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转换——以常熟市及其4个企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常熟市论文,为例论文,现代企业制度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12-0016-06
一、问题的提出和个案的选择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20世纪80年代，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并驾齐驱。时至今日，苏南乡镇企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农村经济组织与制度建设有何启迪？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常熟市乡镇企业组织与制度建设问题进行了调查，并重点对地处该市蒋巷、梦兰、康博、常南村的4个企业进行了个案调查。这4个企业分别创造了波司登、梦兰、隆力奇3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个江苏省名牌，企业老总都兼任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分别被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农村新闻人物。一个县级市农村中有如此多的知名企业，对其进行调查和分析，其结果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由“碧溪之路”认识苏南模式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分析苏南模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必须对苏南模式之形成予以考察。而常熟市碧溪乡（1986年4月起改称镇）走出的“碧溪之路”，正是苏南模式形成之路。因此，本文由“碧溪之路”来认识苏南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初，碧溪是常熟市的一个乡。碧溪人走出的“碧溪之路”，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984年2月22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片《欣欣向荣的碧溪乡》；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 改造旧乡村》为题，对碧溪乡发展农副工建成新型集镇进行报道，并编发了编者按；27日《新华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的文章《碧溪之路》，并编发了编者按。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万里、乔石、习仲勋、姬鹏飞、费孝通等先后到碧溪考察，对“碧溪之路”予以充分肯定。这期间，新华社和全国200多家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对“碧溪之路”进行宣传报道。参观者纷至沓来，全国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内50多个民族的代表，以及国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共15万人次来此参观考察，“碧溪之路”闻名遐迩。
“碧溪之路”是一条什么路？我们可以从中央领导同志视察碧溪时的讲话或题词中得到最权威的答案。1986年1月8日，李鹏同志到碧溪视察时指出：碧溪乡以集体经济为主，工业经济为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并题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亦工又亦农，集体同富裕，镇小信息通，建设两文明。”1985年11月16日，习仲勋视察碧溪时题词：“碧溪之路大家走。”1986年3月30日，姬鹏飞视察碧溪时题词：“农工并举，共同富裕”。1986年5月11日，费孝通视察碧溪时题词：“城乡结合，工农相辅，人杰地灵，国富民强”。
对“碧溪之路”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再次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关于农村要不要发展社队企业（1984年3月起改称乡镇企业）的一场公开大讨论（注：随着社队企业的日益壮大和发展，这一生命力强大但在新旧体制交替环境中继续闯路的实业领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由于对发展社队企业历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后的一两年间，又一度出现过一场以全国社队企业发展最快的江苏省无锡县为对象，围绕着社队企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报刊上进行公开辩论。当时，理论界、经济界和关心社队企业发展的不少权威人士奔走无锡县等地进行考察或调查，各自得出了结论，有高度赞扬，也有非议指责。1979年的《理论研究》、《经济研究》、《经济管理》、《农业经济丛刊》、《工业经济丛刊》、《中国金融》、《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等中央和地方的报刊都发表了不少评论社队企业的文章；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通讯、评论，新华社记者在《新华日报》撰文《为无锡县社队工业申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还专为这场争论编辑出版了《江苏社队企业经济文选》。这场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社队企业要不要大发展的问题，其赞成或是反对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社队企业发展方向、“以工补农”、社队企业的计划外生产、社队企业的利润转移、无锡县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是否有代表性等方面。）下了结论。
“碧溪之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呢？碧溪工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凭着碧溪紧靠上海、交通便利、商品经济发达、从大城市退休和下放的老师傅多等有利条件，从一个队办五金厂起家，采用“母鸡下蛋”的办法，很快办起一批社队工厂。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办社队企业的风险很大，“开山鼻祖”——碧溪五金机械厂曾被斥为“以小挤大”、“挖社会主义墙脚”而一度关门。20世纪70年代末，碧溪人抓住机遇，大胆创新，致力于农工副业协调发展，闯出“碧溪之路”。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以针织为主，机械、建材、电器、塑料综合发展的乡镇工业结构。农民早、中、晚在家忙农业，三班倒做工业。20世纪80年代碧溪形成以针织为主的工业结构，除离上海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当地棉花生产水平较高（注：1974年全国棉花枯萎病防治协作现场会在碧溪召开。1978年碧溪公社培育出既抗枯萎病，又能保高产的棉花新品种，经省农科部门鉴定，命名为“碧抗一号”。1979年2月，常熟县召开由各条战线代表和四级干部参加的群英大会，碧溪公社荣获省棉花高产奖500元及县奖2吨农用卡车1辆。1982年4月全国棉花会议14省、自治区及60多个棉花县（市）的160多位代表到碧溪参观薄膜覆盖育苗新技术。）。1984年底，碧溪乡农、副、工三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成为常熟市首批亿元乡，常熟市委、市政府奖励乡政府轿车1辆，并给书记、乡长记功奖励。
简言之，“碧溪之路”就是农村实行工农并举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以集体为主，这也就是苏南模式之路。
苏南模式是与温州模式相对应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在研究发展模式时，从产权角度进行划分，把以集体经济为主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工业化的方式与路径界定为苏南模式；把发展家庭工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工业化的方式与路径界定为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之争，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没有终结。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之争，主要集中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现阶段之争，主要集中在模式的界定和发展问题（注：参见《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8期，顾松年所著《“苏南模式”的争论和不同模式观——兼论农村模式研究向区域模式研究拓展延伸》和周春平所著《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产权比较》。）。
通过寻访“碧溪之路”认识苏南模式的形成及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之争，就可以从中得出苏南乡镇企业第一次产权制度改革过渡性的必然结论。
三、常熟市乡镇企业的两轮产权制度改革
常熟市是在1996年7月至1999年10月对乡镇企业进行第一轮产权制度改革的。这轮对96.8%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进行的改革，其中大中型企业改制面达91.6%。在改制的2288家企业中，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420家，占18.4%；股份合作制企业915家，占40%；拍卖、转让企业953家，占41.6%。改制后，企业净资产（含镇村租赁的资产）59.98亿元，增加2.8亿元，增幅为4.9%。产权制度量化到职工等的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活力和生机，2000年底，全市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261.7亿元，比上年增长12.7%；营业收入247.6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创造工业增加值62.85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实现利税21.76亿元，比上年增长39.3%。
第一轮产权制度改革实质上是在维系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思维下进行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三多：第一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较多，占改制企业总数的40%；第二是集体参股、控股企业较多，全市有354家，占改制企业总数的15.5%；第三是“租股”、“租售”结合企业较多，全市共有1945家，占改制企业总数的85%。此轮改革实行股份合作制等，将原来产权归大堆的集体经济，改为产权明晰到职工个人的集体经济。应当说，这一步的迈出，也非易事。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性分析，实行维系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过渡性改革，是因为意识形态在改制中起着决定作用。股份合作制被认定为姓“社”，而这一渐进改革还“赎买”了职工，从而减少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从改制后企业发展实践看，这三类企业都存在着一些缺陷。股份合作制企业因股权分散，企业形不成核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家积极性的发挥，而且也束缚着企业家的手脚，企业利益最大化难以实现。集体参股、控股企业，由于经营者、经营层的持股比例偏低，激励不充分，难以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企业的自主权难以落到实处，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租股”、“租售”结合企业，企业产权的明晰不彻底，有些企业的厂房和土地等集体资产的不动产部分也没有纳入改制，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由于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少企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这些，使得常熟市乡镇企业在第一轮改制后不久即开始了第二轮改制。
第二轮产权制度改革是从2001年2月开始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完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而言，重点是针对第一轮产权制度改革后存在的缺陷开展的。基本思路是：(1)将股份合作制企业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个体私营企业，当地称之为“两头转化”。其目的是实现产权、责任、利益明晰到人，建立起新的运行机制。(2)对集体参股、控股企业，提高经营者和经营层持股比例，提高非集体占股比，提高股权的集中度，即“三提高”，其目的是实现股份“人格化”，充分发挥“关键人物”的积极性，推动集体资产“小而散”向相对集中转变，并力求保值增值。(3)对“租股”、“租售”结合企业，变租为卖。其目的是进一步明晰产权。在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运作。
截止2001年6月底，全市乡镇企业应改制的1202家企业中，完成1130家，占应改制企业总数的94%。其中改为有限责任公司242家，个人独资或合伙企业559家，集体退股37家（退出股金2882万元），注销企业292家，集体资产租赁转让1283万元。
经过第一、二轮改制后，在完成改制的2774家企业中，股份有限公司3家，有限责任公司662家（其中，保留集体股的有42家），私人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2109家。截止2002年2月底，372家（集体股本金38440万元）集体参股、控股企业中，有330家退出集体股本金27392万元，占71.3%。仍挂集体牌子的企业只有454家企业，主要是福利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特殊行业的企业。具体情况是：福利企业188家，校办企业16家，砖瓦厂35家（根据产业政策，土砖瓦是取消产业，不改制待其自然消失），集体有股本金的合资联营企业26家，其他企业67家，关停、待转制或注销企业22家。可见，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界定的以集体产权为内核的苏南模式，顺应历史要求而崛起，沿着自身的发展路径，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也在建立和完善之中。
四、4个企业组织与制度的变迁
对于苏南乡镇企业的组织与制度转换历程及其缘由，我们可以从4个企业组织与制度的变迁得到更为具体的概念和解释。
1.江苏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由村办缝纫组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康博村（原叫山泾村），经历了从小作坊式的乡镇企业起家，经由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总厂联营阶段，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组织集团化、资本股份化、产业多元化、产品系列化、市场国际化、经营资本化阶段。波司登羽绒服公司最早是1976年白茆镇山泾村村办缝纫组，惟一的固定资产是农民各家自带入厂的8台新旧不等的缝纫机。靠邻近上海的地位优势和艰苦创业、苦练内功、抓住机遇、滚雪球式积累发展，逐渐闯出一条发展壮大之路。1978年缝纫组改为山泾村服装厂。1987年投资30万元建造了自己的第一幢厂房，企业注册资金只有20万元。1989年，为上海的一家服装厂做加工，用该厂的品牌，当年赚了80万。企业步入快速发展的重要转机是1994年，一是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波司登（注：波司登品牌使企业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波司登品牌能在市场上长期雄霸，就是注重创新，年年有创新，把一个臃肿的羽绒服改为休闲的、时尚的、运动化的风格，符合了消费者的心理。现在，波司登品牌在全国的知名度很高，成为企业重大的无形资产。），二是成功地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这年6月，经江苏省体改委批准，波司登联合上海两家公司，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较早一批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成功典型。实践证明，对波司登进行股份制改造，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在，江苏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创造出了亚洲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羽绒制品基地（拥有江苏波司登、雪中飞及山东波司登三大基地），职工近万人，2001年年底总资产22.84亿元，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6亿元。股份制改造的第二年即1995年以来，波司登羽绒服连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1999年波司登羽绒服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已连续6年代表中国向世界发布流行趋势。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资本运作的发展阶段，已完成上市辅导，正申请在香港H股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德康，兼康博村党支部书记，2000年12月当选为中国农村新闻人物。
2.江苏隆力奇集团：由抓蛇组到股份制企业。
江苏隆力奇集团位于常南村（注：2000年界善村和经济条件较为薄弱的陶荡、吴塔二村合并，因位于常熟市最南端，故称常南村。），最开始只是一个50人的抓蛇组。公司创始人徐之伟14岁开始种地，17岁开始学木工，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注：蛇制品需求量大，其利润率大，木工一天挣1.5元，抓蛇一天能挣80多元。），1979年组织起50人的抓蛇组开始抓蛇，到1986年，他成了村里惟一的百万富翁，这年创办常熟市蛇业公司，任总经理；1990年4月走上了界善村党支部书记岗位（注：民营企业家任党支部书记，在市里引起轰动。）；1996年改为江苏隆力奇集团，任董事长、总经理、公司党委书记，兼任村党支部书记。企业由民办改为股份制企业，股权结构是：乡村13个百分点，徐之伟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共67.6个百分点（其他经营管理者如副总、分厂厂长、部门经理等，高者3个百分点，低者0.5个百分点），工会股19.4个百分点。
现在，江苏隆力奇集团已成为全国蛇类保健品及化妆品的龙头企业，隆力奇保健化妆品远销国内外，2002年年初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企业总资产达到5.2亿元，有近2万名员工，公司总部2400多的员工中，大中专毕业生就有900多人。
3.江苏梦兰集团公司：由村办集体企业到股份制企业。
江苏梦兰集团公司位于梦兰村（注：原名为老浜村，2000年1月1日改名为梦兰村。），这个村以前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苏州绣品厂找加工点，一个老工人问村里要不要办加工点，于是村里买了几台缝纫机，办起绣花厂，每个生产队推荐1个人到绣花厂工作。当过会计、团支书、赤脚医生的钱月宝被推举为绣花厂的负责人。靠挣加工费和节约积累起资本，靠创名牌走出了独立发展之路。开始只做被套和宾馆的各种礼仪产品，后来由开发普通被到踏花被，靠质量创出了品牌。1990年正式注册“梦兰”商标，成为名牌后，一时间全国冒出了280多个以“梦”字命名的品牌。梦兰人提出保名牌要靠创新。面对激烈的竞争，梦兰的做法是加快发展，不断创新。梦兰在1996年进行了改制，集体股占总股本的30%；在第二轮改制中，部分集体股退出，集体股占总股本的15%，其余为经营者持股。
现在，江苏梦兰集团公司的梦兰商标成为中国家纺行业的第一个驰名商标。梦兰产品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港澳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集团主要成员企业拥有总资产4.5亿元，年销售收入4.6亿元，利税5300万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钱月宝，兼村支部书记，是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十大女杰。
4.江苏常盛集团有限公司：坚持村集体所有不变。
江苏常盛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蒋巷村（注：过去是一个偏僻贫穷、血吸虫肆虐的地方。群众说：宁上边疆，不留蒋巷。），村办企业，其前身是常熟市轻质建材厂，创建于1992年。在两次改制中，市政府希望该集团改制，但该集团仍坚持不改。在现行村集体所有产权制度下，近年来，公司保持年递增40%的发展速度，主要原因是公司有常德盛等一班带头人一心为公。村支部书记、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常德盛是这样看改制的，他说：不是我不改制，我认为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太好了，那就是要实事求是。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有实力，实力就是资金，资金哪里来，像我们这个地方，既不在城郊，又不在国道，又不在要道，要想让党的富民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我不是永远不改制，现在我们的企业不改制，不是没有活力，职工收入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我们干部，公司领导，跟群众有差距，但不是差距过大。我们的干部，既有按劳取酬的心态，更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现在，江苏常盛集团有限公司下属14个生产企业，主要生产轻质建材，产品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2001年总产值25018万元。常德盛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200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02年全国劳动模范，在村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五、结论与思考
从常熟市乡镇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从中把握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势，或称之为规律：
1.产权明晰并实行经营者多持股是发展趋势。
明晰产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界定的苏南模式，其内涵是以集体产权为主，后来有的学者称其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从常熟市两次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结果看，乡镇企业组织与制度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产权明晰化、产权人格化趋势更为明显。现代产权制度的一大贡献，就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注：有人把两权分离与蒸汽机、电的发明并列为三大革命。）从常熟市乡镇企业第一轮改制后股份合作制和集体参股、控股企业存在的缺陷可以看出，仅明晰产权，把产权较为平均地分散到每个职工还不够，因为这一产权结构形不成企业的核心，导致经营者特别是企业家利益不直接，且手脚受束缚。为此，在第二轮改制中，将股份合作制向两头转，集体参股、控股企业也提高经营者和经营层的持股比例，使股权人格化。这一做法在国际上早已产生，即高层管理人员回购股权，成为大股东。这并不是对两权分离理论的否定，而是两权分离的更高层次。因为这解决了两权分离的内生缺陷，即经营者架空所有者，或经营者激励不充分。
2.资本扩张需求诱导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初期的发展，靠的是滚雪球式的自我积累，它可以是传统式的，也可以是家族式的。然而，现阶段短缺经济已基本结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做大做强才能站住脚根，因而资本扩张需求强烈，并看好资本市场融资。乡镇企业要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必须建立起适应资本市场运作的现代企业制度。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H股上市的计划正着手实施，江苏隆力奇集团、江苏梦兰集团公司的经营者有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预期。这些企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同时实施人才战略和品牌战略，从而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强者。换言之，乡镇企业对资本扩张的需求，将诱导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3.乡镇企业组织与制度选择应当一企一法。
产生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乡镇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应当因地制宜，一村一法，一企一法，不搞“一刀切”。从上述4家企业可以看出，各家有各家的特色：波司登是股份有限公司，隆力奇集团和梦兰集团是有限责任公司；梦兰保留了部分集体股，用于村里集体事业的建设，隆力奇集团则将部分股份留在了工会，常盛集团则仍坚持村集体所有制不变。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都坚持了因地制宜原则，这既符合各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也与各企业的社会资本相适应，因而其结果都是相同的，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都成为各自行业的佼佼者。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应坚持企业组织与制度一企一法原则。
4.品牌是企业生存、发展、壮大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是企业的最大资本。上述4个企业中，波司登、梦兰、隆力奇是中国驰名商标，常盛集团的轻质建材是江苏省名牌产品。品牌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管理的竞争。4家企业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2-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