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因素论文,现实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文化格局的变化与中国21世纪文化
中国20世纪的文化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即使中国文化进入了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并成为这个格局中的一个独立文化星系。中国文化在20世纪最值得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在完全被动的条件之下进入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的，这对于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证明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生命力。中国20世纪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以自身的力量推动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这个过程已经基本结束，21世纪中国文化不再是要不要与世界文化接轨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这个格局中找到适宜于自己的运行轨道以随着这个总体格局的变化而不断对自我进行主动调适的问题。
就总体而言，中国20世纪文化就是留学生文化，中国最早派出的国外留学生在中国20世纪文化的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的发展是在最初的留学生文化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且他们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文化的基本性质是比较文化，是在中外文化的比较中形成并发展的，从基本概念到整个文化体系实际都是比较文化性质的，它锁定与融合了中外文化，使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织在一起，无可回避地组织进了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这一过程的完成，使如何总体评价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已经不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当我们已经成为这个大星系当中的一个独立的存在，找到自己在这个大星系中的位置，在与别的星系区别和联系中发现并发展自己的独立作用，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任何一种文化力量在21世纪中国文化中都将有平等的地位，其价值是由它的独立性及其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作用的大小而决定的。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独立地位是在它还没有在世界上取得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地位时开始争取的。事情必然是这样：你不争取自己的独立性，你就永远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你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就是被动的，消极的，但是你要争取自己的独立性，就会有矛盾，有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就有自我孤立的危险。所有的矛盾都是双方的，一是我们在什么文化原则之下要求自己的独立性的问题，一是我们独立性必然会受到更强大的西方文化势力的遏抑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的文化原则在世界上得不到普遍的承认，我们所感到的就是西方文化强权的压迫。在这相互矛盾的双方，是不可能有一个最高的仲裁的。力量就是一切，不平衡使我们要经历更大的痛苦。外部的不平衡，又会影响内部的平衡态的破坏。所以，这仍是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这里不仅是政治的关系，同时也是普遍的文化关系。像中国20世纪的人一样，只要尽多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有了自我满足感，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走向独立的。只有有了对中国文化的痛苦意识，中国人才会走向独立创造之路，并且也会对自己同胞的独立创造有更为敏锐的感觉；它的第二个阶段是希求了解而不被了解的阶段，这个阶段产生的仍是对世界、对人类文化的痛苦意识。只有在这种痛苦意识中，你才会不断为自己寻找一种独立的价值标准，逐渐加强自己的独立性，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它的总的特点不再像20世纪的中国人一样，主要停留在努力理解西方文化上，而是在努力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也努力让西方文化理解自己。20世纪中国文化是内收的，吸收外来文化发展自己是它的主要目标，它不必考虑如何对世界文化总格局的变化起到主动的作用。21世纪中国文化将不再仅仅是内收的，同时还是外放的，它为了自己的发展也将以自己的独立力量影响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变化，并在世界文化格局的变化中调整自我。这个任务不再主要由留学生文化来完成，留学生文化将消融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发挥自己特定的作用。中国21世纪文化系统中各种文化力量的消长起伏将是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形式。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开放与封闭、进步与保守曾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将逐渐失去自己的主导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力量在21世纪中国文化中都将有平等的地位，其价值是由它的独立性及其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作用的大小而决定的。谁能有效地提出并解决中国文化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谁能以独立的姿态而又获得自己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独立地位，谁就将在21世纪中国文化中占据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中国20世纪的文化价值标准不在中国现实文化的内部，而在它的外部，是以西方文化或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标准为标准的，中国21世纪文化将把文化价值标准逐渐转移到中国当代文化的内部来。这个转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一个从论述方式到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对于开发中华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具有关键的意义。在中国20世纪文化中，中国只有中国古代和外国的哲学、美学、道德学说、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等文化学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建树的一切都是纳入到古代和外国学说的价值体系中来理解、来解读的，中国21世纪将陆续出现当代中国人的独立的哲学或其它学说，并以独立的形式参予并组成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它们不再是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附庸，并且以此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化、中国20世纪文化和整个世界文化。21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将是中国新文化逐渐取得自己真正独立地位的开始，并且将持续到再下个世纪才能完成。它的完成标志是在中国人自己的意识中不再有中外文化不平衡的感觉，而开始不再在中外文化的关系中意识自己文化发展的问题。
不论中国文化独立性的取得是多么痛苦的历程，但这个趋势都将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文化的独立性是在世界文化格局的变动中实现的，它迫使你必须不断做出自己新的选择，不能躺在任何一个固定选择上。选择使你思考自己，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在中国20世纪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过程中是西方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所以，我们所完成的与世界文化的接轨主要是与西方文化的接轨。它的意义是伟大的，但却是不完整的，至今我们所说的外国文化还主要是西方文化。在20世纪西方文化格局的形成中，两次世界大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使西方文化以特定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20世纪初，我们有一个全面向西方文化开放的时期，在那时，英、美、法、德、俄、意、西欧与北欧诸弱小民族的文化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并且以平等的地位促进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由于西方文化格局的自身分裂，中国新文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分裂，俄苏文化与英美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开始具有对立的趋势，这种对立在1949年之后又与大陆和港台的分隔成为二足对立之势。毛泽东的独立愿望使大陆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独立出来，但又落入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的夹缝中。中国20世纪末的文化开放，实质是对美国文化开放，这是有六个原因造成的：一、为了打破大陆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状态，毛泽东、周恩来首先实现了与美国的邦交正常化；二、这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着自己的严重危机，处在解体前夜；三、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所存在的问题是在俄苏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可能以俄苏文化自身得到解决；四、1949年以前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交流为新时期向美国文化的开放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原英美留学生在新时期文化开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二战之后美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居于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向美国文化的开放使中国文化能够更顺利地进入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六、美国经济上的发达与文化结构的疏朗能够容纳更多中国的留学生和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他们的文化观念更多地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并通过他们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但是，这种相对单纯的文化联系状态只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永久地维持下去。美国文化在二战之后由于两个原因而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最重要的地位，其一是消除德、日军国主义的影响，防止军国主义的复活；其二是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峙，防止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化。现在这两个目标基本实现，世界文化越是在和平条件之下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越能充分表现出来。在当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构成的世界格局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不在自我民族利益基础上对待世界事务，当共同的目标已经实现，西方各民族就会更多地从本民族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差异性中意识自己，并努力把自己的独立性提高到与美国文化平等的地位上来。这将是西方文化在21世纪上半个世纪的主要文化趋势之一，由此将导致西方文化自身的重大改变。
各国文化的独立性，使西方文化格局往往是通过文化中心的转移而实现自我整体功能的调整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意大利文化—德国文化（宗教改革）—法国文化—英国文化—德国文化—俄国文化—美国文化，这种中心的转移形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使各民族文化的潜力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保证了西方文化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是通过文化价值观念的位移而实现的。美国文化在西方文化格局中的这种地位变化对我们的直接利害关系是很难确定的，但有一点则不容怀疑，它必然迫使我们无法依靠美国文化自身的权威性直接对中国文化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容纳下我们这个有12亿人口的经济落后大国的人口倾注，美国不可能仅仅为了自己文化的影响而无限接受做着美国梦的中国人，它的自我保护使绝大多数人必须在本民族文化中谋求自己的发展，他们的文化观念主要在本民族文化环境中形成，因而，必然具有自己潜在的独立性。西方其它各国与美国在接纳中国留学生和其他移民的能力上，差别会越来越小，从而使其它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增长，并且文化影响有趋同性和趋异性两种。一个人若在美国文化环境中发展得较为顺利，他所发生的往往是趋同性变化；一个人在美国文化环境中发展得不够顺利，他所发生的往往是趋异性变化。后一类人更多地体验到美国文化的不完美性的一面，这使对美国文化的独立意识往往首先在部分美国留学生和其它移民中产生出来。总之，不论中国文化独立性的取得是多么痛苦的历程，但这个趋势都将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这个趋势与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预言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旗帜的，而是以中国当代人的独立创造为基础的；它不是以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为前提的，而以对中外文化的广泛了解为前提的；它不是在自我孤立的基础上实现的，而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以争取世界各民族对我们的创造性文化成果的更多理解为目的的。
二、研究生制度与中国21世纪文化
20世纪末叶中国教育制度中发生的最巨大、有最深远文化意义的变化是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建立。我们至今还没有对此有所注意。如上所说，中国20世纪文化是留学生文化。中国的新教育制度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建立的，是以西方教育制度为蓝本的。国内现代文化教育人材的缺乏，使在大学执教的多是从国外归国的留学生。那时的中国没有自己的研究生制度，也没有充足的能力实行这一制度，这就使国外留学生成为比国内大学生更高一级的学历，他们实际上也是对现代世界文化有更多了解的中国人。但是，这些留学生，特别是文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留学生，有一个天然的弱点，即他们不是在感受着中国文化的需要时而增长着自己的文化知识的。当他们还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念和社会观念的时候就接受了西方文化，他们的接受是单层次的，有其平面性。他们以此获得中国社会的认可，从而也就把这种文化凝固在自己的头脑里，反对他们的又是没有较之更丰富的西方文化学识的中国学究或接受西方另一种文化学说的同样身分的留学生，根本无法动摇他们对自我这种文化选择的自信心。20世纪中国的学院派文化主要是由他们组成的，他们对中国新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但他们的文化思想对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极小，主要是一种书斋文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中，产生了独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但这个群体至今仍只是职业上的，而不是精神性的。
对中国社会文化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是少数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大学生文化。大学生文化的优点是直接感受到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并有高涨的社会热情，但这种文化更是感受性的，它自身不包括解决所感受到的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方案。大学生在受教育阶段完成的主要是对自己所学专业已有知识的接受，而不是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对新的知识的研究和探索。“学习”意识不但作用于他们在校学习时的思想，而且也成为他们的一种思维定势，影响着他们一生的文化活动。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中，大量文化概念是以“学习”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我们用“学习西方”和“继承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分辨中国20世纪中国文化的总趋势，其本身就是“学习”意识的反映。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一种文化的性质和作用不是由其产生的知识基础决定的，而是由他的创造者的主体意识决定的，而我们之所以习惯性地这样分辨现实文化的性质和作用，就是因为大学教育中学生还处于被动接受的阶段，让他学什么与不学什么是极其重要的。在“学习”意识支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区别性、选择性、二元对立性的。在已有文化基础上分别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美与丑、善和恶并在此基础上决定自己的立场是这种文化的主要思维特征。它的二元对立性质造成了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不断动荡，但动荡是平面性的，是在西方和古代、唯心与唯物等等平面对立着的不同倾向之间你胜我败的变化，而没有从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的升华。双方进行的是拉锯战，是消耗性的。
研究生阶层的出现将有益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上层的稳定性。
研究生在受教育阶段完成的是从“学习”到“研究”的过渡。“学习”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研究生，它不是目的。如果“学问”产生不了“思想”，“学问”对他是无用的。他的“思想”不是由他学习所得的“学问”自身所有的，而是他自己的思维活动的结果。它不是选择性的，而是创造性的；不是二元对立的形式，而是多元生一的形式。他做的主要不是在原有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善与恶、有价值与无价值之间进行的平面选择，而是在众多有相对合理性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独立创造。20世纪中国文化中，人们把自己置于一个有绝对价值的理论体系中去反对绝对错误的理论观点，并以此意识自己的价值。这种意识产生好多“批判”家，他们是专挑别人的毛病而自己不想说出任何一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的人，他们像一些不能生育的妇女，但却老觉着别人家生的孩子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每一个研究生都知道。他的“研究”是在这所有过去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一种新的价值，这种新价值是在包容旧价值的基础上对旧价值的否定。他像一个建筑师，用建成的新建筑既包容了砖、瓦、木料，也对它们进行了否定。他不蔑视自己的论敌，不轻视被他所否定的东西，他轻视的是那些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东西。这是一个新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中，产生了独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但我们这个群体至今只是职业上的，而不是精神性的。知识分子学术上的矛盾不是主要用学术的方式来解决，而是用政治的或舆论的方式对对方进行毁坏性打击，彼此没有统一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知识分子做为一个独立整体的有机性是产生在种“研究”意识上。只有有了这种研究意识，才能意识到在学术上哪是道德的，哪是不道德的；哪是可容忍的，哪是不可容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作为一种“仪式”将一种真正的学术态度注入到一代又一代的研究生的意识里，使他们以此感受中国文化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不尽人意的问题，并逐渐形成新的从业原则。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群体：以留学生文化为中心的西化派和以本土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派。而在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研究生阶层中，这种分别将逐渐消失。中国研究生阶层不再像20世纪初的国学家一样，是在中国文化的自我封闭中建立起自我的文化系统的，它也不像20世纪的留学生文化，主要是对现成西方文化的接受。他们是在开放的环境中从事着对于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有实际意义的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研究课题的论证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做出的，而不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做出的，但他们必要的外文基础和越来越广泛的国际交流使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目光只停留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内部。在中国的21世纪，中国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将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他们将把自己的文化观念带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器官，并对中国21世纪文化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的存在也将影响大学生文化的变化。20世纪的大学生是把自己做为精英阶层进行意识的，但他们在尚没有实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经验的条件下企图影响社会，往往事倍功半，牺牲大而收效少。研究生阶层的出现，将使他们不再以精英阶层意识自我，而把发展自我做为主要的自我意识，并以“研究”为最高目的看待自己的学习过程，形成与20世纪大学生文化不同的另一种大学生文化。它的变化也把实际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还给成人社会自己，从而有益于成人社会责任感的加强，这一方面会提高社会承担力，一方面也会增加社会问题解决的有效性。总之，研究生阶层的出现将有益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上层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不是停滞，研究生阶层不是一个保守的阶层，它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发展的可能性。20世纪中国大学生文化是以青春的热情追求美好的理想，总体特征是浪漫主义的，21世纪的中国研究生文化是为现实发展找到可能性，总体特征是现实主义的，它把人的感情、理性和意志都集中于有效性上，是造成21世纪中国文化稳定发展的主要力量。
三、中国社会的社会化与21世纪中国文化
20世纪是中国大中型城市初步实现了社会化转变的一个世纪，这个转变带来了中国的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进行的一次感情性冲击，它更多地表现在文学领域里，但它并没有动摇它的基本基础，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广大农村还没有进入社会化的过程。什么是社会化？社会化是在现代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加强了人与人的横向网络式社会联系而相对松散了人与人的纵向线条式联系。中国古代的社会在上主要是一条单纯的上下等级式的政治链条，在下主要是一个自满自足式的家庭。政治之外、家庭之外的横向社会联系是极少极少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起到了维系其正常社会秩序的作用，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要命脉。20世纪中国文化是在大动荡的过程中进行发展的，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上层社会政治和各种有形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但较少注意到，在这种动荡中虽然缓慢但却稳步发展着的是中国大中城市社会化程度的增强。时至今日，中国大中型城市的社会化转变基本完成。其中的每一个人主要生活在由政治、经济、文化各项社会事业组成的庞大的社会网络里，家庭只成了生活的单位，它的一切资源都来自社会的各项事业。政治关系已不是唯一的社会关系，文化的、经济的、教育的、娱乐的各种横向性更强的联系开始在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困扰人们的是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而不再主要是家庭问题。但是，这一转变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小城镇尚未实现，在那里，传统宗法制的社会关系还是主要的关系。人，主要是一个家庭的人，外加上级政治领导，这使在那里不断产生的仍是传统的宗法观念，从而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21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发展将表现为中国农村的城镇化、社会化。乡镇企业（工、商等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普及、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农村各项文化娱乐设施的兴建，将逐渐使中国农村和小城镇向社会化的方向变化。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可能要经历一个世纪的时间，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中国20世纪的民主化是自上而下的，而中国21世纪的民主化将是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由于并不建立在全民民主要求的基础上，所以形式大于内容。10亿农民对选举权的漠视，使两亿人的认真也成为徒劳。这个过程缓慢但有实效，前者迅速而无实效。不论中国21世纪文化会有何种偶然性事变，但这个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过程都是不可回避的。
知识分子与广大社会群众的分裂造成了中国20世纪文化的一系列悲剧，只有二者找到基本统一的感觉，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才会找到自己发展的前景。
21世纪中国农村和小城镇向社会化的过渡，在文化的发展上将带来两个方面的较大变化：一是地域文化圈的形成；二是中国文化的全面社会化特征的初步形成。时至今日，中国文化还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内部的文化，它在整个社会有所扩散，但其程度是极小的。文化只是漂在中国社会水面的一层油，是抹在中国社会脸上的一层粉，漫不进中国社会的血液之中去。这种状况的改变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社会文化需求的增加，二是中国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的需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基础。社会文化需求的增加有赖于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个由10亿文化水平极低的农民组成的社会集体，能够稳固地支撑只有极低文化水平的各种权力结构，而这个阶层文化水平的提高使社会上层无法随意用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获得全体国民的认可，从而使社会上层有一种文化的饥渴感，加强整个社会对文化的需求。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知识分子与广大社会群众的分裂是一大特征。这种分裂造成了中国20世纪文化的一系列悲剧，只有二者找到基本统一的感觉，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才会找到自己发展的前景。否则，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做的就是拔绳式的运动，每个阶层都费了好大力，但实际上都被对方消耗了。中国农村，乡镇文化是在地域文化圈中进行发展的，并把自己的影响以地域文化圈为基地向四外扩散。在过去，一个农村青年诗人，必须首先把作品送到城市刊物上发表，才会使周围的人读自己的诗。这种自上而下的竞争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一种不尽正常的文化心理。实际上文化活动的最根本的需要是社会在认识上、感情上互相交流的需要，不是一种单纯的成名欲望的实现，也不是得到上级赏识的手段。它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大学教育的相对普及与中国农村和小乡镇社会化的实现，使各个地域都能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在自己的文化圈里，有自己的“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等等，他们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自己社区问题的看法而从事文化活动的，首先满足本社区文化交流的需要，这一方面扩大了对这些文化的社会需求，加强文化由上而下的浸透，另一方面也把各地域文化圈中有鲜明地域特征、有创造性的文化成果由下而上地输送到上层社会文化之中来，使中国文化在自己民族的当代生活中找到更丰厚的基础。这种上下的呼应，也就是中国文化全面社会化特征的形成。这个过程可能是极其漫长的，但在中国21世纪文化发展中必然形成这种态势。一个幅员这么辽阔、人口这么众多的国家，是不可能只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而没有若干不同的文化圈的。
四、宗教意识与中国21世纪文化假若我们把宗教意识作为精神信仰的代名词，人类社会实际存在着三种宗教形式：民间宗教、国家宗教、个人宗教。
精神信仰问题始终是人类存在与发展过程中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它与人的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相联系，但绝对不能等同于物质文化生活本身。假若我们把宗教意识作为精神信仰的代名词，我认为，人类社会实际存在着三种宗教形式：民间宗教、国家宗教、个人宗教。民间宗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它不是国家政权提倡的，而是以民间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基督教、佛教从严格的意义上都属于这一类；我所说的“国家宗教”是指国家政权为实现思想统一而推行的意识形态；“个人宗教”是指既不等同于国家以政权的形式推行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民间宗教的入教的或未入教的信仰者，而是以个体人的真诚精神信仰为基础的思想意识，它是以个人的形式出现的，但这个个人又确确实实有自己确定的精神信仰，并为这信仰而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任何一个民间宗教都没有成为统一的国家的宗教，但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精神信仰。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精神信仰是以“国家宗教”的形式出现的。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国家政权把儒家学说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的基础，并以此教育和治理自己的人民。但是，这种“国家宗教”的形式有一个弱点，就是把国家政权的强制性手段与宗教性的精神信仰混同起来，强制性手段的表面效果与精神信仰的内在效果经常处在相互矛盾的状态中，越是在精神信仰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越容易追求强制性的表面效果，而越是追求强制性的表面效果，社会的精神危机越加严重。它的第二个严重弱点是把执掌国家政权的人同施行精神教化的人等同起来，这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使国家政权变得软弱无力，二是使精神教化变得效用微弱。国家政权的任何现实措施，都不可能达到全民自觉接受的程度，它是以对国家法权的承认为前提的。若把国家政权置于思想说服的基础上，国家政权势必是软弱无力的。而另一方面，精神教化者自我必须在被教化民众的心目中具有更神圣的性质，一个常常以强制性的手段对待民众的人，是不可能对民众实行有效的教化的。与此同时，权力总是为权力的拥有者提供更多违法乱纪的机会，一当施行教化的人自己成了比民众更“不道德”的人，他的教化作用就根本不存在了，并且对整个社会都产生强烈的副作用。
到了近代，中西文化发生了接触，中国古代文化的这两个方面的弱点都充分暴露出来。一是民族精神的疲弱，一是国家政权的软弱无能。面对这种情况，20世纪初年发展起来的是“个人宗教”。这种情况可以以鲁迅为代表。鲁迅之所以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显得特别突出，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真诚的精神信仰。他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再生，为此，他揭露国家政权利用“国家宗教”实现私人统治的自私行为，也对广大群众缺乏精神信仰的现实状况感到由衷的悲哀。但是，这种“个人宗教”在文化落后的中国社会中还不可能发挥普遍的作用，中华民族面临的实际危机不可能单靠这种“个人宗教”的力量来消除。1949年之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伟大的试验。但是，他终不能克服这种“国家宗教”的自身局限。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广大社会群众的安定心理，也破坏了对他的绝对信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家把经济的发展放在重点的位置上，经济的原则成为更重要的原则。毫无疑义，这一转变是一个正确的转变，是国家自身本质的真正体现。国家必须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这是它的基本职能。但是，经济的原则在总体上就是与精神的价值不同的。经济的价值使人以经济利益的大小意识自己和别人的存在价值，而精神的价值则不能以此为标准。经济的原则使人进入人与人的竞争，精神价值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同情。人要在物质世界生活，但又在精神世界中生活。二者的矛盾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根本矛盾。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文化转变，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也带来了众多腐败现象，带来了贫富的更大差别，底层社会群众感到没有精神的寄托，民间宗教就有了发展的空间。在中国古代，没有统一的国教，但民间宗教一直存在着。它以两种形式发展自己的势力，一是安抚人们的精神痛苦，一是医治人们的肉体痛苦，用带有神秘色彩的手段祛病延年。
在中国21世纪，经济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将越来越多地被肯定下来，20世纪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各种科学体系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成为人们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进入自然发展的阶段，而带有宗教意识的精神性文化在21世纪中国文化中将占有更大的比重，成为中国雅文化的主体。在中国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鲁迅的影响将持续存在，这是中国部分以自己的独立精神追求始终保持对现实世界清醒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的特征；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带有明显的民间宗教影响的痕迹，他们或是一种宗教的信徒，或并不实际地加入某种宗教，但他们却以一种或多种民间宗教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精神基础和价值观念，从事自己的文化活动；第三部分知识分子努力依靠国家的政权力量实现社会精神的稳定，这三者都将在21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的发展中起到自己的独立作用。
五、影视文化的发展与中国21世纪文化电视不但能够把大量文化知识推广到社会群众之中去，而且是以平凡、亲切的面貌出现的，它不再能够造成过去那种语言幻象了。
整个人类文化正在经历着一个极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是由影视文化的发展带来的。人类原始的文化是直接交流的文化，原始文化是直观直觉的，但是在时间上是一瞬的，在空间上是一隅的，文字克服了人类交流中时空的限制，发展了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借助文字符号，人类才能进行复杂的运算和推理，才能进行多方面的联想，但这也造成了人类感觉的迟钝性。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符号，既具有原始文化的直觉直观的性质，也能像文字符号一样克服人类直接交流中的时空限制。20世纪的知识分子同以往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书面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但从20世纪末开始，一代更多地在影视制品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中国社会。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将无一例外地是接受着影视文化制品的影响成长起来的人。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说，书面文化，包括20世纪及其以前在社会上影响最为广泛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都是借助具有很高抽象性的文字进行表现的，文字是结构性的，而影视制品更少结构性，而更多自由性，通俗性，活动性，直观性，接受的一次性，它不必运用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象。它是一次性的呈现，需要更敏锐的感觉而不需要抽象的思考；色彩、构图、剪接的技巧更多于语言的技巧。它的欣赏形式是个体性的，与实际的人所处的距离是遥远的，在他面前出现的只是一些真实人的幻影。这一切，是不是意味着一代一代更灵活，直感能力更强，抽象思维能力相对较弱；色彩感觉更敏捷，结构力相对较薄弱；对人的虚幻感觉更强，对人的真诚的同情心相对更少的人的出现呢？当然，书面语言仍然是21世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底它的绝对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了，仅仅在它的影响下形成的人的特征不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特征了。
电视文化影响造成的庸人哲学的泛滥，有可能进一步消解中国文化中原本较缺少的对崇高的意识。
影视文化在21世纪的中国，不但直接作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及其文化创造，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电视把一切遥远的、抽象的变成近距离的、具象的，而且把所有这一切变成平凡的、亲切的，这将大大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一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东西，就是分类的两极化。我们说中国人好走极端，我认为这是语言文字幻象造成的。在语言中，“善”和“恶”本身就具有绝对对立的性质，因为它们只是一种抽象，一切具体的东西都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抽象性。在影视文化普及之前，我们总是知道得多，见到的少；从别人的“宣传”中得来的多，从实感中得来的少。我们对它们的观念是我们以一个抽象概念为基础想象或推论出来的，不同的东西都被两极化了。电视图象的具象化特征，不但能够把大量文化知识推广到社会群众之中去，而且是以平凡、亲切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它不再能够造成过去那种语言幻象了。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明。在20世纪，中国几亿人可以形成对毛泽东的真实的个人崇拜，但在21世纪，这种状况就绝对不会发生了。在影视文化普及之后，社会群众不再能够崇拜自己未曾直感到的人和事。现代青年通过影视崇拜的是歌星、影星、球星，他们崇拜他们，但并不那么尊敬他们，他们崇拜的是他们感到熟悉和亲切的对象。凡是他们尊敬的，都不是他们崇拜的。影视文化改变着广大社会群众的观念，也改变着社会上层人士的观念。在过去，每一个社会上层人士，都是以严肃的、教诲的语言和态度出现在报刊和广播中的，但是，在21世纪，电视成了最有效的宣传工具，放弃电视，就等于放弃群众，放弃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而一当在电视中出现，一个严肃的教导者的形象就不是那么可爱了，它使人必须更像一个平常的自我，随意的自我，本来的自我。这与在报纸上的报导、广播中的讲话是大不相同的。人，都是被文化所塑造的，电视也将塑造一代一代的新的国家管理人员，使他们在自我意识和外在表现上更接近普通的群众，而广大社会群众也更能像对一个身边人一样看待其优点和缺点，虽然不再像过去一样把他们想像成神灵，但却更能体谅他们的困难，原谅他们那些极难避免的失误。总之，电视文化将在不断缩短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这实际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最严重、最关键的问题。
影视文化对21世纪学术研究也有可能造成一些内在的影响。时至今日，中国的学术文化都被一种浓重的语言文字幻象笼罩着。所谓语言文字的幻象，就是说一个学者在研究一种文化现象或某个人的作品的时候，往往以文字材料所造成的幻象为根据，而不是以在自己眼前呈现出的某些或某个在历史上活动着的具体的人为根据。每一个研究者都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述说对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中国学术文化的文体风格就要丰富得多和活泼得多了。必须看到，这还不仅仅是文体风格的问题，是我们的学术研究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学术文化能不能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起直接的活生生的联系，是一个民族学术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是它能不能深入本民族成员的心灵的问题。影视文化的发展，至少将加强中国学者对所研究对象的具象化感觉，当历史上的人从一堆堆死的文字资料中走出来，在中国学者面前像影视图像一样给你重新演出一幕幕历史场景的时候，中国的学术文化也会有一个普遍的、根本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会产生一些相应的副作用，因为影视的具象性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影视、特别是电视，有消解崇高、把一切等同起来的作用。这容易形成一种庸人哲学的泛滥，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能仅从具象之中表现出来的。孔子、老子、曹雪芹、鲁迅这些人的伟大，在其思维的创造力，不可能仅仅从具体的形象中表现出来。这要靠语言文字幻象来补充。人类只要存在，就有崇高和卑鄙、道德与不道德、真实与虚伪、美与丑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绝对的，但也是不能模糊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失去了对这些差别的敏锐感觉，这种文化就失去了自身最起码的存在意义。影视文化、特别是电视文化影响下造成的庸人哲学的泛滥，有可能进一步消解中国文化中原来较缺少的对崇高的意识，对精神差别的意识。影视文化这一正一负的影响到底在21世纪文化中具体表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们极难预料的。
六、独子文化、多余人文化与中国21世纪文化
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着眼，中国文化的独立意识的增强是本世纪末出现的新的发展态势；从教育制度的角度，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建立是本世纪末最重大的改革；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发展是本世纪末最应注意的事项；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宗教意识的抬头是本世纪末已经表现出来的变化；从文化传播手段的角度，影视文化、特别是电视的普及是本世纪末的最显著的特征，而从人口学的角度，计划生育则是我国本世纪末实行的最重大的举措。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它所遇到的困难，不仅来自现实人的要求，也来自传统的宗族观念，所以它在城市遇到的阻力不如在农村来得大。它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一个贫穷但人口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存在，对整个世界都没有好处，所以我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应当理解和同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任何现实的举措，都是利弊参半的，人类只能取其利而知其弊，用理性上的自觉性将它消化在自己的文化中。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21世纪中国的社会成员的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独子文化将成为中国21世纪文化一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如果说独生子女的个人主义在中国21世纪文化中表现为一种正常的、一般的社会心理，那么，“黑人”可能会表现出一种超常的个人主义性质。
幼年和童年是人建立对世界、对人类的基础观念的一个时期。在这时，人是被动接受的，他没有以自己的理性调整自己的文化观念的能力，成年人的理性教育也只能起到极微弱的作用，他与世界、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联系，他就会把这种联系作为正常的、应有的联系，而此后所有新的知识和新的经验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体验、予以感受并决定弃取的。它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生观念。独生子女与世界最初的联系是与父母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他是被保护者，是被爱抚者。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在保护他，爱抚他，而他则不必保护任何其他人，不必爱抚其他人。当他与外界的同龄儿童相接触，他与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一切的感情和实际的联系都是相互的，遇到对方的爱，他就会自然地爱对方，遇到对方的干扰，他就不会爱上对方。有时他也必须忍让，但这忍让并不是感情的需要，而是不能不忍让，忍让是为了保护自己，忍让的是他不满乃至憎恨的。只有到了很晚之后，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他才真正体验到人类的另一种感情：对人的自发的爱。他对子女的爱不是因为对方爱自己，而是自然的、自发的，是对另一个弱小生命的保护和亲爱。这种感情是无私的，他可以因为爱对方而忍让对方给自己带来的所有困难，并把克服这些困难当作自己的幸福。但在这时，他已经有太多的理性，这使他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感情只限制在对自己的子女身上，因而很难成为他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观念。他不以此意识整体的自我，也不以此意识整个人类。他在意识到自我的时候有一种内在的孤独感，但把这孤独做为自然的、宿命的，人类无法消除的东西。但在多生子女的长幼关系中，在一个人开始建立自己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的时候，就开始在一种更复杂的关系中意识自我。他不只是受到父母的爱抚和保护，而且还应当爱抚和保护自己的弟妹。他与周围人的关系应是爱人和被人爱的关系。爱是相互的，是人与人相互联系的基础。这一切，都不是一种教条，一种别人对自己提出的外部要求，而是一种自然的关系。他在此后的人生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生矛盾，会对世界的复杂性、人的自私和残酷有更多的认识，现实的原则和社会的原则也会使他的性格被扭曲，但在他的潜在意识中，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爱仍有一种强烈的要求。中国20世纪的文化，尽管充满了各种残酷的斗争，但从鲁迅、郁达夫一直到新时期初期的知识分子，呼唤的都是人类的爱和同情。人道主义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化的一个主线。中国21世纪文化，将带上独子文化的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而更少一些人道主义色彩。在农村，除独生子女之外，另有一些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生下来的“黑人”。这些儿童，几乎在他们还没有明确的理性思考能力的时候，就产生了自己存在的偶然性、非法性的意识，当他们与自己的兄长或姐姐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会经常意识到自己原本是不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们的存在危害了自己兄长和姐姐的利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有罪的。这种变态的心理或者使其产生赎罪感，或者产生轻生意识，或者产生报复心，或者产生委屈心，但都是与常人不同的。这部分人可能较之其他人更有个人奋斗的精神，人数虽少，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能较之他们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如果说独生子女的个人主义在中国21世纪文化中表现为一种正常的、一般的社会心理，那么，这部分人可能会表现出一种超常的个人主义性质。但是以上所有这些，将会被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正面效应所淡化，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密度的相对降低，使每一个人占有的自由空间将相对扩大，这使中国21世纪将有更大的机力。如果说在20世纪的中国绝难承担这种突然膨胀起来的个人主义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中国，人们可能感觉不出其中发生了什么不易接受的变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论这代人将以什么样的形式生活，只要没有突发的灾难性事变，他们就会找到承担自己文化的方式。总之，在我们谈论未来的时候，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只能体现我们自己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感受，而并不能说明未来的状况，未来人有未来人自己的感受方式，我们的“主义”，与他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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