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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花季少年这些充满辛酸的无忌之言，心中的感觉已不止是沉重二字。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同类报道，关于“黑色的七月”，关于“考试地狱”。我也曾目睹过楼下一个六年级的女孩，夜晚洗脚时，脚浸在水里就睡着了。而且，我们还知道许多更为惨烈的花果凋落、青春陨灭的悲剧。
因而，我不禁感到了庆幸。庆幸自己总算还有个相对快乐的童年和青少年－－许多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这种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孩子，可以免受此难－－许多年轻夫妇一想到孩子的教育都不寒而粟。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当然更感到惭愧。
从1901年废除八股文章、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算起，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将近一个世纪。我们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巨大进步。但是，上述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有1300余年科举教育传统的国家，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何其艰难；我国当前的教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离现代教育还何其遥远！
八十年代以来，智育至上、考试至上、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其原因发人深省。很多人认为这是由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决定的。但这种看法是似而非的。统计表明，五十年代初，大学招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是1:1.1左右；1962年为1:4.2；1979年，这一比例曾高达1:27.5。此后，由于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这一比例开始下降，1984年为1:4.0；1990年为1:3.8。事实上，近几年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这一比例已降低到约1:1.2左右，和五十年代差不多。然而，升学竞争却恶性发展，达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中国中小学教育的难度之高、负担之重、学习时间之长，已成为世界之最。
我认为，造成这一病态，陈旧落后的传统教育观念可能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具有深厚的教育传统，全民族具有重教兴教的巨大热情，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资源。然而，没有经过更新转换的传统文化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变革传统教育、实现教育现代化始终是20世纪中国教育紧迫的主题。
现代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简而言之，前者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按照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从而取代了19世纪形成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金科玉律。1918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明确中学不应成为大学预科，而是提供一种适合大多数人学习、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为中学教育制定了著名的“七项基本原则”（培养目标）：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本世纪初，这场全球性的教育变革不仅对美国和西方，而且对我国二三十年代的中小学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陶行知、陈鹤琴等作过重要贡献。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过程并没有继续下去而告中断。
五六十年代，传统教育最激烈的批判者是毛泽东。在1964年的春节座谈会上，他尖锐指出“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摧残青年、摧残人才，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教育革命，有许多“左”的错误和有违教育规律的简单粗暴做法；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否定其“左”的错误的同时，对毛泽东教育遗产中这一最重要的革命性精髓似乎并没有相应的梳理和继承。
八十年代以来，教育外部环境的恶化，教育经费、教师待遇等严重问题成为社会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教育内在的问题。摆脱经济困境的动力压倒了改善教育品质、更新教育“软件”的需要。而创收、经营之道则正在助长着学校教育行为的变异。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思想的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造等等，尚未真正成为学校和教育界的热点。中国教育所缺失的这一课，并没有真正补上。
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讲话中曾指出，如果不改变陈腐刻板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即使国家增加很多经费仍然培养不出大量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特别是第一流人才。的确，教育的现代性主要不是体现在“硬件”上，而是由“软件”制约和说明的。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60年前陶行知实行“儿童中心”、“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的条件简陋的学校，显然比今天许多装备电脑、实行考试至上、题海战术的重点学校具有更多的现代性。
21世纪已经近在眼前，我们仍然在喊“救救孩子”，仍然需要重温70年前鲁迅的教导：对儿童的教育，主要是“理解”、“指导”和“解放”；要培养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学海并非苦海，学校并非地狱。应当让儿童快乐地学习。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必须经过一场全民性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但愿新世纪的日历，也能满足中国孩子的愿望－－每天都是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