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美国论文,之二论文,由来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中国威胁”：进入21世纪之后新的发展
美国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不论采取何种政治倾向、得出何种结论，最终的落脚点是形成相应的政策建议，并以政策主张作为赞同抑或反对“中国威胁论”的基本目的。其结果，“中国威胁”的讨论也就变成美国社会各派政治和社会势力关于采取何种中国政策的大辩论。
美国政治右翼主张立即对华实行“遏止”政策，要求美国政府立即与中国的“敌人”结盟，并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已有的同盟关系，采取政策公然支持和呼吁颠覆中国政府。（注：这方面的文章包括：Charles Krauthammer,"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July 31,1995,p.72; Gideon Rachman,"Contain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Vol.19,No.1 (Winter 1996),pp.129～140.）与这种“遏止”政策相关的政策选项还包括“吓阻”或“束缚”中国，即采取基于武力威胁和军事同盟的均势政策，在战略和政治上孤立中国，而后再根据中国实际的政策动向决定是否应全面遏止。（注：Arthur Waldron,"Deterring China," Commentary,Vol.100,No.4 (October 1995); Gerald Segal,"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4 (Spring 1996),pp.107～135; David Shambaugh,"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2 (Fall 1996),pp.180～209.）
但在90年代美国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中，主流的意见是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主要基于三方面的重要考虑：首先，对华实行接触政策可以鼓励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并进而通过这种接触给予好处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试图有效地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让中国在继续改革开放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变得“温和”和“富有责任感”；其次，接触政策着眼于继续保持一个合作、交往和互利的美中关系，不仅可以避免把中国推向极端，更重要的是可以让美国从美中贸易及政治合作中获益，并有机会不断地去正面“改变”中国；第三，接触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放松对中国的警惕，更不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进行没有原则的妥协。接触政策的同时，是在战略和军事上继续严格地防范中国、威慑中国可能做出的对台湾动武等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政策选择；同时，在政治上继续对所谓中国的“坏行为”说“不”。总之，接触政策是在美国高度关注和警觉中国未来“威胁”的同时，按照美国的意志尽量引导和改变中国，保持美国对华政策战略选择的最大空间，不急于为美国去制造一个敌人。接触政策构成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注：关于克林顿政府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的战略考虑，详见Kenneth Lieberthal,"A New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Vol.74,No.6 (November/December 1995 ),pp.35～49.）
在美国的中国政策讨论中，有关接触政策的提法和相应的政策建议也是五花八门。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实行“有条件”的接触论，即美国对华实行接触政策必须满足美国基本的对华利益要求和政治关注。例如改善人权、不能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不得威胁邻国等。（注：James Shinn,ed.,Weaving the Net: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6).）也有学者提出“建设性接触论”：既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承认中国“正当”的国家发展目标，同时又对中国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同时，通过保持美国在东亚的强大军事部署及优势的战略力量，保证中国的强大不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构成威胁。（注：Audrey Cronin and Patrick Cronin,"The Realistic Engagement of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Vol.19,No.1 (Winter 1996),pp.141～170.）有学者甚至提出了“强制性接触论”，要求美国政府通过严厉的政策手段迫使中国先做出改变、再鼓励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注：Michael J.Mazarr,"The Problem of a Rising Power: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7,No.2 (Winter 1995),pp.7～40.）还有学者提出“有限接触论”，认为接触过程、美国最重要的还需要了解接触政策可以不断实现的目标，那就是不应该让中国更快地发展强大的军事和战略力量，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政治标准实行政治改革；但美国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并建立起对华“接触政策”的国内政治共识。（注：Bates Gill,"Limited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Vol.78,No.3 (May/June 1999),pp.53～61.）事实上，这些政策建议的内容或多或少地都包含在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对华“全面接触”(comprehensive engagement)政策中，也反映出“中国威胁论”尽管影响很大、但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
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全面阐述和执行“全面接触”(comprehensive engagement)政策，至今已十年。在这十年中，一方面中国继续崛起；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仍在继续发展，中美两国关系也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目前值得关注的焦点不是“中国威胁论”是否将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而是美国的“中国威胁”与“中国崛起”伴生的“中国意象”中有哪些新的因素出现。
首先，“中国崛起”的论断正在越来越走向中国是未来“超级大国论”，“中国崛起论”的“新崛起”正在带来“中国威胁”中的诸多新“威胁论”。（注：最新有关中国将作为“超级大国”崛起的论述，参见：Oded Shenkar,The Chinese Century:The Rising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the Balance of Power,and Your Job (New York: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2004); Ted C.Fishman,China,Inc.: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Boston:Simon & Schuster Adult Puhlishing Group,2005).）
其中，“中国崩溃”论还在继续发展，但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问题的关注重点已经从9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政权交接和政治制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转向中国目前不断出现的社会紧张关系及其所带来的持续的不满和冲击。美国观察家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目前出现了新的“政治风险”——巩固政权合法性、消除腐败和推行人民更加拥护的责任政治，以及“社会风险”——缩小贫富差距、降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效的社会安全政策及解决边缘群体的对抗心理等，已经取代了90年代对中国能否顺利进行权力交接的疑虑，对中国军队等强势群体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政府是否将因国内政治失败而走向极端主义等问题的关注。（注：有关中国政治与社会关系紧张可能导致中国崩溃的论述，参见Gordon Chang,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有关中国政治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新变化及较为积极的论述，参见Bruce 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Tony Saieh,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Second Edition,London:Palgrave,2004); Minxin Pei,"Dangerous Denials:China's Economy Is Blinding the world to its Political Risks," Foreign Policy Special Report "China Rising," January/February 2005,pp.56～58.）由此而带来的挑战是，应如何判断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社会转型，这也成为新的争论焦点。悲观论者认为中国的转型不仅保守、而且还将面临失败；乐观论者认为中国的转型正处在“半杯水”状态，最终会“注满”。（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鲍瑞嘉(Richard Baum)2005年4月14日在美国国会“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华盛顿再审对华政策：要同中国人接触”，《华盛顿观察》，2005年4月20日。）
在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层次的关注上，一方面传统上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忧虑还在继续，强调中国若不能控制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将直接伤害其外交政策的信任度与国际影响力。但不少研究开始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发对于一些具体事件的反映，而不是整体上“排外”或者“仇外”的民族主义。这种“事件”导向的民族主义情绪固然有其破坏力，但至少不能说明中国民族主义具有难以避免的“情绪化”和“危机化”的本质。（注：Peter H.Gries,"Tears of Rage:Chinese Nationalist Reactions to the Belgrade Embassy Bombing," The China Journal,Vol.46,No.3 (July 2001),pp.25～43.）在分析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上，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奇怪”国家的看法正在明显下降。相反，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所涌现出的“社会／文化”层次上的积极变化开始有了更多的关注。最有代表性的是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相继推出有关中国问题的特别报道，以建设性的方式描述中国今天在社会层面上与世界关系的新动向。其他有关中国“信心”越来越突出的研究也不少见，认为中国的转型总体上来说让中国的国内和对外政策都变得更加积极和有建设性。（注：John Gittings,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a:From Mao to Marke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研究中国崛起和中国未来可能的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中，强调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庞大的东亚帝国所具有的“历史特征”对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观点，仍是目前有关“中国威胁”看法中常常被引用的重要论述之一。耶鲁大学的斯宾司(Jonathan D.Spence)教授，就一再强调中国历史“是今天看待和分析中国的透镜之一”。（注：Jonathan D.Spence,"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 Foreign Policy Special Report "China Rising",January/February 2005,pp.44～48.）这些历史性研究著述常常力图发现中国古代“侵略性”和“帝国特征”，试图以此说明今日中国与其“帝国特征”的历史之间有着斩不断的联系。（注：参见Ross Terrill,China's New Empire,2002; Gavin Menzies,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America (London:Bantom Books,2003).）目前，对中国历史上进行所谓“好战”问题的研究仍然有所谓层出不穷的“新发现”。（注：最近两本代表性的著述是，Peter 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另一本是Gavin Menzies,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America.）白鲁洵甚至评论说，这些新的中国“侵略历史”的研究，正在改变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直受西方影响的观点，认为中国早在清朝初期就介入了与英国和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争夺。（注：Lucian W.Pye,"Asia and Pacific," Foreign Affairs,Vol.84,No.3 (May/June,2005),pp.91～93.）这种评论刻意将康熙王朝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落叛乱及和沙皇俄国签定的《尼布楚条约》说成是中国开始进行“大国争夺”。有关中国历史上就曾经是一个“富于侵略性和海外扩张性”的观点，正在为解释中国今后的国际行为提供所谓新的依据。（注：Philip Bowring,"China's Growing Might and the Spirit of Zheng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2,2005.）
其次，在“理论／经验”层次上对中国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虽然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代表了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新高度，（注：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但他的理论本身存在很大的争议。他的结论“美国如果想要在今后避免与中国打仗，那么最好就从现在开始遏止中国”的观点，在美国朝野反响寥寥。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专门针对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观点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野心，在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美两国可以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注：Zbigniew Brzezinski,"Make Money,Not War," Foreign Policy Special Report "China Rising," January/February 2005,pp.46～47.）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崛起”并不必定带来“中国威胁”的有深度的论述也开始多了起来。这些研究从国际关系理论到经验事实，都反驳了那些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带来威胁的观点。
除了米尔斯海默那样用现实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的重要学术著作之外，用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来分析中国崛起是否构成“中国威胁”的理论努力也在不断出现。现执教于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系的美国教授卡拉汉(William A.Callahan)运用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国的主权观念、当代政治与世界意识，以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认为中国是否是“威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观念互动，但至少现在这个程度上，中国是一个“观念和知觉”都会发生“移动”与“变化”的国家，是一个国际主张还有“不确定性”的国家。（注：William A.Callahan,Contingent States: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系格利斯教授(Peter H.Gries)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架构分析中国崛起中的“威胁”问题，他认为中国既不是一个“内在的和平主义国家”，也不是“坚定的攻击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认同与冲突的演进、而不是利益与冲突的发展，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这些运用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的理论成果，将在未来对“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产生重大影响。（注：Peter H.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 ' China Threat'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No.2 (2005 ),pp.235～265.）
第三，支撑“中国威胁”论的一些新的观点也在不断出现，“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之间的较量正在进入“议题导向性”的新时期。较量的重点已经从90年代的中国国内“制度／结构”问题转向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挑战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崛起”正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全球经济效应，以至于许多专家们都认为全球经济体制必须因中国的经济发展重新进行调整，以适应崛起后的中国。但是美国对于中国如此强劲的发展始终缺乏从政策到心理各个方面的准备，而只是一味从自己的短期现实利益出发叫嚷来自中国的“威胁”。例如，有美国学者认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和国内就业率下降；中国海外石油需求的扩大及争取原油进口渠道多样化的政策威胁到美国的能源安全，并且是导致世界石油价格攀升的原因之一；中国继续违背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承诺；中国2005年3月通过的《反国家分裂法》加剧了海峡两岸局势的紧张，中国军费每年以2位数增长，但美国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并不面临国际安全“威胁”。此外，中国大量的出口产品正在威胁全球化经济中与中国有着出口重叠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观点，目前也有相当的市场，产生了诸如中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威胁”(competitive threat)的概念。（注："Is the Waking Giant a Monster?" The Economist,February 13th,2003; Edwards S.Steinfeld,"China's Shallow Integration:Networked Production and the New Challenges for Late Industri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Vol.32,No.11,2004,pp.1971～1987; D.Rosen,"Low-tech Bed,High-Tech Dream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Issue 4,2003,pp.20～40；不赞成中国经济正在威胁周边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论述，参见：Sanjaya Lall and Manuel Albaladejo,"China'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A Threat to East Manufactured Exports?" World Development,Vol.32,No.9,2004,pp.1441～1466.P.Nolan,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Basingstoke:Palgrave,2001).）
综上所述，“中国崛起”所伴生的“中国威胁”的意象并不单纯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也并非是因为缺乏“了解”而产生的。相反，“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在美国的“中国意象”中顽固和执着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防御性和进攻性兼容的反应，也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手段，因为中国威胁论的存在可以成为在具体的地区战略调整和大国关系重组过程中提供目标和方向的推进剂；“中国威胁论”更是具体的利益估算和诉求的结果，它本质上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权力是自私的这一基本特点。在意识形态、政策需要和利益追求的总体环境下，在美国，“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的伴生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理论依据。在美国的“中国意象”中，这些理论依据的共生状态不仅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政策需要和利益追求提供了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的结构过程，也是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利益与意识形态目标“具体化”的基本来源。特别是美国国内政治与文化的多元主义，决定了“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之间的伴生状态恐怕很难消除。
美国学者、智库及保守的政策官员在90年代出现“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美国政治与政策环境的必然产物。其中，在中国问题上根深蒂固的民主攻势、美国冷战后实际的战略利益需要、对中国问题常常表现出的美国式的“无知”，以及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转型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对“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政府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左右摇摆、有些政治人物从自身的价值出发或者是为了迎合有些势力不点名地将中国视为“流氓国家”的看法，（注：有关有些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流氓国家”的分析，参见Harry Harding,"The Future of U.S.Foreign Policy:Regional Issues,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Foreign Affairs,February 17,1993.）以及以中国做“靶子”来重新构筑其冷战后的东亚战略等现实利益需要，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媒体、右翼学者与政治人物在“中国威胁”问题上的大做文章。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在中美关系中去“意识形态化”来“解构”美国以“威胁论”为代表的消极的“中国意象”。“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广泛的理论背景，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的伴生，与意识形态和价值问题关联较少，而更多地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体系及美国目前是单极霸权的权力结构特点相关联。
在2003年之后出现的这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中，中国产品的世界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对其他大国“压缩性”的消极影响，以及中国崛起同时给世界造成能源、原材料竞争加剧，成为了新的理由，反映出“一个唯一的主导性大国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注定的麻烦不断的关系”。（注：Editorial,"Emerging China," Washington Post,July 10,2005.）由于经济增长模式、能源需求及资源竞争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争夺，并对国际安全局势必然发生影响，因此这一波“中国威胁”论背后的大国竞争议题开始突出，世界权力分配的格局正在随着中国崛起和印度的振兴已然开始了新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权力正在向亚洲转移”。这一波中国威胁论的突出话题不是中国国内“制度／结构”不确定的未来，而是中美之间层出不穷的争论性问题。如美国国内政治对中海油竟购尤尼科(Unocal)公司所表现出来的过激反应。这种具体问题导向型的“中国威胁论”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反映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对中国目前“崛起”的程度和影响的评估和反应，已从防务和战略层面越来越发展为更加实质性的具体领域。双方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的争执点很可能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美国的“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的伴生“意象”的调整和演变，将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