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和若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根源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是金融危机最主要的根源
金融危机的产生固然与有关国家经济工作的失误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国际上有一批数量庞大的短期资本，流入到金融投机活动，它在国际间频繁流动，以追逐利率差额或汇率变动的收益为目的，其结果是金融风险不断升级，金融危机不时爆发。
这种投机资本是从何而来的呢？应该说是来源于西方而首先是美国的大量的过剩资本。所谓过剩资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其本国无利可图或获利较少而需向投资条件较好、获利较厚的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资本。包括东南亚国家还有我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引进这些资本来设厂、兴办实业，即通常所说的外商直接投资。这部分投资，只要受资国运用得当，可以有助于发展本国经济。但这仅是一小部分。西方还有一大部分资本输出是采取证券投资、信贷或国外银行存款等形式，其中除长期债券外多为短期资本，它的流动性极强，可以迅速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又很快撤出，国际上称之为热钱（hot money）， 又称作游资。它们伺机而动，平时赚取利差、汇差或股票转手价差等等，一有风吹草动，有隙可乘，它就会兴风作浪，牟取暴利。正是这部分游资构成了国际投机资本的来源。当其大量涌入一个国家或地区时，就会催化乃至构成该国的泡沫经济；一旦抽逃，又会迫使该国（或地区）利率升高（因可借资金突然减少），汇率下降（因投机者抛售该国货币）、股市下降（因资金紧张，经济形势悲观），从而经济泡沫也随之消失，使该国金融造成极大破坏，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乃至引发危机，长期难以恢复。1997年7月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 就是以美国套利基金（又称对冲基金）管理者乔治·绍罗什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一手策划制造的。需要指出，这种国际投机资本是无法消灭的。只要国际资本主义存在，就必然会有过剩资本。资本的本性在于追逐高额利润，这就必然会产生流动性的投机资本。而由于缺乏全球性的金融监管机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措施，这股投机资本就如脱缰野马，在世界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从而不时爆发国际性金融危机。从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突发性越来越强，危害也愈演愈烈。
从理论上说，国际投机资本追逐高利不分国别，但受害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个别的新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较弱，管理水平较低，在那里获取厚利乃至暴利的机会较多。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不是通过战争，而是利用金融手段将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发达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国总理若斯潘就指出，资本主义“保留了自己的致命的弱点：一种为攒钱而攒钱的本性。这种远远超越了它为之服务的生产目的的本性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冒失行为的发生并能在突然之间造成人们的担忧乃至惊恐。1982年和1994年的墨西哥、1998年以来的东南亚和日本、现在的俄罗斯：近来的一些金融危机的循环出现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性。”“如果说自1989年以来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了它的对手和老竞争者的话，那它也并非因此就万事大吉了。资本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
二、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绝对的自由市场思潮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力催化剂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刽，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危险。一方面它确实促进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发展，世界贸易自80年代以来几乎增加了两倍。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国际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张。二战以后原西方殖民地纷纷独立及这些独立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发展，上述扩张过程就已迅速启动，到本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这个过程便基本完成。全球化进程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它们必然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起降低贸易壁垒，开辟国际贸易市场的行动，就使若干中小国家受到巨大冲击和压力。全球化还会助长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因为前者使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大大提高，危机会迅速传染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当国际性风潮袭来之际，开放资本帐户的中小国家在全球化、自由化的联动作用下难以抵御风潮的冲击。
90年代金融危机的加剧，还与近10年来西方盛行的无干预的、绝对的自由市场思潮有很大关系。这种思潮与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资本自由化等等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严重问题：经济成倍而金融几十倍的增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追逐高利而没有制定共同的规则，这就为国际投机资本无国界地不受任何约束地横冲直撞大开绿灯。而金融自由化又使各国政府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各国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空间上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全世界的金融投资者可以全天24小时在任何一个重要金融市场上不停地进行各种金融活动，并且随着电子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使用，巨额资金可以在一瞬间流向世界任何地方，使交易量明显增加。与此同时，由于银行间业务竞争剧烈，国际大银行不断推出新型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特别是以期货、期权等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已使其变成以进行投机性交易为主的金融工具。这次绍罗什在泰国就是通过购买泰铢／美元期货合同，导致泰国汇率暴跌酿成危机的。无怪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说，亚洲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场重大危机。当然，我们不是反对自由市场，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所谓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它使许多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失去防卫能力，而使极少数西方大国坐收其利。事实上这种绝对自由的市场即使在美国也不存在。
三、如何对付国际性金融危机
这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应率先行动，帮助受灾国（和地区）度过危机，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应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玩火必自焚，助人即自助。事实上，美国等国也已对危机发展后果有所警觉，出于自身利益，它们也不能继续无动于衷了。国际投机资本虽无法消灭，但可能加以限制。近来，绝对自由化的思想已受到挑战，要求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对短期资本流动施加严格限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最近著文说：“正如国际空中交通需要全世界能接受的规则和控制一样，国际资金往来也迫切需要有规则。这不是指对基础设施、工厂和机器的实际投资，也不是指为国际商品和资本货物的贸易提供贷款，而是指货币、股票、各种有价证券、选择权债券、货币互惠和无数种衍生金融商品的国际间电话和电子交易。这类短期交易几乎完全不受国家银行监督当局和中央银行的监督；但是它可以使整个国民经济失去根基，像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样”。法国总理若斯潘也说，“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要求有一个相应的政治的全球化。没有世界性的调节，就不可能有世界经济。对于总体性的问题，应当有总体性的解决办法，这就是21世纪要求我们拥有的现实主义态度。”当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并非易事。因为牵涉到各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的利益。但是如果危机继续恶化，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迟早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陷入衰退。看来，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最终还是会达成某种协议。究竟何时能够达成一项为各方面接受的方案，还须继续观察。
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最重要的是搞好自身经济和金融，增强其抵御和克服危机的能力。从此次危机的情况来看，尽管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破坏力很强，一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难以完全避免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各国和地区的波及面有大有小，受害有重有轻，这与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采取政策是否切合本国本地区情况、金融体系和制度是否健全、监管能力大小等等有密切的关系，因而表现为抵御危机能力大小有不同。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应从自身利益和实际情况出发，审慎参与。这不仅因为如前所述，全球化会带来种种危险，而且还应看到，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日趋复杂。在市场经济下，科技愈发展，经济愈发达，经济活动愈难预测，也愈难操作，对人的素质、知识水平、管理能力的要求也愈高，因而有一个逐步适应的问题。
四、几点启示
从我国和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遇的问题和应付危机的正反经验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一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道路的选择，经济模式的确立，都要依据本国的国情，就我国来说，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
20年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当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我们始终实行着“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的策略，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与俄罗斯不同的是：我们一不搞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二不搞“休克疗法”，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三不实行自由市场原则，坚持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三条，也构成了所为经济模式的基本内容。其后，中央又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实践证明，上述一系列方针是正确的，按上述方针办，改革和发展看起来慢而实际上快。
说到经济模式，除了社会制度以外，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经济运行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东亚危机爆发之初，西方指责东亚模式过时，认为它产生许多不透明现象，甚至官商勾结，导致金融秩序混乱，促发危机，从而它们提出的对付危机的办法也是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我们认为，东亚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在经济发展中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与美国倡导的无干涉的自由市场原则不同。所以有这种差别，除了文化背景之外，恐怕主要还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战后日本从开始依赖美国，到逐步想从经济上崛起，赶超发达国家，但竞争力量不足。于是形成一种政府—银行—企业所谓三位一体的模式，并制定产业政策，联合起来向国外竞争。韩国和东南亚各国都是战后从前殖民地争得独立，逐步发展起来，面临赶超发达国家任务，所以也有类似做法。实践证明，它们取得了成功。当然，现在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原有体制又暴露出不少弊端，是否应该削弱政府过多的干预，这是值得研究的。
就我国来说，建国之初，在极端贫穷落后同时也是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国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用8年的时间，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后到60年代，就从无到有地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有各种问题，但取得成绩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感到政府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妨碍了各方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改革经济体制，以加强市场作用为取向，直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两者关系，中共十四大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公式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留给两者的空间都很大，可以因时因事制宜。当前，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政企分开，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不必要的干预；同时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有待加强，政府要有权威，不仅是对企业，而且对地方，要改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局面。
第二，发展经济要尽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增加本国（地区）储蓄；引进外资应以直接投资为主，严防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举借外债要量力而行。
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不可能与世隔绝而不借助外力。但是一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个别小国确不具备条件以外，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本国储蓄的扩大。我国储蓄率高达30%，在世界上居于前列。我国引进的外资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中61%为外商直接投资；在约1200亿美元的外债中，80%以上是长期债务，且不少为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间安排的借贷，进入我国的短期流动资本很少，我国拥有外汇储备1400亿美元，这和很多东亚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也是我国能顶住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的发展中，仍应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这样，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金融危机如何演变，我们都将获得一个较强的立足点。
第三，防止经济过热，坚决克服泡沫经济。
一国经济过热甚至产生泡沫经济，不仅对本国经济造成危害，而且会给国际投机资本以可乘之机，如泰国就是典型。我国在90年代前期出现过经济过热以及严重的房地产投机等泡沫经济现象，对此国家及时采取了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顺利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基本上消灭了泡沫成分，并且还连续获得经济高增长。这确实来之不易。但我们仍应保持高度警惕。发展经济，一定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防止过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虚拟资本。它对集中社会财力进行建设有其积极作用，但同时又是产生泡沫经济的温床。如管理不善，极易导致泡沫经济。
马克思曾经指出，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资本是虚拟资本。与以厂房、机器、原材料等形式存在的实际资本不同，它们不是真正的资本，也不是现实的财富，而只是资本所有权证书。它们没有价值，其所以有价格，是因为它们可以给持有者定期带来收益。虚拟资本的价格易于变动，一般都超过其所代表的实际资本的价格，因而容易产生投机。在某些情况下，当其价格持续暴涨，形成虚拟经济脱离实际经济而过度膨胀，就形成所谓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当虚拟资本价格暴涨形成虚假繁荣时，虚拟经济就像泡沫一样膨胀起来；而当价格暴跌之后，虚假繁荣不复存在，就像泡沫破灭一样。泡沫经济的特征是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远远超过一般物价的上涨。泡沫经济能对一国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时它又能引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为一国的经济稳定，归根到底要以构成虚拟资本的金融资产能变成实物为前提。一旦这个前提发生动摇，人们就会对金融资产丧失信心，从而成为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动因。泡沫经济是从经济过热开始，如果对后者不加控制，在存在虚拟资本的条件下，就有可能逐步演变成泡沫经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日益脱节，出现金融活动虚拟化。当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先要健全自身经济，并对一切可能存在的经济结构、银行体制、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失衡因素进行结构性调整。发展经济一定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防止经济过热，警惕出现泡沫经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国家，国内储蓄和市场都具有很大的潜力，各方面的回旋余地也很大。关键在于搞好自身经济，实现自身经济的健全。有了经济的健全，才有经济的安全。只要经济健全，政策和措施应付得宜，再争取一定的外部条件（如国际规则的建立）的配合，我们完全可以在坚持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减少和防范金融风险，持续不断地发展自身的经济。
第四，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规范银行与企业关系，在现阶段只能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为辅，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要慎之又慎。
我国金融风险是“内忧”大于“外患”，最大风险直接来自银行体系内部。据《瞭望》杂志披露的数字，到1996年底，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呆帐、坏帐已达人民币1万多亿元，近3倍于银行自有资产，而仅企业拖欠银行的利息就超过1000亿元。现在这个数字恐怕是大大超过了。大批亏损企业早已失去偿还能力。我们的银行和企业都是国有的，企业承受不了，把包袱甩给银行；但是积累多了，银行也会有背不动的一天，这就不仅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甚至还会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因为我们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老百姓的存款，它是不允许倒帐的。中央早已察觉这个问题，并在1997年东南亚危机爆发之后不久，及时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切断国有银行与地方的关系，这是非常正确的。如何理顺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应当说银行也是企业，银企之间的关系就是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大家都应在同一起点上，平等竞争，追求各自的经济效益。问题是我国企业与银行改制都刚刚起步，亟待规范各自的行为和彼此的关系，这方面难度很大，特别是把国有银行改造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难度更大。如果说此次的金融危机对我们能提供什么鉴戒的话，那么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下大决心扭转银企关系的现状，建立起新的、规范化的关系，并且必须革除金融体制中多年积弊，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公开化、透明化，置于全社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中央银行应定期向人大作工作报告。
我国企业融资方式一向是通过银行间接融资。近年来，企业通过银发股票、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形式有所发展，但在现阶段，仍宜以间接融资形式为主。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不久，很不规范，投机性大；国家股和法人股还不准进入二级市场买卖；一般居民的投资决策能力和对市场判断能力差，投资风险大；加上我国民众一向有储蓄的良好习惯，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习惯于高消费、储蓄少而负债多（消费信贷）的情况迥然不同。为了适应国情，因势利导，在现阶段，企业采取以银行为中介间接融资的形式，是较为适宜的。
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对外开放，国际投机资本不得其门而入，这成为我国免受此次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国资本帐户对外开放应慎之又慎。当然，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帐户迟早是要开放的，关键是要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相适应。有的同志提出大体上应具备以下三方面的条件：首先，要有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其次，要有具备竞争力和灵活性的企业；第三要有整体上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我们同意这种主张。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而过早地实行资本帐户自由化，必然会给金融投机者以可乘之机，那将是不可取的。
第五，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使经济有较快速度的增长。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而我国人民币汇率始终保持稳定。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既有利于危机缓解与经济复苏，也符合我国自身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这对我国外贸却带来不利影响。据有关部门测算，由于出口下降、需求相应减少，将使我国1998年原定的8%经济增长降低1.1个百分点，而且今后出口下降的压力还将增大。在当前消费市场明显偏淡的形势下，中央决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并通过财政增发1000亿元国债，银行也相应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的办法筹措资金。这个办法可谓是“一石三鸟”，既使一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又扩大内需，弥补外贸出口下降的缺口，同时还解决了因农林水利、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经济适用房等建设长期投资不足而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当然，这也应是一种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因为我们不可能长期利用赤字财政来进行建设（尽管我国目前财政赤字是控制在GDP的3%这一为欧洲货币联盟确立的标准之内）。但是只要在两三年内能保持经济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就可以为我们赢得时间，既度过当前危机，又可努力实现中央决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达到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并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提出一个问题。用扩大内需而不是用货币贬值、扩大出口的办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是我国当前采取的有别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应付危机的一项对策（东南亚各国是受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局限，日本是不负责任损人利己的行为），而更重要的在于它应是我国今后长期采取的方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潜在的市场广大。发展经济，从长远看，应首先立足于开发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内需，使国内生产与消费的不断增长互相推动，形成良性循环，这样才能使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巩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外销，不仅为了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这样做才能进口我们所需的技术装备、原材料和各种消费品，满足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没有出口就没有进口，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断扩大出口以保证必需的进口并积累外汇储备是十分必要的。如何进一步扩大人民消费，除着眼于城市居民外，还要寄希望广大农村。我国农村市场广大，但目前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市场，远未开发。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这对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意义十分重大。总之，我们应在扩大内需即在真正提高人民消费的基础上，推动国民经济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这样的发展才使我们能够内安民众，外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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