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西方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地位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提升，经济地理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得到了社会学家（特别是新经济社会学家）、非正统经济学家（特别是制度主义与演化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特别强调制度和社会资本的政治科学家）的关注，而且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地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特别是工商战略管理学家）的重视[1]。在地理学内部，经济地理学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它与历史与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环境问题研究等的交叉综合，使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建构迅速多元化。无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地理学领域，经济地理学作为相关学科联系纽带的角色日益突出，其对当代人类生活实践的阐释与指导作用也得到明显加强。那么，我们不仅要问，西方经济地理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它如何建构“经济”和它的“地理”诸概念？它的理论建构为何如此多变与多元？它的学科内核究竟是什么？它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本文拟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期我们能够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的核心与观点的论争，理论建构与认识论、方法论取向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2 区位、空间与地方
经济地理学常常被定义为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或空间组织）的学科。经济地理学家要回答诸如食品、住所、商品、货币、文化意义、景观等事物为什么、在哪里、什么时间得以生产，它致力于描绘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地理格局与过程、探讨经济结构与结构调整过程的地理基础，提供经济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理论解释，记录并阐释经济过程的空间性，揭示经济表现的社会与制度基础以及它们在不同地方和空间尺度之间变化的方式[2]。但如何理解和定义经济地理学中的“区位”、“空间”和“地方”，研究的核心是倚重“空间”还是“地方”，却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
在20世纪30～50年代赫特纳—哈特向区域地理学主导的时代，经济地理学关心的是“地方”，核心是基于实地调查对区域的特征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这时的“地方”——我们通常称之为“区域”，是有界的、封闭的、实体的地域，其内部在一些性质上具有同一性，但也可以具有内部的分异。而随后在50～70年代席卷大西洋两岸的地理学的计量与理论革命运动，却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心从“地方”转向“区位”、“空间”，研究方法也从经验主义的实地调查和描述转向了实证主义的数学模型与统计检验，因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地理学获得了另一个称谓：“空间科学”。这里的“空间”，乃是与时间相对应的经济地理事物存在的绝对空间——欧氏几何空间或“形式空间”（formal space），在欧氏空间中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空间分布与运动规律——区位论、区域科学及行为区位论，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地理学的主导思潮（表1）。
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激进地理学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其关注的焦点则转向了“莱布尼茨”式的空间（即空间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和地方：作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体经济”（substantive economy）的空间和地方，研究的方法则也从实证主义转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又称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这里的空间和地方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场所，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这里的空间已不再是“空间科学”中的“中性”空间——自然的、事先给定的，也不仅仅是地理事物存在和发生的容器，它已成为阶级和政治斗争的舞台和武器，它是由社会关系和过程所生产和建构的；这里的地方也不再是区域地理学中的有界的、封闭的地域，它是基于特定的标准而进行的一种物质的和社会的建构，是通过并围绕权力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生成的，是开放的、不连续的、关系的、内部具有异质性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综合浓缩[3,4]。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向弹性积累模式的转型，日趋加强的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更加突显了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地方之间的差异，促使了地方的兴起，使地方成为联结并体现各种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热点，也使地方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大大增加。这样，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密度、多样性和共存的程度，就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类型[3]。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对空间和地方的认识不断发生转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向弹性积累模式的转变，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将社会、制度、文化和新技术因素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空间和地方的理论建构当中，认为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地方，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生产和决定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化、制度化、技术建构、文化建构甚至是论说（discourse）建构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是在具体的时空中运行的，空间和地方不仅仅是由复杂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建构和生产的，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产物，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是丰富多样的，既包括正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包括非正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还包括多种多样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更包括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过程，甚至也包括由新技术所塑造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的日常生活，不仅具有时空的特定性和变化性，而且具有厚重的“历史记忆”——历史路径依赖。
由于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空间和地方，因而出现了对空间和地方概念的多样化解释。例如，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的视角，强调从社会结构来看待空间和地方，从而将空间看作是经济中差别化的、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将地方看作是嵌入在更广空间结构（劳动空间分工）中具有特定历史和独特特征的地域体[5]。一些学者采取制度主义的视角，强调从制度与机构关系来看待空间和地方，强调制度的空间性和经济空间的制度化过程，重视地方发展所依赖的“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nkness）以及制度与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6,7]。一些学者以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为基础，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并非使市场力量的运行超越了空间和地方，乃是在多种地理尺度上深深地嵌入到具体的、富有历史继承的制度架构、政治体制、调节实践、政治斗争等国家、区域、地方的情境中，是不同地理尺度上所继承的调节模式与现行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之间具有路径依赖性的、情境特定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空间及其城市结构调整战略模式[8]。一些学者追随席卷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潮流，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作为空间和地方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强调空间和地方的多中心性和多元性[9]。更有学者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关于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理论进行批判，强调以“男性主义”为隐喻来建构的经济概念与学说，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各种社会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反映，它忽视了性别的经济和经济的性别；而通过女性主义对经济的另类阐释（如将家务劳动视为工作），并将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地方中的“非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如性别关系）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就可以创建出差别化、多样化、无等级的空间和地方[10]。还有的学者从信息技术对空间、地方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出发，依据科学社会学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强调地理空间与电子空间的协同演化以及技术、空间、地方的关系建构，从而将赛博空间与物质空间协同演化中的经济生活看作是由技术、空间、地方异质关系建构的“行为者—网络”[11]。
由此，在不同的经济地理学家看来，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和地方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空间可以是形式化的、中性的欧氏空间，也可以是实体化的、由社会关系建构的阶级斗争的舞台和资本积累的工具；空间既可以是资本主义关系所主导的，也可以是非资本主义关系所主导的；空间既可以是由物质过程建构的，也可以是由制度、文化、技术乃至论说建构的；空间既可以由现行的以男性主义的隐喻所建构的概念来阐释，也可以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阐释。由于地方和空间是相互建构的，任何地方都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之中，而任何空间都包含着地方之间的差异、变异和相互关系，因而空间概念建构的多样化实质上也是地方概念建构多样化的反映。在欧氏空间中，地方是封闭的、有界的地域单元（或区域），而在实体、关系空间中，地方不仅可以是封闭的、有界的地域单元，也可以是开放的、不连续的、没有明确边界的关系网络；在地方特征建构和地方发展过程中，不仅经济关系、市场关系是重要的，而且种族、性别、家庭、朋友、年龄、阶层、信仰、传统、文化、信任与合作、对地方的归属感等社会关系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经济地理学对空间和地方的理解，离不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也就是说离不开人类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虽然在现代人类生活中，经济生活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中，经济从来就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纯粹的“形式经济”，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交织在一起的“实体经济”。因此，在经济地理学中，如何看待并定义“经济”，就成为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
3 经济、社会与自然
在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中，如何看待“经济”及其“地理”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通常是指对物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诸活动的统称。在政治经济的语意下，经济乃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但是，我们该如何理解生产、流通、交换、消费诸活动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呢？
在“空间科学”主导经济地理学的时代，区位论和区域科学所关注的焦点是生产、流通和消费活动的最佳区位与空间组织；而在激进地理学兴起的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劳动关系以及社会—自然关系则成为理论建构的核心。Harvey在其革命性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中，将城市空间看作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西方经济衰退的中心，认为一个城市的地理空间布局正是资本家为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而造成的结果，一方面，资本增长的驱动，造成了工人实际工资和福利的下降；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促进了整个经济系统中资本的积累[12]。这样，要解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分异与不平衡增长，就不能从实证主义空间科学出发来为现有的城市空间形态辩护，而必须从经济与政治过程特别是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来对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实施积极的批判。激进地理学在强调资本——劳动关系的同时，又进一步复兴了经济地理学对资源和自然的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创立的时代，资源的生产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曾经是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核心。在区域地理学主导的时代，经济区作为最基本的地理单元，其划分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其自然资源基础。但在空间科学主导经济地理学的时代，为了建造一般区位理论模型的需要，“孤立国”的假设自然就抽象掉了资源的差异，从而将资源的研究边缘化了。而激进地理学的兴起，使经济地理学家看到，生产过程其实就是运用人类劳动将自然要素转变成有用产品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源和自然已不仅仅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嵌入到特定的一套社会和经济规则当中，与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资源和自然乃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天然的自然（第一自然）经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而转化为“第二自然”的结果，其间包含着冲突、权力斗争和政治[13]。这样，要认识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特别是环境风险，就必须建立自然与社会的关联，将其看作是在“第一自然”基础上的人造物。当然，在激进地理学家看来，阐释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将“第一自然”转变成“第二自然”的，乃是资本家为了利润和积累而实施的对资源和自然进行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从社会关系来分析经济、自然已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的主流，但在激进地理学内部，学者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与以Harvey为代表的激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强调抽象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相比，以Sayer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固然经济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和其地域不平衡发展设定了先决条件，但这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不能很好解释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特定的时空动态，如解释特定的产业发展轨迹和区域不平衡发展型式、哪些城市和区域在兴起？哪些在下降？这样，对现实资本主义时空动态的解释，就不能仅仅依靠抽象的理论演绎和历史解释的宏大叙事，而必须将抽象的理论推理同具体的实际案例分析有机结合。由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对资本施加限制和约束的结构条件并非是事先给定的、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类有意和无意行动下社会生产的产物，抽象的、必要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受到因情境而变化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修正和改变。因此，在经验案例研究中，那些因情境而变化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理应成为经济地理学“因果关系”分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14,15]。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新经济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对空间、地方的重新认识以及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经济地理学家发现，制度、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具体时空特定性在资本主义新时空形成与演化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经济地理学家不仅可以从资本一劳动关系和种族、性别、阶层等社会关系来看待经济和自然，而且可以从与制度、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出发来看待经济和自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条件与约束乃是在特定的制度、文化与政治安排下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这样，对时间和空间特定的制度、文化、政治安排的重视，就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的结构概念同经验能够观察到的生产组织型式及其地理内在地结合起来架起了理论桥梁，而现代社会理论（特别是经济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这些位于新古典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建构，恰好为这种理论桥梁提供了思想基础。80年代以来占据欧美经济地理学主流地位的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新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s）、网络与嵌入（networks and embeddedness）、区域调节与治理（regional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区域集聚与集群（regional agglomerations and clusters）、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ies）等理论建构以及各式各样的地理政治经济研究（表1），正是经济地理学在“扬弃”激进学派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社会理论的最新思潮而重新审视经济和自然的表现与结果。
经济地理学这种对经济和自然的重新审视虽然强调的重点有别，但却分享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地理政治经济方法和文化经济方法是解释资本主义空间上和时间上的不平衡发展及环境变化的两种有效的、互补的工具[16]；经济、自然、政治、文化和空间是相互建构的，经济生活是以社会、政治、文化、自然和地理空间为基础上，经济具有内在对社会、政治、文化、自然和地理的嵌入性；而另一方面，空间和自然也是由社会、政治关系建构的，文化同样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资本主义是一个高度多变和差别化的系统；空间、地方、尺度和自然内在于经济和社会过程；国家、公司、贸易协会、劳动力、劳工组织、自然、环境等是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为者（actor），正是多元行为者在特定的、变化的结构关系约束下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时空动态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程度。Hudson指出，在发展对经济及其地理更加有力和细致的理解方面，政治经济方法成功地将演化、制度、国家、能动作用和结构等论题带入到经济地理学；而政治经济方法对经济及其地理过于决定论和结构化的阅读，也遭到了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并促成了经济地理学对文化经济方法的诉求[16]。实际上，经济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转换的过程，而且同时也是一个论说建构的过程。作为物质转化过程，它不仅涉及到物品的生产和消费，而且也涉及到自然的生产和消费。作为论说建构过程，它又是一个价值创造与实现的过程，而价值本质上又是文化建构与定义的。在社会过程与经济空间型式关系的概念建构中，空间科学的区位论和一些激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均陷入了单方面从社会过程来推演空间型式的陷阱，资本主义的结构关系与经济的空间型式之间并不存在事先决定的一一对应，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是非决定论的，空间形态不仅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同时它也塑造着社会过程建构和演化的方式。
4 技术、制度与文化
为寻求利润而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利润乃是收益与生产成本的差额。因此，作为空间科学的经济地理学，其所关注的核心就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因区位差异而形成的收益与生产成本的差异，最小成本或最大市场乃是进行空间区位决策的基本法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企业的利润是静态的或比较静态的，资源配置的技术条件是给定的，市场条件也是给定的。但正如Schumpeter所阐明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创新的过程乃是这种动态变化的源泉，创新所形成的“创造性破坏”内在地驱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革，而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上的创新，也包括制度上的创新，并且后者对前者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17]。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战后50～60年代经济繁荣以后，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膨胀状态，为了对资本主义时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作出理论解释并开出政策药方，激进地理学应运而生，并将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生活从新古典主义的静态世界走向了动态世界。尽管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中技术和制度变迁的作用，但由于激进地理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是以“资本积累的危机”特别是资本—劳动关系为核心的，并没有将观察的焦点转向驱动资本主义发展演化的“创造性破坏”：技术和制度创新，因而未能对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引领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空动态作出科学的预见。
经济地理学对技术、制度的重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一些区域经济发展中新生产组织模式：弹性专业化组织模式及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研究。Storper指出，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中有三个主要的学派参与了“区域经济复兴”这一问题的争论。一派是源于“第三意大利”研究，关注于“制度”与“马歇尔产业区”发展的弹性专业化学派；一派是源于加利福尼亚“新产业空间”研究，关注于产业组织、交易、集聚和外部经济的加利福尼亚学派；另一派是源于北美、西欧高技术产业研究，关注于创新、技术变化、学习与区域发展的技术创新学派（包括美国高技术区域发展学派、区域政治学派和欧洲创新环境学派）[18]。显然，与激进地理学关注于资本主义积累危机所形成的城市与区域下降相比，以区域经济复兴为特征的“新产业空间”的兴起激发了经济地理学家对技术、制度、组织、地域动态关系研究的兴趣[19]。在社会科学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制度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为激进地理学之后新工业与经济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些被称为“异端”的理论方法，既批判建立在个人理性和纯粹市场基础上的新古典正统所推崇的一般化“形式抽象”，也反对马克思传统中的结构决定论和刚性、封闭的一般化“本质抽象”，而是强调理论建构中地方知识、制度嵌入、历史特定性、技术动态和批判自反性（critical reflexivity）的重要性。以这些“异端”的理论方法为基础，结合经济地理学对空间和地方的重新认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家围绕技术、制度、组织、地域关系开始了新的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并由此促成了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新工业与经济地理学”[20] 或者“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兴起[21]。
“新工业与经济地理学”或者“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秉承了激进地理学在政治经济范式下讨论空间、地方的传统，将经济看作是一种社会和历史—地理建构，将技术、制度和组织看作是具有地理敏感性的经济生活的关键要素。如Barnes在《新工业与经济地理学》一书中，强调了制度主义有关地方与自反性知识、制度分析、嵌入与网络、文化规范和习俗、路径依赖和锁定等思想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贡献[20]；Storper在《区域的世界：全球经济中的地域发展》一书中，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holy trinity）并以“非贸易相互依赖”的“关系资产（relational assets）”为核心的理论框架[18]。然而，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经济第三产业化、消费主义、全球化以及“后现代”哲学诸多因素的促进下，政治经济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批判和挑战，经济地理学分析的文化经济范式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流行起来。这种文化经济范式强调在经济的概念建构中突出文化、话语、文本、符号、意义的作用；将社会关系看作是人们社交活动、沟通、分享理解的基础，以及关涉价值问题、流行的评价规范的核心；认为正是社会关系塑造并指示着经济的意义和规范，为经济地理学的建造提供了方向、沟通的意义以及好与坏的评价标准，正是社会关系建立了经济意义和规范的模板，通过这些模板，社会生活的轨迹才摆脱了决定论和随机论的羁绊。然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关系的出现不仅依赖于具有决定性的物质现实，社会关系并不能简单的通过历史地理而持续留传下来，而必须通过经济地理空间中论说、斗争与物质性之间的交叉而得以连续的再生产和转变。因此，经济并非是也不能是“独自”运行的，它总是由社会和文化建构而成的；只有通过各种社会与文化关系，如市场关系、权力关系、信任、习俗以及性别、种族与阶级关系，才能认识经济及其嵌入的地理空间。这样，经济、社会、文化、空间都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的；同样，精神与物质、虚拟与现实、数量与质量、地方与非地方诸方面的价值与流行的社会及文化关系，也不是“自治”的，而是相互作用的[22]。比如，文化经济范式的积极倡导者Amin和Thrift，就强调从文化的观点来重新解释经济现实，将经济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是由文化来驱动的并嵌入在文化中[23]。
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对制度、文化的关注引起了有关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争论[24]。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经济范式”对“政治经济范式”的革新与替代作用，呼吁经济地理学要远离经济分析而应走向“经济的文化地理”；一些学者则严守政治经济范式，认为经济地理学虽然应重视文化，但应放在政治经济范式下进行讨论，因而反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一些学者亲和主流经济学——以Krugman等为代表的新地理经济学，不仅反对这种散漫的、多元化、不确定的“文化经济范式”，甚至也反对将文化纳入经济地理学分析；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两种分析范式并非是竞争的和替代的关系，将其看作是互补的更有利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构。
5 关系、尺度与调节
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任务。批判现实主义认为[14]，在相互关联的事物之间，这种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必然的关系与权变的关系，前者乃是指事物之间独立于特定的情景而存在的普遍规律，后者则指事物之间的关系依赖于特定的情景。从认识论出发，必然的关系与普遍规律可以运用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而权变的关系则只能在具体的情景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方法来研究。在区域地理学主导时期，各地理要素区域分布之间的关系乃是进行区域划分、描述与综合的基础，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相关性乃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地理环境决定论”与“或然论”则是有关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争论的焦点。在空间科学主导经济地理学的时代，为追求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一般规律，理论经济地理学家将空间看作是承载经济活动的容器，通过将空间变量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利润或效用最大化模型，来建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一般法则。这一时期，经济地理学家非常重视区位决策和经济活动投入产出联系的空间化，认为正是空间属性、空间因素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地理格局，强调运用实证主义去发现客观存在的空间法则。在激进地理学兴起的年代，经济地理学家则强调并不存在纯粹的空间过程，空间乃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建构，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和资本—劳动斗争的舞台。但激进地理学的认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它同样致力于建构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但在行动—结构（agency-structure）关系中，却将结构看作是决定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动者（agent）的能动作用。因此，无论是区域范式的经济地理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地理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地理学，虽然其看待空间的方式以及所寻求的学科目标有别，但在处理行动—结构的关系上，均偏向结构而忽视行动本身是如何建构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弹性专业化、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及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为标志，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呼唤着经济地理学向新的理论建构转型。这种新的理论建构以批判现实主义、结构化理论、社会经济学（socio-economics）、科学社会学等为基础，强调行动—结构之间的权变关系而非单向的决定关系，认为正是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塑造了资本主义时空经济的多样性，特定时空情景中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关系资产、行为者—网络、关系嵌入等，才是认识经济活动的空间与地方的基本出发点[18,25,26]。Bathelt和Gluckler提出，这种“关系经济地理学（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的理论建构分享以下3点主张[27]：（1）情景性（contextuality）。从结构的视角看，经济行动者必须放置在社会与制度关系的情景中来认识，或者说行动嵌入在特定的情景中。（2）路径依赖（path-depandence）。从动态的视角看，由于过去的经济决策、行动和相互作用赋予并约束了今天的行动情景，因此发展变化必然是路径依赖的。（3）权变性（contingency）。由于行动者的战略与行动会偏离已有的发展路径，因此经济过程同时也是权变的。在开放系统中，经济行动并非是完全被决定的，也不能通过普遍的空间法则来预测，虽然路径依赖的发展为其提供了特定的历史，但经济行动会受到不可见变化的影响。当前经济地理学家所提出的众多转向，如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等[28]，既反映出经济地理学家在行动—结构关系上更偏向行动这一共同的理论建构倾向，也说明不同的学者在理解地方化经济和社会过程方面所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比如，倡导“制度转向”的学者，较为重视制度、文化规范、习俗等对经济行动者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倡导“文化转向”的学者，则接受后结构主义的观念，更加重视经济行为者本身的社会文化属性作用于经济现实的过程；而强调“关系转向”的学者，强调空间乃是透视经济行动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地理透镜，经济行动与物质、制度、文化约束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变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因此，在行动—结构的关系上如何对待行动，构成了当前经济地理学理论争论的核心。
在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中，与行动—结构关系密切相关的是地理尺度问题。传统的区域地理学在区域划分中，强调了地理尺度的大小以及相似尺度区域之间的排列和不同尺度区域之间的层级关系。而在作为空间科学的经济地理学中，由于将空间作为承载经济活动的容器，因此空间尺度往往是根据“地理距离”特别是“运输成本”而划分的，不同尺度的区域往往被抽象成为空间中的“质点”，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用引力模型或投入产出模型来说明，并根据空间相互作用或地理联系的大小，划分“质点”的等级以及不同质点之间的层级关系。在激进地理学中，由于将空间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建构的产物，认为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均衡发展，乃是不同空间之间权力支配、依赖与斗争的结果，因而激进地理学并不关注地理尺度的大小和不同尺度地理空间之间的物质联系，而是关注于“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快速转型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促使经济地理学家重新审视地理尺度问题并将其作为理论建构的关键[25～30]。一方面，地方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和区域经济的兴起，激发了经济地理学家对“工作场所”、“地方”、“集聚”、“集群”、“不平衡发展”研究的兴趣。为分析特定时空情景中经济行动者（如资本家、创业家、劳动者、国家等）之间的社会关系，许多经济地理学家走向了“地方主义”，将区域、地方乃至工作场所作为经验分析和理论建构的焦点；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扩张，促进了生产要素特别是金融资本、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地理空间”日益被“流动空间”侵蚀和转变。为分析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组织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地方之间的联接，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则走向了“全球主义”，将全球或跨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生产网络、价值（商品）链以及城市体系作为经验分析和理论建构的焦点[1,25,26]。然而，经济活动的地方化与全球化并非是彼此对立的两个过程，乃是经济活动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并交织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27]。因此，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中，地理尺度虽然在不断地向“地方”和“全球”两端扩展，但国家尺度仍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国家尺度、地方尺度和全球尺度又都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相互可以替代的，而是一个不同地理尺度关系建构的过程。不同尺度的区域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层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网络关系[25]。
经济地理学是一个具有高度政策相关性的学科，它不仅致力于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与地方，而且还为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政策实践服务。而要对经济活动的空间与地方进行解释并据此提出发展的政策建议，在其理论建构中，经济活动的调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纽带。如果说，区域范式主导的经济地理学，主要是通过区域描述与区域综合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相应的知识基础，那么作为空间科学的经济地理学，则开启了通过“空间调节”来直接为政策服务的先河。上世纪60～70年代盛行的“增长极”与“增长中心”战略，就是经济地理学在凯恩斯主义政策体系中认识空间不平衡发展并对其进行空间政策干预的生动说明。激进地理学兴起后，由于其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并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公正和地理不平衡发展问题，并将研究的核心转向约束资本积累的结构以及为促进资本积累所实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因此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地理学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调节模式及社会实践的连接。然而，由于激进地理学宏大的理论叙事和政策上的革命倾向，其出发点是用社会再生产这个强有力的冲突过程，来解释真实资本主义世界人类的愿望与资本积累的冲突与矛盾，目的是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寻求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方案，因此其很难纳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践当中。在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中，激进地理学是作为一种批判理论而存在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特定情景中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研究核心的经济地理学，由于其关注的焦点是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形成与演化必定是在一定的“调节”模式下进行的，它不再把经济行动者看作是抽象的、事先给定的、原子式的“黑箱”，而是透过特定情景中社会关系的建构，来观察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时空动态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这样，架起行动者与结构关系分析的桥梁的“调节”，如“管制”（regulation）、“治理”（governance）和“制度”（institutions），自然就成为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改善这些“管制”、“治理”和“制度”，自然也就成为经济地理学为政策实践服务的重要窗口。然而，由于经济地理学在强调“管制”、“治理”、“制度”的重要性方面，在社会经济学这一标签下具有不同的理论来源和观察视角，制度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经济社会学、调节理论等在“制度如何重要”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经济地理学有关管制、治理、制度的理论建构也是多元的。比如，经济地理学中的“调节学派”关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体制”（regimes of accumulation）与“社会调节模式”（mode of social regulation-MSR）之间的结构协调（structural coupling）与冲突，强调积累机制和社会调节模式的多样性、相互之间结合的多种可能性以及机会变异与组织遗传的重要性，以及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激起了有关“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型的争论[22]。但调节理论主要关心国家层面的“积累机制”与“社会调节模式”及其变异，比较强调国家和宏观层面的社会情景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与调节学派相比，许多经济地理学家更喜欢基于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经济社会学视角的中观水平和微观水平的理论建构。大体而言，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视角而进行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比较重视区域层面的制度与治理，如制度厚度、合作经济、网络等，强调经济行为对特定空间和地方的社会嵌入性[6,7]；而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所进行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则更加偏向微观层面的企业、产业和技术的演化分析，如非贸易相互依赖、关系资产、技术学习与创新等，强调经济行为对特定空间和地方的路径依赖、锁定、收益递增及权变性等[18,31,32]。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家广泛地参与了有关“经济全球化”的争论[6,25,29,30]。由于经济地理学独特的空间视角以及从“社会经济学”出发看待经济过程的立场，从而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点提出了重大的理论挑战和深刻的批评。与过去单方面强调全球化的物质后果相比，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则将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通过各种社会—空间实践和一套论说体系共同建构的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过程，反对将物质建构与论说建构割裂开来，将全球化与地方化对立起来；认为跨国公司、民族国家、国际金融、跨国机构、媒体、城市—区域、地方等诸多行动者在复杂的、具有空间异质性的调节与治理模式下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资本主义时空经济的多样性，提出在一个空间上日益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中，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以地域为基础的调节与治理模式的调整来培育地方独特的制度与文化资产，从而提高其学习能力和基于学习的竞争力[6,22]。这样，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的争论，经济地理学进一步突显了管制、治理和制度在地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6,22,25]。
6 结语
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自产生以来，其理论建构的范式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在经历了区域地理学、空间科学、激进地理学三个重大的范式建构运动之后，当代经济地理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的新时代。由于受席卷社会科学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思潮的影响，经济地理学知识和理论建构的有效性以及产生有效知识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多样与多元的格局虽然促进了新理论的涌现，但也在加速了经济地理学的分裂。一些经济地理学家指出，“方法论和概念的多元化并非坏事，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持续的建设性的对话显然要比对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理论范式的持续追求更为可取。虽然采取不加鉴别的理论上的折中主义是危险的，但若追求某一无所不包的理论范式则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理论系统能够提出完全的、令人完全满意的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回答，也不可能成为包治社会经济生活百病的灵丹妙药”[3]。因此，要理解当前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构，需要采取多元和包容的观点，立足于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核心概念和认识论取向，来把握不同理论流派的特点及其与经济地理学科内外各种理论流派的连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论争、批判与重新综合。同时，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其边界是开放的，并在与其他社会学科的“紧密对话”中寻求成为社会科学核心的途径，但也应坚持其理论建构的固有内核和主体框架（图1），以多种经济形态和多种空间建构中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与问题，突显出其独特的“空间”和“地方”视角。
图1 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主体框架
Fig.1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ies
本文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地理学的范畴内讨论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它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目前中国经济地理学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说上世纪80和90年代带有“补课”性质的第一次转型使中国经济地理学由“苏联范式”和“区域地理学范式”转向了“空间科学范式”和初步的“政治经济范式”，并由此取得了喜人的理论成果[33～35]，那么发端于上世纪末的第二次转型，则期待着中国经济地理学家以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建构，来直接参与国际同行当前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学术论争[36,37]。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外来的特别是来自西方主流的观念来充实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但也要避免被主流所吞噬。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似乎过于以政府为导向，以实践项目为基础，以经验研究为手段，重应用而轻哲学与理论思辨；在理论建构上，仍处于介绍国外理论，或以国外理论为框架，从事些实证检验或局部修正的发展阶段，与能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与挑战的阶段仍有一定距离，特别是距创立能引导主流学术思潮发展的理论创新阶段仍有很大的距离。因此，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必须强化三个转型：多元化、国际化、理论化，在学习、检验、修正的基础上，以实地研究为基础，在与主流的对话中批判主流理论之不足[38]；进而，要在积极推进“亚洲经济地理理论化”的进程中[39]，勇于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情境敏感的（context-sensitive）的经济地理理论[40,41]，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建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学说与流派。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671049,40535025）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海外）（40428003）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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