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浪漫与凡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凡俗论文,浪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王蒙集束 地抛出的四部长篇小说似乎并没有引起过多的惊讶。对于许多作家说来，长篇小说无疑 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重负。不少成功的作家一生的名望仅仅因为一部长篇小说。然而，王 蒙总是显得举重若轻。王蒙的写作速度令人咋舌，四部长篇小说算不上多么了不起的记 录。另一方面，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四部长篇小说并没有为王蒙的个人文学史创造出一 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相对于《活动变人形》的锐利，相对于《杂色》、《一嚏千娇 》的奇特，四部长篇小说显得粗糙仓促。尽管如此，这并没有掩盖四部长篇小说的重要 性。汹涌如沸的叙述表明，王蒙有许多话想说。小说是一种虚构。可是，熟悉王蒙的人 都看得出，四部长篇小说处处存有王蒙个人经历的烙印。这里凝聚了王蒙对于半个世纪 历史的总结。许多部分可以视为泣血之作。提到这几部长篇小说，王蒙感慨万千：“它 是我的怀念，它是我的辩护，它是我的豪情，它也是我的反思乃至忏悔。它是我的眼泪 ，它是我的调笑，它是我的游戏也是我心头流淌的血。它更是我的和我们的经验。”① (注：王蒙：《长图裁制血抽丝》，《文艺新观察》2001年第一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 1年版。)
坎坷的人生沉淀为一系列的感喟，惊恐和屈辱终于造就了种种思想，如此之多的故人 遭遇纠缠在记忆之中——这一切集结到王蒙的笔端，迫切地渴求倾吐，这大约也是四部 长篇小说来不及精雕细琢的原因。四部长篇小说没有复杂的戏剧性结构，王蒙更多地选 择了流水账式的叙述。这种叙述基本依附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演变，作家没有从 纷杂的历史背景资料之中提炼更有性格特征的冲突，并且将这种冲突重新组织为文学的 有机整体。四部长篇小说之中不少相对独立的单元充分显示了王蒙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 。祝正鸿的家庭关系，犁原的身世，钱文父亲、母亲的素描，以及祝正鸿表舅的插曲均 是一些精彩的片断。但是，这些片断未曾纳入一个更大的人物关系网络，许多相对独立 的单元之间不存在情节意义上的发展。从《恋爱的季节》到《狂欢的季节》，四部长篇 小说的叙述愈来愈明显地收缩到钱文——小说之中的一个主人公——的视角。这种漏斗 型的结构表明，多维面的、外部的历史叙述愈来愈多地置换为个人的感想。始于历史风 云的呈现，终于个人内心的修炼和顿悟，这种演变无法产生严密的情节链条。
王蒙的叙述语言气势充沛，雄辩滔滔，同时又泥沙俱下。王蒙无暇甚至也不屑于费神 精心地推敲词句。人们无法从粗砺的语言之中发现多少微妙和幽深。王蒙十分喜爱排比 句，这种修辞仿佛隐含了一种驱遣语言的秘密快意。可是，如果沉溺于这种快意而导致 排比句的过剩，那么，一排排整齐的句式就会显出乏味单调的一面。对于王蒙这种声名 卓著的作家说来，另一个挑剔也许不算过分——四部长篇小说之中众多人物的语言风格 过于相似了。许多时候，不同主人公的口吻、句式竟然如出一辙。他们的能言善辩不由 地令人联想到王蒙本人的口气。显然，人们无法避免这些疑虑——是不是因为太快的写 作速度，是不是因为过多的感叹，以至于王蒙顾不上各个局部的细密肌理?
尽管如此，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四部长篇小说的沉重主题。无论是一个政治风暴亲 历者刻骨铭心的经验，还是种种引申出来的理论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始终是 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这两个概念也是大半个世纪中国历史演变的关键词。四部长篇 小说不仅再现了“革命”与“知识分子”涵义背后的血肉，并且将这两个关键词视为进 入这一段中国历史核心的入口。
一
《恋爱的季节》是上述四部长篇小说的发轫之作。或许人们的期待有些落空——《恋 爱的季节》之中并没有多少曲折凄迷的爱情恩怨。人们甚至觉得，这部长篇小说缺乏应 有的故事密度，许多恋爱简单地开始，匆匆地结束。没有揪人的悬念，没有难舍难分的 纠缠和撕心裂肺的离别。相对于琼瑶式的大众读物和风靡一时的电视肥皂剧，这些50年 代初期的恋爱情节不免乏味。然而，如果撇开琐碎的男欢女爱而回到一个再现历史的高 度，那么，人们必须承认，《恋爱的季节》成功地展示了50年代初期独有的现实气氛： 昂扬，明朗，单纯，欢快。
对于《恋爱的季节》之中的主人公说来，崭新的生活正在涤除种种琐屑、无聊和庸人 们的存身之地。旋风一般的日子无不围绕一个巨大的主题——革命。革命的动员令使这 一批少年布尔什维克血脉贲张。他们在革命之中寓托了全部的生活激情。环顾四周，他 们惊奇地发现，革命如同一根魔杖——“神杖所指，一切人、事、家庭都离开了原来的 轨道”。人们纷纷从生活的各个角落走出来，重新集结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当然，这时 的革命已经不是雪山草地之间的摸爬滚打，或者用小米加步枪对抗机械化部队；革命已 经大功告成。血与火已经丧失了真实的严酷而转换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 象。
这就是5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即将进入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无数的矛盾、战乱、饥 饿和灾害终于导致旧社会的彻底崩溃，大规模革命的后果是一个新兴的政权凤凰涅槃式地再生。这个意义上，革命已不是某些人的秘密行动，革命已经声势浩大，并 且形成一种炽热的氛围，一种撼动生活各个维面的冲击波。众多的历史脉络汇聚到新兴 的革命政权周围，一呼百应。这时，王蒙的兴趣不是《红旗谱》或者《暴风骤雨》式的 故事。王蒙没有重复那种经典的革命模式，而是企图再现另一支历史脉络。在他那里， 革命的主角是一批来自中学生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描述的 革命主力军，他们更像是从边缘地带卷入了革命队列。
所以，考察王蒙小说的众多主人公投身革命的原因是很有趣的。一系列版本相近的革 命故事之中，人们没有发现那种不堪忍受的阶级压迫和苦大仇深导致的激烈反抗。钱文 之所以倾心于左倾、革命和共产主义，首要原因是他父母的吵架斗殴：“他恰恰是从他 的父母的仇敌般的、野兽般的关系中得出旧社会的一切都必须彻底砸烂，只有把旧的一 切变成废墟，新生活才能在这样碎成粉末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结论的”；洪嘉的继父朱 振东是因为遇上了一个“豁唇子”的媳妇而跟上了八路军；朱可发——曾经是小镇子澡 堂里的跑堂——的革命经历更为可笑：因为窥视日本鬼子男女同浴而被发现，他不得不 出走投奔八路军；章婉婉由于学业成绩突出而引起了学校地下党负责人的关注；郑仿因 为反感絮絮叨叨的耶稣教义而转向了共产主义思想；饱读诗书的犁原是在大学里的一位 青年老师带领之下奔赴延安……总之，王蒙的笔下没有多少人亲历剥削阶级的压迫和欺 凌——许多人的阶级觉悟毋宁说来自一批进步读物。尽管如此，“条条大路通革命”仍 然意味深长。这时，革命的内容已不仅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更大的范围内， 革命意味的是投身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无论每一个人的具体遭遇是什么，只要他企图冲 出陈旧的生活牢笼，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人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故事的背后 发现压抑与反抗的关系模式，但是，这时的革命已经从狭义的政治领域扩张到社会生活 的诸多方面。
那么，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革命动力是什么呢?如同《失态的季节》之中郑仿曾经意 识到的那样，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生存的意 义——“活着干什么，这才是意义重大的了不起的大问题”。这些知识分子无法从死水 一般的生活之中发现活下去的价值；只有投身革命，他们才能找到自由呼吸的空间，实 现由来已久的理想。许多时候，这就是他们破门而出的理由。这无形地产生了两个特征 ：第一，与《红旗谱》或者《暴风骤雨》之中的劳苦大众不同，王蒙笔下的主人公不是 追求几亩田地和一间安身立命的房屋，他们渴望的是一种更为纯洁也更为理想的生活。 他们的革命动机之中似乎没有兑入那么多物质生活的私心杂念；他们革命的急迫性和坚 定程度也比劳苦大众逊色。第二，这批知识分子的革命经验之中并没有多少罢工、撒传 单、坐老虎凳和监狱暴动；他们时常是一批擅长使用政治术语和革命名词的人。他们对 于革命的残酷程序——包括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之争——几乎一无所知。
那个时候，是不是美学的激情掩盖了人们对于革命的观察和分析?——王蒙的小说涉及 了革命与美学的关系。王蒙小说的主人公几乎没有意识到权力以及个人利益的分量。他 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地位、荣誉和金钱。这批年轻知识分子憧憬的是一种生气勃勃的生活 ，憧憬一个放纵青春激情的空间。这不就是美学的意义吗?美学意味了浪漫、激情、奇 观，意味了抛开谨小慎微或者循规蹈矩而尽情地欢唱——这一切都与知识分子想象之中 的革命不谋而合。所以，人们惊奇地发现，文学和艺术对于这一批知识分子的革命产生 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不论是满莎的诗还是苏联歌曲、苏联小说，他们无不如痴如醉。就 此而言，这一批知识分子从事的是一种“载歌载舞”的革命。例如，在绰号为“刘巴” ——这个绰号即是来自苏联的小说《青年近卫军》——的刘丽芳身上，青春、意识形态 与革命的交汇同时是三者相互需要的证明：
……刘丽芳在十七岁那年接受革命是因为革命是她十七年来接触到的最最精彩的游戏 ，一下子那么多歌曲，那么多歌舞，那么多腰鼓，那么多红旗和彩旗，那么多掌声和和 平鸽……这样的规模世界多少年才能出现一次?中国多少年才能碰上一次?碰上一次也就 不算白走一次。碰上一次再死，也就不枉活一生!尤其重要的是，解放军进城以来就动 不动地停课让学生参加大活动。革命是青春，也是全民的盛大节日，真是一点也不错! 反革命硬是丧尽人心，组织不起这样盛大的节日来，他们只有灭亡!
尽管革命之中的美学内涵并没有维持多久，尽管革命之中摧毁传统秩序的主题迅速地 转向为所欲为，目空一切，革命的概念甚至被偷换为大规模的折磨和虐待，但是，这并 不能否认50年代初期那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浪漫。至少在当时，钱文以及他的 同伴如此地恐惧平庸——“他几乎越来越怕用庸俗这个词了”。生活之中的庸俗充斥了 他的视域。这时，“能够帮助他的只有革命，革命、革命、革命，他知道，只有革命才 能抵御他不希望的一切。革命啊，再给我一点危险，给我一点考验，给我一点燃烧的热 烈的痛苦吧!”这甚至派生出钱文的另一种观念：革命者就是必须在简朴乃至贫困之中 苦苦煎熬，这种不同凡俗的生活之中包含了悲壮和崇高。60年代前期，钱文毅然地离开 北京而远走边疆，这个决定仍然可以部分地追溯到隐藏于细胞之中的浪漫冲动。总之， 美学是钱文们倾心革命的重大原因。美学使钱文们的革命拥有某种夸饰和幻想的风格； 他们几乎看不见革命运动之中存在的暗角和杂质，更不可能根据祝正鸿与束玫香的恋爱 风波或者苏红的坎坷遭遇而思考革命。因此，猝不及防的政治打击骤然降临的时候，这 批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理论免疫力。
二
如果说，王蒙小说之中的革命与美学曾经有过短暂的蜜月，那么，集体与个人一开始 就显出某种隐蔽的对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革命的理论告诉这批知识分子，政治立 场是形成各种共同体的首要原则。然而，如果政治立场是成为各种共同体的唯一原则， 那么，革命集体组织之中的个人必须是完全透明的。除了共有的政治理想，还有哪些个 人隐私需要保密呢?许多时候，隐私被视为一个与政治或者公共领域相对立的范畴②(注 ：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45页，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这显示了隐私的危险性。
必须用革命占领任何个人的空间，革命的集体之中丝毫没有个人主义的地位。这批知 识分子唯恐被斥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他们诚心诚意地祈盼淹没于革命集体之中。 集体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团队精神，一种相互激荡的狂热气氛——这无疑代表了革命的 诉求。人们或许会感到某种缺憾：《恋爱的季节》似乎没有深刻地触及众多主人公内心 的纵深处。然而，这不就是历史的写照吗?这批革命的知识分子时常自觉地铲除自己纵 深处的感觉。“生活在严肃而又热烈的集体当中，每个人的小我都要压缩到最小最小。 ”
可是，恋爱令人尴尬地出现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个人情感。革命能不能征服这一 块私人领地?其实，周碧云放弃了舒亦冰而投向满莎即是一个象征：新式的恋爱不再是 那种缠绵的卿卿我我，革命的恋人必须制造一种崭新的爱情风格。满莎与周碧云之间存 在的是一种爽朗奔放的爱，“这才是火一样的，阳光一样的，天空一样的爱情!”周碧 云实在看不上舒亦冰那些精致的幽怨，还有他的诗里面充斥的意象：“落日、蟋蟀、秋 天、眼睛、天使”。这种隐藏在百叶窗和梧桐树叶阴影背后的爱情又能有什么前途呢?
尽管如此，恋爱之后的结婚仍然如期而至。这一批年轻的革命者已经本能地察觉到了 结婚的俗气。结婚意味了回到法律规定的私人空间，正视柴、米、油、盐之类俗务。这 似乎与如火如荼的革命不协调。正像洪嘉体会的那样：“革命者应该恋爱，恋爱本身似 乎就带有‘革命’的味道，大胆地去追求幸福，勇敢地去接触禁果，沉醉于一种高尚而 又热烈的激情。但是革命者将怎么样结婚呢?像旧社会的先生、太太、老头子、老婆子 一样地过日子?”《恋爱的季节》之中亢奋的春夜大联唱和“七一”集体婚礼可以视为 一种隐蔽的仪式。这是一种特殊的告别，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拖延——他们不想太快地沉 溺于私人空间，至少必须表明这种姿态。
这一切无不喻示了一个前提：革命集体之中的个人是一个多余的单元。如果私人空间 拒绝了革命光芒的照射，独特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幽暗不明的危险渊薮。许 多时候，消除个人就是忠诚革命的涵义之一。这终于形成了公开自己的全部内心活动的 传统；也形成了无情地揭发、臆测、分析、批判他人内心反动思想的传统。革命历史之 中，尤其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风暴之中，这两种传统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威力。无论 是揭发还是被揭发，这一批年轻的革命者都没有勇气怀疑上述前提。
当然，彻底地消除个人主义并非易事——个人时常顽强而又隐蔽地存在。赵林突然不 想将崭新的自行车借给洪嘉；钱文盼望拥有自己的周末，并且对吕琳琳产生了某种不可 告人的隐秘情绪；洪嘉妒嫉鲁若与女中学生过于亲密；祝正鸿与母亲、妻子之间产生了 复杂而又微妙的纠葛；周碧云与舒亦冰旧情难断；职务变动导致赵林、祝正鸿的情绪波 动——这些现象背后的主体均是个人。共产主义的无私还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想象，个人 主义仍然在许多场合构成了现实的基础。尽管如此，这批年轻的革命者仍然坚持思想的 自我纯洁，尽可能不让个人主义具有立足之地。钱文时刻警觉地自省，生怕自己的种种 反感——例如，反感蹲在公共厕所里谈论别人的爱情——来自某种狭隘的甚至剥削阶级 的思想；赵林对于人事安排感到了短暂的难堪之后立即作出了自我批评。许多的时候， 他们想方设法将种种个人思想纳入革命逻辑寻求解释。李意精明地将他的恋爱成功归因 于“革命事业革命理想”，“革命同志的感情”，“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相反，满 莎大义凛然地将周碧云对于舒亦冰的留恋形容为“资产阶级爱情观”——这终于让疯狂 的周碧云心虚了。如果个人的思想情绪与革命的逻辑产生矛盾，他们宁可放弃前者，宁 可用革命的热浪冲掉失意之后的不快。洪嘉与鲁若不欢而散之后，她开始为自己的沮丧 而羞愧：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正在大获全胜，她又有什么理由垂头丧气呢?如果说，这 批年轻革命者不久之后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令人扼腕，那么，王蒙的小说表明，受害者本 身也是制造迫害的思想背景之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报应。
三
《失态的季节》开始的时候，钱文和他的许多同事已经被贬为政治异类。这部小说没 有详尽地叙述1957年“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或许王蒙觉得，这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 已经不必重复交代——还能有哪些人为的情节可能比这一段历史更富于戏剧性吗? 考虑到长篇小说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异，这个省略具有充分的理由。然而，由于这个 省略，人们不再正面注视一个关键的历史部位——这批被命名为“右派”的政治异类名 不符实。他们没有提出一套对立的政治理念，也不存在一套运作这些政治理念的行政机 构。所以，人们无法从这一段历史之中发现尖锐的政治观念分歧——王蒙笔下的主人公 并没有深刻地甚至痛苦地思考、比较和选择种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这甚至产生了一种奇 怪的历史景象：这是一种完全不对称的冲突。一方面是横眉冷对，疾言厉色，怒发冲冠 ，形成泰山压顶之势；另一方面是瞠目结舌，唯唯诺诺，低头伏罪，落花流水而溃不成 军。换言之，这里并没有势均力敌的政治集团展开历史性的大搏斗。那些充当反角的政 治异类只能在那里惊慌地翻检自己的内心。他们的确有些书生意气的牢骚，但是，他们 从未想到向对方的政治纲领表示异议。因此，他们真正困惑而又揪心的问题仅仅是—— 为什么失去了对方的政治信任?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充当对手，那么，集中打击的对象只能是十恶不赦的个 人主义，打击贮藏了种种资产阶级思想的“自我”和“内心”。通常，个人主义是一个 富有冲击力的范畴。这个范畴或显或隐地威胁到民族、国家、政府机构、家族、家庭等 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社会组织。理论的意义上，“政治个人主义与经济个人主义之间存在 着紧密的概念联系”：个人独立性的“观念同私有财产制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③( 注：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128页、第60页，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 1年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财富的渴求可能造就极大的震撼能量。另一方面，弗 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图景之中的“个人”桀骜不驯、无意识包含了种种极具破坏性的 欲望，“快乐原则”成为顽强表现这些欲望的巨大动力。甚至弗洛伊德也承认，压抑这 些欲望是文明必须偿付的代价。然而，相对地说，王蒙小说之中的“个人”温和得多。 对于钱文们说来，经济个人主义与私有财产已经十分遥远；炽烈的情欲根本没有地位— —王蒙常常不失时机地对失控的情欲流露出文明的鄙视。其实，王蒙的“个人”仅仅要 求一些抒情的空间容纳某些骚人墨客的雅兴，容纳一些无伤大雅的个人志趣，顶多容纳 某些短暂的颓废。尽管如此，王蒙的“个人”还是导致了革命的莫大恶感。他们的个人 主义——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要害在于可能对革命组织的严密性产生致命的危胁。“ 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 由主义”。个人主义背后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必定会形成革命组织之中的 阴影和病灶④(注：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版。)。
为了纯洁革命组织，钱文们必须从隐匿于自己身体之内的“内心世界”挖掘出凶恶的 阶级敌人，毫无保留地将灵魂里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敞开在猛烈的火力网之下。虽 然钱文们对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一无所知，但是，政治觉悟仍然会赋予极为深 刻的分析技术。信件、日记以及个人的房屋均是个人主义藏身的物质外壳，用“太黑暗 了”形容停电或者收听外国的轻音乐无不包含了险恶的政治涵义。他们相信，“内心世 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丛林地带，所有的角落都可能隐藏了危害革命的因素。
彻底的内心搜索导致了严重的精神伤害，连环套式的互相揭发拆除了彼此之间的基本 信任，甚至诱发了隐秘的快感。打击个人主义的时候，革命的名义如此伟大，如此炫人 耳目，以至于遭受打击的对象甚至丧失了反抗的念头。千夫所指之下的钱文只得相信： “现在最伟大的事件降临到他的头上了；由于革命由于痛苦由于威严由于恐惧也由于不 由分说和实在不好理解，他不能不相信这件事比他已经经历的一切事变都更加伟大，更 加深刻。……与革命的大风大浪相比，他实在是太渺小了。渺小得哭都哭不出眼泪来。 ”于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强烈否定：“个人的生死也应该是置之度外的 ，忘却了个人，忘却了自己的五尺之躯，才有真正的大献身大欢喜!”
相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愁善感，思绪万千，这无形地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留下了席位。郑仿羞愧地发现，自己的内心居然“只有梦幻、温柔、迟疑、敏感、娇嫩 、脆弱、善良、小心……这是何等地不相称呀!而自己居然还混入了党内，还成了一个 小小的头目!”这个意义上，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文艺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时常异曲同 工。犁原读到一首小诗就会伤感地想到了童年养过的一只小鸟；钱文动不动就是“迷蒙 的小雨”，甚至为《洼地上的战役》而感动。美感趣味时常是革命的死敌，种种纤弱而 灰暗的情绪理所当然地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谋而合。这批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爱好是酸 溜溜地谈论爱情。劳动人民爽朗的爱情表白是“我爱他，能写，能算，能识字，我爱他 ，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相反，知识分子的爱情充满了患得患失的试探、无聊的 甜言蜜语和装模作样的文艺腔调。追根溯源，这一切无不由于个人主义作祟。不管怎么 说，个人的思想、风格、情绪与强大的、统一的革命机器格格不入，过于活跃的个人无 法安分守己地充当革命机器之中的一个螺丝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革命对于个人主义 的清算卓有成效。尼采式的超人哲学声名狼藉，舒亦冰或者钱文式的温文尔雅招来了辛 辣的嘲笑。钱文很久之后才震惊地意识到：“革命是这样地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属于个人 的最终仍然是属于革命的温柔美好的情感。”
清算个人主义的后果之一是彻底摧毁了独立的人格。钱文们从未因为自己的屈辱待遇 而产生反抗的冲动，这是最为耐人寻味的一面。“我是抗拒不了组织的”，钱文如此解 释自己的处境：“要知道这一切是我自己的组织、我自己的党、我自己的革命、我自己 的事业所要求于我的呀!我面临的是自己与自己的搏斗，一边是真理是人民是历史规律 ，另一边是我自己。我需要克服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个，只有彻底粉碎一己的尊严和反抗 ，也许我还有光明的前途。除了听领导的，我还能听谁的呢?难道我能听我自己的?难道 我愿意自取灭亡?在党和人民面前，我愿意承认我只是一个渺小的可怜虫，也许我的惟 一的希望就在我的惧怕和畏缩上呢?”文化大革命后期，钱文一度企图厚颜无耻地充当 御用文人。然而，甚至他的投机也缺乏某种急迫与主动——缺乏某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气 魄。革命之初指点江山的激情与气势为什么会被阉割得如此彻底?这的确是20世纪50年 代的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神秘的谜团。
四
王蒙的小说并未有效地释除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深刻对立。无论是诉诸经典理论还是日 常实践，钱文都未曾真正地找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平衡点。到了《踌躇的季节 》与《狂欢的季节》，二者的冲突逐渐被悬搁起来了；这个尖锐的问题无法根据叙事的 逻辑持续深入，延伸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结局。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支持钱文渡过精 神危机的是另一种迥异的话语——民间话语。《失态的季节》开始敞开潜入民间的通道 ，钱文开始遭遇民间话语。民间话语背后质朴的观念体系时常会出其不意地打开知识分 子的视域，甚至启发他们反躬自问。“采风”也罢，流放也罢，鲁迅那种对于人力车夫 的震惊也罢，走向民间的大众文艺也罢——知识分子将民间视为某种启示、归宿或者解 脱苦恼的传统源远流长。王蒙轻车熟路地拐向了这个传统。民间话语之中，王蒙的主人 公时刻关注的问题——例如，左与右，进步与落后，个人与集体——均为无稽之谈。民 间话语仅仅是一些以柴、米、油、盐为核心的生存常识。这些生存常识打断了钱文看待 人生和历史的惯用逻辑。通常认为，知识分子所热衷的理论是理性的产物。然而，王蒙 的小说再度证明，如果没有生存常识的制约，知识分子非常可能沉溺于某种理论形式之 下的疯狂。
的确，钱文的周围存在一个森严的政治术语组成的八卦阵。一系列理论辞句高高在上 ，神秘莫测，钱文的思想无法逃离这个八卦阵的控制。这套政治术语背后隐藏了某种强 大的、不可抗拒的分析逻辑。这种逻辑几乎成了精神谋杀的利器。曲明风娴熟地操纵这 一套威力无比的政治术语迂回包抄，可怜的萧连甲与钱文只能目瞪口呆地束手就擒。如 果他们试图挣扎或者反驳，缚在他们身上的绳索就会越收越紧。钱文之所以没有像萧连 甲那样绝望地自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妻子叶东菊的存在。叶东菊对于政治术语的八卦 阵以及一系列令人晕眩的形容词与副词提不起精神。她劝告钱文，没有必要被这些辞句 感动或者惊吓。叶东菊公然宣称不懂政治，只相信爱情。她的爱情不是浪漫的欢乐，而 是困厄之中的支撑。叶东菊甚至动员沮丧的钱文参加舞会，企图借助另一种符号体系短 暂地冲开政治术语的包围。王蒙耐心地写出了叶东菊的观念如何引起钱文的惊恐与揪心 的隔膜；写出了爱情的温床如何逐渐融化了僵硬的思想甲胄。叶东菊信奉的生存常识终 于击破了政治辞句的幻术，将钱文解救出来。钱文意识到，无数平庸的琐事才是生活的 真实基础。种种“学生腔”与“文艺腔”仅仅是浮夸词藻，众多理论口号充满了空洞与 虚妄。仅仅因为把社论读得仔细一些就自命为无产阶级或者左派，这种天真的革命是一 种危险的游戏。钱文的思想转折信号是——正视日常生活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时刻，钱文遇到了“人民”。革命的目标是解放人民；然而，钱文们一直 到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之后才真正认识了人民。钱文意外地发现，“人民”并没有教科书 或者报纸所描绘的高大形象。他所遇到的人民——一些乡下的农民——住在破旧的土屋 里，无言地承受生活的重负。他们只能用“只有享不了的福，可没有受不了的罪”这种 民间真理安慰戴罪之身，或者在天凉之际劝一杯薄酒。他们在读报的时候鼾声如雷，或 者说一些“荤话”彼此打趣。在他们那里，钱文们感到惊天动地的大是大非不过是一些 吃饱了撑的问题。一些人公然表示，如果拥有钱文们的工资，他们并不忌讳顶替种种政 治罪名。的确，他们仅仅遵从生存常识而不在乎种种理论的空中楼阁。钱文无法真正与 他们融为一体，然而，钱文至少看到了另一种庸常而又博大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 式与钱文曾经热衷的革命相距甚远。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还使钱文发现了自己的生理渴求。王蒙对于口腹之乐颇有心得。 他不止一次地详尽地描述可口的食品如何改变落难者的悲怆心情。流落到边陲之地，钱 文专心地制啤酒，制酸奶，研读菜谱，烧饭做菜。钱文津津有味地发现，“吃”是生活 之中的首要事务而不是某种可怕的罪过。寒冷的冬季，钱文没有太高的要求——一间带 有火炉的小房子足矣。日复一日，他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仅是一个卑微的人。他的渺小 幸福就是与妻子生活在一起，生儿育女，养猫，养鸡，偶而打一回麻将。尽管他还会在 半夜惊醒，想一想生活的目的，但是，更多的时候，钱文认同了普通人的日子：“做一 个平庸的人是多么福气呀!”钱文的周围，高调的革命已经破产，浪漫气氛已经远逝； 他仿佛已经看破了世情，解脱了烦恼——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这就是革命的贬值。远离革命中心的钱文成了逍遥分子。风起云涌之际，钱文独自徘 徊于边陲之地的山水之间。他不仅察觉了日常生活的涵义，同时也察觉了自己身体的存 在——如同王蒙的《蝴蝶》已经说过的那样，繁重的劳动才会令人意识到身体与四肢。 钱文没有放弃革命，但是，他再也不会自命不凡地将自己想象成驾驭革命战车的救世主 。钱文的一个重大觉悟即是，不能蔑视凡夫俗子的生活之中存在的真理。“平凡的人也 能革命，这更显见革命的伟大；革了命也还平凡，这又是革命的艰难。”钱文认可了革 命与平凡的辩证关系表明，钱文终于意识到了平凡和常识所代表的生活维度。许多宏大 的理论对于这个生活维度视而不见，因此，革命通常被想象为凌空飞舞的烟花。可是， 人们又怎么能因为仰望烟花而遗忘了一日三餐呢?
五
多年以前，一个富有见地的批评家已经隐约察觉到，王蒙的思想之中存在双重倾向：
……就他的艺术表现而言，他又提供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呈现于外的世界——它喧喧 攘攘、忙乱变动、光怪陆离、千演万化；另一个是收缩与隐藏其内的精神世界——它凝 定着，有着节律，有着步奏，它恒在，它冥冥中支配和注视着人世的变化。王蒙的前一 个世界是开放的，接纳所有的印象，他描写它们的时候几乎是毫无偏心，写得草率而又 细致、粗野而又优雅；写得诙谐而又严谨、尖刻而又宽容。王蒙的后一个世界则又为自 己的观念国土划了疆界，这条疆界使他的思想趋于稳定。他并不随风倒，无原则地接受 所有的新思潮。相反，他维护民族传统，强调人的和谐，相信进步，提倡谦让、宽容、 勤勉和耐心……⑤(注：吴亮：《王蒙小说思想漫评》，《文学的选择》第147页，浙江 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如果说，以上的描述多少有些语焉不详，那么，四部长篇小说逐渐清晰地显明了王蒙 的两方面不无矛盾的观念。首先，王蒙崇尚激情、青春、崇高和诗意，倾心浪漫的冒险 ，渴求种种生气勃勃的形象；另一方面，王蒙也常常喟叹、感慨、消沉和伤感，这时的 王蒙就会回到了日常世界，尊重世俗，肯定平凡，甚至认同平庸。换言之，革命、激情 和明智甚至无奈始终交织在王蒙的思想之中。显而易见，四部长篇小说之中，上述的双 重倾向已经被王蒙带入历史的考察。从《恋爱的季节》到《狂欢的季节》，后一种观念 明显占据了上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颠簸以后，王蒙终于意识到，革命和激情是历史上 的双刃剑。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之中，革命名义掩护下的非理性冲动暴露出令人吃 惊的危害。王蒙宁可相信，理想的社会就是多数人安居乐业的社会。轰轰烈烈的历史功 绩背后时常隐含了沉重的代价。于是，这个一度是职业革命者的作家感慨地想到了数千 年之前老子提出的论断——圣人不死，大乱不止：“世界上那么多伟人、救世主、教主 、活佛、英雄、豪杰，那么多秦始皇刘邦项羽拿破仑希特勒，它们是为平民百姓带来的 快乐温饱富足多，还是战争屠杀混乱恐怖多呢?世界上究竟是伟人多的国家的人民幸福 还是伟人少的国家的人民幸福?风流人物的业绩背后连带着多少普通人的巅沛流离，家 破人亡!”这些圣人屹立于历史的颠峰，叱咤风云，然而，他们的伟业往往给蝼蚁般的 平民制造了种种劫难。王蒙曾经大胆地感叹，如果毛泽东主席少一些天马行空的大手笔 而多一点庸常的心情，或许恰恰是平民百姓的福气?
因此，王蒙不愿意时髦地将革命简单地想象为“狂欢”。的确，除了拟定一套政治纲 领，从事种种政治实践，革命还时常伴随了巨大的心理能量释放。革命意味了打开繁琐 的秩序压迫，赢得自由的空间，体验彻底解放的感觉。这就是革命的狂欢。然而，时过 景迁，王蒙似乎更多地看到了狂欢之后一片难以收拾的狼藉景象。王蒙承认，革命之中 隐含了可贵的理想主义；可是，理想主义与偏执、自我膨胀乃至疯狂之间的联系令人心 悸。王蒙甚至对于革命时期反复倡导的“壮烈”也深怀疑虑：“壮烈能带来什么?为什 么壮烈?为谁壮烈?祖国和人民需不需要你的这个壮烈?”“中国近百余年来，真是够壮 烈的。烈士是伟大的。烈士出得那么多出得那么频繁，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么?”⑥(注 ：王蒙：《沪上思絮录》，《上海文学》1995年第1期。)这一切显然是革命激情扑空之 后的反省。这个意义上，王蒙对于文学的激进姿态表示了异议：“一个国家生活愈正常 气氛愈祥和作家就会愈多写一点日常生活，多写一点和平温馨，多写一点闲暇趣味。到 了人人蔑视日常生活，文学拒绝日常生活，作品都在呼风唤雨，作家都在声色俱厉，人 人都在气冲霄汉歌冲云天肝胆俱裂刺刀见红的时候，这个国家只怕是又大大的不太平了 。”⑦(注：王蒙：《沪上思絮录》，《上海文学》1995年第1期。)总而言之，王蒙宁 可明智地保持低调。王蒙已经厌倦了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他对一些言辞激烈的批评家 颇有微辞。王蒙主张宽容与温和，赞同“费尔泼赖”，甚至委婉地拒绝批评家对于“少 年布尔什维克精神”的颂扬⑧(注：李子云、王蒙：《关于创作的通信》，《读书》198 2年第12期。)。“我不想充当振臂高呼、惊世骇俗的角色，我宁愿充当一个比较理性的 而且是历史主义的角色，用更公道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六十有加，我宁愿选择和 平的、理性的态度，从各式各样的见解中首先考虑它合理的那部分”⑨(注：王蒙、李 辉、陈建功：《道德乌托邦和价值标准“精神家园何妨共建谈话录”之三》，《读书》 1995年第8期。)。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蒙的论文《躲避崇高》——这篇论文因为褒扬 了王朔的小说而遭到众多非议——的确包含了某些夫子自道的成分。
王蒙的思想是个人体验与历史判断的共同产物。王蒙多次表明，现今的历史主题已经 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急风暴雨式的破坏再也不合时宜了。 王蒙看来，盛极一时的二极对立思维是极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源泉，“随 着二极对立模式的终结，是世界开始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运作形态与生活方式， 而代之以经济活动为中心。这必然带来理想主义的一时式微与务实心态、实用主义的泛 滥”⑩(注：王蒙：《沪上思絮录》，《上海文学》1995年第1期。)。这将是一种缓和 安宁的历史景象。人们没有必要因为某些政治理念的差异而时刻紧张地对垒；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社会允许人们放手追求种种世俗的利益。这种想象图景与其说源于一个 幸存者的厌倦与疲惫，不如说是一个幸存者深刻的总结与期盼。从《恋爱的季节》到《 狂欢的季节》，人们清晰地看到了这种总结与期盼如何酝酿，如何成熟。当然，思想并 没有就此终结。批判精神是否仍然活跃于上述的历史景象之中?如果放弃了革命的名义 ，批判赖以启动和持续的正面理想是什么?或许，类似的理论追问不会停止。但是，对 于王蒙说来，这些理论追问不再迫切——因为这些追问背后不存在半个世纪惊心动魄的 震荡和无数血泪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