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经济创造力与国际竞争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竞争力论文,创造力论文,年中论文,评价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2000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国际比较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Development,IMD)在2000年4月公布《2000年世界竞争力年鉴》，在参评的47个国家中，中国的综合排名从1999年的第29位下降为2000年的第31位，这是自中国竞争力排名在1998年获得第24位的最好名次以来的连续两年下降。在IMD竞争力评价体系的8个大类（国内经济状况、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290项指标中（其中含统计数据等硬指标179个和问卷调查的软指标111个），中国的国内经济状况、经济国际化程度、企业管理水平、科学技术的投入和产出、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源等5个类别的相对排名均有较大幅度的下滑。这一方面反映了在过去3年中，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国内经济状况低靡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同时反映出企业的管理水平、科技投入产出和人力资源改进等方面的提高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注：1999年和2000年报告所依赖的问卷调查分别是在1999年初与2000年初所作出的，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高峰期和恢复期，企业家对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感知和预期仍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在2000年9月6日公开发布了《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参评的59个国家和地区中，根据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长期竞争力的经济成长竞争力指数(Growth Competitiveness Index)，中国由1999年的第32位下滑到第41位，是自1998年获得第28位排名以来的连续两年下滑；根据反映经济的微观竞争力位势或当前竞争力指标（Curr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又称为微观竞争力指数，Micro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dex），中国的排名由1999年的第49位上升到第44位（中国历年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位次情况见表1）。
表1 中国历年国际竞争力排名与印度的比较
中国经济成长竞争力排名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报告中大幅度下滑（由32到41）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指标体系的重大调整。世界经济论坛从1998年的报告开始，邀请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竞争问题研究大师、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参与问卷设计和结果分析，在1998年的年度报告中引入了微观竞争力的指标，在2000年的报告中对于竞争力指标构成作出改进和调整，将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分为经济成长竞争力和当前竞争力。为了反映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测度经济成长性的指标构成中，加大了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力比重，引入了一个反映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能力与创业难易程度的“经济创造力指标”(economic creativity index)。由于科技创新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世界经济论坛将其列为与以国民储蓄和投资为基础的金融因素、以反映经济竞争性和开放程度的国际化指数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权重各为三分之一）。在影响中国的经济成长竞争力三个主要要素中，以反映居民储蓄率和国民投资率为主的金融指标一直相对较好且相对稳定，过去三年排名分别为18、19、20位；反映国内市场开放、竞争程度的经济开放程度指标过去三年排名相对落后并略有下降，分别为45、52、54。由于中国在新增加的经济创造力指标上排名较差，为48位，所以导致中国竞争力排名从1998年的第28位、1999年的第32位大幅度下滑到2000年的第41位。
按照这种调整后的指标，2000年的竞争力排名与1999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变动，那些在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状况上有好的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国家，其竞争力排位有大幅度的上升。美国取代了连续8年保持竞争力排名第一的新加坡，新加坡排名第二。卢森堡、荷兰、爱尔兰、芬兰分别列3-6位，与过去的排名相比分别提前了4、5、5、5位，德国、以色列排位从25、28上升为15、19。转型国家中的匈亚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的名次都有较大攀升（最多的排名向前提12位、最少的前提6位）。相反，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排名，分别由去年的3、4位，下降到8、11位，下降的位次分别为5、7，日本和韩国分别由14、22位下降到21、29位。中国的位次更由1999年的第32位下降到第41位，在所有排名国家中，属下降位次最大的国家之一（墨西哥、秘鲁均下降了12位）。由于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其它两个主要领域（金融条件和国际化程度）都没有突发性的改变，所以这些位次的变化主要可以归结为指标构成的调整，反映了在国家竞争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的今天，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创造能力严重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和竞争力。
二、从WEF的新指标体系看中国国际竞争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在吸收经济学、商业研究等方面的最新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基础上，不断地修改研究方法和改进评价指标，这一方面使该项研究对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更切合全球经济竞争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情况，在另一方面对分析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状况的历年变化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从近年来竞争力报告提供的分析框架和部分结论，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探求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途径。下面我们主要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1998、1999、2000》分析中国经济竞争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中国经济的微观竞争力落后于宏观竞争力
自1998年，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报告中引入了迈克尔·波特教授所设计的微观竞争力指标（也就是当前竞争力指标），主要根据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调查问卷对企业运行的商业环境和企业在运作管理和经营战略上的成熟程度的判断，比较分析国家和地区间的微观竞争力基础，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推出微观竞争力指标的理论基础在于：企业是创造国民财富的主体，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最终由企业的生产率决定。国民财富的增长，归根结底依靠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企业生产率、即经济的微观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商业环境和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与经营战略的成熟程度两个方面。其中，商业环境包括要素投入的质量、需求条件、相关的支撑产业、公司竞争环境等4个方面的48项指标；衡量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和经营战略的成熟程度的指标包括公司的竞争策略、人力资源建设、研究开发、从国外获得技术许可等15项指标。根据微观竞争力指标，中国经济的微观经济竞争力在1998、1999、2000年的排名分别为41、49、44，而同期中国经济按成长竞争力排名分别为28、32、41，微观竞争力显著落后于经济成长竞争力（即宏观竞争力）。同处于发展中大国的印度，虽然其同期的宏观竞争力均落后于中国（排名分别为50、52、49），但其经济的微观竞争力排名却比中国好（排名分别为44、42、37）。
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微观竞争力落后的原因，反映出企业运行的商业环境排名较差（过去三年排名分别为40、50、45，印度相应为42、43、37），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方面比较落后（因特网接入、国际电话费用、商业信息的获取排名在53名以外），要素投入的质量，包括人力资源、科技水平等方面也同竞争力强的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与1998年相比，中国的商业环境在1999年有较大的改进（反映在2000年的报告中）。但是，在企业的运作管理和战略的成熟程度方面，中国的排名却从去年的第31名下降为第38名，这表明中国企业的内部运作和管理不能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中国经济“宏观层面较好、微观层面较差”的说法，其实也是中国的微观竞争力落后于经济成长竞争力的另外一种表现。从经济微观竞争力的角度上分析，这是由于中国的企业，主要是本土企业的管理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多年来工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单位GDP的能耗、单位GDP所产生的污染物等项指标都排名最末）。国民经济增加值部分许多是由外资投资所推动的。加强企业的管理水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水平的长期而紧迫的任务。而体制创新是管理创新的基础。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企业必须转变竞争的方式，即由国家的比较优势（低成本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决定的公司竞争优势转向提高生产率开发、差异化更强的产品和工艺，这要求企业在企业目标、运作方式、战略选择上都必须进行调整。中国的企业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样，除了在管理水平上有待提高以外，还必须改变在经营策略上存在的机会主义的色彩。过去它们主要依靠迅速抓住由于政府放宽管制、优惠政策以及外资企业所提供的OEM生产合同等机会获得回报，在管理水平，特别是在企业的经营战略上还难以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企业相比。要在一个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中变得更有竞争力，企业必须在市场营销、物流后勤的保障以及服务方面扩充自己的实力。企业只有建立在可持续的竞争策略基础上才能建构其独特优势和技能、发展独特的客户基础，达到必要的生产率水平和创新能力以支持员工的高工资和高利润，从而带来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相对于中国现实的制度基础和宏观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的微观竞争力未能达到它应有的水平，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同时，在现有微观竞争力的基础上，中国潜在的人均GDP水平应该高于现实水平。
2.国家创新体系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对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率水平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世界经济论坛的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强调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创造力对于经济成长竞争力的影响。在新的指标体系中，中国竞争力排名大幅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创造力的指标较差，这反映出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缺陷。
经济创造力的指标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反映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技术指标”(technology index)，另一部分是反映新企业创业难易程度的“创业指标”(startup index)。在这一指标体系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指标由自主创新能力和从国外获得技术的能力确定。由于从经济的角度看，决定一个国家生产率水平的是它所采用的最新技术和创新，而与技术和创新的来源无关。所以中国虽然自主创新和技术的自立方面比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都强，印度、巴西的企业在有意识地通过技术专利许可的方式从国外获取技术这方面比中国企业好，其技术指标排名均在中国之前。
世界经济论坛1999年的竞争力报告，结合美国竞争力委员会1999年发表的《对美国经济繁荣的新挑战：来自创新指数的发现》，对56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政府在非军事领域内的研究开发投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素质、科研机构的质量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四个方面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上游创新因子(upstream innovation factor)，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下游创新因子(downstream innovation factor)用申请专利的数量来衡量，它反映了将技术商业化的能力和水平。中国的上游创新能力较强而下游创新能力较弱，所以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相对落后，排在巴西和印度之后。表2给出了中国的创新能力在1999年的相对排位与其它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表2 中国的创新能力排位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比较（1999年）
创新因子
上游创
下游创
微观竞
新因子
新因子
争力指标
中国大陆 45 25 48 49
台湾地区 17 14 20 19
香港SAR 23 35 22 21
巴西
32 41 30 35
印度
37 26 37 42
韩国
25 21 26 28
日本
8 3 10 14
注：参与排名的国家和地区共58个。
资料来源：Porter,M.E.(1999)"innovation capacity and prosperity:the next competitiveness challenge,in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1999",pp54-65.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1999) The New Challenge to America's Prosperity:Findings from the Innovation Index,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除了技术创新能力，一国的经济创造力还与将新的技术用于创造财富的创业活动有关。创业的环境主要包括新企业设立所面临的行政和法规上的困难、获得创业资本的机会以及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报告所设立的创业指标刻画了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难易程度。中国的创业指数排名不但比巴西、印度差，而且比波兰、匈亚利、捷克等转型国家都差，这表明中国目前缺乏对中小型企业创业的有力支持，这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一个较薄弱的环节。
中国虽然拥有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和较强的上游创新能力，但经济创造力却相对落后，这主要反映出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还没有完成面向市场经济的战略性重构。目前存在的科技研究与生产脱节、基础研究上有较强的实力但却缺少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渠道、缺乏对于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能直接用于创造财富的所谓中间技术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确立。这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3.中国经济面临其它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过去10年加快，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推进了全球竞争的舞台，许多国家在推进国内的经济改革和转型的同时，逐步推进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其经济竞争力迅速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提出严峻挑战。这些国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东欧的转型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其发展阶段与中国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
匈亚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等转型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5年有较大的提高，从1990年代中期排名在中国之后迅速赶上和超过了中国，这反映出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逐步完成，它们在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水平上所具有的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
虽然印度经济的灵活程度和国际化程度相对于中国更差，但印度正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内市场逐步对外开放，与企业竞争力密切相关的商业环境正迅速改善，新兴企业创业的环境较好，民营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国际化的历史和意识比较强，这反映在其微观竞争力排名、经济创造力排名均在中国之前。近年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更使企业家的创造力得到释放，为印度企业提供了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并积极创造竞争优势的机会，为印度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增长奠定了微观基础。
由于转型国家，特别是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状况等方面与中国高度同构，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国际竞争力消长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对中国的长期国际竞争力和竞争战略的思考
1.竞争战略成为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在经历了20年的不断改革和迅速发展后，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进入一个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阶段。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加入WTO将导致与国际经济更深入的融合，结构调整的新一轮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制度背景、工业基础和国际环境。
开放和国际化从背景上改变了发展的基本含义，也改变了政府政策的选择空间和作用方式。传统意义上的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所依据的经济环境出现了重要改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补贴、贸易保护、价格控制等手段实施的进口替代和赶超战略的实现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的大规模进入使得比较优势成为共享性资源，更进一步加剧了产业自主发展的困难。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使得国际商业竞争趋于更加激烈，竞争规模的巨大化和竞争技巧的复杂化导致了企业经营战略和手段趋于更强的对抗性和更强的博弈性。巨型跨国公司间的整合、重组和全球化经营成为竞争激化的共生物。与此相一致，国家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将不得不跟随由竞争激烈程度增加所形成的这些变化。经济发展战略在融入了激烈的商业竞争后已远远超出了经济理论的框架和经济学家的善意，具有了更多的和更实际的对抗性特征，进而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或赶超战略的范围。更准确地说，经济发展战略已转化为以商业竞争为基础的国际竞争战略，在国内和国际二个市场中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企业、产业和国民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竞争力标准成为诸多经济指标中最具影响力的指标。从这一意义上讲，对国家的繁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说，企业竞争力的培育和竞争战略的选择比技术的先进性和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总是在既定的结构与资源条件，以及市场条件下展开与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决不意味着可以超越客观经济条件去刻意追求技术目标和经济规模。在传统上，由于工业化国家在制造技术方面的全面领先地位及其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缩小技术差距的偏好的推动下，工业化国家中制造技术的发展经历和发展趋势对后发国家形成重要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大体上采取了引进和模仿的技术发展方式，并以此为基础确定投资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在现阶段条件下，我们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基础片面地强调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提升国民经济的总体技术水平和过度地强调规模经济。当我们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在发展方式，特别是技术发展方式上的重大转变才有可能建立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竞争优势。发展方式和技术发展道路的改变是提升竞争力的基础，也是超越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
在理论分析和商业实践中，竞争力总是由一组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包含了生产技术的差异、生产率的高低，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其它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竞争力不仅仅是由生产率和生产技术决定。同时，竞争力是以企业为基础的竞争力，它首先是在特定市场中相对于特定竞争对手的竞争力。在国家、产业、产品和企业层面上，都可以依据竞争优势的差异而形成特定竞争序列。所有的竞争者都将根据各自的竞争力大小而在特定的序列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根据对竞争力的不同影响，在国家和企业层面上，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下表。我们可以根据相对竞争力的概念决定不同产业的发展战略。
2.决定竞争优势的因素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中国需要有完整的工业结构和全面领先的工业技术，包括了在一组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产业中处于前沿地位，以及建立一组能够推动国民经济继续增长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包括了半导体工业、通讯和计算机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等等。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而言，这些产业具有传统产业所不能替代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最大差距在于它们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因而也是具有较高进入门槛的产业。跨国公司依靠其资本和技术的优质在这些产业中具有稳定的市场垄断能力。同时，由于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日益集中在电子、汽车、航空、通讯、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中，经济的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这些产业支持。换句话说，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的立国之本和经济得以为继的主要基础。保持这些产业中技术的领先地位和保持这些产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中将这些产业中的优势和市场延伸到这些新兴市场中对工业化国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而工业化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采取共同的行动以维持对这类市场的控制和限制新的进入者将是不可避免的。
从技术和资本的方面看，尽管中国工业具有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这些产业中具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工业基础，但是制造技术、技术装备、产品设计、系统集成等诸多方面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重大的差距。面对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和市场控制能力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中国工业在这些产业中所能够具有的竞争力仅仅是局部的，更准确地说，竞争力仅仅局限于在这些产业内的低层次细分市场中。同时，在这些产业中，由于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当大一部分起源于军工企业和国防建设需要，除了技术和资本方面的差距外，对市场开拓和份额控制方面的差距更为显著，在企业体制和科研开发体制上的局限尤为突出。考虑到高新技术产业中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独特的企业体制，在这些产业中试图通过集中国内有限的资源以尽快消除技术差距，在国内市场中与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正面的对抗是难以获得预期的目的，并具有极大的风险。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努力往往使这些产业成为“负产业”。对技术先进性和规模经济的过度追求往往导致陷入“赶超陷阱”，进而蜕变为跨国公司购并的对象。这类不成功的案例在近年来的中国工业发展中并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决定竞争优势的因素
在承认国际竞争压力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形成重大制约的同时，同样应该注意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体条件将向有利于建立自主的本土化产业方向发展。形成这种基本趋势的主要原因是：
a.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彻底地改变了技术进步的条件和技术发展的空间，以对现有技术的组合为特征的集成性创新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将减少技术因素在国际竞争力变动中的地位，并为后进国家在缩小技术差距方面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b.市场作为一类特殊的经济资源的意义在增大。这不仅意味着市场换技术的能力在增加，同时，它也意味着对市场规则、营销渠道和各类市场中介的控制可以逐步地延伸为对资本和技术的影响力（注：中国的联想集团，通过贸工技的战略，从控制销售渠道，到逐步建立生产能力、最后建立技术能力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c.由于中国具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总体经济规模，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加，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国内需求将逐步扩大并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同时，对普通工业品的需求也将因产业链而延伸为对高技术产品的大规模需求（注：以电视工业为例，每百万台普通彩色电视机仅遥控电路、主电路和外围电路三项即需要集成电路1150万块。2000万台电视可以形成2.3亿块集成电路的需求，远远超出一个8英寸，0.6微米，月产2万片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能力。当然，普通彩电用集成电路并不需要0.6微米技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需求将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转变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仅就市场的远期规模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可以建立起任何一类现代产业而无需国际市场的需求空间。这意味着从普通工业品产业中将发展出一批具有极大规模的中国企业，并透过产业关联而延伸到高新技术产业。
d.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在高水平储蓄率的支持下国内投资的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大，资本供应的状况将会逐步改善。对工业的投资来源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以国内资金为主，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将会逐步下降。跨国公司所凭借的资本优势将会逐步减弱。
e.国际经济的区域化意味着多边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它导致了多边竞争的出现和强化。在巨大市场的吸引下，这种多边竞争在国内已表现的相当明显。在每一个中国需要发展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区域经济集团和大国的跨国公司在努力地试图建立其市场基础。多边竞争格局的形成在相当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利用跨国公司之间对进入中国市场的相互竞争达到自己的产业目标和技术目标，并在技术选择上提供了更大的余地。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这些因素都将会因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而增加其有利的方面，并从不同的方向弱化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这些产业中，合理的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竞争战略应是优先在这些产业中建立具有稳定发展能力的产业基础而不是优先建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这一战略包含了以下基本组成：
a.以产业内部发展为主线，优先从这些产业中的基础市场开始建立产业发展的基础。根据市场需求总规模和既定的产业组织结构以及可能获得的市场份额确定项目规模，随着进入市场等级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技术要求逐步提升技术，尽可能避免过高的技术标准和规模要求而导致过度的技术能力储备。
b.应尽可能在基础市场中保持本国企业的支配性地位。大部分项目或企业应在开放和竞争的环境基础上运作和经营，尽可能避免依靠财政补贴和价格方式，有限度地使用贸易保护，企业必须具有基本的盈利能力，并在竞争性的经营环境中逐步提升竞争力。
c.利用跨国购并方式，逐步地进入技术前沿产品领域。一方面减少作为新进入者所面临的原有跨国公司的报复压力，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购并企业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地位。
d.尽可能在同一企业组织结构内建立优势产业的产业关联。利用企业内部的需求形成初期市场、利用优势产业的盈利能力形成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能力、利用母公司的营销能力和市场地位开拓新市场。
e.高度重视战略联盟方式的应用。合理选择产业内的跨国公司，并选择适当的方式逐步建立战略联盟，以逐步建立对产业内的领先者的挑战能力和市场份额再配置的能力。
f.保持国内市场必要的开放程度。一方面利用国内市场对跨国公司巨大的吸引力以达到以市场换市场和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因贸易保护对国内企业竞争力养成的负面影响。
利用政府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各种优惠条件，企业按照合理的竞争战略可以较为稳健和快速地建立技术能力，为在新的技术机会来临时实现技术跨越奠定基础。每一个中国企业成功地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建立市场份额都是改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深化结构调整和提高整体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有利于中国在现有的资源和人力优势以及技术基础上建立长期的国际竞争力（注：单纯从技术指标上看（RD经费在GDP的比例，企业RD投入占GDP的比例，每1000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受教育的比例，大学生比例等），中国地指标与其它亚总体竞争力洲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相比要落后，但是中国的增长势头非常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绝对数量和在全世界出口中的比例）。英国牛津大学教授Sanjaya Lall于2000年10月在泰国的亚洲理工学院(AIT)的讲座上分析了亚洲国家的竞争力与创新系统的关系。在谈到中国的竞争力的问题时，Sanjaya Lall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和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为它的内部市场极其巨大，技术能力迅速提高，跨国企业在中国大量投资。中国是一个可以在从低技术到高技术的每一个领域都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的国家。唯一一个可能与中国在这方面相比美的国家就是印度。）。
四、为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创造有利环境
宏观经济政策、中观的商业运行环境和微观的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共同决定企业的生产率，并最终决定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这是国际竞争力的本质。国际竞争力评价所反映的是在全球化经济进程中，各国经济的微观主体的竞争力和宏观环境质量的相对位势，并界定了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重大的改革，现在已经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并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新格局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是，要在开放经济环境中改善企业的微观竞争机制和管理水平，改进企业运行的商业环境，提高政府政策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所提供政策支持的有效性。针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要求，我们应该通过下列措施提高中国的经济成长竞争力和当前竞争力。
a.整顿市场秩序，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需要通过创造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有序的竞争环境加强以对企业的外部约束，迫使企业改进经营效率。我们应认识到，由于地区分割的局面依然严重，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使中国所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这一独特的战略资源尚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
b.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从工商登记、融资渠道、市场准入到税收条款等方面，新兴企业的创办仍然面临许多实际困难。这不利于企业家充分、及时地把握市场机会，有效动员经济资源。这要求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实现政企分开，切实转向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包括维护市场秩序、开拓融资渠道、提供公共服务等。
c.加速重构国家创新体系，使科技为创造财富为提高企业竞争力服务。中国在计划体制下建立的庞大的科技体制正经历着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重构。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新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必须同时肩负科技创新为创造财富和服务于国家的长远战略目标（包括非经济目标）的双重任务。科技创新主体的确立、知识流动的方式、政府角色的定位、投入结构的调整等多方面因素将决定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性。新的国家创新体系将重构知识的创造、传递和转移以及知识的应用等知识流动的全过程，但奠定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将是中国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d.增加教育投入，保证为建立必要的知识基础和技术获取能力而进行的投资。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又面临以知识为基础的资产壁垒和技术能力壁垒的约束。政府除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提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的制度供给外，还必须提供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投资以克服知识壁垒。中国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同时在前沿性基础研究中保障必要的投入以培养和保存必要的跟踪学习能力，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公共技术基础，因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并不会为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带来必要的技术外溢。有选择地以联合研究开发的方式为企业的技术能力的获得与提高提供支持，这并不违背WTO的原则。
e.充分评估潜在的贸易冲突对于中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所产生的制约，尽早制定应对措施。中国加入WTO后，产业政策选择受到限制，对企业的直接支持和补贴将被禁止。尤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在与美国所签订的WTO双边协议中承认，在中国加入WTO后十五年内，在反倾销调查时中国仍将被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注：国内并未正式公布这一条款，但美国已经在2000年3月正式公布了所有条款。最后的协议版本可以从www.uschina.org上下载。）。这意味着在反倾销调查中，不会按照中国的实际成本发生计算产品的真实成本，而是按照第三国比较的方式核算成本，增加了其它国家在对中国产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时的随意性，这将大大降低中国在中低技术产业领域靠低劳动力成本所建立的竞争优势。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例已经日益增加，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企业应该树立出口竞争中的策略意识，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反倾销应诉的支援，同时加强国内反倾销立法。
f.提高战略性和基础性产业的效率。电信、电力、油气、铁路、航空等产业属于战略性和基础性产业，长期以来这些产业都属于一体化的垄断经营，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低下，未能为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提供充分的支持。在过去十年中虽然进行了旨在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但有效的竞争市场远未形成。要加快对这些行业的企业改革和产业重组，逐步确立由相关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相对独立的监管主体所组成的新的监督体系，在促使企业通过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确保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
g.改革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应该加大金融体系的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拓宽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h.中国的企业必须立足于市场竞争，制定和改进竞争战略。企业的竞争战略需要根据不同的行业和企业状况决定，但对部分开始在全国性市场和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的企业，其竞争战略的逻辑起点是从单纯的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和国内的初级产品市场转向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于更广泛的国际消费者，通过价格、质量、技术、品牌和服务等环节的优势的独特组合以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
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所有生产活动创造增加值的能力，而这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最终决定于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分工以及形成利润的长期能力，所以国民财富的增长是建立在微观经济活动的创造价值的能力上的。微观经济活力是企业战略等内部因素与市场竞争格局、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政策导向等交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经济的长期国际竞争力有赖于在新的国内体制环境和更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微观经济机制的重构与政府公共政策的良性互动，在理智的审时度势前提下，逐步建构成熟的企业竞争战略和国家竞争战略。
（注：以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为主的《中国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课题组，自1991年开始与世界经济论坛WEF(World Economic Forum)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合作，按照这两个机构所建立的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分析中国的国际竞争力。1995年，中国首次正式参加国际竞争力排位，在由世界经济论坛和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联合出版《1995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在当年参与测评的4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为34。虽然负责组织国际竞争力比较的WEF和IMD因研究方法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并从1996年始分别出版各自的国际竞争力的报告，中国国际竞争力比较课题组一直保持与两家单位合作，以了解中国经济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综合竞争力相对位势，并分析影响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因素。课题组自1996年以来，与《战略与管理》杂志合作，定期发表关于中国国际竞争力排名及评价的报告。由于过去的报告中已经详细介绍了竞争力评价的框架、具体指标体系（虽然这两者都总在不断变化），本文将不再介绍这些内容，并将不再罗列中国竞争力的优势和劣势对照表（国际竞争力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由于创新与知识经济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全球和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以创新能力及所需要的制度支持为主题评价中国2000年的竞争力，并给出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现实的竞争战略选择的判断以及提高竞争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创造力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国际竞争力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微观经济论文; 创业能力论文; 创新管理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竞争分析论文; 市场战略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创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