更强烈，直接的有死亡、对肢体的伤害等，还有一些无形的因素，如黑暗、孤独、误解、无助等。
主人公应该是普通平民，陷入未知的危害，如果是艺术电影，可能会逆来顺受，绝望自杀。但是类型电影的主人公大都需要与命运抗争，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独自奋斗，不揭开隐藏的阴谋或惊天秘密绝不罢休，其间历尽磨难，可能是被窥视、被操纵、被利用、被出卖；也曾经心软、轻信、屈服、盲动；也有痛苦、悲伤、悔恨、失望、感情冲动，但是会一路抗争下去，直至真相大白。这是好莱坞式的情节剧的基本套路，是可以借鉴的。
但是仅有悬疑和惊悚是不够的，对中国观众来说，还期望增加社会内容，需要与社会问题剧相结合，才能进一步提升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目标。解决了社会发展目标之后，与人切身相关的社会问题必然更多浮现出来，强调人的权利、个人安全、人的尊严等等，会成为社会比较普遍的要求。把社会问题个人化，而不必像政治电影一样一定要提出一套社会改革蓝图或方案。可以以迂回的方式接近和揭示社会问题，不远离、逃避，也不深入探讨，以免影响观赏性；象征性地按照情节剧的方式对一些社会问题给予完满解决是基本的叙事策略。
总之，把警匪片、惊悚片、悬疑片、社会问题片结合起来，表现中国现实社会，塑造新的平民英雄形象，从而形成新的类型，是类型电影发展的一种路径，值得一试。
科幻片
科幻电影是中国最应该发展的类型，但是也是最薄弱的类型，除了对技术要求高之外，需要从文化心理寻找原因。
西方的科幻电影的一个题材是人类征服宇宙，或者地球受到外星球生物的攻击。这里固然有人类对于宇宙奥秘的探求的原因。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追根寻源，那可能是殖民主义文化的遗续。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发殖民地，遇到当地土著人的反抗，这种历史记忆积淀下来，转换形式，以科幻片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基于殖民主义文化的历史记忆，在中国是缺失的，也就难以转化为形象体系。
这类影片实际上与国际政治相关，很多都是冷战的产物，把对手妖魔化，设置为来自外太空的毁灭性威胁，而将自身装扮成解救人类的中坚。中国人对这种冷战思维也没有兴趣。固然中国也在面临着很多威胁，但是中国人都明白这些威胁现实存在，没有必要借助幻想题材的影片暗示和阐释。
第二种科幻电影的主要题材是关于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幻想，体现了西方对于科技无限发展下人类命运的担忧，提出的问题是：机器人的功能强大，是否会反客为主，统治人类？机器人是人类的奴仆还是朋友？对待机器人是否应该实行人道主义？进而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些探讨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毕竟不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现实压力可能也在压缩我们的想象空间。中国人口多，人际关系复杂，让人难以应对，反而认为人与机器的关系简单。对于机器人超越人的智慧，反过来奴役人类这种幻想感到遥不可及。对于相关的哲学命题也止于思考。显然过于理性，过于务实，都会阻碍科幻电影的发展。
但我们社会观念中科学万能的观念比较根深蒂固，因为近几十年来我们从科学发展中受益，相信科学万能，对待科学充满期待和渴望，远超过对它的恐惧。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和怀疑精神，没有对科学失控有太多的担忧，没有把科学与人的感情等对立起来。以这种观念主导创作，可能会使影片简单化、单一化，与世界潮流相距比较远。
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中国人的精神也在发生飞跃，对科学技术高速增长的忧患意识正在成长，对于对科学失控的担忧越来越强烈。这也就为科幻电影创作奠定了精神基础。
中国人面临的是后现代背景下的科幻片发展，一些固定的模式被破坏，人类与外星人、人类与机器人这样二元对立的划分被打破。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受到挑战、破坏。例如，生命形式更多样化，出现既不是人类又不是机器人的所谓“生命”，既具备二者特点，又有别于二者。不仅人的性别界限被打破，人与动物的界限也被打破。
真实空间受到怀疑。虚拟空间是人类通过数字技术等高科技生成，似乎更具真实感，而且可以随便变化。时间似乎也变化莫测，过去、当下、未来混沌一片，人们只要求活在当下。这些对于新的科幻电影创作提出更大挑战。
中国能够应对的是电影中穿越盛行，虽然也是一种后现代的方式，但是仍然属于从历史中寻找灵感的创作，没有真正面向未来。
中国科幻片的未来令人忧虑。
喜剧很难用常规类型的理论去衡量和规范，固然它有明显的标志，但又难以概括出一套具体的程式化的规律。但是，喜剧又是运用最普遍，也最有生命力的类型。
近年喜剧的发展，受到后现代文化潮流影响最大。集中在三方面：解构主义的恶搞，历史与现实的穿越，还有生活喜剧。其中以生活喜剧最易被观众接受，艺术水平也略高。如贺岁片已经成为一种亚类型。但是，喜剧的主要特性并未得到充分认识，恶搞类喜剧仍在过度开发，令人扼腕叹息。
由于处在正在变动的社会，观众对于喜剧电影的需求是广泛的。喜剧电影也具备了广泛的适应性。不仅具有多种亚类型，而且自身具备了各种分拆重组的条件。可以与很多类型组合，如动作喜剧、歌舞喜剧、青春喜剧等；可以使一部并非喜剧的影片中的某个角色具有喜剧性格；可以将某个段落变成喜剧，而保留原片的风格；甚至只有某个细节、某个动作或表情、某句台词采用喜剧方式表现，将其镶嵌在一部影片里，都有可能出彩，被观众记住。喜剧几乎成为各种类型电影的万能调料。
喜剧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传统喜剧本身不仅给人们带来欢乐，还可抚慰人的心灵。可以笑着与过去告别，减少痛苦和惆怅；以幽默的态度接纳新生活方式，可以比较轻松地面对不适应；对于正在开拓的事业，可以以豁达的心情面对困难；对待强敌，既可以变相表达不满，也可以避重就轻，转移伤害，保护自身；也可挑战权威，既可怀疑质疑，又可避免直接对抗；待人接物，可以委婉善意表达不同意见，使对方不致过于尴尬；发生争执，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或对立情绪；对于一个变动的社会，不协调因素是普遍存在的，它们自然会引发喜剧性，造成喜剧情境。这种不协调很多都反映的是社会问题，社会喜剧就会自然生发出来。
喜剧的一个本质特点是具有颠覆和破坏的作用。喜剧打乱原有的社会的清规戒律和稳定秩序，打破了人们对事物原来的感觉和认识，这往往是人们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接受的是遗留下来的定论，或者仅仅是从众心理使然。喜剧冲击或拆解了人们对坚信不疑的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使之变得滑稽可笑，荒诞无稽。由此证明那些曾经被人奉若神明的信念和秩序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是因为他们徒有其表，外强中干，早已落伍，甚至腐朽。
喜剧是一种安全阀，它预示某种压力可能过大，需要引起注意，如果继续增加压力，对警示无动于衷，则可能出现爆炸或崩溃的危险。因此对于喜剧式的警告，不可麻痹大意，一笑了之，置之度外。同时，喜剧也是对施加压力一方的一种释放和缓冲，如果发现社会虽有不足，但尚有改变或调整的余地时，只需给对方一种警告，不要贸然采取极端措施，导致对立双方失去对话和探讨如何改进的机会。
喜剧可以医治精神创伤，让人以一种豁达的心境接受变化和变革，承认自身的不足，接受失败，可以自我解嘲，借机反省，以乐观的态度改过自新。
喜剧具有集体宣泄的作用。敏锐地发现社会漏洞和精神破绽，提示出来，引发共同的笑声，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启发集体意识，具有凝聚力，也具有矫正作用。
喜剧有助于推进社会平等，成功的电影喜剧必然同情弱者。弱者的喜剧形象来自民间，虽是无权无势的平民，却敢于挑战权威，天真、无辜、自以为是、百折不挠，面对残酷情境不自知，对规则、禁忌视而不见，对好意劝说置之不理，不在乎命运的嘲弄。但运气总是站在他这方面。喜剧是弱者的武器，可以为他赢回自尊。
喜剧的含义是多义的，存在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观赏需要不同的观众可能做出不同的认知。
世界喜剧电影发展经过传统喜剧和现代喜剧阶段，现在后现代喜剧比较流行，它是对传统喜剧、现代喜剧的继承与改造，拼接与混搭，显示出随心所欲的一面。
后现代喜剧继承了批判性一面，但却降低了社会意义。喜剧天然具备攻击性，讽刺必不可少。但是这种喜剧批判锋芒有所收敛，而且通常不过于强调政治批判。对于批判对象，既不愤世嫉俗，也不剑拔弩张，当然也不会妥协变节，只要把对方的所作所为归为无聊，表明在精神上轻蔑就知足了，有限的颠覆，玩笑式的质疑，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意见的表达，似乎留有对话的余地。
对现代喜剧，后现代喜剧也继承了黑色喜剧的成分，揭示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荒谬感，有痛苦但并不绝望。保留存在主义人生观，但不推到极致，明显削弱了黑色因素，成为准黑色喜剧。
后现代喜剧对于各种喜剧的引进借鉴比较多，兼收并蓄，杂陈并置，不分主次。主要特点是：突出了创作者个体的智慧，甚至是急智、灵感的突然爆发，强化了创意的新鲜感，降低了深刻性和批判性，代之以强化游戏感，一切都敢尝试，尽量排斥各种清规戒律，混搭风格流行。将喜剧与各种因素结合，希望引人思考，但不把这作为唯一目的，更不是终极目的，有启发有感悟固然不错，如果仅仅是感到新鲜有趣也未尝不可。或有自我解嘲，但不有意为之，哗众取宠。冷幽默作为一种风格被接受，并被看作一种更高的喜剧境界，备受推崇。
当然，这些后现代风格还未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主流，广泛接近现实生活，触及各种矛盾，用喜剧方式把握生活的本质，这种现实主义喜剧精神仍然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观众的喜剧智商在迅速提高，对喜剧的感受力更强。这为中国喜剧的开拓创造了良好条件，喜剧的多样化发展值得期待。
中国电影人不必把西方类型完全当做模仿样本，而应该将其作为参照体系，理解类型电影的一些创作规律和基本模式。
类型电影规律也并非一成不变。有学者认为：“类型看上去受到规则系统的束缚，但是一部独特的类型电影不可避免地会超越这些规则，使自己从这一类型的其他电影中脱颖而出。因此一种类型的规则与其说是一套文本的成规与惯例，不如说是由制片人、观众等共享的一套期望系统。”①
中国正在建立公民社会，个体自主选择娱乐方式的权利越来越多。只有尊重观众的自由选择，各种类型才有可能形成。中国不可能完全复制美国好莱坞式的类型电影。应该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反过来影响创作实践，形成自己的类型电影美学。需要自主创新，容纳不同艺术风格，使艺术电影的观念向类型电影渗透；需要继续让各类电影在市场中竞争，从而完成类型化，产生中国的各种类型电影。
注释：
①[美]理查德·迈特白著：《好莱坞电影》，吴菁、何建平、刘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