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世纪之交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4)01-0104-06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迎来了它诞生后的第三个世纪。回顾它在中国的命运，有两种现象特别引人注目。
一是它在当今中国的现状，同马克思的崇高声誉很不相称。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其墓前讲话中，把马克思在历史科学的伟大成就，同达尔文在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相提并论，当时，没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个评价的深刻涵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英国广播公司去年在全球范围内举办的千年思想家网上投票活动中，达尔文的地位已被爱因斯坦所取代，而马克思不但没有被人取代，而且雄居十大思想家的榜首。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却从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几乎跌落到了它的边缘，甚至连马克思本人的形象，在我们国家也黯然失色，远不如在西方国家那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还说，“这位巨人的逝世所造成的空白，我们不久就会感觉到”。[1](P574)当然，政治上的这个“空白”，很快就由恩格斯本人以及列宁和后来的毛泽东等人填补了。文艺理论上，则有梅林、拉发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一个大的发展。自那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发展呢？我们有过文艺政策的调整，我们有过拨乱反正的反思，这些还不能说是发展，充其量，我们在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于说到真正的发展，我们只能不无遗憾地说，迄今仍然是一片“空白”。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大家公认，是政治因素特别是极“左”政治对文艺理论的入侵和干预，这种入侵和干预造成了艺术本位主义的失落和政治功利主义的独断，文艺理论也就从一种学术几乎变成为一种政治。学术当然不一定都能离开政治，但把学术政治化，却是一种歧途。所以，从政治化走向学术化，恢复其原来的学术面貌及品位，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摆脱目前危机和尴尬处境的一条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从政治化走向学术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值此千年交结之际，我以为还可以作下列一些工作。
从“合法性辩护”转向“合理性辩护”
这是有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出的命题，我觉得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2](P130)。谁进行了革命，谁就自然而然地享有各种权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幽灵，资产阶级视它们为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它从原来的非法地位变成为合法地位，具备了极大的权威性。但是，这种合法性和权威性，是随着革命的胜利，随着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取得的，它并没有经过法律的论证，也没有经过全民的投票。后来通过宪法的形式，把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许多人对此并不赞成，即使那些赞成或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很多人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仅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辩护就显得不够了，还应该前进一步，转向对它的合理性辩护。所谓合法性辩护，是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所谓合理性辩护，是在更深层理论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前者涉及的是已然性，后者涉及的是必然性；而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只是仅仅建立在已然性的基础上，那是不牢固，不持久的，只有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是坚实可靠牢不可摧的，因为它能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变成一种物质力量。当然，这种合理性辩护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应该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同步，同人民群众的需要合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情况同样如此。由于列宁说过，哲学，包括现代哲学和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哲学，都是有党性的。所以，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所当然是党性最强的，为了保持这种党性的纯洁性，就必然产生了排他性，即用自己的合法性，去排斥他者的合理性。这种情况，由于“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二者必居其一；以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推向极端，于是就有乱箭齐发即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各种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点，是以自己的合法性充当合理性为出发点，把对方的不合法性归结为不合理性为归宿的，结果取得的仅仅是虚假的胜利，既欺骗了读者，实际上也欺骗了自己，在今天看来，许多是邓小平评价中苏论战时所指出的“空话”，即无的放矢，不讲实际的，因而也是不能说服人的。比如，苏共20大上，把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党纲的最高原则，这一方面是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反思，一方面是对西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苏联极权社会主义模式的回应，总之，是为了摆脱困境和改善形象而作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然而我们对此却大批特批，不但把人道主义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而且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否定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仿佛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结果是引火烧身，走向反面，到了文化大革命，使亿万人民吃尽了不讲人性不讲人道的苦头。
可见，所谓合理性辩护，决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而是包括一切真理和一切理论，要真正体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当务之急，首先要针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于长期以来它居于合法地位，人们运用它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习惯权利，动不动批判别人，仿佛是党的代言人和真理的化身，这种极“左”的流毒，积重难返，远未肃清。应该知道，真理是朴素的，它不用权利来维护，它通过同虚假的斗争，展示自己所向披靡的威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3](P76)“真理还是相对的，发展的，一切都以时间、地点和特定的条件为转移，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这就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采取开放心态，不抱残守缺，不墨守成规，善于利用新的材料和新的视角，对它作出符合其原意的现代诠释。当然，这样作都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为了理论去掌握群众。“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P9)马克思的这些话，为我们从“合法性辩护”转向“合理性辩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要付诸实践，付诸行动。
用“两面神思维”，敢于批判自己
“两面神思维”，是美国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卢森堡，对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思维过程所作的概括，就像长着两付面孔的古罗马门神（或如中国《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一样，它要求理论思维能构想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并存并发挥作用的相反的印象、概念或思想，从而激发出智慧的火花，衍生出创造性思想的生长点。
我们应该用“两面神思维”，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识到它是文艺学中的一个学派，它同其他学派应处于平等地位。虽然它在我们国家居于优越地位，但它自己应该具备平权意识，既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不足，通过同其他文艺学派的相互交流，批评争论，取长补短，发展自己。
过去，我们（包括我自己）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态度却不是这样，而是从线性思维和铁板一块的态度出发，不是以它的“所是”为根据，而是以它的“应是”为终结，结果是人为地把它加以“拔高”，即把它理想化、典型化、成为“高、大、全”的东西。比如，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无完整体系的问题，由于有人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完整体系，说它是“断简残篇”，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证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是有完整体系的，而且是最为先进和科学的。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未免偏激和过火，比较起来，卢卡契的说法要合理得多，他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不存在”是因为马克思并未建立这样的体系，“存在”是因为马克思给了我们方法论，凭着它后来的人可以建立这样的体系。事实不正是这样吗？马克思只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厦立梁架柱，打好了地基，但并没有包揽这所大厦内部的所有另件和细节，从这点上说马克思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是“断简残篇”，也基本符合事实。但是，经过恩格斯、梅林、拉发格、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等人的添砖加瓦，雕梁画栋，其中也包括卢卡契的贡献，他1930年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做研究工作期间，看到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收到了震聋发聩的效果，立意要同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合作，“去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5](P269)结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真的建立起来了。如果再以“断简残篇”为由来否定这个体系，就是不符合事实的了。就如同说孔子的《论语》也可以说是断简残篇，但不能据此就否定整个儒家的思想体系，因为儒家的思想体系体现在《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四书”中，它是由孔子和他的信徒们经历数代而共同建立和完成的，然而没有人否定过这个体系的存在。
所谓“两面神思维”，其实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它的基本思维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早已存在，这就是它的对立统一或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辩证法在德国有其神秘的表现形式，也有其合理化的表现形式，后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曾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其因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P218)
按照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敢于批判自己，否定自己；批判是为了进步，否定是为了发展。正如事实所证明了的，改革开放以来，如果不是否定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如果不是批判了“反映论”上的形而上学决定论的倾向，如果不是在其他许多理论问题上的重新探讨和深刻反思，我们的文艺理论还会有今天这样焕然一新的面貌吗？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7](P362)，可谓深得辩证法精髓，他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同这一点不无关系。一个人是这样，一种理论也是这样，只有时时批判自己，否定自己，才不固步自封，才能吐故纳新，才能像生命之树一样，常年青翠，永葆活力。
冲破禁区，涉足理论研究的前沿
拿破仑曾经说过，不深入细节，就不能把握本质。我们过去的文艺理论，往往重视宏观而忽略微观，重视本质而忽略细节，重视大道理而忽略小道理，其结果是几乎沦为“假、大、空”，在同西方文论的较量中，往往败下阵来。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对世所公认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人为地设置禁区，让人望而却步，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如此。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文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和论述了这些问题，只是因为这部著作在马克思生前和死后很长时间未曾问世，人们对这些论述也就无从知晓。直到1932年这部著作全部公开发表，人们才大吃一惊：原来马克思早就有这么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于是掀起一股“马克思热”，这股热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从欧洲到北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国家，到处都在讨论这两个问题。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我们国家引起重视并进行讨论，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这不是偶然的，它是对十年浩劫痛定思痛的反思和忏悔，是现实需要在理论层面上的反射和折光，作为学术理论问题，它是完全应该讨论的。我们不是提倡要理论联系实际吗？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表现，它有助于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有助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也有利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学术的方针。遗憾的是，这场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却被作为政治问题，通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方式，最终被整肃下去。这使人想起那个“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十多年过去了，回头来看作为那场运动的正面意见的某些观点，至今仍然使人觉得那么奇怪，那么百思不得其解。
比如，有人只准人们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准人们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们对这种做法的直接反应就是：为什么把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难道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吗？在现在世界上，的确存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惟其如此，这种把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对立起来，并且褒前贬后的做法，就更加奇怪了。问题还在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人道主义问题的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而马克思是批判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赞成和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如果按照这位作者的观点，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对立面吗？后来，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像现在我们所理解的，但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我们数典忘祖，只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而不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样逻辑混乱的提法，居然成为那场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怎么能够令人信服呢？
再如，关于异化问题。究竟如何理解异化这个概念？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这本来都是可以谈论的问题，即使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现象，那也要具体分析，看它是否有道理，看它有无根据和事实，不能一听到社会主义有异化，就起条件反射，就戴一顶“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帽子。这就好像人们讨论社会主义的战争问题，有人便说他们想对社会主义发动战争一样的荒唐可笑。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仅是当今世界上讨论最多的热门问题，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属于理论前沿的问题，讨论这样的问题，起码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
其一，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丰富内涵的了解和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萨特甚至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一个人学的空场，需要由他们的存在主义来加以补充。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为归宿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潜在的上帝”。马克思主义所以重视物，最终都是为了人，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73)的那个人人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比我们从过去苏联教科书上了解的不是更丰富、更生动、更有人情味吗？
其二，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来源于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突破，如果只在细微末节上厮守纠缠，那么这种理论是不会很快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够得到蓬勃发展，就在于他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及时占领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样的理论前沿阵地，结合实际，进行攻关，结果成就斐然。属于前沿的那些重大理论问题，实际上成了矛盾的结交点，一旦解开这个结交点，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这里是最容易出新，最允许有创见的英雄用武之地，要想使我们的文艺理论得到发展，就要捕捉和抢占这样的理论前沿。目前，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理论前沿，仍然值得我们深入讨论和研究，并且希望以它为突破口，打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局面。
1886年，恩格斯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标题中的“终结”一词，德文是“Ausgany”，既有“终结”的意思，也有“出路”的意思。恩格斯用这一双重含义的词，大概是想说明，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既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论，又为德国古典哲学找到了出路，这就是唯物论。但无论在哪一方面，费尔巴哈都是不彻底的：他在唯心论中抛弃了辩证法，他赋予唯物论以机械论。而唯一能克服这两种缺陷，毕其功于一役，驱使哲学发生伟大革命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
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面临着类似的历史时机：20世纪已经结束，21世纪已经来临。21世纪是个知识的时代，智慧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个科学的时代，哲学的时代，它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就是提供了出路。我们有理由指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世纪，终结它长期徘徊不前的窘境，迈开步伐走向新的局面，真正无愧于千年首席伟大思想家马克思的光辉名字。
收稿日期：200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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