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共产主义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1）04－0038－13
据说，毛泽东经常与知识分子同志产生分歧。在他的一生中，与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在思想体系形成和政策制定上有诸多争论。他的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立场对受过教育的革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通过考察毛的意识形态的发展，这种发展最终形成传统的“毛泽东思想”①，我认为，毛尽管与许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冲突，② 但却与他们有着相同的关切与理想。因此，我将分析他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所做的理论化。选择这个角度有两个原因。其一，它与毛和他的同事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他们常认为自己是这个集团里的成员。其二，为了完成彻底变革中国的使命，毛和其他共产主义思想家利用自己的经验思考他们作为受过教育的革命精英应当做些什么。因此，毛对革命知识分子的讨论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主题确定。
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为了证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我将研究共产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背景：考虑到毛的一生主要在农村，我集中讨论了革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己在一般的革命，尤其在农村革命中的作用。其次，我分析了毛如何将革命知识分子在群众革命中的表现理论化，如何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产生共鸣，如何系统化并极力升华那些他与其他主要革命知识分子共享的意识形态主题。最后，我总结了对毛泽东思想意义的反思。
意识形态背景：反精英的精英主义
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毛是在以革命知识分子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写作的。一方面，他们占有精英地位，不放过群众的缺陷，并坚称自己拥有关于历史命运的知识的特权。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赞美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重要性，并批判地剖析知识分子的不完美性。
不完美的领导人领导的不完美的群众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出现在革命初期。③ 1921年，沈定一（1883－1928年，参加过1911年革命，在1920年加入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一群青年激进主义者一起，在他位于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的家乡带头组织了一场农民运动。在与当地农民的交流中，他表述了自己的精英主义：“我说了许多话……你们应该争回被夺的权利了。”④ 对于他来说，他的领导是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农村学校，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他分析到，更可悲的是，当地群众在阶级意识上是薄弱的，表现出最令人遗憾的“同资本家做朋友”和“把自己的同伴当作敌人”的倾向。很自然地，他们不可能发动革命。⑤ 因此，沈毫不犹豫地为像他一样的革命知识分子保留了一个预知历史命运的发言权。他非常明确地说，精英，而不是群众，有权界定历史转变的过程：把抗租和减租当作共产主义革命的初始目标，他明确地告诉农民，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废除私有财产。⑥
但是，衙前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是与他们反精英的立场一起的。在中国的革命意识形态既不是列宁主义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时代进行斗争，沈定一富于文学色彩地告诉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是短暂的：“你们除去‘农民自决’一个方法之外，更找不出别的活路来。”⑦ 更重要的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因而改造了自己，以便与农民更有效的沟通并领导他们。据Keith Schoppa的描述，他为农民演讲时，用当地方言、穿农民衣服。⑧ 在他的帮助下进行工作的青年激进分子，也充满了自我批评的精神。王贯三，就是其中之一。他承认自己忽视了当地的条件和需求，正如他所记录到的，当他呼吁让农村孩子接受教育时，农民回答到：“因为路远……而且问他读点什么，总说是‘一只猫，二只猫。’”尽管已开始着手改变对农村地区不了解的情况，但他还是为自己对当地群众所知甚少而感到尴尬。⑨
衙前激进分子的运动是短暂的，但是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却有着自己的生命。它发展非常迅速，就像我们在彭湃发动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1922－1929）中所看到的那样。彭从日本回国后，于1923年建立了海丰总农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沈定一一样，他是一个精英主义领导者，相信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是知识分子的特权，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当然比别人多些，或是程度比别人高深些……”⑩ 在著名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他详细介绍了当地农民的缺点，详述了他们缺乏阶级意识，缺少教育。(11) 但是，与沈一样，彭选择的不是赞美自己的权力，而是关注农民自我解放的重要性：1923年，在农民强迫当局从县监狱释放一些积极分子之后，他鼓励他们：“同志能够不日可以出狱……不是彭湃等个人的本领……这完全是农民用本身力量，帮助自己，救出自己。”(12) 此外，他认同衙前知识分子这样的见解：如果想要成功地与农民交流并带领农民，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给一位好朋友的信中描绘到他如何“去知识化”自己的：他扔掉了自己时髦的衣服，改变了自己太过文雅的说话方式。
然而，彭湃在他政治生涯的后期强调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之中的精英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末，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彭与领导核心一起，把组织重建为布尔什维克模式的政党。1927年在建立海丰苏维埃政府两天前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他没有再称赞农民的独立性：“共产党……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13) 沈定一在组织减租抗租运动的同时幻想着社会主义，然而彭湃在1927年末实施土改时迫切地期待即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他迅速地摒弃了普通农民对土地的兴趣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兴趣）(14)，在他看来，即使是雇农，他将其称为“农村的无产阶级”，也必须以城市工人为榜样。更重要的是，除了强调党对农民的领导，彭还认可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在1926年给一些受过教育的革命者演讲时，他强调革命知识分子对党的从属性，建议他们为了帮助党发展农村革命，与农民打交道时必须是谦虚和耐心的。换句话说，在1929年被国民党在上海杀害之前，彭自我改造的实践，根源于他摆脱受自己知识分子身份影响的决定，已经演变为党为受过教育的革命者确定的规则。
在20世纪20年代，当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他们在各种农村社区的领导进行评估时，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无论是衙前知识分子还是彭湃，都表明革命知识分子的觉醒，即意识到他们真诚的自省、自我改造，以及超越自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世界以把革命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意愿的重要性。
不充分的政治承诺
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也产生于革命知识分子对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他们的政治承诺）的思考。尽管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阶级背景决定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他们并没有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承诺。例如，衙前知识分子观察到，许多农民没能成长为革命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在运动结束的几十年后，曾经为沈定一工作过的杨之华回忆：“这事发生后，农民有点害怕，从此我们也只能教我们的书。”彭湃则写道，农民积极分子一旦遇到家庭的反对就变得很消极。事实上，只有在彭帮助他们解决了家庭问题之后，他们才感到再次振作起来，进行革命工作！(15) 通过对农民政治承诺的评估，革命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以为自己作为革命者具有优势，尽管他们的阶级背景是有问题的，但仍然有资格评判群众。事实上，他们有时候明确地强调自己有更强的政治承诺。方志敏，一个活跃在江西的革命领袖，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他写了一篇自传，回忆了参加江西弋阳的一个培训班时的情景。他强调自己的革命热情没有任何工农积极分子可以超越：“我倒越讲越有劲，而听讲的工农同志，反而有些支熬不下的，他们对我说：‘你有这样大的劲头，我们都弄你不过。’”(16)
然而，在证明他们有（更强的）（政治）承诺时，革命知识分子仍然面临着他们给自己设置的绊脚石——他们自己的反精英主义。自从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就在与自己的不完美性做斗争，这种不完美性，在他们自己看来，就是不应该（把自己）限制在城市与忽视农村社会。他们也批评自己政治承诺不单纯。在1923年给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的信中，邓中夏（在北京加入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开始其革命生涯）严厉地批评了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受教育……其观念为各种‘主义’……其心理……为‘反对束缚’，为‘好名’……为‘怯懦’，为‘怕死’。”(17) 不久，中国共产党给革命知识分子贴上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两个带有贬损意味的标签，二者都隐含着不充分的承诺。到20世纪20年代末，党的领导层根深蒂固地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值得信任的。第一次统一战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层对前任领导人的知识分子身份极为蔑视，知识分子被视为“危险分子”(18)
在反精英主义的背景下，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革命知识分子声称，一个人完善自己政治才能的努力——一个人克服自己缺点的努力——标志着（这个人的）政治上的奉献精神。在他们看来，进行自我批评的意愿，特别是直面自己总体上而言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和在某些场合下不纯洁的承诺的急迫性，是对他们的革命热情的强有力的证明。吴宪猷（？－1928），1926年在高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写信批评想要成为革命者的弟弟：“你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如面子上下不去，如英雄思想……及一切的浪漫不正当行为，如工作不努力，及不努力学习……”只有通过自我改造才能治疗这个年轻人缺乏献身精神的毛病：“一切均要涤除尽净，方可成一真正的无产阶级者。……我们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应持的态度。”(19)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方志敏恳求知识分子同志，发扬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开展自我批评，牢记一些革命领导人在清除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如在江西苏维埃所发生的肃反运动）中犯下的错误。对他来说，不愿意进行自我批评反映了一个人对革命的虚伪态度。通过将自我完善与布尔什维克精神联系起来，方认为自我批评的实践是全体党员制度上和道德上的义务。
感觉到对群众动员不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把自我改造作为他们进入中国现实的努力的概念。当看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性时，他们倡导要为一种不被个人有问题的社会背景所阻碍的政治忠诚而奋斗，从而丰富了关于自我改造实践的理论。他们为未来毛泽东思想（因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人自我改造和强烈的个人政治奉献而闻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Ⅰ：毛泽东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
为生存而战
尽管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主要是在中国农村展开的，他从不怀疑中国革命应该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他绝不是农民革命家。(20) 有些学者指出，毛早在1923年就认为农民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尽管是出身农民家庭，但直到1925年在韶山与农民一起工作之前，他并不认可农民革命的潜力。(21) 1927年湖南农民起义完全失败，以及当年四月城市共产党人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武装大量杀害以后，毛泽东转移到井冈山，并在那创建了武装根据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然而，由于他与李立三和王明的冲突，毛被党的核心领导层边缘化。
在这一人生阶段，毛泽东深入思考了革命知识分子如何能够赢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下来。1927年，他曾经在著名的“湖南报告”中颂扬了农民激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我赞同沃马克（Womack）关于毛倾向于认为农民的自发组织已经足以变革中国的观点。然而，我认为，虽然毛泽东有意识地突出中国农民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能力，他仍然不太愿意承认农民有太多的独立性。他的报告表达了一种倾向——这在沈定一和彭湃的著述中明显弱得多——限制农民的独立性。他预言农民将会发起对宗族结构（即族权）、神的权威（即神权）和父权制度（即男权）的反抗，但他也认为他们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变革方案是次要的：“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的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他进一步强调革命者的领导角色：“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22) 可以肯定的是，似乎他认为农民独立的程度如同沈定一或者彭湃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他告诉其他的激进知识分子“一切革命的党，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但他实际上是在告诫他的知识分子同志警惕在农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被边缘化的危险，鞭策他们转变为名副其实的领导者。“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都有选择的自由。”(23)
由于毛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不熟悉农民文化）对农村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恳请后者要联系群众。他主张，像衙前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彭湃那样，他们必须接受自我改造。他对知识分子恃才傲物的批评更为严厉。在“湖南报告”中，他既自嘲也嘲讽其他知识分子：“我从前在学校读书时，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是‘愚民可恶’。”(24) 现在他强调革命知识分子可以改造他们自己：对他来说，在1925年与农村平民一起生活之后，他开始注意到，外国式的教育是多么地脱离农村条件：“乡村小学校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而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25) 由于毛同时作为一名国民党员和一名共产主义干部在农村工作，而不是作为其职责在于组织农民的革命者，他从对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关注，转向推动党的自我评估和自我改进。早在1925年，他就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句：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26) 通过对党的自我完善手段的反思，毛提出了革命知识分子客观而准确地认识现实的重要性。尽管他并不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剖析现实的分析工具，他相信一个人关于农村社会经验性的知识将为特定的政策提供基础。
毛泽东土地政策的演变表明他的政策制定是如何为这种对经验知识的信念所掌控。作为对国共关系恶化的回应，毛在1927年夏天采取了进攻性的国有化纲领。(27) 当他在1928年末起草井冈山土地法时，他明确说明所有土地归苏维埃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这一点，从萧佐良（音译，Hsiao Tso-liang）的分析来看，相当于土地国有化。(28) 尽管如此，毛泽东稍后在兴国制定了一个更温和的土地法，同意苏维埃在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的土地后，分配给农民。在1930年的下半年和1931年，毛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29)
虽然萧佐良认为毛泽东倾向于听从共产国际的建议，(30) 必须注意的是，毛泽东自己是通过让党专注于农村的情况来使这些转变获得正当性的。1931年2月，他写信给江西苏维埃政府，澄清现在他为什么赞同私人所有权的实践：“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31) 毛相信，他已超出正统社会主义的范畴，支持土地重新分配。(32) 1931年(33) 与李立三集团争论土地政策时，他承认平均分配土地“不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贫农的意识形态”。但他坚持，这（即平均分配土地）可以在“推翻封建剥削和保障（中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前进”中充当强有力的革命动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4)
毛泽东在与李立三的竞争中落败，并且很快就因有缺陷的阶级观而陷入被留苏派（Returned Student group）——王明和他的追随者们——批评的困境中。但是1933年，他仍然被告知负责一项意在根除那些伪装成普通农民的富农和地主的社会调查。(35) 如果党的领导层决定无视毛泽东的土地政策，他们至少看到了毛泽东对农村状况一丝不苟的调查精神的价值。
争夺国家领导权
长征（1934－1935年）之后，毛泽东的权力缓慢上升，最后在1943年成为了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书记。(36) 但他面临的挑战仍然很艰巨。尽管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导致了民族危机，但国民党仍是共产党不得不对付的可怕力量。此外，他也在考虑如何提高他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权威，这一队伍的规模已经由1937年的4万人左右迅速增长到1940年的80多万人。(37) 当毛打算对新的农民和工人成员（他们是文盲并且目无法纪）进行教育时，他发现年轻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更成问题。聚集到延安的年轻知识分子们毫无纪律，严苛挑剔，对农民文化一无所知。而他们，据高华所说，在当时，被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毛的竞争对手——王明所吸引。(38) 为了训练和训导他的党，毛泽东决定发动改造运动（1942年至1944年），在这场运动中，他要求党员们自我改造，但主要瞄准的是知识分子。
在改造运动之前和开展过程中，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主题是相当突出的。1939年，为了招募爱国知识分子实现民族抵抗的目的，他称赞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先锋”。(39) 而且他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也不想背离这一观点，这是因为，认识到知识分子们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方法不正确，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真实和可能的贡献，他要求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整风运动（所传递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与群众相结合才有可能重塑他们的民族。为了与群众相结合，毛告诉受过教育的革命者，他们必须客观地调查现实，尤其是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为了深入实际，他进一步指示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必须向群众学习，认识到自己是天真的，吸收群众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地方知识，相信群众是英雄。(40)
这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观点。然而，他对激进知识分子的批评是粗暴的，并且也有悖于他所宣称的使运动像“和风细雨”那样温和地开展的目的，(41) 这一目的源于他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和30年代对待干部同志的严酷政策（例如，富田运动和其他类似的清洗运动）的拒斥，也源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新发展——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详细展开，这种革命理论主张各个方面和不同阶级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1942年2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影响很大的整风演说时，他嘲讽知识分子读死书：“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比他（煮饭的大师傅）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他接着奚落一些恃才傲物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精通马克思主义而沾沾自喜：“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有什么用处呢？”(42) 通过奚落那些教条主义者盲目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他主张中国革命必须力求锻造自己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中国实际情况基础上的。(43)
由于他们立场观点中的这些缺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被迫开始自我批评。根据陈永发和其他人的看法，整风运动使受过教育的干部遭受了痛苦，事实上，也遭到了他们的抵制。革命知识分子不但对严厉的自我批评感到不舒畅，而且抓住机会表达他们对于延安高层干部特权地位的不满。(4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们乐于接受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即新文化和共产主义背景确立的特征之一，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会觉得毛泽东对他们问题的严格审查从根本上讲是站不住脚的。正如费·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所指出的，延安知识分子从心理上和理智上都已经准备好接受他们自己地位的降低。(45)
通过提高非知识分子干部的素质，特别是通过改造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自信自己对党的改造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在于将干部对自己缺点的警惕和戒备制度化，以及关心和聆听来自基层群众的声音。如此对人民的高度关注，就是著名的群众路线，即他于1943年6月1日在政治局决议中所阐发的。这份题为《领导方法》的文件讲道：“正确的领导……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向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并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46) 然而，毛泽东是如此自豪于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路线为特征的正确领导，以至于他有时候完全是带着讽刺意味写作，没有对农民的作用表达钦佩之意。1944年讨论农村地区的落后状况时，他鼓励革命知识分子去教育群众。他用群众路线的语言，请求他们要耐心。但是，在他看来，耐心不是等待群众自发的觉悟。党的引导是绝对必要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不应做任何事情，直到经过自己的工作成功地教育人民使群众有了觉悟。”(47) 此外，虽然他放弃了温和的减租减息的战时政策，而在国内战争期间重新采取了土地分配政策以赢得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似乎更难容忍农村民众非社会主义的土地要求了。1949年，当他思考共产主义中国的未来时，他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称他们是新中国的领导力量。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考中，毛泽东非常关心农民的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并因此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也预言：“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48)
毛泽东Ⅱ：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与文学艺术
普及的重要性
考虑到革命精英要怎么做，才能为取得革命成功而与大众结合起来，毛泽东也在文艺领域强调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他希望共产主义文化工作者必须改变自身，为党的领导而服务大众，也应该帮助提高大众原始粗糙的艺术趣味。正如柯克·丹敦（Kirk Denton）、毕克伟（Paul Pickowicz）、刘康及其他人提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像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家和瞿秋白这样的激进知识分子，就长期地探索着如何创造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化产品这样的问题。(49) 然而，由于激进知识分子或者在反思文艺或者在追求文化娱乐，普及远不是主题。20世纪40年代早期，丁玲强调文化专家除了提高还要吸收人民群众的语言，以便写出别人感受得到但无法表达的东西。(50)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著名的或不那么著名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都写作了一些超出大众理解能力的诗歌。当然，毛泽东也以诗人名世，他喜爱传统诗歌的那种美；在延安安顿下来的那些人也展现了他们极有兴趣改善舞蹈音乐的声响效果。绝大多数共产主义文化专家都没有自觉表示赞成普及。(51)
毛泽东坚定地直面着激进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沟通问题。尽管直到1941年，他仍然倾向于用一种“双轨”办法来解决文学艺术问题，将共产主义背景下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合并起来，(52) 但他很快转到一个更为平民主义的立场，强调吸引农民、工人和士兵的重要性。1942年，他批评了一位文化专家，这位专家在写反日标语时炫耀他的古文字学问：“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战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
’字。人字呢？在右边脚上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彡］’字。”然后他揶揄这位书法家道：“大概他的目的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53)
在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重申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评论，揭示了自己的精神斗争过程：“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但是参加革命后］就觉得……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54) 他接着批评那些不愿同情大众的共产主义文化工作者：“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不善于描写他们；……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55) 正如他嘲笑书生气的知识分子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问那样，他也讥讽文化专家轻视大众的文化趣味和需求：“这些同志的屁股还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56) 他恳求共产主义的文化专家必须“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57)
非常明显的是，他认为，普及是最为紧迫的任务。要不怎样动员大众？另外，毛泽东也表明了利用普及来支持党的领导的意图。当指责文化专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革命知识分子的特征时，他马上指出他们应该如何做：“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而不是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去参加工农兵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去教育工农兵。”(58)
提高
然而，毛泽东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远比共产主义文化工作者必须为大众，或者从根本上来说，为了党的成功领导而降低自己（的审美情趣）更为复杂。它同时意味着，共产主义文化专家肩负着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大众艺术水准和文化水平的使命。
尽管毛泽东尖刻地抨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注于高品味，但他不愿抛弃文化改良的观念。在延安座谈会的讲话中，他表达了对好的艺术品的欣赏：“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有这个借鉴与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59) 另外，毛泽东认为，普及不仅作为基础，而且会造成提高的需求。他预言：“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60) 在《讲话》中，他还说：“普及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总是一样的‘小放牛’，总是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普及者与被普及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61)
有趣的是，毛泽东主张党不仅应该让非精英，也应该让热衷于改进艺术，并为革命勤奋工作的革命精英感到满意。毛泽东明显不是那种喜欢“小放牛”的人，他知道他的知识分子同志的审美要求。在延安座谈会上，他承认：“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一般都已受过群众所受的教育，他们的接受能力比群众高，因此他们不能满足于当前的和群众同一水平的普及工作，不能满足于‘小放牛’等等。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62)
通过将提高的观念融入宣扬普及的演讲中，毛泽东为文化专家预留了空间，于此他们可以创作和表演一些比简单的、大众化的戏剧更吸引他们的作品。通过分析共产主义戏剧从上演农民秧歌剧到生产大戏的演进，大卫·霍尔姆（David Holm）认为，共产主义文化工作者提高了普及性艺术的水平，证明了毛泽东关于“豆芽菜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想法的正确性。他把这种演进看作是赶出来的（force-paced）。(63) 这个解释是准确的。例如，当鲁迅艺术学院的文化专家为迎接中共七大，而决定创作《白毛女》时，他们一切事情都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去做，包括写剧本，讨论和修改剧本，同步排练等。据写作这个剧本的贺敬之回忆，从1943年1月到4月，他坚持不懈地写作，并根据排练反映的情况一再修改剧本。(64) 不过，那些赶出来的项目确证了文化专家对艺术的领导权。回想以前，那些参与《白毛女》制作的人，详述了他们如何提炼女主角喜儿这一形象。他们尊重大众的意见，在她身上注入了原来的形象所没有的抗争精神。尽管在他们的回忆中，他们仍然表现为领导者，鉴别、结合和提升着他们从大众那里学得的东西。(65)
更重要的是，尽管文化专家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为普及工作努力，他们仍热切地期待着搞艺术精品的机会来临。例如，1939年成立于晋察冀边区，1949年迁到北京的抗敌剧社，当时被剥夺了创作大型作品的权利，事实上只能一直表演小节目。但剧社成员渴望有机会学习“大豆芽菜”。剧社的剧作家们看重复杂和精致的东西。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终于被允许上演“大戏”，大家感到很高兴。(66) 确实，在文艺普及过程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热烈地追求着高雅文化。许多人描述了他们在准备表演政治上正确、他们认为在审美上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时的激动心情。20世纪40年代，许多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对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很是赞赏。当苏中军区的各个文艺队合作演出这个节目时，他们“组成合唱队……参加合唱队的都是各团体中具有一定声乐基础的音乐骨干”。合唱的成员们听领导干部介绍这一名作的历史。每个人对演出的态度都很严肃。据亲历者说，“［领导同志］讲解了全曲8个乐章中每一个乐章的特点，要求在排练中认真注意表现出各乐章的思想感情。……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但大家毫无怨言。”(67)
总之，毛泽东文学艺术上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在共产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文化工程项目上打下了烙印。并不是从毛泽东开始才这样的；也没有完全疏远革命知识分子，即使他们自己也许从没有想要从事普及工作。从理智上说，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对他们来说是合理的；从情感上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允许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普及的约束下提高和追求更好的艺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不是毛泽东是如何与渴望精致艺术的革命知识分子发生冲突的，而是他如何能够让他们为革命效劳，并让那些可能发现纯粹的普及在意识形态上正确但在艺术上并不值得做的人感到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是有限的。
毛泽东Ⅲ：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与政治承诺
与方志敏那一类的人不同，毛泽东不是一个喜欢热烈宣布自己政治感情的革命领导。尽管如此，在发展论及革命承诺问题的共产主义作品中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主题上，他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
在1919年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描述为一群敢于为国家和社会的美好未来而献身的英雄。表面上，他把各行各业的人民，农民、工人、妇女等等，都纳入大众概念的范围，鼓动他们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68) 但是，这一宣言前面的一段华丽文字，清楚地指出了他认为学生是大众运动的发动者：“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69)
当毛泽东有意识地将阶级的视角应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时，他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更多的批评。在写于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表示了对他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正如他所看到的，公司经理、中国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大学生、律师，所有梦想升到资产阶级最高层的人，都不再支持革命。至于小资产阶级，包括诸如中学的学生和老师之类的“低级知识分子”，仅当革命高潮来临时，才会支持激进变革。(70) 在1929年古田会议思索党员问题的时候，他把焦点集中在为共产党工作的小资产阶级的成问题的阶级属性上：他说，他们的缺陷之一是“个人主义”——他们的自私自利诱使他们关注自己的情感、需要和趣味，而忽视被压迫者和党的利益。(71)
但如果毛泽东到20世纪20年代末得出这样的观点，即包括那些党的支持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并不总是可以依赖的，他仍然认为应该给予革命知识分子以优先的位置来评判（和形成相应的政策）政治忠诚度问题。1933年，他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关于红军士兵脱逃案的方针，明确了哪些是可以豁免的不忠行为，哪些是不能豁免的不忠行为，以及在处罚逃兵时应该采用哪些方式。(72)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见多识广，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者——总之，一个比他自己判决的人懂得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此而言，他在政治情感领域认可了知识分子的领导角色。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很重视纪念为革命而牺牲的大众。纪念刘胡兰就是一个例子，这位农村女孩在20世纪40年代为中国共产党而牺牲。她的一生被写进一个戏剧，于1948年首演。同时，由于党的领导试图在新民主主义理想下团结各种背景的人民大众，革命领袖果断地表达了他们对激进知识分子的赞许。罗瑞卿，这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表扬了那些涌入革命大本营的学生：在他看来，他们抛弃了“他们原本舒适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参加革命。(73) 他可能是试图寻求这些年轻人的支持，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话仍然助长了知识分子的自信心，他们认为自己有着更高的政治承诺，因为这其中暗示着，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存在区别：这些有教养的激进分子，为党的宏伟进程作出了大量的牺牲，而大众，则是为结束自己的被压迫地位而奋斗。
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多次高度赞扬政治上“进步的”知识分子为自我改变而做出的牺牲。在为整风运动写的一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这样称赞激进知识分子群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接着强调说：这“是可歌可泣的。”而且，他没有忘记把这放在历史视野中，突出这些杰出历史人物热烈地追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高真理，它承诺将给中国带来新生。(74) 1949写作《人民民主专政》时，毛泽东也注意到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爱和他们至关重要的贡献。“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75) 他的赞许不应被当作纯粹是用来取悦知识分子的修辞手法。毛泽东不但认为学生是革命的先锋，他也把自己看作一名知识分子。他称颂进步知识分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真诚的。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没有注意到大众和普通士兵在政治上的奉献。1944年，他亲自为一个士兵作了悼词，这位士兵在为党而工作时死去。他的讲话从大史学家司马迁那里得到了灵感，后来被红卫兵无数次地引用：“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76) 更重要的是，在毛的著作中，对激进知识分子的赞美，与他反对他们的反精英的观点，是相辅相成的。《整风文献》收入了毛泽东1937年写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这部文献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首次出版，1950年再版。《反对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来自学生背景的人，毛泽东攻击了“自由主义”，严厉批评一些革命者没有为革命尽到应有的担当，号召他们改过自新，努力为革命而工作。他说：“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77) 因此，同方志敏一样，他鼓励革命知识分子依靠自我改造，和基于自我批评，来证明他们的奉献精神。
在整风运动中，革命知识分子确实那样做了。除了承认自己对大众不了解（和不能吸引大众）外，他们还通过反省自己的家庭出身，来批评自己的阶级品性。换句话说，他们分析了自己的家庭条件如何使他们成为不纯洁的革命者。例如，朱明，一位出身于安徽大地主家庭的女革命者，1938年来到延安，她这样讲述她的家庭：“我在延安几年都对别人说是资产阶级出身”(78)，接着她又迅速承认她的出身背景比资产阶级更糟糕：“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地主，还带点资本味道”。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刘白羽是一位在来延安之前已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确立自己信仰的年轻作家。在他的自我批评中，他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定为衰落的封建家庭。由此，他说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
有时候，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是跟性别有关的。作为在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女性，朱明承认，她接受了成为一个标准的上层阶级小姐所需要的各种训练。在那种过程中，她学会了怎样与那些来自更卑微家庭背景的妇女区别开来：“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坐要端庄，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是小家碧玉。”除了找到自己的错误之外，革命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了性别中立的问题。男性和女性知识分子同样痛责自己的自我中心主义，并感谢党迫使他们直面自己灵魂中“丑陋”的一面。
然而，最自相矛盾的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对抗自己的同时，他们也炫耀了自己为之自豪的地方——他们的政治承诺。通过暴露他们不纯洁的心理，和突出他们改造自我的决心，朱明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她想要成为一名更优秀的革命者的挚诚：“我呢？本来是站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现在也开始愿意下来做无产阶级的牛了。”为了证明自己毫不动摇地忠于革命、忠于党，刘白羽多次修改自己的批评性自传。另一位年轻知识分子，杨立，煞费苦心地列出了自己根源于“小资产阶级尾巴”的罪过：“我有闹地位、争权力的思想，想在党内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发展自己。……希望上级看得起自己……否则就埋怨党，感到党内冷酷。……不努力改造自己，以符合党的需要。”(79)
就算没有任何外人能够对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真诚做出（正确的）评价，但正如大卫·阿普特（David Apter）和托尼·塞奇（Tony Saich）指出的那样，在延安生活过的人常常表达他们对延安经历的喜爱，强调整风运动给予他们力量。(80) 实际上，当他们通过苛责自己以增强政治热情的时候，他们确实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东西：通过坚信自己比大众更优秀，利用他们的反精英的自我分析来表明他们想完善自己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政治表现，他们把自己塑造成全身心为革命而战斗的精英。(81) 毛泽东思想为他们提供了成为这样的领导者的方法。
结论
中国共产党理解用葛兰西的术语所表达的党的合法性（概念）(82)，将党的权力建立在联合人民，并对人民的需要作出有效反应这个根基之上。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中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帮助构建（事实上贡献极大）了党的合法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群众路线一起，系统表达了党的中坚试图将他们的革命党，塑造成一个最重要的且经常自我反思的历史动力。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历史动力能够通过估量和处理中国现实——其中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人民——中出现的基本需要，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对自我改造和自我批评的坚持，以及通过强有力的、甚至残酷的方法将其体制化，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这样一个组织：它拥有有效的措施实现其成员、特别是领导层的自我转变，没有这些，要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是不可能的。(83)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对于作为“列宁主义现象”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创新是非常关键的。肯尼斯·乔伊特（Kenneth Jowitt）将这一现象界定为一个混合着卡里斯玛和理性的自相矛盾的运作模式。(84)
但确实是通过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反精英的精英主义的传统内工作，以及通过如此强有力地传达他们所需要的，毛泽东给他的许多知识分子同志带来了伤害。当毛泽东谴责知识分子不能理解大众，不能与大众交流，不能帮助大众的时候，或者当他关注于他们的自满情绪如何侵蚀他们的政治热情的时候，一些知识分子可能感到不乐意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毛泽东要求他们自我改造，他们不能抗拒。简言之，当一个威权主义的党的最高领导迫切需要改变，且这种改变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实用方面都不容争议的时候，条件显然不鼓励其他人来质疑他的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是多么的不理智。
1949年以后，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对于党的高层权力机构仍然很重要。在共产党政权的早期，尽管担心知识分子的阶级背景和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他们的知识，和他们所受的训练，这被视作党完成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重建任务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基于延安整风模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反精英主义没有削弱，而且据许多观察者和亲历者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那时，毛泽东迫使知识分子放弃他们的专业知识，向大众学习。尽管反精英主义是压倒性的，他仍然在其思想中为学习的声誉留下了地盘，尽管这个地盘很小。在被广泛宣传的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中，毛泽东鼓励他们效仿恩格斯。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大学，“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他还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高尔基，后者也只受过很少的教育。在批评书呆子式的学习的同时，毛泽东其实并不想提拔一个无知的、反知识分子的领导层。事实上，通过刺激红卫兵效仿杰出的激进知识分子，毛泽东热切盼望着他的思想世界里可能出现的最好的革命精英：他们所取得的令人震惊的成就，远非书斋型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更别提工人和农民了。(85) 但是，他的这一部分思想，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持的无情的反精英主义相比，显得黯然失色了。
其他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领导，当他们解释他们的政策和思想立场的时候，也奉行反精英的精英主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时，刘坚持他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群众路线，因为他真正倾听了群众的心声，依靠了群众，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约束，从而理解了现实。(86) 正如尼克·奈特（Nick Knight）所指出的，当后“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估量毛泽东的历史角色，并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仍被誉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条件结合起来的伟大舵手。甚至当代中国的党的领导，似乎也在发挥反精英的精英主义来影响中国公民。例如，当胡锦涛2009年春节期间来到井冈山参观时，他郑重宣布要继承井冈山精神，这种精神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解释为“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87) 我们不得不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影响，源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反精英态度，这就是，他们意在摆脱他们在政治知识上的傲慢，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88) 总的来说，毛泽东与其他人一起，创造了反精英的精英主义，这对于党的合法性，对于党国的合法性，都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在这种传统中，他挑战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追随者，让他们改造自己，以与党的其他强有力的领导者竞争。在毛泽东晚年的具体政策被置于一旁之后多年，反精英主义今天继续塑造着共产主义的领导层。
本文英文题名为：“Mao,Mao Zedong Thought,and Communist Intellectuals”，收录于Timothy Cheek主编的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译者注
作者原注：我必须表达自己对Selia Davin和Joseph Esherick阅读本文、改正错误和润色文字的感谢。为Timothy Cheek邀请我执笔，并进行非常认真的编辑表示特别的感谢。
注释：
① “毛泽东思想”的术语首创于1943年。为了分析它，我基本上使用了竹内实（Takeuchi Minoru）主编的《毛泽东集》（东京：Hokubosha,1972年），主要以1944年和1947年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竹内实团队把这些“集体智慧”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与最初出版物作了比较（以及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文集的版本中新的变化进行比较）。这些产生于“集体智慧”文集所指的是党的权威机构所编辑的毛的著作，认为毛的观点代表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共识。参看Timothy Cheek,Mao Zedong and China's Revolutions: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2),pp.37－38.在本文中，我使用了《毛泽东集》，并结合Stuart Schram在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Armonk,NY:M.E.Sharpe,1992－)书中的翻译。
② 我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前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共产主义革命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那些至少接受过高中或者相等教育程度的人。参看Hung-Yok Ip,Intellectual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21－1949:Leaders,Heroes and Sophisticates(London:Routledge,2005).
③ 关于知识分子对民国的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复杂观点的政治关注，参看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Arif 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Han Xiaorong,Chinese Discourse on the Peasants 1900－1949 (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
④ 沈定一：“谁是你底朋友？”［1921］载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和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衙前农民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⑤ 同前，第14－15页。
⑥ 沈定一：“农民自决”，《衙前农民运动》，第20页。
⑦ 同前。
⑧ Keith Schoppa,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103.
⑨ 王贯三：“家庭访问记”，《衙前农民运动》，第46页。
⑩ 彭湃：“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1922］，《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页。
(11)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彭湃文集》，1981年，第101－186页。
(12) 同前，第174－175页。
(13)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1927］，《彭湃文集》，1981年，第281页。
(14) 彭湃：“雇农工作大纲”［1929］，《澎湃文集》，1981年，第319页。
(15) 杨之华：“杨之华的回忆”［1956］，《衙前农民运动》，1987年，第81页；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117页。
(16)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935］，《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17)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史料室，《雨花台革命烈士书信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0页。
(18) 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09页。
(19) 吴宪猷：“给弟弟的信”［1927］，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革命烈士书信续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35－36页。
(20) 有关这一事实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参见Nick Knight,Rethinking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Lexington,MA:Lexington Books,2008),pp.67－115.
(21) 逄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第107－112页；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Grove Press,1961),pp.159－160.
(2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竹内实编：《毛泽东集》，1972年，第1、237页；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454.
(23)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208页；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430.中文译文根据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东京：北望社，1972年，第208页。本文作者引用的后一段话与原文有所不符，原文为：“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24)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第246－247页；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462.
(25) 同上。
(26) 毛泽东：《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1926），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1972年，第161页；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249.施拉姆以这篇文章于1925年11月首次发表在杂志《革命》上的日期为准，参见他第249页上的注释。
(27) 毛泽东：《农民问题的解决》，见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467－471.
(28) Hsiao Tso-liang,The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 1930-1934:A Study of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p.20.
(29) 石舜瑾：《党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地权政策的转变》，《党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第45－46页。
(30) Hsiao,Land Revolution,pp.6,20.
(31)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4卷，第19页。（译注：查核此文应是出自施拉姆编译：《毛通往权力之路》，第4卷，第19页，作者标注似乎有误。）中文译文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
(32) 列宁赞成补偿农民。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批准查封土地，并期盼农民支援城市和军队。参见John Channon,“The Peasantry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7,” in Edith Rogovin Frankel,Johnathan Frankel,and Baruch Knei-Paz,eds.,Revolution in Russia:Reassessments of 1917(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11－124.
(33) 译注：根据后文的引用和叙述，疑应为1930年。
(34) 毛泽东：《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3,p.564.中文译文根据竹内实编：《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东京：苍苍社，1984年，第158页。
(35) Schram,“Introduction: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1931-1934”,in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4,p.xxvii.
(36) Lee Feigon,Mao:A Reinterpreterpretation(Chicago:Ivan R.Dee,2002),pp.67-81.
(37) 同上，第80页。
(38) 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这个断言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事实：王明自己发现在党的领导层内部与毛竞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高的断言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学生们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可能对王明马列主义知识的雄辩展现印象深刻。
(39) 毛泽东：《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7,p73.译注：该文中文版可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1－569页。
(40) 同上。
(41)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372页。
(42) 毛泽东：《整顿学分党风文风》，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8卷，1972年，第70－75页；trans.in Boyd Compton,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4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pp.16－22.
(43) Knight,Rethinking Mao,pp.197－216.
(44)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也可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373页。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40年前就在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一书中很好地凸显了这一冲突。
(45) Yi-tsi Mei Feuerwerker,Ideology,Power and Text: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11.
(46)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8卷，第27－28页，trans.in Compton,Mao's China,p.179; Mark Selden,China in Revolution:The Yan' an Way Revisited(Armonk,NY:M.E.Sharpe,1995),p.213.译注：查该文收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9卷，而不是第8卷，疑为作者疏误。
(47) 毛泽东：《文教统一战线方针》，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9卷，1972年，第136页。
(4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0卷，1975年（译注：应为1971年），第302页；也可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19页。
(49) Kirk Denton,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Hu Feng and Lu Ling(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7; Paul Pickowicz,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The Influence of Ch' u Ch' iu-p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25; 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71.
(50) 丁玲：《作家与大众》（1940年），《丁玲文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51) 姚铁：《延安中央党校的文化生活》，载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
(52) 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p.85; Timothy Cheek,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95.
(53)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载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8卷，1972年，第96页；英文译文见Compton,Mao's China,p.41.
(5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载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8卷，1975年，第116页；英文译文见Bonnie S.McDougall,Mao Zedong's “Talk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p.61.
(55) 同上书，第123页；英文译文见McDougall,Talls,p.66.
(56) 同上。
(57) 同上书，第116－117页；英文译文见McDougall,Talls,p.61.
(58) 同上书，第122页；英文译文见McDougall,Talls,p.65－66.
(59) 同上书，第127页；英文译文见McDougall,Talls,p.69.
(60) 同上书，第129页；英文译文见McDougall,Talls,p.71.
(61) 同上。
(62) 同上书，第130页；英文译文见McDougall,Talls,p.72.
(63) David Holm,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Oxford,England:Clarendon Press,1991),p.320.
(64) 张庚：《回忆〈讲话〉前后“鲁艺”的戏剧活动》（1962年），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1页；贺敬之：《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224－225页。
(65) 张庚：《回忆〈讲话〉前后“鲁艺”的戏剧活动》，载同上书，第182－183页；舒强：《难忘的延安艺术生活》，载同上书，第199页。
(66) 胡可：《实践中学习的十年——对抗战剧社戏剧创作的回忆》，载中国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714－719页。
(67) 唐景雄：《忆苏中军区首次演出〈黄河大合唱〉》（1987年），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上册，1989年，第319－320页。
(68)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载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1卷，第66页；英文译文见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1,p.386.
(69) 同上。
(70)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上书，第161－174页；英文译文见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2,pp.249－262.施拉姆（Schram）采用的是该文1925年12月发表在《革命》杂志上的原始版本的日期，参见249页作者所作的注释。
(7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1929年），载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2卷，1975年，第88－90页；英文译文见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ol.3,pp.203－205.
(72) 毛泽东：《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载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4卷，第121－122页。
(73) 罗瑞卿：《抗日军政大学的过去与现在》（1938年），《陕北青年学生生活》。(Washionton,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1970,p.52.)
(74)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载解放社编：《整风文献》，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第48－56页。英文译文见Compton,Mao's China,pp.59－60.
(7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第292－294页；英文译文见：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Vol.4,pp.412－443.
(76) 毛泽东：《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1944年），载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9卷，1975年，第111页。我翻译的时候有小小的改动。
(77)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载解放社编：《整风文献》，第162－165页。英文译文见Compton,Mao's China,p.186.
(78) ［中文原文是：“我在延安几年都写小资产阶级出身”。参见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274页。——译者补注］
(79) 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1944年），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1988年，第255－281页；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同上书，第132－139页；杨立：《在那使我飞跃的地方》（1943年），同上书，第118页。
(80) David Apter and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81) 关于1949年后年轻人如何争相表示他们对革命的热爱，可以参见Susan Shirk,Competitive Comrades: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概括了合作如何与竞争共存。见第165－181页。
(82) 葛兰西将霸权定义为一个群体（例如雅各宾派），领导其他同类的或结盟的群体。参见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p.78.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与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一起战斗，并为他们而战斗，尽管它在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对被压迫者的界定并不相同。
(83) 我并不是要提出反精英的精英主义是毛泽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和其它观念的唯一来源，我的意思是，它是塑造这些思想主题的一个重要来源。
(84) Kenneth Jowitt,New World Disorder:The Leninist Extin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85)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87－716页。
(86) 许冠三：《刘少奇与刘少奇路线》，香港：中道出版社，1980年，第303－305页。
(87) 井冈山精神中还包括其他元素，其中就有“坚定信念”和“艰苦奋斗”。
(88) Knight,Rethinking Mao,pp.197-216.
校对：林育川，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讲师（广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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