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183;斯密与“看不见的手”———场经济思想史的知识考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思想史论文,斯密论文,知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2-0044-09
一、“看不见的手”隐喻令人困惑的兴起
在社会科学中，“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几乎成为对人类整体行为的最流行说明。人们总是把这一隐喻归于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无论是学者的高头讲章还是媒体的泛滥语调，几乎众口一词。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亚当·斯密本人并没有像那些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作家们那样赋予“看不见的手”如此重要的地位。本文作为一场思想史的知识考古，要来详细讨论一下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时的主要意涵以及它与现代意涵之间的差异。
William Grampp给出了在当代文献中关于“看不见的手”的9种不同含义。①当代著名经济思想史家Warren Samuels也发表了一篇论述现代经济学家如何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方式的文章。②Emma Rothschild则给出了对这一隐喻的详细说明，而且在她看来，斯密使用这一术语不过是在开着一个“温和的、充满反讽的玩笑”而已。③
本文的研究认为，亚当·斯密的确没有一套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完整理论，而且他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丝毫没有超出18世纪文献对这一隐喻的内涵界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并没有在《国富论》第一二卷论述竞争性市场时给“看不见的手”赋予什么重要地位，这一点是和现代主流舆论大相径庭的。事实上，今天我们之所以对“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有这样的错觉，不过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家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喋喋不休的聒噪罢了。但是，这些聒噪并没有得到亚当·斯密文本上的支持。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看不见的手”隐喻是在《天文学史》(History of Astronomy)④中，在这里，这一比喻意在指出异教徒和蛮族人对罗马神祇——朱庇特(Jupiter)——存在的迷信；第二次是在《道德情操论》(Moral Sentiments)⑤中，意思是说，封建地主在其家臣和租客之间分配产品的比例，与这些土地被公平瓜分时分配的比例大体相同；第三次是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⑥中，此处斯密是在说对于与北美英国殖民地的远程贸易相关的风险，人们的谨慎程度会激励一些商人更为偏爱国内的项目，因此没有任何人有主观意图，但却切实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在亚当·斯密数以百万言的著作中，这是仅有的三次出现“看不见的手”的地方。
但是，有三位重量级经济学家热烈赞美“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并且赋予了它无上的荣光，从而以之来表明他们的经济政策主张有着深厚的古典经济思想根源。这三位经济学家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肯尼斯·阿罗、詹姆斯·托宾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高度评价“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最为深刻的观察……该体系冥冥中运行在人们的行为背后；这样一只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是看不见的”⑦；“的确，看不见的手是经济思想最为重要的贡献”⑧；“史上最为伟大的思想之一，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⑨；“亚当·斯密的主张(1776)，认为自由市场可以取得有效率的结果，‘好像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引一样’，在当时的讨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学人对看不见的手范式美轮美奂的解释，将这个原本无关紧要的比喻一下子抬高到了“基本原理”的高度，把它当作关于市场的“核心理论和范式”。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一切并非亚当·斯密的初衷，也得不到亚当·斯密著作文本的支持。
那么，亚当·斯密不经意的一个比喻何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呢？而且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直到19世纪末，无论是亚当·斯密本人还是其著作的读者们都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非常值得研究了。斯图亚特、(11)托马斯·马尔萨斯、(12)大卫·李嘉图、(13)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4)卡尔·马克思(15)以及J.R.麦克库洛赫，(16)都没有提到过“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对斯密来说意义殊为轻微，甚至连托宾也承认，这不是斯密最伟大的思想，(17)而且，这一隐喻并没有使社会科学的理论化成为可能。(18)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只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借用了这一隐喻，与其“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理论进行比对。(19)罗斯巴德走得更远，他甚至引述庄子的话“天地自化，万物自生”，只为了说明这一隐喻的普遍和久远而已。(20)
事实上，亚当·斯密对人类行为的无意识后果的认知，可以看成是“自生秩序(emergent order)”的早期认识。这类自生秩序充斥在人们的社会体验中，比如语言、货币、道德情感、交换和市场等等。像语言和市场这样的复杂系统并非突然出现，其主体部分的确并非出自人类的设计；这些复杂系统的演现(21)当然需要漫长的成熟过程，以及巨大而持久的努力。在缺乏共同的语言可供使用的情况下，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必然要夹杂各种手势、表情以及一连串的各种声音才能完成一场错误百出的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即便两人之间能够实现沟通，这一沟通的结果再向第三人传达时也必然面临很多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人类的技术进步。这两个例子都曾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出现。那么，紧接着要问的一个与“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相联系的问题是：亚当·斯密是如何看待人类个体行为的最后结果是否必然总是良好的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罗伯特·诺齐克就曾对16个“看不见的手”解释的例子进行辨别，(22)其中包括进化论、生态学、种族、宗教、基因、IQ、定价、市场均衡、犯罪、贸易、管理不当以及经济理论。在他所列举的这些例子里，并不是都有良好的最终后果。
我们把“看不见的手”归在亚当·斯密名下，事实上这个词语并不是他首先发明的。Gavin Kennedy列举出西方历史上使用过“看不见的手”这一词语的17位伟大作家，(23)其中不乏荷马、贺拉斯、卢克莱修、奥古斯丁、莎士比亚、丹尼尔·笛福、伏尔泰这些文坛巨匠。但是，一直以来这个词语在西方也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中期才突然流行。
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的文本，来看一看他在论及“看不见的手”隐喻时的具体语境，我们分别来探讨《天文学史》、《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这一术语的语境，之后再来讨论亚当·斯密是如何看待人类行为无意识后果的性质的。
二、《天文学史》中的“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的《天文学史》出版于其身后的1795年，这是一本他早年的著作，因此按照年份，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隐喻的著作。罗马人崇拜朱庇特，在各类罗马雕像、绘画、陶器以及罗马货币上，都出现过这位庇护罗马的神祇。对于那些罗马的宗教信奉者来说，“看不见的手”根本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切实存在的事情，是冥界所有可怕的力量的总称。这就将《天文学史》中的“看不见的手”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谈到的“看不见的手”区分开了。
据《天文学史》的现代版编者W.P.D.Wightman和J.C.Bryce讲，此书早在斯密于牛津求学期间(1740-1746)即已打下基础。(24)亚当·斯密那段时间在牛津研究自然哲学，他十分崇拜牛顿的学说，一生都宗奉牛顿的思想体系。正因为这一点，《天文学史》一书中才有那些嘲讽异教徒和蛮族人在解释自然事件时可笑的段落。他明白无误地指责异教徒们在解释上的“怯懦可鄙的迷信”，他认为，那些时代引起哲学家们兴奋不已的关于自然事件的知识，都来自人们对看不见的神物的宗教崇拜。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社会的初级阶段会如此缺乏好奇心，从而将对知识的探索直接推到神物的无知之幕背后，就此了事。他说：“一个野蛮人的生活是极其不稳定的，生命每天都曝露在危险之中，除了疲于应付大自然的威胁之外，对于探索大自然从而形成一幅更为切实的想象图景，实在毫无兴趣。”因为那些“外在的表象已经吓坏了他们，所以他们倾向于相信关于他们所生活世界的一切事物只会源源不断地给他们提供更多恐怖的事情来”(25)；是无知培养了那种偏执。斯密对异教起源的解释给了他后来对“朱庇特看不见的手”的因果性评论以文本上的铺垫。他这样说道：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所有多神教社会，或者野蛮人当中，就像蛮族人的早期一样，对于大自然无规律事件的解释只能归于某个他们的上主的权力或者是上主的代理人角色所致。烈火燃烧，地水涌出；重物下落，轻物上扬，都是他们自身属性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朱庇特的看不见的手在这些现象中特意施法的结果。(26)
在斯密的另外一篇早期论文《古代物理学史》(History of Ancient Physics)中，他曾经也谈到“世界的初级阶段”：
在世界的初级阶段，大自然的各种现象之间看起来毫无关联，因此人们对于大自然总是大惑不解，对于如何在一个有规律的系统里寻找自己可能的行动，绝望不已。他们的无知以及思想的混乱，必然催生了那种懦弱可鄙的迷信，从而将一切不可预知的事件都推为是某个看不见的神物所进行的设计，这个神物所以如此设计完全可能是因为一个很具体的个人的或者特殊的目的。(27)
亚当·斯密在这里已不止是谈论一个“看不见的手”，而是转到各种“看不见的存在物(invisible beings)”上，并且将它们归根结底地总结成是“懦弱可鄙的迷信”所致。亚当·斯密宣称，“哲学是一门研究大自然各种关系原理的科学”(28)，就像艺术家对于其艺术上的各种手法经过多年濡染从而烂熟于胸一样，哲学家也能够“通过表征那些隐然的链条”“将秩序引入到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现象上来”，从而减少其“思想图景上的混乱，而经过不断的修正，直到它揭示出这台伟大的机械装置是多么美妙、多么精致！这一思想图景不但自身是自洽的，而且也非常适用于对大自然的描述”。(29)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看不见的手”只不过是亚当·斯密的一种语言上的技巧，它本质上只不过是指在哲学解释无法给人们提供合理的联系时人们如何来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修辞方式本身并不能回答任何需要解释的问题！
三、《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在《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作为隐喻，同样是一种修辞技巧，和《天文学史》中的情况类似，也是为了支持他关于“事件之间联系”的完整解释这一科学方法的。亚当·斯密认为，社会科学需要建立一种将个人的动机与宏观的无意识的结果联系起来的科学理论。
《道德情操论》只有一处涉及“看不见的手”。在用到这个隐喻之前，斯密先煞有介事地讨论了他所给出的一个例子的完备细节。在给出了这个隐喻之后，斯密在之后的行文中对一系列事件进行解释，因此可以肯定，这一隐喻并非是他例子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让那些不十分了解自己理论的人方便理解而已。
我们首先来讨论亚当·斯密的那个关于富人与穷人的例子。不过，要说明这个例子，需要大量的关于《道德情操论》内容方面的铺垫。和前人一样，亚当·斯密也认为美与对目的的合宜性是高度相关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还特别引述了他的好友大卫·休谟的话：“任何物体的功用……可以持续地满足主人的愉悦或者便宜，那么该物得到发展就是自然再合适不过的。”(30)他发现，人们总是对自然这台巨大的机器在达成某些目的方面的完美度高度关注，甚至这种关注超过了目的本身。在涉及我们对富裕地主和那些以促进公共福利为己任的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之间，在完成公共服务的贡献方面是否存有错误的认识时，亚当·斯密重新讨论了这一发现。
由此，亚当·斯密还进一步讨论了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幸福(happiness)与获得快乐手段的关系方面的区别。他认为，富人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的尊敬，不是太依靠他所能享受到的安逸与愉悦，而是他们掌有的人类创造出来的无数带来安逸或愉悦的精巧方式。我们想象不出到底富人是否真的就比其他人更幸福，但是却可以想象他们拥有更多能够获得幸福的手段。而穷人在他们死去之时，余下的只有岁月和苦难磨损的身体以及对人间不平的无尽的记忆。所以，财富和名誉仅仅是幸福的一个小小的装饰品。因此，人类这种自我欺骗的天性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才断然向我们确证，这些自我欺骗的天性大范围流行，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因为这种欺骗启发并保持了人类在工业方面的持续进步。
正是这种天性才使得人们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修造屋舍，建立城市和联邦，发明和光大各种科学和艺术，这些都使得人类的生活更为丰富和尊贵；它已经整个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把大片森林变成肥沃的良田，将人迹罕至的大洋变成人类生存的另一个巨大宝库，并且给世界各国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道路。(31)
正是从人类总是将其能量自我欺骗式的配置到那些短暂的目标这一观点出发，亚当·斯密重新考察了人们对“骄横而无情的地主”行为的错觉产生的影响。这些错觉认为，地主广袤的田地对于他那可怜的实际需求来说实在是太浪费了，他消费不了这么多粮食，因为地主的胃口再好，也不能享受这么多。地主们总是将剩余的粮食收起，除了预备来年的播种，造成了大量浪费，很多甚至烂在他们的田地和谷仓里，而那些终年劳作的佃户却挨不到来年春天。因此，地主应该倾其所有，给那些穷苦的佃农们分配粮食。因为地主们不劳动，所以他们理应向这些为其工作的佃户提供食物，或者用他们大肆消费之后的剩余来维持这些佃户们的生存。
接下来，就是那段出现“看不见的手”字句的著名语段了：
地主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作出了与维持租户们必要生存所需物质相同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的效果与土地被他们所耕种的人平分一样。既没有人有意为之，也无人对此有所了解，但是却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为物种的繁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32)
让我们来看斯密的这段话。它与斯密关于四个时代序列的历史观是相契合的，在11000-8000年前土地产权的出现，说明狩猎和采集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开始步入游牧和农业时代。(33)普遍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产权（个人的、家庭的、部落的、民族的或者国家的）的出现，人类社会只会停留在自然状态。离开了狩猎与采集时代之后，农业和游牧业最终提高了社会的实际产出，人口开始增加，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并且人们的寿命也更长了。只要能够提高总产出，土地产权就是有用的。这不仅使得人口能够持续增加，而且还能让人均消费水平大体稳定。除了大饥荒、战争等消耗掉大批人口之外，其他多出来的人口开始被精英阶层大量使用修建城堡、寺院、城墙、道路以及其他文明的附属物，这两个方面一起限制了人口增长到“马尔萨斯陷阱”的地步。(34)
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这段话就很好理解了。随着时代的演进，自我欺骗的天性使得“骄横而无情的”地主与那些佃户们一起和谐共存，正是因为这一天性，才让劳动者们的私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而到达更大的繁荣境地。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地主并非受什么“看不见的手”神秘而不可思议的指引，而是确实存在着某种令他们遵照行事的实体制度。这一实体制度本身的运作基础，在斯密的眼里，正是人类本性中那些贪婪而富有自我欺骗的成分。
在所引述的这段话之前，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业已用最初的原理解释了作为人类制度背后的基本驱动力，为什么功用(utility)不如“美(beauty)”重要。他曾举例说道，茅草屋与宫殿都可以为人们遮风挡雨，但是就目的而言，宫殿的气势之美激发了人们的雄心，让他们投入获取这种美的工作中去。此时，勤奋的人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遮风挡雨而已。
“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作为一种形象的修辞手法，很好地概括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意欲描绘的图景。也许正是采取了这样一种颇能打动人、吸引人的方式来使用这个在18世纪文学作品中常会出现的比喻，才让亚当·斯密成为“看不见的手”范式创造者最为突出的候选人。
但是，比喻虽然颇有代表性，却不是真实的，那只是人们为了理解某物而作的某种想象。亚当·斯密并没有在《道德情操论》中定义这个术语。现代经济学家给这个古老的文学比喻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亚当·斯密所指的范围。在现代经济学家中，是保罗·萨缪尔森在他那著名且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35)中首先将“看不见的手”范式创造者的桂冠送给亚当·斯密的。萨缪尔森说：“那个精明的苏格兰人被他所认识到的隐藏在经济体系内的秩序所震惊，他宣布了这一‘看不见的手’的神秘原理：每一个人好像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只是追求对其个人有利的东西，却取得了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因此，任何由政府作出的对自由竞争的干预几乎肯定是有害的。这一直截了当的结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产生的好坏两方面的影响几乎相当，而30年后那些学习过大学经济学课程的人们经常回想起的仍将只有这么一句话。”(36)
但是，事实上，那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如果萨缪尔森阅读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而不是仅仅回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教给他的那些教条，那么就完全不会将这种错误的说法传达给数以千万计的《经济学》一书的读者了。这些读者或者学生，其中很多人自己也成了教师，终于造成今天对“看不见的手”错误的理解流布天下。
四、《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在《国富论》第4卷，亚当·斯密严厉批判了自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无论在进口还是出口方面都受到英国官方的垄断经营，这使得英国本土的资本流向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投资寻求更高的垄断利润，而不是创造产品。亚当·斯密对贸易保护问题进行摧枯拉朽的批判，认为对北美贸易的垄断性保护，将给英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并且会严重滞碍本土经济的发展。他认为，这些对“产业的自然平衡”作出扭曲的政策，是不正当的，可能会导致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从而减少对资本的有效利用。第4卷所热烈讨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英国当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其政府一直奉行的是源自16世纪的政策——重商主义的政策。
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政策环境之下，亚当·斯密还是证明了人类的天性将会导致重商主义政策的效果减弱。他们每个人都会寻找更有利的利用资本的机会，这就是常说的资本的逐利本性。斯密表明，人们总是无意识地偏好那些对社会来说最为有利的事物。(37)
当每个个体倾尽全力寻找对资本的最优利用时，这些个体努力的加总使得整个社会朝向对资本有效利用的方向前进。斯密相信，个体是对自我利益最好的判断者，并不需要中央计划的指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个人都知道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结果对社会也是最好的。斯密给出了一个某些商人的行为结果正好对社会也是最好的例子。人们对于自己的安全，有着不同的感知力和倾向性。有些人可能偏爱投资机会离家越近越好，比如有些批发商更喜欢资本在自己的直接控制范围内，这些人喜欢国内贸易胜过国际贸易。商人们的行为可能会受到远程贸易风险的影响，为了规避横跨北大西洋的远程贸易风险，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接受较低的国内贸易利润，这样他们可能会感到资本更安全，而且资本周转更快。
在大不列颠垄断殖民地贸易的情况下，亚当·斯密仍然断言，有些商人从事外贸，有些商人则更偏好内贸。仅仅是在阐明了由其假设而来的逻辑结果后，基于当时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弥漫知识界的情况，亚当·斯密引入“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以强调存在于商人中的天然的谨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的确，他总是既不有意识地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如何促进公共利益的改进。就因为他更为偏爱国内贸易胜过国际贸易，他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安全；正是由于他的产品可能取得最大的价值从而引导了整个产业的发展，但是他所关心的只是他个人的得益；他在这个例子，以及很多其他例子中，都是一样，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促进一个原本不是他的意图中一部分的目的。(38)
在引入“看不见的手”隐喻之前，斯密业已充分解释了商人们谨慎行事的诸种理由，这些都是他们不论国家处在什么政策环境下，都会这么做的理由。在亚当·斯密的文集中，“看不见的手”隐喻出现的地方很少。这个地方所引入的隐喻，确然表达了在个体行动和总体结果之间联系的复杂机制，它是由于谨慎和不安全感而导致的一种现代读者可理解的、“美好的”暗示。但是，这一情形并不能说明亚当·斯密最初的解释就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为数众多的现代经济学家引述这段话，他们在肯定这段话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关键性词句——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这就使得商人的逐利理性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消失了。今天，如果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忽略如此重要的线索的话，再说亚当·斯密已经学会了这个现代隐喻来帮助他的那些还不是非常熟悉经济学的读者来理解他对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我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了。
退一步讲，是不是亚当·斯密认为单单是人们来自安全感方面的动机尚不足以影响或者引导他们的行为，从而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帮助他们呢？当然也不是。在斯密最初对商人的谨慎以规避其资本所可能遭遇到的风险进行解释时，安全的动机已然足够，并不需要如此累赘地再找一个理由来解释。
事实上，亚当·斯密此处使用这个隐喻仍然是在嘲笑，就像他在《天文学史》一书中嘲笑朱庇特的“看不见的手”一样，意在说明在人类那些未知而且复杂的动机之中，与那种对看不见神物的迷信一样，存在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轻信倾向。所以，Emma Rothschild这才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亚当·斯密一直在嘲笑那些商人们，当这些商人们明显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的时候，轻信让他们和罗马异教徒一样，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做决定。(39)如果说这真是一个带有讥讽的笑话，那么，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并没有如此真切理解过这一点。
“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仅仅是一个修辞手法而已，现代人对其含义争论不休实在毫无意义。从亚当·斯密下面这段著名的话里，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这一点。在这段经常被引用的话中，亚当·斯密警告那些政治家们：
那些试图引导人们应该按照某种模式来利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但他们自己是在自寻烦恼，而且他们还假定存在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权威，这个权威既不是某一个个人，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委员会，如果一个把自己想象成这样的权威的政治家当权，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到处弥漫着凶险。(40)
亚当·斯密坚信政治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能力是不值得相信的，政府应该做的是让那些个体们自己去配置他们的资本，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自己切身环境的最好的判断者。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亚当·斯密使用这个隐喻的用意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的神，不需要他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的目的是要说服那些政治家与立法者，让商人和工厂主根据自己的利益在交换正义的范围内安排自己的事务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他所以在这里提到“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目的是为了让那些意识到在商人出于自身安全的谨慎考虑与无意图的社会利益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读者，能够更容易理解，可能也更希望他们将这种联系解释给那些他们希望影响到的人，以此来散播亚当·斯密对当时存在的管制干涉措施的批判。毕竟，在18世纪的立法机构里，政治经济学不是当时探讨的日常主题。(41)这才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文本中使用这一隐喻的本意所在。
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否必然产生良好的社会后果？
因为个体往往会根据其内在动机采取各种可能的行动，而且这些行动常常是出于自利的打算，我们只能在事后知晓，并不能事前预知这些行为的加总是否一定会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结果。当个体的行动得到的却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凄惨的结果时，比如“公地悲剧”，看不见的手又在哪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1卷和第2卷中列举了60个关于自利行为的有害后果的例子。(42)亚当·斯密并不认为自利行为必然导致对整个社会有利的结果，也并没有给所有的无意图后果一个完全统一的解释，他的解释是局部的，是有选择的。
人类行为在那些并非完全竞争的制度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最终结果往往不是最优的，比如垄断、价格管制、保护主义等，关于这个名单我们还可以继续添加更多。然而，在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的数理模型中，这些实际存在的制度条件都为理论建构过程所无视，在这个过程中，人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们一直骄傲地认为一般均衡的数学证明是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现代表达，实在有违斯密文本原意。
《国富论》中那些与“看不见的手”争论相关的段落并未提及“看不见的手”的任何后果。这也进一步说明，亚当·斯密使用“看不见的手”仅仅是帮助他阐明一个特别困难的解释，而并非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一种新的对经济的解释。而在那些斯密论及市场过程的段落里，他所以没有提到“看不见的手”的干预，事实上也是因为这对于市场过程的解释过于神秘了，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的自然运作(natural working)对于解释市场的作用已经完全足够，并不需要“看不见的手”来论证他的观点。很显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根本无关乎市场，这与现代经济学家们的断言大相径庭。
如果“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帮助了一些读者理解了斯密的主要观点，那么，斯密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亚当·斯密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大师中的一员，在他成年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试图教育和说服他的学生、同事、立法者、听众以及读者，希望能够改变大不列颠的商业体制，他利用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尽可能为这种变革创造一个良好的时代氛围。
但是，现代经济学家们却断章取义，僭亚当·斯密之名，误导人们，给人们树立了一种关于市场如何运行以及市场中的人们如何必然而且无意识地为公共利益工作，从而无须考虑他们的后果这样错误的信念。而且，他们给经济学引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看不见的手”。然而，这一解释却没有提供任何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所应该提供的解释性价值。即便在那些亚当·斯密开拓过的领域，也是如此。
致谢：本文入选2010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8次讨论会会议论文，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谢志刚和王瑶的评论与建议；感谢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卫东老师的肯定与建议，感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张正萍博士的批评和建议，受益良多。尤其还要对浙江财经学院谢作诗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他对本文有很多评论，尤其是对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表示肯定，并且认为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科斯的工作是如何继承亚当·斯密的思想的。我对谢老师的评论和意见表示同意，但是同时也需申明，本文旨在讨论亚当·斯密文本中对“看不见的手”隐喻的使用，并没有全面涉及斯密的思想。尽管如此，本文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文责自负。
注释：
①Grampp,W.D.,"What did Adam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8,No.3,2000,pp.441-465.
②Samuels,W.,"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in S.J.Peart and D.M.Levy,ed.,The Street Porter and the Philosopher:Conversations on Analytical Egalitarianis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8,pp.179-201.
③Rothschild,E.,"Summary on the Invisible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2,1994,pp.319-322; Rothschild,E.,Economic Sentiments:Adam Smith,Condorcet,and the Enlightenment,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④Smith,A.,"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The Principles which Lead and Direct Philosophical Enquires," in W.P.D.Wightman and J.C.Bryce,ed.,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0,pp.31-105.
⑤Smith,A.,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759(1976)。中文版见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⑥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776(1976)。中文版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⑦肯尼斯·阿罗：《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词条，张虹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2-76页。
⑧Arrow,J.,and F.Hahn,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San Francisco:Holdenday,1971.
⑨Tobin,J.,"The Invisible Hand in Modern Macroeconomics," in Fry,M.,ed.,Adam Smith's Legacy:Hi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1992,pp.117-129.
⑩Stiglitz,Joseph E.,"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5,No.4,2000,pp.1441-1478; Stiglitz,Joseph E.,"Information and Change in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3,2002,pp.460-501.
(11)Steuart,J.,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767,Liberty Fund online.
(12)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3)大卫·李嘉图：《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14)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赵荣潜、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5)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资本论》第2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16)McCulloch,J.R.,ed.,Wealth of Nations,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an Introductory Discourse,Notes and Supplemental Dissertations,Edinburgh:Adam and Charles Black,1863 (1828).
(17)Tobin,J., "The Invisible Hand in Modern Macroeconomics," in Adam Smith's Legacy:Hi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s,ed.,Fry,M.,London:Routledge,1992,pp.117-129.
(18)卡伦·沃恩：《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看不见的手”词条，杨敬年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69-1071页。
(19)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0)Rothbard,M.,"Concepts of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Social Change toward Laissez Faire," 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Vol.9,No.2,1990,pp.43-67.
(21)该词的英文词是evolutionary "emergent order"，就是演化是自然发生出来。而我们常使用的自发秩序的英文是spontaneous order，这个词有突然出现的意思，没有一个慢慢演化的过程的强调，事实上这个过程可能是充满着各种错误的，是不断摸索出来的。
(22)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23)Kennedy,G.,"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s:From Metaphor to Myth," Econ Journal Watch,Vol.2,No.6,2009,pp.239-263.
(24)编者前言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W.P.D.Wightman and J.C.Bryce,ed.,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0 (1795),pp.31-105。
(25)Smith,A.,"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Physics," in W.P.D.Wightman and J.C.Bryce,ed.,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0 (1795),p.48.
(26)Smith,A.,"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Physics," in W.P.D.Wightman and J.C.Bryce,ed.,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0 (1795),p.49.
(27)Smith,A.,"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Physics," in W.P.D.Wightman and J.C.Bryce,ed.,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0 (1795),pp.112-113.
(28)Smith,A.,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W.P.D.Wightman and J.C.Bryce ed.,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0 (1795),pp.31-105.
(29)Smith,A.,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1976),p.186,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76年版的《道德情操论》英文版缩写为“TMS”，可以在自由基金网站的主页上免费下载。关于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都可以在该网站免费下载。
(30)Smith,A.,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 (1976),p.179,Indianapolis:Liberty Fund.
(31)Smith,A.,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MS),1759 (1976),pp.183-184,Indianapolis:Liberty Fund.
(32)Smith,A.,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TMS),1759(1976),pp.184-185,Indianapolis:Liberty Fund。中文版见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9-230页。
(33)从理论上来说，产权与土地份额在有野心的农民之间平均分割并不是一个概念。事实上土地平均曾经被铭刻在罗马法中，亚当·斯密本人是反对过的。见WN（亚当·斯密《国富论》缩写），pp.566-567，自由基金网站主页(Liberty Fund online)。
(34)Clark,G.,A Farewell to Alms: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中文版见格里高利·克拉克：《应该读点经济史》，李淑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35)Samuelson,P.A.,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48.
(36)Samuelson,P.A.,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48,p.36.
(37)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1976b(1776),p.454,Indianapolis:Liberty Fund.
(38)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1976b (1776),p.456,Indianapolis:Liberty Fund。中文版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7页。
(39)Rothschild,E.,Economic Sentiments:Adam Smith,Condorcet,and the Enlightenment,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40)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1976b(1776),p.456,Indianapolis:Liberty Fund.
(41)Rothschild,E.,Economic Sentiments:Adam Smith,Condorcet,and the Enlightenment,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42)Kennedy,G.,Adam Smith's Lost Legac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