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话论文,近代论文,试论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代官话都是以北京音为正音吗
明清时代汉语官话是怎样的？它从来就是以北京话为标准吗？一些教科书谈到这个话题时，往往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十分肯定地说：“由于北京既是元、明、清历代的政治中心，北京话也就成为各级官府的交际语言，并随着政治影响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当时北京话被称为‘官话’，实际上它不是专为官吏阶层使用的官场雅语，而是全民族的共同语。”（注：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绪论》（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也曾这么说：“中国政权统一的时候，一向是建都在北方的。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政治中心往往同时就是经济和文化中心……自从1153年金迁都燕京（即今北京）以来，到今天已有八百多年，除了明太祖建都南京和国民党迁都南京共五十多年以外，都是以北京为首都的。这六百多年的政治影响，就决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注：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文中“这六百多年”应是指明初永乐迁都北京以来。在同页末，王先生进而说：“至少是六百年来，全国都承认北京的语音是‘正音’”。历史果真如此吗？
耿振生博士的《明清音韵学通论》是近代汉语史方面近年出版的重要专著，代表另一种意见。他认为“历史上的官话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标准音系”，“正音”只是“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标准音，它纯粹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没有一定的语音实体和它对应，因此，它只存在于理论上，而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注：耿振生：《明清音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明清音韵学著作容易让人眼花缭乱，迷失方向。若能换个观察角度，例如看看明清来华传教的传教士的经历与体验，情况便不同。这些洋人要直接向中国人传教，就必须学习汉语，他们活在“实际生活中”，来不得半点儿“抽象”，如果官话“正音”“没有一定的语音实体和它对应”，官话标准音系在实际生活中真的“未曾存在过”，那么，他们势必无所适从，文献中必会有所反映。然而，在目标语言和标准音的选定上，我们从未发现他们有过左右为难的情况。这些洋人似乎很轻易地找到了中国人认可的、外国人可依据的、实践上可操作的具体的标准。
我们的研究结果跟传教士的体验竟如此相悖，这是个真实的矛盾，并非虚拟，治近代汉语史者不能回避。
以上两方面论者的结论，我们都不能同意，因为都与历史不符。它们还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提南方官话，似乎它从未存在过。而据我们考察，它不仅存在，而且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不弄清楚南方官话，近代汉语史就讲不清楚；而随着近代汉语史的廓清，中古汉语史上的一些争论也才有了解决的可能。
二、来华耶稣会士学的是“通行全国的官话”
来华传教士留下的文献和记音资料，在近代语音史研究上有重要价值。自16世纪以来，大批西洋传教士便与近代汉语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其中博学者很多，也不乏语言人才。在接触汉语时，西方人视听之敏锐、描写之细致，使其所记颇具描写语言学色彩；那些用西文字母记录的汉语资料，尤可补我传统音韵学长于分类而拙于描写之不足。
有明一代，从朝廷到全国，通行着一种官话。这类资料，在耶稣会士文献中比比皆是。1579年耶稣会士初到澳门，都自觉而明确地把学汉语官话作为首要任务。“第一件事就是学中国话——宫廷里的官话，全中国所用的话。”（注：《利玛窦全集·中国传教史》卷二，刘俊馀、王玉川合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他们很清楚中国的语言状况：“在中国的许多方言中，有一种称为官话，是为行政及法院用的，很容易学；无论哪一省的人，只要常听就会；所以连妓女及一般妇女，都能与外省人交谈。”（注：《利玛窦全集·书信集》，第446页，罗明坚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中国十五行省都用同一的文字，但每省发音不全一样，各地都有方言；这里较多用的语言称作‘官话’，即官场所用的话之意。我们目前所学习的，正是这‘官话’”。（注：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萧睿华译，商务印书馆发行，1936年版，第328页。）
这些话都见于明末来华传教士给主教的信件。他们的登陆地点虽是通行粤语的澳门，但他们不学粤语方言，而学通行全国的官话。这种官话，“很容易学”，“连妓女及一般妇女”都会，并非只存在于“文人学士的心目中”或“抽象的理论上”。在目标语言的选择上，耶稣会士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也不存在任何盲目性。他们要学官话，要从实践上去把握它，随后要靠它直接跟中国人沟通。这样一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官话，一个活生生的语音系统，怎能没个标准呢？
三、耶稣会士所学的是南京官话
明代官话分南北两大派。北方官话的通行范围小，地位低。耶稣会士学的是“南方官话”。这并非因为他们从华南进入中国大陆、最先接触“南方官话”才如此。这种南方官话处于主导地位，是通行全国的共同语。
当时南北官话的分水岭主要是有无入声。北方官话是阴阳上去四声，南方官话是阴阳上去入五声。耶稣会士学的，正是这种有入声的、5个声调的南方官话：“为补救语音之不足，他们把每个音分成五个音调，区别相当微妙，用以区分每一词或字；就等于说，我们的每个音节，他们有五种发音方式，而指五种各不相同的东西。”（注：《利玛窦全集·中国传教史》卷一，第23页。）
到明末，由金尼阁完成的《西儒耳目资》，既是几代耶稣会士学习和研究汉语的结晶，也是对当时通行全国的官话语音的如实描写。《西儒耳目资》也是阴阳上去入5个声调，正如我们已然考察的，其所反映的语音是当时的南京音。这“南京音”既是狭义南方官话（江淮官话）的标准音，同时也是通行于全国的官话标准音。（注：张卫东：《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见：《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42页。拙文论证了《耳目资》所记为当时的南京官话音，并进一步提出当时南京官话音即通行全国的官话正音。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的概况》）二师皆充分肯定前一论点，而对后一论点持保留意见，但都鼓励作进一步探讨。本文就是这一讨论的继续。）所以，综观明清两代，并未因为北平音是官话，南京音也是官话，传教士在目标语言的选择上就有所游移。直到清代中叶，传教士们所学的，仍是这种有5个声调的南方官话。1769年晁俊秀神父那封诉说“汉语真难”的信，便是个明确的佐证：当时的官话“有五个不同的声调”。（注：《洋教士看中国朝廷》，朱静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222页。）
关于明代官话，利玛窦神父的一段话常被引用：在方言复杂的中国，“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注：《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一卷，第30页。）
耿振生也引过这段话，却批评他“没有提供有关官话基础方言的线索”（注：耿振生：《明清音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其实，从利玛窦到金尼阁，他们的罗马字记音材料，特别是《西儒耳目资》一书，已经提供了有关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等一应信息，本可循此往前探索，耿氏却又回到罗常培先生那里。罗氏说《耳目资》记的是“北平音”，耿氏应知道这个推论是错误的，却完全赞同罗氏由这一错误推论引发的另一错误结论：“我们可以断定金、利二氏所据的声音乃是一半折衷各地方言、一半迁就韵书的混合物。”这就再一次丢掉了认识近代官话真面目的机会。至于说“《西儒耳目资》中把开口呼零声母字称为‘土音’、加上[η]声母才叫‘正音’，恐怕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注：耿振生：《明清音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就更过于主观武断了，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中特别说明：a,ai,an,ang,ao等韵在口语中发音经常是nga,ngai,ngan等，有两读。《耳目资》与《自迩集》记音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从明到清官话正音之变迁：带后鼻音ng的读法，在明代是正音，到清末成了口语音，它的正音地位正在“让位”给零声母的读法。
四、1876年之前日本人学的也是南京官话
六角恒广教授的《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和濑户口律子教授的《琉球官话课本研究》这两本书，是日本国汉语教学史研究的专著，也是考察汉语史的极好参照。
六角先生告诉我们，在日本，不论官立学校还是民间私塾，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的270多年间，教的中国语都是“唐通事时代的南京话”；直到明治9年，因外交需要而转变为北京官话教育。1871年日本在北京设大使馆，发现中国朝廷和官场上讲的已不是南京话而是北京话了。
濑户口在书中写道：在琉球（即今冲绳县），当地人于明初洪武年间就开始同中国交往，并订立了“官生制度”，派官生（国费留学生）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明朝，南京国子监；清朝，北京国子监）学习；此外，还有称为“勤学人”的自费留学生，到中国的福州学汉语和中国文化。不论是在南京、北京，还是在福州、冲绳，他们所学的官话都是南京话；到琉球的汉人（也不论他们是来自福建还是山东）所教的官话，也都是有入声的5个调类的南方官话，课本的语音特点“跟南京话相一致”（注：濑户津子：《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1994年版，第54页。）。
在冲绳发现的官话课本中，有一部《白姓官话》，是山东登州府莱阳县一位商人白瑞临遭风漂到琉球后汇纂的，成书于乾隆十四年到十八年(1749～1753)之间。为之作《较正序》的林先生说：“予今年登七十有四，间尝考究天下言语，各有不同，俱系土音，难以通行，惟有正音官话，所以通行天下，学习者唇喉齿舌，须当辨别清明，方得正音官话。”（注：濑户津子：《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1994年版，第68页。）濑户口考察其语音特征（5个调，平分阴阳，浊上归去，有入声等），所得结论是：“这些特征，对照《汉语方言声调表》，很显然的只与南京话相吻合。”（注：濑户津子：《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1994年版，第73页。）
近代汉语史上南京话所代表的南方官话，是一种客观存在。耿振生认为，在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上“之所以产生这种种分歧意见，主要原因是都找不到铁定的证据”（注：耿振生：《明清音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其实，“铁定的证据”不是“找不到”，而是无视南方官话的客观存在，因而未能把握近代汉语官话的全局。
五、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汉语史上长期存在的南北音的对立，源于西晋末年中原士民的“衣冠南渡”和南北朝的对立。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大乱，大批中原衣冠士族南下，东渡江淮，定鼎南京，汉族正统政权第一次转移到南方，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化。随着长江中下游的开发，南朝治下的江南崛然而起，赶上并超过了黄河流域。中国历史进入“两河文化”时期。历经六朝，再至隋唐，江淮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首善之区”，其地位之高，前所未有。江南成为汉民族之正统所在，不仅为北方汉族所尊崇向往，亦为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承认。
这次民族大迁徙，在语言上意义有三：
第一，北方方言扩展到江南，中原雅音被中原士族带到了长江中下游，将吴楚旧地的一大片地区变为北方方言区。
第二，这个新的北方方言区，一方面是中原士民竭力维护其原本音系，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吴楚方言影响，在新环境中形成一种新方言——江淮方言；当时的南京，不仅是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因为云集了一大批南下的中原高级士族，中原雅音的势力最强，南京便很自然地成为江淮方言的代表。
第三，北朝统治下的黄河流域，由于大量北方少数民族人口不断融入，原本的中原雅语发生了剧烈变化，不论是长安还是洛阳，都丧失了汉民族共同语标准和代表的地位。
江淮方言虽然身在南方，却是直接承袭了北方雅言，相对于变了样的北方汉语，更具正统资格，故而后人称之为“江淮官话”、“下江官话”或“南方官话”，甚至一仍其旧，称为“中原之正音”。进入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虽然先后都被汉族同化，但北方汉语同时也受到极大冲击，发生很多变化。南北朝对立，强化了南音北音互相对立、长期并存的格局。
南北音并存，地位却不是平等的。史载，当时的南朝人以中华汉族正统自居，各民族的北朝人也承认南朝为“正统”。这不仅是在政治上，在语言文化上亦同样视南朝治下的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淮地区为“正统”。这种局面，经隋唐历两宋而未有改变。为什么？政治中心虽然北移了，但是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南方。
自东晋南朝始，中国分裂的时候，南音北音对立，中原汉族政权南迁，中原雅音的代表点亦南移，南音成为正统；统一的时候，政权中心北移，但经济文化中心无法随从，南音的地位不会即时动摇。特别是具体到元明清三朝，元朝企图以蒙古语为“国语”，清朝企图以满语为“国语”，没有汉语的地位，汉族人说什么话，他们也无所谓；在汉人中间，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便得以维持其通行语的传统地位。到了元代，由于蒙古人的统治与融入，北方汉语又发生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变化——入声韵和入声调先后消失，音韵系统发生巨变，更加偏离“正统”。六朝时期形成的南方汉语，所受影响小，变化小，继续保持着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的地位；六朝古都南京，其汉语官话标准音代表点的地位，到了元代更加巩固。
近代语音的发展，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中间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有人主张称“近代语音学”为“北音学”（注：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这是片面的。北音学研究的主要是《中原音韵》一系韵书所反映的近代北方话的语音，它只是“近代语音学”的一小半，两者不可等同。称之为“南音学”吗？也不妥，还是叫“近代语音学”好。
关于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南北官话的对立，笔者在讨论客家问题时多有涉及。最近读爱新觉罗·瀛生（常瀛生）所著《北京土话中的满语》时，发现作者对北方汉语的历史巨变也有阐述：
汉语北方方言较其它汉语方言距古汉语音韵远，差别大……以古汉语为标准，观察汉语北方方言以外的诸方言，发现它们皆不同程度地保存古汉语的音韵，惟独北方方言的音韵堪称面目全非，自成一派。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北方方言是在乌拉尔阿尔泰诸语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要了解这个问题，只要看看广大北方地区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史，一切皆可真相大白。（注：爱新觉罗·瀛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14～15页。）
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移动和大融合的时期，民族之间的关系空前发展，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西晋被推翻后，北方、西北方、东北方诸民族大量涌入黄河流域。广大的黄河流域的居民原本以汉族为主，但到了此时，该地域为少数民族所占据，并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后来江南的东晋（及以后的宋、齐、梁、陈）与北方少数民族（鲜卑）建立的北魏（及后来的周、齐），处于南北对峙之局，史称“南北朝”。北方汉语因之而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影响，其巨大实为空前。这个影响，实为促使北方汉语发生彻底改变的决定因素。由此，北方汉语音韵与古汉语产生极大的距离。
中国经历这次历史性大变动之后，隋、唐、北宋虽说都建都北方，政权中心北移，但南方汉语的正统地位未见明显的动摇，其方言基础仍是江淮官话；《切韵》跟《唐韵》、《广韵》、《集韵》等韵书所反映的中古音系一脉相承，成为贯穿隋唐两宋600余年的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系。
南方官话这个相对稳定的语音系统，历代皆有量变，然而直到明初洪武年间仍未发生质的变化。《西儒耳目资》表明，南方官话在明末仍是通行全国的官话，仍以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南京音为标准。至于现代官话标准由南京话转为北京话，则迟至晚清，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从各个角度说，《西儒耳目资》所记为官话“正音”，都是可以肯定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硬把它跟北方官话捏到一起，或指之为“山西音”，或指之为“北平音”，或指之为“一半折衷各地方言、一半迁就韵书的混合物”。这种错误，并非审音上的技术性问题。不了解或不承认南方官话的地位，就不能从宏观上把握明清汉语官话的全貌。回顾以往研讨上的一系列失误，其症结多在于此。我们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彻底认识南方官话是准确把握近代汉语史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