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年来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4－0003－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政权和一套新的国家发展方式的确立，社会主义体制的先行者给中国演示了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落后国家实现赶超的可能性，而赶超正是近代中国所追求的梦想。如此环境，自然很快使中国经济驶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之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实践表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从1952至1977年，人均GDP从100元左右增长到340元，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赶超是以牺牲个人福利的提高及扭曲经济运行机制为代价的，赶超后劲不足是几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紧迫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就成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中国的改革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要远晚于东欧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进行的改革。但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无疑中国的改革对社会福利改进效应最明显，取得了改革与发展的双赢，使赶超进程得以延续。本文拟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经济结构以及中国经济的未来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1-18]
一、经济赶超中的奇迹
从总量看，我们虽然不能用一穷二白来描述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但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收入）低却是事实。高增长的显著效果是人们拥有的各类商品丰富了，产能大幅提高。表1为1949至2006年中国的人均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结果显示，1949年时，中国的人均工业产品拥有量很低；至2007年，除主要农产品增幅较小及原煤和原油增长幅度不大外，主要工业产品则增长很大（增幅都在100～1000倍间）。
与此同时，如图1所示，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从1953年占就业总量的80％以上快速下降，至2006年降为40％左右；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则快速上升，尤其是第三产业，其就业比重于1995年已超出第二产业，并保持不断上升态势，从发展趋势看，在不远的将来将超过第一产业。
图1 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分别占就业总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表2显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情况，城市人口密度增长近10多倍，其它指标也都显示城市发展速度加快。
二、全社会福利状况大幅改善
虽然中国仍处经济不发达国家之列，但在近几十年，居民福利状况有了较大改进，这是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结果之一。表3为中国最近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显示，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都大幅提高，文盲大幅下降；城镇人口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上升，这从总体上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
世界银行每年发布一份世界发展报告，其中包括上百个衡量一国发展水平的发展性指标。为简明起见，这里我们仅采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提出的10项国家现代化标准来综合衡量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英克尔斯的10项国家现代化标准如下：（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表4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这10项英克尔斯国家现代化指标值。总的来看，在英克尔斯的十项指标中，中国已有5项指标超过了设定的标准，另外5项指标正在接近设定的标准。可以说，如果按照英克尔斯的现代化标准来衡量，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现代化，或者说中国已实现了准现代化。
1.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大幅增长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数亿人口的收入增长并使消费水平大幅上升（即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表5综合反映了这一变化。可以看到，1978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当年价格计，下同），增加到2007年的13785.8元，30年间增长了39倍。1957年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73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50年间增长了57倍。1957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222元，增加到2007年的9997元，50年间增长了45倍。1957年的农村家庭人均消费为70.9元，增加到2007年的3224元，50年间增长了45倍。
表6、7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做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家庭抽样调查结果，从微观层面较全面地看到普通百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变化，时间起始为1957年。表6显示，至2006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增长5000％，平均每人消费增长3900％。收入中工薪收入一直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增幅大但数额较小，转移性收入大幅提高；消费方面，食品与家庭设备用品占比下降，衣着、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基本稳定，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居住占比大幅提高。这些情况表明，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来源渠道正在多元化，消费需求从简单的温饱状态向舒适与健康方向发展。农村也同样发生着巨大变化。
表8对居民消费分城乡进行了刻画，总体看消费水平都有大幅增长，但两相比较发现，城乡消费差异依然很大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由1952年的2.4变为2007年的3.6）。
2.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2.人类发展指数提高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衡量和比较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人文发展程度，主要由长寿、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准三个基本要素（指标）所组成的。HDI作为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其构成包括三个分指标值的等权平均数，即期望生命指标、教育指标和GDP指标。这三个分指标的计算是建立在四个数字的基础上，即出生时的生命预期数、成年人的识字水平、综合入学率和用美元表述的人均真实GDP的购买力。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出生时预期寿命由1991年的68.15（年）增加到2003年的71.6（年），成人识字率由1991年的0.7281增加到2003年的0.909，人均GDP由1991年的356（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274（美元），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由1991年的0.599增加到2003年的0.755，具体情况见表9。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人们的全面发展。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从1991年的第101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1位，上升了20位，成为这一时期位次上攀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类发展的程度属于较高的水平。据世界银行资料，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010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29位，仍属下中等收入国家。但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81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略高于世界人类发展指数的平均水平（图2）。
图2 近年来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分项指数变动情况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供的可比数据，2001年中国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和15～24岁青年识字率分别为85.8％和97.9％，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分别为74.5％和84.8％，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则分别为86.6％和95.4％，中国的成人识字率和青年识字率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11.3和13.1个百分点，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从综合反映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教育指数（用成人识字率和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加权计算）看，中国的这一指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2005年的0.837，明显高于2005年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平均水平（两者分别为0.725和0.750）。
3.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医疗卫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2005年的73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平均水平（两者分别为66.1岁和68.1岁），也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70.9岁）。2005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指数为0.792，高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平均值（分别为0.685和0.718），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0.764）。
从国际比较看，2005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23‰，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平均水平（两者分别为57‰和52‰），甚至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1990年的61‰下降到2007年的18.1‰。从可进行国际比较的2005年的情况看，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7‰，不仅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平均水平（83‰和76‰），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5‰）。孕产妇死亡率由1990年的10万分之88.9下降到2007的10万分之36.6，远低于2004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0万分之440）。这三大指标的变化和国际比较见表10。
第二，基本建立起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国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机构人员及床位数较1949年都有了持续而平稳的增长，具体变化见表11。1949～2007年，医疗卫生机构数等指标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医疗卫生人员数和医疗卫生床位数不断增加。
第三，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目前，中国基本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和商业医疗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2005年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有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约有5000万人。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开展了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自愿参加筹资、以大病补助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截至2007年底，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达到2451个，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86％，“参合”农民达到7.3亿，“参合”率为86.2％。在城市，除继续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7年底参保人数达1.8亿，比2002年增加近1倍）外，还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88个城市启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主要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就医问题，2007年底参保人数为4068万。
三、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建国之初，中国的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当时，农业和手工业居明显的主导地位，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68.4％，工业净产值比重则仅为12.6％。1950年至1952年是中国进行政治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期，主要经济任务是弥补由于国外资本撤退和官僚资本企业关闭所导致的社会生产环节缺损。为此，政府一方面把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以形成最初的国有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则增加向农业、交通、邮电等基础产业的投入，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基本资源供给和创造必要的发展条件。到1952年，社会再生产条件得以基本恢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至43.1％，其中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26.4％上升至35.5％；三次产业劳动力比例为83.5∶7.4∶9.1。
1953年，以大规模工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正式启动，在“重、轻、农”产业结构方针的指导下，以扩大工业生产的比重，优先发展电力、煤炭、钢铁、机械等重工业产业群，建立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工业生产体系为主旨的产业发展政策统领了这一期间的经济建设。为此，国家集中力量开始了围绕电力、重型机械、飞机制造、汽车、船舶、电子、化工等重工业，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化建设浪潮。到1957年，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7.3％快速上升至45.0％，重、轻、农之比由1952年的15.3∶27.8∶56.9上升为25.5∶31.2∶43.3。
“一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使得一些决策者过高地估计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认为只要有制度和生产热情上的保障，经济发展在量上的集中突破绝非难事。由此，1957年中国政府提出，要使中国工业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二五”计划开始，同年5月，“大跃进”口号正式提出，在“超英赶美”及“以钢为纲”的指导下，经济发展被简单化为工业发展，工业发展被简单化为重工业发展，而重工业发展则进一步被简单化为集中发展钢铁工业。在这样一种极端的发展模式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刚刚形成的产业间生产协作关系被打乱，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第一，工业的超越式发展，是以牺牲农业发展和农业基础地位为代价的。在“大跃进”运动中，农业的绝对生产能力和相对比重都大幅度下降。1960年，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了26％以上。第二，工业的快速发展超过了当时城市扩张的速度极限。城市劳动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住房及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第三，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脱离了当时的资源供给能力。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由“一五”时的6年延长到9年，大大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第四，在煤炭、电力、矿石采掘业没有获得足够发展的前提下，人为地提高钢铁业产能，使钢铁产业自身的扩张受到上游产业的严重制约，持续的增长无以为继。至1960年，前两年“大跃进”导致的极度不平衡的产业结构，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粮食和棉布、食糖等轻工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社会的基本生存要求难以保障。到年底，轻工业产值大幅度下降了9.8％，农业则下降了12.6％，重、轻、农之比达到52.4∶25.8∶21.8，产业结构不平衡性问题极其突出。
鉴于对“冒进”所致危害性的逐渐认识，1961年国家及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发展、提高”的八字方针，着手解决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问题，开始了对产业结构的第一次大调整。调整的主旨是把在“大跃进”中颠倒的产业发展顺序恢复过来，先农业后工业，适当缩短工业战线，放慢工业增长速度。同年，工业投资额比上年减少了66％，1962年又进一步减少了47.8％。两年中，全国县以上的工业企业共减少4.4万个，其中有2.5万个国有企业被并、停。另外，通过下放城市人口，一方面缓解了农业劳动力紧张的状况，另一方面则明显缓解了城市就业及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的压力。经过几年以“农、轻、重”为发展方向的结构调整，薄弱产业得以补强，在“大跃进”中扭曲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恢复。1965年，农、轻、重产值比恢复至29.8∶35.4∶34.8，而1966年则进一步发展至35.9∶31.4∶32.7，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得以重新确立。
然而，随着十年动乱的开始，“以钢为纲”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命题。同时，“二线”、“三线”国防工业建设的序幕也随之拉开。由此，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和产值比重再次膨胀，1970年，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比1969年增加了4.1个百分点，农、轻、重之比达到32.5∶31.1∶36.4。
1971年，“四五”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在西南地区“三线”企业建设的带动下，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机械工业产值比重均明显增加，而食品工业、纺织工业和造纸工业等轻工产品的产值比重则继续下降。特别是地方经济出现的“大办五小”（即“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炭”和“小水泥”），使得产业结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商业、饮食等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被严重忽视。1975年，第三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由1965年的10％下降为9.3％。而农、轻、重之比则进一步上升为28.2∶31.6∶40.2，全国性的购物难现象十分普遍。
1976年，“五五”计划开始实施。然而受急于求成思想的左右，不但没有对已经失衡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更是又提出了新的“跃进”目标。在政府主导的第二次“大干快上”浪潮中，重化工业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如1978年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了27.3％，化学工业产值增长了12.4％，而电力工业产值仅增长了3.8％，工业产值增长了2.8％，石油工业产值增长了5.5％，农业机械产值增长了2.7％。同时农业生产则继续下滑，原材料、能源严重短缺，第三产业投入严重不足，产业结构不平衡性甚为突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果断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制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同时，也开启了人们对过去奉为“经典”的“生产资料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先生产后生活”、“高积累”、“高速度”等发展原则的深刻讨论与反思，并对在这些原则下形成的“重工业自我循环”型经济结构给予了彻底否定。中国产业结构的又一次全面调整拉开了序幕，此次结构调整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加农业投入和新农业技术运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促进农业的壮大发展。第二，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一方面，在停建、缓建一大批大、中型项目的基础上，对一些重工业项目实施了“关、停、并、转”；另一方面，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加快满足人民对消费品需求的“轻纺工业优先”政策。据统计，1979～1981年，中国轻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9.6％、18.4％和14.1％，而同期重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则分别为7.7％、1.46％和－4.7％；到1981年底，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到51.5％。第三，增加基础产业的投入，重点解决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的能力和效率问题，缓解运输紧张的状况，加快通信设施建设。第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主要包括鼓励国有工业企业利用富裕资金组织返城知青从事商业、服务业和餐饮业，鼓励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兴办第三产业。
1981年，“六五”计划开始实施，同时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部署。经过5年的调整与发展，重工业严重倾斜的产业结构基本得到纠正，农业生产全面提升。按当年价计算，1984年，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上升至32％，较1978年增加了近5个百分点；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回落至43.3％，较1978年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工业内部，轻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特别是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向着更合理的方向转化，1978年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的比例为12∶35.5∶52.5，1985年三者的比例发展为12.6∶37.7∶49.7；第三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84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3.7％上升至27.5％，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的11.7％上升至1984年的15.6％；另外，电子、原子能、激光、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高新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产值比重也在稳步上升。随着1984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至1988年的快速增长期，一方面实现了国家经济的整体提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再次明显失衡。三大产业中，工业生产以年递增10％以上的速度迅猛发展。工业中的加工工业，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在“井喷”的市场需求刺激下，发展十分迅猛，而与此同时基础产业中的电力、石油、原材料制造等产业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与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有一定距离。此间经济发展过热所导致的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后继发展能力不足。1985年以后，由于农村改革的热情及效应逐渐消散，以及技术和家用生产资料投入仍旧不足，农业产值增长放缓，粮食逐年减产，而同时诸如烟、酒、仪器加工等以农业原材料为加工对象的轻工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直接导致了农副产品供应的严重短缺。第二，基础工业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加工制造业的需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85年以前，纺织、服装、食品、手表、自行车等是主要消费品，1985年以后，消费需求热点迅速转向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电扇等耐用消费品。新型耐用消费品对原材料、中间产品等上游产业的发展依存度较高。1984年至1988年间，中国加工制造业产值年均递增17.6％，加工制造业的过快发展使得钢材、聚乙烯、电力、显像管、压缩机等商品的紧缺程度日益加剧。1989年2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国产业政策大纲》，着手对严重不平衡的产业结构进行又一次的重大调整。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基本坚持和贯彻了这一调整设计图，提出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重点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以及将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中重大的比例关系趋向协调。1988年至1993年，基础工业高速发展，产值年均递增达到27.03％；在工业产值中，基础工业的比重上升到57％；煤炭、石油、电力、冶金、建材、石化等产业的产值均大幅度上升，最高的上升了45.45％；同期，以家用电器为主的机电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机械工业的产值比重下降了18.11个百分点，电子工业的产值比重下降了4.11个百分点。到“八五”末期的1995年，全国的电力生产量和煤炭生产量不仅能够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有些地区还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供过于求现象，能源“瓶颈”得以一定程度舒张和缓解。
“九五”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进而进入了较为良性的发展轨道，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产业继续得以加强。到1998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12.5亿吨，比1985年增长了43.5％，居世界第一位；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16100万吨和232.79亿立方米，分别较1985年增长了28.9％和80％；发电量达到11670亿千瓦小时，是1985年的2.85倍；钢铁、水泥产量分别达到11559万吨、53600万吨，分别较1985年增长了1.5倍和2.7倍；与此同时，集装箱运输量比1985年增长超过5倍，电气化铁路里程增加了1.5倍，邮电业务总量比1985年增长81倍多，局用交换机总容量比1985年增长了21.5倍，全国电话普及率达10％以上，城市电话普及率达30％以上，长途传输数字化比重达到98.5％，电话交换程控化比重达到99.7％，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取得较快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保证充足粮食产量的基础上，农业产值比重稳步下降，由1985年的28.4％下降为1998年的17.6％，2001年进一步下降至15％以下，达到14.4％；与此同时第三产业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产值比重由1985年的28.7％上升为1998年的36.2％，2001年，则进一步超过四成，达到40.5％。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次产业整体结构优化的进程中，各大产业内部结构也日趋合理化。第一产业方面，农、林、牧、渔业产值比由1985年的69.2∶5.2∶22.1∶3.5发展为1998年的58.0∶3.5∶28.6∶9.9，到2001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优化为52.2∶3.6∶30.4∶10.8；第二产业方面，工业产品迅速丰富，买方市场基本形成，特别是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及计算机、手机等电子产品日益普及；第三产业方面，金融保险、房地产、文化、体育及卫生产业发展十分迅速，逐渐成为国家及地方的支柱产业。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产业结构继续优化，至今，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及第三大贸易体，三次产业比例已发展到11.3∶48.6∶40.1。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及十七大以来，节能降耗及环境保护被置以空前的高度，用以指导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变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以普通日用品产业为领先部门的经济增长（1978～1981年）
1976年，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开始了其迟来的全面复苏，GDP增长率从1976年的－0.16％（可比价，本节同）稳步上升，特别是1978年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生产热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明显提高，一直以来因重工轻农的政策取向而备受忽视和挤压而长期匮乏的生活日用品需求强劲爆发出来，进而使得普通日用品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领先部门并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时期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光学照相机等直接满足生活需求的产业部门发展迅猛，并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先部门，其中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度成为当时百姓梦寐以求的“三大件”。1978～1981年期间，收音机产量（实物，本节同）年均增速高达23.32％，而同期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的产品产量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4.12％、18.72％、19.51％，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3.87％的增长速度。
自1980年开始，包括洗衣机、电风扇、冰箱及彩电制造等在内的家用电器业则纷纷开始崭露头角，虽然此时发展规模并不大，但成长的速度却非常惊人。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家用洗衣机产量仅为1.81万台，而在此轮经济周期的后两年（1980～1981年）产品迅速增至24.53万台和128.08万台；同样，1979年电风扇仅为233.1万台，1980年即增长至723.7万台，到1981年进一步增长到1049.9万台；家用电冰箱的发展也颇为类似，1979年的产量为3.18万台，至1981年则已经增长至5.56万台，两年内增长了74.82％。可以说，虽然普通日用品产业的经济推动力逐渐弱化，但家电业的迅速崛起正为推动下一轮的快速经济增长积蓄力量。
2.以家用电器业为领先部门的经济增长（1982～1990年）
经过几年的发育壮大，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及录音机等制造业迅速成长为替代普通日用品产业的国民经济领先部门，其各式各样的产品则以空前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彩电、冰箱、洗衣机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普遍追求的新“三大件”。家用洗衣机产量在1981～1988年的年均增速高达59.87％，而电风扇、彩电及家用电冰箱及房间空调器在1982～1990年间的产量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0.91％、59.79％、63.45％和37.17％，较同期全国GDP9.74％的年均增速高出数倍。
统计数据显示，家用电冰箱、家用洗衣机和照相机在此轮经济周期的前7年年均产量增速分别达到101.80％、35.00％、25.89％，而1989年及1990年却分别猛然下降为－11.46％、－30.97％、－21.15％、－19.71％和－21.48％、13.04％；而彩电及录音机产量在1989年同样出现了负增长，增幅分别为－9.41％、－7.53％。可以说，同样是因为彩电、冰箱、洗衣机制造等为代表的家电业提前出现的严重衰落，中国在1990年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又一次低谷，GDP增速仅为3.84％。
3.以汽车、家电行业为领先部门的经济增长（1991～1999年）
经过几年的调整，家用电器行业的恶性价格竞争逐渐转向了以技术、款式甚至售后服务为主的差异化竞争，市场秩序明显改善，特别是海外市场得以良好开发，出口规模不断增大。据统计，1996年中国主要家电产品产量中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居世界首位，彩电空调产量同样位居世界前列。广大农村市场也因为农民收入（特别是外出务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增长，家电产品（当然多为低端产品）在农村的市场大门缓缓开启。而城市家庭则已然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视为必备品，同时由于城市家庭购买的第一代家电产品纷纷达到使用期限而着手更新换代，家电产业进入了又一次的复苏期。如产量在此轮经济周期中的年均增速达到17.05％，特别是1995年及1996年、1998年及1999年的增长速度均超过20％；而家用电冰箱在1993～1995年的三年间年均产量增速同样达到了22.83％、28.74％和19.58％；特别是空调产业的发展更为迅速，据统计，房间空调器在此轮经济周期中的年均产量增速上升至56.27％，其中1991～1993年期间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61.86％、150.72％和119.21％。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家用汽车也开始进入富裕家庭。全国客运及货运量也是急速增加，大中型载货或载客汽车同样需求旺盛。汽车产业的高产业关联度能带动钢铁、机械、电子、橡胶、玻璃、石化、建筑、交通、服务等50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这就使得汽车业无可争议地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领先部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统计数据显示，此轮经济周期的头三年，全国汽车产量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8.95％、49.36％和21.73％，约为同期GDP年均增速的2～4倍。与前一轮经济周期当中家电业的发展类似，由于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中国仅仅通过潮水般的投资将国外现成的汽车生产线整条引进，使得汽车业产能快速膨胀。
4.以信息产业、汽车业及房地产业为领先部门的经济增长（2000～2008年）
进入21世纪以后，强劲的内外需使得以集成电路、移动通讯、微型电子计算机等行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新的领先部门。2000～2007年，集成电路、微型电子计算机的年均产量增速分别达到33.22％、58.26％，而自2000年开始进入统计年鉴类目的移动通信手持机，在2001～2007年期间的产量增速同样高达39.83％。另外，由于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收入及财富的继续增长，轿车购买主体逐渐由少数富裕者及企事业单位向位数较多的中产阶级转移，使得汽车购销市场重新焕发生机。据统计，2000年之后每年的汽车产量增速均在12％以上，特别是2002年及2003年的汽车年均产量增速达到38.83％、36.69％，而2001～2007年中国汽车年均产量也超过20％，达到21.83％。
1998年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由此，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式启动。由于当时已经启动的福利房项目完结尚需时日；政策执行及监管上的缺位，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政府机构至2003年才陆续停止福利分房或合作建房；以及1998年房改后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在工作3～5年后才真正开始具备购房能力，2003年后住房需求在银行资金的助推下“井喷式”爆发。房地产业的产业链条长，能够有效带动钢筋水泥等原材料产业、耐用消费品产销产业、装修业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因此，近年来房地产业的快速繁荣（2000～2007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5.74％，增加值总额占全国GDP的比例接近5％），无疑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之一。
四、中国经济的未来
2008年中国人均GDP近30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中等区间。在这一区间中国经济有着继续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看，“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则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一国很容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世界银行，2006）。过去的60年，中国政府干预的“低价工业化”的增长机制动员了中国巨大劳动力资源，形成了政府、企业相互促进的一个特殊发展道路，极大地将中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激励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发展。然而这一增长机制随着城市化和国际化加速，逐步受到强烈的挑战。要素价格重估、成本正常化、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加快，这些使得低价工业化机制不可持续的特性突显出来。政府目标从“快”的规模扩张转到了自主创新和公共福利体系建立上，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大体与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相同，但始终徘徊在这一期间，直到现在已过去了近30年还都稳定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没有突破。东亚国家特别是四小龙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它们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很多转型与外部冲击有关，但这些国家是相对小的经济体，完全可以走纯粹出口导向，它们的进出口依赖度都超过了100％，有的高达200％，这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难以模仿和实现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几乎没有现成可遵循的道路。本质上看，不管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新的发展战略，其核心问题还是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中国政府已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可持续”的战略方向，但转型难度非常大，转型的核心是机制，必须有效激励政府、企业的转型，才能实现战略转变，而这种转变对大国而言是内生的，仅仅靠外部冲击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机制可归纳为：
1.政府和企业目标函数的高度一致性，即规模性的快速扩张。政府认为加快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就业，社会福利才能提高，发展是硬道理。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兼任地区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即使不兼任，实际的工作也是发展经济，政府和企业在经济规模扩张上目标是一致的。
2.生产要素投入上有着很强的政府干预。政府压低生产要素投入价格，激励企业加速完成原始积累，即政府在土地、劳动力、投资品方面人为压低价格投入。环境、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社保等成本约束低，或者根本就没有；在金融资源方面，尽力动员、创造和低价供给（经常以坏账的方式补贴），这激励了规模化的发展，但对于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则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中间投入品方面尽可能地压低价格，如能源、水等长期低于国际均衡价格，干预下的投入要素价格产生扭曲，极大地激励了企业高能耗、高污染的积累发展和低成本；在技术进步上走的是“干中学”的演变路径，模仿—规模化的低成本竞争是微观扩张的主要路径，规模收益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正在迅速递减。
3.经济管理中的歧视性原则长期存在，如户籍管理制度，沿海开放地区优先发展政策，国有非国有政策支持上的差异，大企业垄断等问题都是非平衡赶超的经济管理政策体现。
从生产层面看，中国工业规模性扩张达到了空前发达的水平，钢、铝、家用电器等大量重化工和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进出口依存度高达70％，规模性扩张已经到达了极限，中国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转型，从要素积累驱动的规模化发展转向一个技术创新驱动的专业化发展。新的增长机制正是基于新的政府和企业目标—约束条件而出现的，但任何转型都需要激励，否则原有的增长机制就会被路径锁定，导致转型失败。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形，转变过快，出现所谓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福利赶超”问题，企业无法消化，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停滞，因此也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大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经济增长仍处在规模收益递增的阶段，但近年来的外部冲击已经直指资源扭曲下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必须加快转变增长机制。新的增长机制必须从政府目标转型开始，消除扭曲、歧视和过多占用资源等行为，政府激励企业创新，形成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
［收稿日期］2009－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