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及其近代化历程
赵 香
(宁夏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
摘 要: 因处理民族关系和发展对外交流交往的需要,中国自古就重视培养语言翻译人才。明代中国有了正式的外语教育,而中国外语教育的突破性发展直到晚清以后才发生。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外语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通过对中国历代外语教育发展演变的考察,可以窥见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独特一面。
关键词: 中国;西方观;外语教育
在近代以前，中西方的交流基本以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因此，这一时期中国虽有外语教育和学习，但这是作为对西方朝贡者的“恩赐”来进行的。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才发现西方国家已全面超越自己，其“天朝上国”梦碎，中国对外语的态度也真正转变为“学习者”的态度。
一、前近代时期中国外语教育的起步与缓慢发展
我国历史上与外界的交往由来已久。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大量关于中原与周边民族和地区进行交往的记载。因此，为了交流的方便，先秦时期也出现了官方的翻译机构和人员。西周初年，“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1](卷996，P11689)此处所提及之“象胥”者，即翻译官，其主要职掌为“通夷狄之言，掌理出使夷蛮之国与接待其来使等”。[2](P361)越裳派使者到周朝朝贡，因语言不通，需要三个象胥进行翻译才能顺利完成朝贡任务。可见，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翻译官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注意语言翻译人才的培养。
秦汉时期，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疆域逐渐扩大，人口逐渐增加，与外界的交流交往也更加频繁，因此，秦朝在九卿典客之下设置了专门负责语言文字翻译的官职。史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之令承及郡邸长丞。”[3](卷19《百官公卿表第七》，P730)译官在秦汉的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西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国与西域地区的官方交往逐渐开始，中西交通史上的“丝绸之路”正式开启，译官在中西语言沟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均很重视中西的交往，而语言翻译人才的培养也得到官方的重视。
中国与日本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了文化、宗教上的交流，中国的儒教、道教及禅宗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渗入了日本人的物质精神两个层面，从王维与松尾芭蕉的审美意识相似性上不难看出这一点。而两位诗人在审美意识上的不同，一方面源于个人的生活背景、修养，另一方面来自于民族传统文化、宗教及哲学的影响。通过对比，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中日文化及诗歌的内涵。
中国真正的外语教育始于明清时期。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同年八月，明将徐达率军攻入元大都，元顺帝携后宫、诸子及百官出建德门逃往漠北，元朝灭亡。明朝国祚延续276年，在中国帝制王朝中第二长，仅次于唐朝，这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由汉族地主建立的多民族统一政权。永乐五年(1407)，明朝设四夷馆，“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5](卷74《职官志三》，P1797)明朝建立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其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压力尤为巨大。因此，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明朝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改善边疆民族关系，为国家的持续发展创造相对安全的环境。从永乐五年明朝所设八馆来看，除了蒙古、女直、西番、回回、百夷、高昌等馆培养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才，而西天(印度)、缅甸二馆均涉及外语教育。正德六年(1511)明朝又决定增设八百馆(今泰国北部)；万历七年(1579)增暹罗馆。明朝政府对四夷馆的管理也十分严格，“初设四夷馆隶属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肆学士，稽考课程。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遂改隶太常。嘉靖中，裁卿，止少卿一人。”[5](卷74《职官志三》，P1797-1798)夷者，夷狄也，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商民的统称。从“四夷馆”之命名观之，可以发现明朝之民族观仍然是对传统“华夷分野”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四夷馆”的设立是明朝重视加强对外交往交流之体现。刘迎胜认为：“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我国最早结构完备的、带有语言教授功能的‘亚洲研究院’。”[6]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四夷馆”制度，但将“四夷馆”改为“四译馆”。据《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1644)，会同四译馆分设两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7](P3283-3284)可见，清代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有所变通。除名称变化之外，将明朝的十馆调整为八馆，即取消了蒙古馆和女直馆。另外，清朝在康熙年间设立的俄罗斯馆值得关注。俄罗斯馆的设立源于中国与沙俄接触日益频繁，矛盾纠纷日渐增多。沙俄崛起之后迅速向东扩张领土，到清朝初期，其扩张的范围已达东西伯利亚地区，并对中国进行侵略。康熙时期，清朝组织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沙俄战败，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双方边界。条约文本最终用拉丁文起草，但因当时清朝严重缺乏拉丁语翻译人才，只能让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和法国传教士张诚参与条约的起草。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政府正式设立俄罗斯馆。俄罗斯馆“专斯翻译俄罗斯文字，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肄业，五年后考试一次，一等授八品官……以蒙古侍读学士或侍读一人，充提调官，专司稽查课程，再有理藩院派郎中或员外郎兼辖。”但是俄罗斯馆设立后的效果和影响均较为有限，“俄文学生，因无正途，不肯勤学”。[8](P49)清朝虽是少数民族建立，但其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原王朝的华夷有别思想，认为清朝是“天朝上国”，其四方之国，包括俄罗斯，均为蛮夷，因此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对西方的轻视态度。
本科生导师制的建立是高校本科生教育综合改造的重要内容，这对于具有应用性、理论性、综合性特质的公共管理学科意义尤为重大。立足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从时间点的选择开始，到导师的确定方式，再到考核与激励机制的设计，只有全面系统地思索本科生导师制的建立，方能保证该制度的可持续性。
二、晚清时期的外语教育发展
鸦片战争的惨败打碎了清政府的“天朝上国”梦，使其重新回到现实中正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也正是这样，才使得中国的外语教育真正走上了正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内部一批开明士大夫，如恭亲王奕讠斤，汉族地主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借此制造属于中国的坚船利炮来抵抗西方的侵略。学习西方的前提是语言的沟通和对西方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但这正是中国最为缺乏的。因此，洋务运动的兴起首先开始于外语教育的创办和外语人才的培养。咸丰九年(1859)，郭嵩焘上书清廷时指出，中国与西洋“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御夷之窥要，莫切于是。”[10]此言道出当时的中国外语翻译人才严重缺乏的真实情况。恭亲王奕讠斤也指出：“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11](卷71，P3058)洋务运动后期领袖人物张之洞也深刻意识到兴办洋务首先必须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他认为“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不广阅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12](P58)。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一个拗口的洋名字虽然“正规”，却不如一个俗称更容易流传。在香港，阿尔茨海默病被称为“认知障碍症”，台湾地区则将其命名为“老人失智症”。根据从各大网络平台上汇总的数据，截至2012年10月10日，央视征名活动的总投票数接近90万，其中得票数最高的是“脑退化症”。
学界一般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视为晚清的开始。鸦片战争使清朝被迫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开始重新审视西方世界，并真正诚心实意地向西方学习，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时期，首先让中国人感到紧迫的是语言文字不同，中国对西方之了解异常匮乏。而中国与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外语人才方面的劣势，如中英《天津条约续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为正义。”[9](P102)中法《天津条约》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鸦片战争后，对外语翻译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正式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下设立京师同文馆，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外语教育学堂，其开创之功对后世的外语教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京师同文馆首先设立英文馆，招收十名学生，同时将原有的俄罗斯馆并入同文馆。第二年，设立法文馆，亦招收十名学生。之所以首先设立英、俄、法文馆，是因为在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交往最频繁的当属英、法、俄、美四国，英、法、俄文人才需求也最为紧迫。正如恭亲王奕
所言：“揆时度势，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从阴附之。”[13](P16)同治十年(1871)，清政府又设立了德文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值中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中日之间的交往迅速增多，清政府又在同文馆中设立东文馆，招收学生学习日文。由此也可以发现，清政府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语言的学习和重视程度也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出适时的调整，其转变并非完全出于清政府自身的主动认知，而是被动的应付，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京师同文馆的学生主要从满族八旗子弟中选拔，而广大汉族和其他民族生源比例极小，京师同文馆俨然变成了清廷的贵族学堂，这也是导致京师同文馆创立初期效果有限的最根本原因。
京师同文馆之后，洋务派在全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沿线开始创办外语教育学校，培养洋务人才。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上海广方言馆，主要开展英语和法语教育；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又创办广州同文馆，开展英文、法文、俄文、德文以及日文教育；光绪十三年(1887)，荣桂创办新疆俄文馆，开设俄文教育；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创办湖北自强学堂，开展英文、法文、俄文、德文以及日文教育。随着更多外语学堂的创办，晚清的外语教育逐渐深入发展，一些新的外语教育方式和理念被运用于外语教育当中，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制定符合近代教育发展的新学制等等。
晚清外语教育的发展，其核心体现着晚清最高统治者、普通士大夫以及百姓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正在不断发生嬗变。因传统保守势力的阻挠，中国学习西方语言、科技乃至制度的每一次深入都伴随着与保守顽固势力的较量与斗争。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起步与发展正是中国近代化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语教育虽有发展，但总体程度并不高，所涉及语言种类有限，这源于中国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耕文明，所谓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中国乐意用“厚往薄来”的贡赐贸易换取政治上的盛世气象，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更多体现着大国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因此，中国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文字称之为“夷语”，其外语教育主要为了维系“诸夷”与“中华”之间的朝贡关系。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天朝上国”梦碎，也认识到了自己已经落后于西方，遭受侵略与挨打的严峻现实反而使中国的外语教育进入全新的更快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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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2019)12-0048-03
收稿日期: 2019-07-19
作者简介: 赵香(1987-),女,宁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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