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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在中国文学界早已是个话题人物，所谓“顾彬现象”也或有多方面的解读和意义，只是现在还很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我们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会对他有兴趣呢？在中国的文学界、学术界和媒体业，顾彬究竟是如何“保鲜”的呢？
一、媒体娱乐时代的真相：顾彬被绑架，或新的学术文化生产机制问题
顾彬在中国成名并成为争议性人物，是因为他的“中国文学垃圾论”。虽然事实上如他的原话、原文和后来一再声明的那样，他从来也没有如此贬低、蔑视过中国文学，相反他是一个几乎用了一生来热爱、研究中国文学的欧洲人；那些“垃圾”指的是中国文学中的个别作家作品、特别是那些刻意“为钱”、“为市场”写作的作家作品。——这些话也不是什么惊天之论，看不出有耸人视听的动机。而且，稍做一点分析就能明白，假如“垃圾论”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称判断，当属恶意污蔑，首先就否定了顾彬本人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部意义；又假如“垃圾论”只是对中国当代部分文学作品的批评，则这种批评也无甚谈论的价值——就像有人说有些德国文学或日本文学是垃圾一样，放诸四海而皆准，属于无用的真理。顾彬比我们中国批评家诚实和有勇气的地方在于他能指名道姓说出谁是垃圾。请相信，多数外国人也未必敢这样说出口。当然，也没有理由据此推测，顾彬在学术或文学批评之外有些要故意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良”动机，虽然他认为，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语言和精神品格方面都显得弱些。这是研究者的一种个人观点，算不得刻意贬低或污蔑。但是，“中国文学垃圾论”还是流传开了，并且最终激怒了中国文学界的众多义愤之士。甚至于为了“挺顾”或“倒顾”，中国文学界还隐隐分裂出了两种对立的立场和阵营。一个欧洲人，就这样搅乱了中国人的心。现如今，只要提起顾彬，“垃圾论”和因之产生的对立情绪、争执架势也依旧存在，虽然现在大家都有些累了，但并没和谐化。不难想象，在这中间也渗透进了明显的民族情绪。把中国文学同垃圾联系起来，这在言者和听者双方各自的心理上都是会有特殊根源、也是会起特殊反应和特殊想象的吧——比如民族情绪和历史的悲情记忆之类。
在还没有讨论顾彬的学术意义及媒体意义时，先有了一个基本事实：顾彬在中国的公众形象几乎完全就是由“垃圾论”来塑造的。也就是说，一个并不确凿的理由却产生出一个真实的结果。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是，当顾彬的原意和“垃圾论”的真实含义被一再明确后，人们仍然不愿纠正源于自身误解的错误，依然自说自话、顺理成章地将那个“垃圾论”当成是顾彬的说法。显然，“垃圾论”一经产生就充当了一种关涉公共利益的话题，它不再随顾彬的个人意愿而变化了。说得简洁明白一点，中国文学和中国媒体正需要这个“垃圾论”。不是顾彬制造了“垃圾论”，而是“垃圾论”绑架了顾彬。其中，隐藏了文化再生产和娱乐生产力的某种真相。
谁又是“垃圾论”的始作俑者呢？媒体出于自身的利益，为吸引眼球而故意使用似是而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手腕，将公众视线引入事先设计好了的路线，以顾彬的名义造势，而后借势达到自身出位的目的。从市场的角度看，所有的预设目的都达到了，利益相关方都成了赢家。按照一般的逻辑和心理来推断，顾彬有时可能也会显得假惺惺。比如，我听过他抱怨道，有的媒体竟然会用“虚构故事”的方式发表采访他的文章，他非常反感中国媒体（记者）的不诚实，讨厌和他们打交道。但也恰在此时，一个电话打来，有记者预约采访，可爱的顾彬教授马上又会耸耸肩，一脸无奈地说：“没办法，我怕他们不高兴。”他其实是很会配合媒体的。所以，如果说“是中国媒体制造了顾彬”，这话应该是不错的。因为顾彬成了媒体的产品，他的著作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还有那些讲座，才会如此畅销。作为一个“中国通”，他该是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吧。中国有个成语叫“顺水推舟”，现在还有直接诛心的说法，便是“默契”或“合谋”。不过这一说就有点像是近了阴谋论，不全是我要说的本意了。
无论如何，媒体的伎俩和顾彬的一脸无辜，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营造和解释这件产品的全部市场魅力。顾彬及其“垃圾论”的历史遭遇，只能说是媒体恰逢其时借此搔到了中国文学和一般舆论的痒处。挠一挠吧，正需要这样一种舒服的感觉。我们的很多“力比多”也正可由此得到释放。表面上来说，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可以有了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渐渐进入媒体时代。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制度终于形成一种大转变的新时代。相比于世界观、价值观等观念的变化，制度或者说社会生产（尤其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机制方面的改变，或许更为直接。因为传统权威的崩溃，新时代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又未获得秩序性的整合，广义的文化生产特别是人文生产（包括狭义的学术生产），面临或陷入的是一种缺乏主体自主性的被动局面，必须依赖某种“他者”、外在的力量显示或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借鉴传统政治惯使的全民运动的动员手法，需要制造“话题”即广义的政治文化概念，使之成为文化学术再生产的社会动力。“中国文学垃圾论”并非单纯的或惊人或庸俗的观点，而是经过了默契设计包装之后，多少能够触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痛点”的一种外力冲击，尤其当它被视为出自一个欧洲人、一个吃“中国文学饭”的外国人之口的时候，其中的政治意味就格外显得刺激起来。政治、文学、学术、民族情感等等，在一个话题概念里完全搅成一锅粥。在最低程度上，一个由此产生的文学批评话题终于实现了推动这几年间学术文化生产的作用和目的。只有在一个媒体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专业规范失落、学术伦理无序、思想恍惚、既无价值信仰也无底线坚守并同样缺乏社会公信公义的时代，“垃圾论”才会被需要，也才流行。这个媒体狂欢的时代所需要的或许并非学术的实质进步，而只是学术生产的活动或动力装置，一种显示繁荣的景观，就像夜间点缀在树丛里明灭不定的灯光装饰。于是，最后比拼的主要就是搏出位的尺度和底线了。在这方面，学术界、媒体业和娱乐圈的手法，并无高下、实质的分别。同时，制度公权的态度也一样，要么被蛮横滥用，要么消极不作为。试想，硬生生曝光、推出一个“中国文学垃圾论”，不就是文学界、学术界和媒体业里的“艳照门”吗？全民点击，点击率就是生产力。有观点认为这是文化道德的堕落、沦丧和社会崩溃的征兆，但这其实更像是道德和历史重建时代的社会转型的预兆。最后的疯狂，往往好比废墟里的重建，浴火再生。我很愿意从这样的两面来看顾彬——确切说是中国媒体和中国社会的“顾彬垃圾论”。
这样来评说顾彬的“垃圾论”，好像有点将所谓的“学术活动”看得颇近乎娱乐化了。其实也不错，就是娱乐化。“垃圾论”的出笼，就像是一场T台秀，一台不折不扣的娱乐节目。不过，娱乐本身并不等于轻佻或意味着无目的性；毋宁说，娱乐也是一种广义的严肃的文化事业。20世纪90年代间，流行过一个简单而不失明了的说法，叫做“思想隐退、学术登场”，暗含着对当时学术文化流变状况的批评或讽喻。这种说法当然是以80年代为参照甚至坐标的，以为80年代更像是个思想（运动）时代。仿照这种说法，现在又像是个什么时代呢？像许多人一样，我也说现在就是个娱乐时代。娱乐时代的精髓是什么？大家都别退场，在台上一起逗乐，彼此很公平，也很平等——只是别动真格的。所以，思想、学术、文化，官场、商界、大学，报告厅、会议室、夜店洗头洗脚屋等等，一勺烩了，都是平等的娱乐角色。出身达人秀、草根的明星光环，不逊于正途出身打拼多年的大牌；况且，大家的规则也都一样——潜规则——谁也别瞧不起谁。而且，这种娱乐的严肃性特别体现为从业者的敬业精神——在许多场合，从业者比某些学者写论文和专著认真许多，否则会被轰下台的。
假戏真做，是娱乐的专业，也是娱乐的道德；貌似真的，拿捏着与真实的那份距离感和分寸感。没有这种真假间移步换形的面相，没有这份专业和道德的诚心，也就没有了娱乐，至少，就没有了因严肃而显出高尚气象来的娱乐。娱乐其实并不简单或肤浅。
作为一种对比，如果原本应该是真实的、最后却也被做成假的或做得像假的一样，真戏假做，比如说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学界抄袭、剽窃、虚构或作假捏造之类，表面上看像是娱乐，其实既远离了学术，也不合严肃娱乐的道德。学术一旦貌似娱乐，一旦企图凭借娱乐的手法上位，那它所产生的结果就既非学术也非娱乐，而只是卖艺搞笑的勾当了。
所以，娱乐到了严肃的境界，其实已经学术化了；而学术走到娱乐化的地步，则显见学术已经完全沦落，它甚至根本没法与娱乐相比。学术的整体性堕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所谓学者和学术界的社会道德评价不断趋向负面，渐成一种“贱业”。如果说“文革”时期专业知识学术是在政治上遭到“贱视”，却还保有道德上的传统优越感，那么现在，中国学术遭遇的就是道德、人格上的“贱视”，自身已无道德优势可言。
从娱乐或学术娱乐化的角度看，顾彬的“垃圾论”就是现今司空见惯的一场娱乐“八卦”——懵懂闯入的顾彬被临时派为主角，媒体潜伏为推手，打着学术的幌子，中国学者甘演配角，学界顿成“八卦”舞台。这则“八卦”的流行，说明娱乐也是当代学术生产力的一种释放方式，甚至是一种机制。娱乐的生产力效应已经有了学术性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其实是当代中国学术的一种悲哀，因为它是身不由己地“被娱乐化”了。但细究起来，其中的问题并非出在个别环节，而在整个中国学术界自身。当娱乐被作为学术生产力并需要大量释放这类生产力的能量时，学术的堕落时代也就来临了。当文学批评、学术研究缺乏专业的自重和尊严，缺乏自律、自爱的道德感，缺乏社会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时，它就难免沦为娱乐的对象。但是现在，对此不仅没有制度性的制约，反倒一味拿轻浮、浅薄当有趣，不惮于用娱乐的价值立场混淆、颠覆或取代学术的价值观。娱乐的强势淹没了一切。全社会都沉浸在娱乐的生产力效应中。作为个案，顾彬的“垃圾论”究竟伤害了谁呢？问题还在于，此时此刻，这还会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吗？
娱乐并无原罪，它也没有必要承担引诱文学批评乃至学术堕落的责任。只能说是当代中国的学术批评终于没能自守名节而甘于沦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有一种说法在批评界内部回响，即批评家的失语和批评的缺位，但它没有引起多方面的严肃思考。事实上，对于一种宏观现象，即便在专业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很难获得一致性或共识性的认同。尤其在社会整体转型的时代，价值观的崩溃和重建本是一种常态现象。文学和学术批评的茫然迷失、手足无措，也不是特殊的个例。是否失语或缺位，不可能是一个量化的判断，它的意义其实是在提示文学和学术批评究竟应该做什么，怎样才能充分有效地显示出它们的独特价值。文学和学术批评应该自觉承担并回应自身所处时代提出的主要问题。
现在来看，回答恐怕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最大的风头居然被一个外国人抢去了；中国批评的声音反而显得边缘化了。这时，对中国批评之失语和缺位的批评还是极其严肃的，是多年来形成的积怨的反映。而且，这也不失为一种预示：既然文学批评、学术批评无所作为，那么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就要适时介入了，媒体时代的“真空”状态是不会持久的；如果中国批评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来自域外的刺激或许更合适。社会对于全球化的一般理解也提供了接受的心理准备和文化背景，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为世界所瞩目，当然也为世界所议论和评价。所以，“垃圾论”抛出伊始，动机绝不全是轻薄。其中或有误读，也必有新闻动机，但通过制造社会新闻事件来提振文学和学术的关注度，仍不失一种严肃的建设性动机，同时含有对中国当下批评道德的堕落、理论勇气的衰竭、文学正义的消失等时弊的批判动机。
但是很快，事情发展得就走样了。一方面，通过新闻炒作来搏出位已经不再被学术界拒绝，倒是获得了相当的配合或默许。视利益之得失，制造或放纵类似“垃圾论”的流行并为之添油加醋，任由媒体的新闻引导，而不是辨析和追究真相，这在学术圈里渐被视作天经地义，也愈来愈成为学术活动的法门和常规手段，以致不管褒贬，近年来凡事在极端上都有了“阴谋论”的猜测或可能，而相应地，学术的公信力则被日渐荡涤。所以我们很快就看到了有关“垃圾论”的报道和论争，演成了一种“群殴”的景象。看见路过，不管三七二十一，随手捡起板儿砖先扔过去再说，至于砸到谁的脑袋就不是我要管的事了。这幅景象在网上倒是司空见惯的。这时，作为始作俑者或主角的顾彬，其实已被逐出了圈外，甚至连旁观者也不是，因为他甚至没有机会发表任何观感了。一旦学理的方式被抛弃或不被认同，“粗口”、“黑恶势力”就会疯长，这并非耸人听闻的负面说法。事实上近年诸多个案无不显示，对于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学界自身已经失去了自愈的能力。学理批评的失语或缺位，道德正义的消失或堕落，与“垃圾论”的泛滥相得益彰，也正是这个时代的学术生态的注释。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或文学，这句老话不是一种观点，只是一种有关文化生态结果的概括。不是时代或文学、学术变了，是文学、学术的生产机制、生产方式变了；而生产机制和方式的改变，则围绕或取决于现实的利益效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诸如“垃圾论”之类，越到后来已经越像泡沫，但泡沫又如何？泡沫能够产生利益和利润，学术因之也能分到相当一部分的红利。这不皆大欢喜吗？我们时代的学术品质可怕在此，堕落在此，也繁荣在此。
二、纠结的语言问题：现代汉语文学的历史之痛
顾彬看低当代文学与他对现代文学的成就评价有关，甚至也与他对古典文学的高度评价有关。本来厚古薄今跟厚今薄古一样，各说各的理，观点之争在学术意义上多是虚的，里子只是持论的立场。顾彬的厚现代而薄当代，按说也有他的道理，其实同样不必太较真与其理论，姑存一说吧。但是，他看低当代文学的理由却真是有点另类。他看重的主要是语言问题，一谓当代作家多不懂外文，二是连母语的文言文也同样不通。不懂外文就不知世界，不通文言则难以学习传统经典。有此两大缺憾的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在顾彬眼里自然里外横竖都不好了。他认为现代作家如鲁迅等就没有当代作家的通病，而是中外兼修、古今贯通的渊博作家。
顾彬本人通晓多国语言，英法德外，东方语言中，至少汉语和日语是有读讲能力的（能否直接写作则非我所知）。他最早是由日本文化而进入汉语世界的，因此在语言上有着个人的骄傲和自信。但是一个外国人尤其是西洋人，由他来评说中国作家的母语水平和母语文化，特别是还做出很低的评价，不仅首先令人不爽，而且自然招致强烈的质疑：他有这种资格和能力吗？听说顾彬有过精彩的回答：我的资格和能力的问题，只要看我指出的问题是否是事实就得到了答案。那么，除了汉语以外，中国作家为什么一定要懂外语才能成为好作家呢？这是对顾彬的另一个质问。李白、杜甫、曹雪芹懂外语吗？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有人提出，顾彬要中国作家懂的外语，恐怕并非某些地区的土著语言，而是欧洲语言，那么其语言观中的欧洲霸权意识、西洋文字文化的优越心态，或者说西方历史文化的傲慢心理，难道不就呼之欲出了吗？这样的质疑连同语焉不详的“垃圾论”，两相纠缠，我们心底的“悲愤”民族情绪就在不经意间又被连带着激活了；同时，顾彬也无奈地因其烙上了文化的傲慢和施虐的印记，而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顾彬赶上了中国崛起的时代，他提出了一个不合时宜也有点可笑的问题，他不能同当代的“中国经验”对话，特别是他很可能已经犯下了“政治不正确”的严重错误，那么，在觉醒了的中国人面前，就让他的“语言论”呆到一边去吧。
顾彬在技术上和世界观上都低估了当代中国文学，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也会同样遭遇到技术和世界观两方面的质疑，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意义和价值有可能消失于无形。
从语言角度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需要一种纵深的历史视野，需要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情境的历史与现状有基本和自觉的考虑。这倒恰是顾彬的方法和优势。他是外国人，中国文学对他而言是外国文学，他当然本能地将之置于世界文学的位置来思考和评价，结论如何则在其次。同时，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他不单治当代文学，其汉学出身倒是中国古代文学，由古而今，结果他在当代文学领域激起的动静却是最大。有此两点，我们本国学者难道不该稍微谦虚一点吗？至少也应冷静回味一下顾彬的研究方法和宏观视野的合理性所在。
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不管较之于外文（西文）还是文言文，其实不是个技术问题或知识问题，而是文化价值观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即须从历史宏观面上来看顾彬提出的具体质疑。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特别是书面语，既从汉语的自身系统流变而来，同时也源于西方语言的强势影响——这种强势影响至少从“五四”前后开始还发挥了导向性作用。我们常说，以“五四”时期为高峰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所谓的“启蒙时代”。而从特定的角度来看启蒙的要义，这个时代也就是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确立合法性的历史过程。不管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西方中心论”至少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广阔的市场。类似“中国的出路就在全盘西化”之类的观点，直到40年代还不鲜见。这里我想说的是，中国近现代发生的这种政治文化巨变，也包括汉语巨变，或可说也包含在汉语巨变之中。在国别语言的一般交往和权力博弈中，起关键作用的并非语言本身，而往往是语言背后所依仗的民族国家实力。当中国近代以来的语言表达方式，从文言到白话再到普通话完成了这样一种演进过程时，实际上昭示的是它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简言之就是：白话胜于文言，西文优于汉语，现在好于过去。因此，在纵向历史上，不惜以某种程度上的断裂来实现文言到白话的转向，白话以改朝换代的革命方式完全取代文言的正统地位；从专业形态的角度看，文学因之受到的影响，则当谓莫之为甚。从横向视野来看，白话取代文言，白话文学乃至白话中国时代最终确立的意义，就在于白话所显示出的一种世界面向，这也是白话的价值姿态；白话文的文化优越性，是由西洋文字对于传统汉语文言文的优越性来获得保证的。选择白话，就是选择了一种合乎进步潮流的世界历史面向。白话、现代汉语完胜文言的历史，不仅是在汉语内部发生的事，也是中国近现代精英文化中认可西文胜过中文的导向性观念及其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在中国滋生、受到鼓励的“西方文化的傲慢”的结果。同样，这也不仅纯粹是文字、语言或文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直接的政治实践问题，即从一开始就是由（“五四”）精英知识者、启蒙者、拥有话语权威者通过或联手国家权力合力设计的历史结果。
对当代中国而言，选择现代汉语是对“五四”白话传统的承传，但又显然不只是历史问题，其中同样考量了现代汉语所意味的一种世界面向姿态，即选择现代汉语也就是选择了一种世界面向。从“五四”开始，语言问题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今天再提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也不该纠缠正确与否的评判，而是提醒讨论者必须注意这是个历史事实问题。那么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现代汉语普通话（书面语）既是我们当代别无选择地继承的一种文化（语言）遗产，同样也是当代必须对之进行再创造的一种书写和表达方式。这种历史宿命至少在19世纪晚期就已经不自觉地造成了，“五四”使之更加难以逆转。
因此，可以从技术和宏观视野两个角度、两种理论层面来体会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当代文学的批评及其意义。从技术角度说，文学有义务、也有责任弥补或克服不同语言、不同表达方式间的裂缝或障碍，接续传统与当代的脉传，沟通本土与域外的交流，这就需要具体的媒介，那就是语言。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从现代汉语普通话出发，上涉文言文学，旁及世界文学，如果不使之成为一句空话，语言技术、语言素养问题和要求的提出就是一个当然的话题。在文学领域，离开文字语言这个中介，而侈谈文学传统或世界文学，必然会大打折扣。其实，语言学习的要义就是能使异文化者自由生活在母语世界之外，在技术上破除文化的壁障，对世界和异文化获得了解之同情。
再从宏观角度说，白话现代汉语在开始其现代经历时，已经明确抛弃了文言传统主流；中国现当代的问题已经与李白、杜甫、曹雪芹无关，而是现代汉语、现代文学自身的问题。这种不同历史问题场域的产生，包括具体问题的出现，都是现代汉语自身自觉的历史切割和文化选择所带来的，因此理所当然需要由自身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是现代汉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前所述，现代汉语之于当代，既是一种遗产，也是一种需要再创造的书写和表达方式；对当代文学写作来说，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进行语言（书写和表达方式）的再发展，同时不悖于现代汉语自身的世界面向——这是它的基本历史性格和面貌，也是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础。白话现代汉语与文言、外文的某种尴尬历史关系，是它自己、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造成的。如果抽去白话现代汉语的再创造特点及其世界性面向内涵，就会彻底颠覆近百年的汉语历史。历史不可能重来，我们没法再从文言出发，只能生活在现代汉语的世界里。
有了这样的分析和认识，我想也就没有必要因为顾彬的评价而大感激动了。首先应当明白，顾彬将千年文言文学的成就与不过百年历史的现代汉语文学的水平相比较，从而做出不利于甚至贬低后者的结论，显然不具备充分有力的学理。就像我们不能将老人与儿童的智慧作比较一样，前提条件差异太大，不具有可比性，对后者既不公平，也毫无公正性可言。但是，作为汉语文学传统的脉传流变，当代文学有责任担起现代汉语接续文言文学经典传统的历史，修补两种言语方式之间因革命、暴力、权力策略而产生的悲剧性断裂，再创汉语的未来，而这只能在现代汉语系统中实现。另外，现代汉语的世界面向是其自身的选择和性格特质，虽然一开始付出了自我矮化的屈辱代价，但历史一经形成，无论通过什么途径，现代汉语文学应该拥有超越汉语、超越中国文学的语言能力。这是中国文学写作者的使命，同样也是异域文学写作者的目标。我不想仿照顾彬的口气评论德国或法国作家：“你不懂汉语就不会是个好作家。”不过我认为他的“语言论”所含的文学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应该有文化歧视的暗示，而是对不同语言、民族、国家的文学写作者都是平等有效的观点。
三、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从夏志清到顾彬
不妨再从一个特定的比较角度来分析顾彬现象的意义。笔者曾经说过，顾彬或是一个保持了在中国进行最漫长的学术旅行记录的外国学者。他与中国结缘逾三十年，步履踏遍中国各地。由此可知顾彬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广泛影响力、知名度及堪称巨大的传播辐射力。在中国当代，一个外国人要实现如此广泛的旅行，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是：与政治无关，或是与政治禁忌无关。更进一步的条件是：国际友好人士，或至少是色彩纯粹的专业人士。顾彬的前提和条件都基本吻合。他不公开谈论中国政治，即便有点不满也只在私下有限地表露；他是以中国文学专家、翻译者、教授的身份进入中国受众视野的，而且，如他一再表白的：“我是中国文学的热爱者！”所以他也有理由获得中国的厚待。
比较一下美国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影响力和学术地位，或会使我们别有所获，看清一些现象背后更深的内容。而之所以要选择将顾彬与夏志清相比，理由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只有夏志清的学术影响力特别是其影响的深刻性，才能在深度上或学术意义上堪比、抵消顾彬的中国影响广度；夏志清与顾彬比的不是旅行记录。一般而言，这两个人在中国当代都有广泛性的影响，在文学领域应该没有其他外国学者在个人影响力方面能与这两位相比。但是细究之下这两位之间却是有显著区别的：夏志清的影响主要在学院、学界，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理论领域；顾彬则更多是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文化领域产生了焦点新闻、争议话题的复杂影响——虽然他的几乎所有言论都发表于学院讲台，但只有在社会或广义的文化层面才获得真正的发酵，而他的专业学术本身（连同著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能与其知名度相称的理论反响，誉之者或毁之者的努力及其实效，说来都非常有限。
夏志清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学界，还在意识形态铁幕闭锁时期，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有台港汉译本（70年代出版）后，几乎用了三十年才完成对于大陆的“渗透”。待它能在大陆正式出版（删节本）时，其实它早已完成进入中国的过程，而且早已进入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知识系统。因为是长期的、陆陆续续的“渗透”，该书表面上没有产生轰动效应，实际上却直接而有效地改变了“文革”后至80、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史著撰写、文学史评价等重要方面的学术观念、框架和方法，其影响力的革命性和建设性也远大于破坏性和颠覆性，且后者为前者所包容。《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和新时代。以一人著述之力突变式地完成了一个学术领域方向性的历史变革，以至于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他的余荫，至少是余韵。
夏著的汉译尚未为大陆学界充分所知或主要诟病为“冷战”产物时，顾彬正在孕育他与中国文学的爱情。等到他以学者身份开始进入中国受众的视野时，不仅意识形态的铁幕已经打破，而且相对开放的媒体时代也已经形成。20世纪90年代至今，所谓全球化、政治日常化、消费主义、商业文化、娱乐化，持续冲击、侵蚀了一向比较神圣的文学和学院学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冲击，也连带产生了政治、文化（包括中国文学和学术）的世界影响，其中既有国家硬实力的前台博弈，也应该含有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的后台内容。从传播互动影响的角度看，夏著对中国的冲击，何尝不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反应结果？轮到顾彬的时候，中国的世界冲击愈发强烈，中国对于顾彬的回应似乎也应和了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互动无所谓开始，也没有结束。冲击、回应从来就是互逆的。
表面上，顾彬不同于夏志清的长期“渗透”，他是合法地而且像是一夜之间突然进入中国的。如果没有“垃圾论”，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不会像“接待”夏志清那样处理与顾彬的关系，中国人、中国学术已经过了“围观”外国人的阶段。但是“垃圾论”一经产生，顾彬暴得大名，红极一时。他成为明星，也开始被消费；他继续讲学，周游中国高校，但媒体已经把他讲台上的麦克风朝向了娱乐版；顾彬乐此不疲，但在中国他再不可能成为夏志清式的人物。顾彬是德国教授，但在中国，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当今中国式教授或名人。我们已经很成熟了，成熟到了油滑的程度，这或许是顾彬不十分清楚的。以我对顾彬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某些遭遇或许是一种（学术或学者的）悲剧，只是他也能清楚或如我所想的吗？
从专业学术上论，即便现在对夏著意识形态倾向仍有所非议，但中国现代文学界对其学术成就的评价基本相同；即使彼此分歧较为明显，应该也愿持谅解之心。这一点顾彬好像也与中国学界一致。在一个讲演会上，曾有同学询问顾彬：“你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相比，特点或异同显著者是什么？”他的回答对夏著有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自己的立场与夏著的意识形态不同，这或许导致对有些文学史现象的评价有分歧。他以两书有关鲁迅的评价为例：顾彬对鲁迅包括其晚年的评价始终是非常高的，还不惜用鲁迅来“贬低”中国当代文学。可见，顾彬在学术见解上有自己的坚持。
但是，中国学界对顾彬的专业反响和评价却既不算热烈、也并不很高。原因或许大致有三：一是专业反响肯定滞后，但这一次的滞后期间，顾彬已经进了“娱乐圈”，这对他的学界声誉显然会造成消极影响甚至严重打击，严肃学者对“捧角”恐怕是要三思的。二是顾著汉译本仍有相当的删节，不管原因为何，但删节对其著作的逻辑整体性总是一种损害。顾彬说有中国学者指其逻辑不通，看来这个误会也导致他只能接受难堪的批评后果；他无法到处解释，有点无辜地承担了人们的失望。三是其著作中的知识缺失、硬伤及其他技术错误实在不少，一旦较真，简直要一无是处了。况且顾彬涉猎实在太广，一人著述包办古今中国文学，其中的技术失误在中国大学里古典和现代文学教授眼里，不能不说触目惊心。
前两个原因毋庸探讨，一般人也容易明白。只有第三者，看似明白，实恐有疑有误。顾彬当然是中国文学的专业学者，但他毕竟是德国学者；中国文学之于顾彬，是外国文学。其次，顾彬的中国文学研究著述，是德国学者的著述，尽管所论对象是中国文学，但就学术国别论，则是不折不扣的德国学术而非中国学术。明白了这两层意思，就容易理解我接着要为顾彬“辩护”的合理性了——面对他那些学术硬伤和技术问题，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持何种态度和认识？
作为外国文学或者说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顾彬在内的任一研究者，都不应该成为母语文学一方以知识或技术欠缺为由而加以批评或否定的对象，否则，就有可能在基本层面上取消国别文学研究合理性、合法性的危险。经验告诉我们，国别文学的研究者尤其在面对外国当代文学时，其知识掌握程度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任何一个母语文学的研究者，也就是说，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绝不可能比任何一个中国的当代文学批评家更多。如果以此否定顾彬，是否可以同样的理由否定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呢？技术限制问题将取消国别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这对国别文学研究显然极不公平，在学术实践及道理上也很荒谬。
其次，顾彬的著述是以文学为途径的“德国看中国”，对我们有意义和价值的主要不是关于中国的知识，而是其中的方法与视野，广而言之是世界观和价值观。我想主要了解的是，作为一个德国教授，他是如何从世界文学关系格局和生态中来探讨、认识、评价中国文学的。我更关心他的原则与理论，不想也不需要知道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有哪些对错；重视其知识层面问题的人，应该是他的德国学生和德国读者。中国之批评顾彬者，不知是否自觉他批评的其实是德国学术。更深一层说，我们不从技术上着眼，而主要关心顾彬的宏观价值，包括看待世界范围的中国研究现象，实质表现的是我们自己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定位的内心真实判断。纠缠知识硬伤或因此看低顾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流露出的恐怕更多的还是我们的不自信。自信者必宽容且坦然。我因此非常怀疑所谓“中国经验”及类似的高调，到底是出于躁进的自信还是自卑的补偿，总之不像是理性的表达。我在其中看不出多少平和的心态，甚至连口气也掩饰不住暴发户式的傲慢和庸俗。人文学者本是最该对此警惕的。
感谢顾彬，就像以前感谢夏志清一样，他们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学的世界境遇和世界反应究竟如何。同时，他们在中国的遭遇，反映的则主要是中外互动关系中中国的心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东传，无意间契合了中国当代政治某一时段的进程，尤其深得学术转向的实际需要和理论支持，细究起来其中也有一点学术政治功利性。它的学术作用极大，但完全视为学术影响，则难免太天真。在中国当代，重大的学术现象恐怕很难与现实政治完全分家，关键是看彼此同床异梦的忍耐力、策略智慧与实际需要程度。
顾彬来中国之际也有时间优势。就像最近十年间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文坛引发的年度周期性骚动一样，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的目标已经不再是中国地域所能范围的了；国际学者、世界学术的形象和气象开始塑造，至少已经形成一种明确的、彼此追逐的趋势。与此相应，中国同时也开始了“收购”世界学术、海外学术的步骤，许多时候，这种“收购”还获得了国内高校在经费和制度上的鼓励与保障；在中国高校和学界，海外著名学者事实上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演”了学术明星的角色，也不自觉地充当了高校学术政绩“GDP”量化指标——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进入一种设计程序。在这种互动程序中，顾彬们被中国学术文化界广泛需要，他们也在中国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所以，顾彬每次来中国都会受到欢迎。当然，现在的一切都要纳入我们的轨道，我们有自己的既定目标。像当初夏志清那样的学术效果，在今天就要算是大大的意外了；今天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光鲜的国际身份和招牌，还有类似“垃圾论”那样的文化效应。于是，这样的互动关系就达成了“双赢”。
尽管如此，也不要怀疑洋人来华在文化乃至政治上的开放性效果。无论如何，我们将由此不断接触到多样的他者目光，并从中看清我们自身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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