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与赋谈——从《世说新语》看两晋士人的辞赋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两晋论文,士人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9)05-0033-06
《世说新语》载录了魏晋名士的趣闻轶事和玄虚清淡，后人常以其为“清谈之书”。魏晋名士清谈的内容，虽然主要是所谓“三玄”及名教、佛理；但是也谈文学，谈辞赋。在《世说新语》的《文学》及《言语》、《赏誉》、《雅量》等篇里，即辑录了有关两晋士人谈论辞赋的言论近二十则，据此可领略当时士族阶层盛行作赋谈赋的文雅风尚，同时也可以了解晋人的一些赋论见解。
一、论辩与研讨结合的“赋谈”形式
魏晋清谈，据唐翼明教授的研究，是那个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清谈的参与方式不拘一格，但从《世说新语》中的记载分析，大别之则有“一人主讲、二人论辩、多人讨论”等三种，而“三式中以二人论辩最常见，也最具魏晋清谈特色”[1]61。
唐先生的这一论断，也大致可以概括《世说新语》所载两晋士人的辞赋谈论方式。在《世说新语》所录近二十则辞赋谈论中，的确也以“二人论辩”式最多。如《文学》篇第75条所载庾敳庾亮叔侄论辩《意赋》，第79条所载庾亮与谢安二名士对庾阐《扬都赋》意见不一的公开论辩，第86条记载孙绰与其友范启谈论所作《游天台山赋》，第98条载顾恺之与人讨论所作“《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雅量》篇第41条载殷仲堪与王恭谈论所作新赋等，正体现出了当时名士辞赋谈辩的基本风格。
然而，《世说新语》中最为详细地反映了当时名士谈赋情形的文字，还是《文学》篇的第92条：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殉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又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曰：
(袁)宏尝与王殉、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续(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
这可谓是我国古代赋学史上早期的一次专题“读赋会”或“赋学讨论会”的生动记录！它具体形象地再现了东晋士人读赋谈赋的情景：“读赋会”形式是“多人讨论式”的谈坐，内容是研讨《北征赋》，与会者有桓温、王殉、伏滔及赋作者袁宏等“时贤”数人。“读赋会”由桓温主持，先由伏滔读赋，王殉及赋作者袁宏等参与讨论。在读赋并听取大家意见之后，袁宏当场增益其赋一句，桓温极赞袁宏才思敏捷、文章之美，王、伏等众亦称善不绝。
那么，一篇《北征赋》，为何能引起众多名流如此的传阅研讨兴致呢？据《晋书·文苑传》袁宏本传载，《北征赋》是袁宏从桓温征鲜卑奉命而作，桓温重视此赋当是自然；王珣亦云“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尔”，则足见此赋在当时有重要影响；而王珣之所以认为“此赋方传千载”，桓温亦要与时贤共集谈论，《晋阳秋》及《世说新语》等文献又津津有味地记载下来，则不能不说是当时士人喜爱作赋谈赋的社会风气使然。
二、论赋与品人相间的“赋谈”内容
晋代士人的“赋谈”内容，既有对时人赋作艺术水平的品赏，也有对作赋技巧及赋篇功用价值的评价，还有用赋句对人物的品藻，凡所论述颇为丰富。
(一)“意气所寄”与“忿其为异”
从赋的创作角度而言，“意”就是赋家所欲表达的思想意志、情感内容。要求赋有所寄托，能传达出赋家的某种情志意气，这正是两晋士人的基本赋论观。《文学》篇云：“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刘伶是“竹林七贤”中最为纵酒狂放之人。《世说新语》载有七则涉及刘伶的文字，除《容止》篇说刘伶“土木形骸”，《赏誉》篇载“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而“唯伶子无闻”外，其余文字几乎都不离刘伶饮酒之事。但刘伶虽豪饮沉醉，实际上却是一个情性高逸、内心深挚的人。他曾于晋武帝泰始初年上书陈述无为而治之策，因不为所用而被黜免。他不满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礼教名法，故常以酒求醉，放浪形骸之外。所著《酒德颂》中，那位“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的“大人先生”，正是“以酒为名”的作者的自我写照。赋中虽极言“唯酒是务”、“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却实是佯装旷达，借以渲发内心深重的悲愤情绪。有如后来颜延之《五君咏·刘参军》所云：“《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因此，《世说新语》说“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正是指出了刘伶此赋所寄托的深衷挚意；同时也说明赋作要有“意气所寄”的重要性。
晋代士人论赋，不仅重视赋篇是否有“意气所寄”，而且也颇为关注赋中所寄思想情志是否真实，是否与赋家的行为相符。下面再看关于孙绰作《遂初赋》的两则文字：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松树，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言语》篇第84条)
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轻诋》篇第16条)
孙绰字兴公，是西晋文人孙楚之孙，为东晋名士、清谈家和玄言诗人，他与许询“皆一时名流”，在当时很有影响。孙绰原籍北方太原，少时与兄孙统渡江南下，家居会稽，在江南山水间隐居、游放十余年之久。其《遂初赋》今佚，但据《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遂初赋叙》，可知此赋是写他“慕老、庄之道”而于“东山”建五亩之宅尽享隐居之乐的内容。其情状或正如上引《言语》篇所述：游放青山绿水之际，手植松子楚楚可怜，俨然一派超然世事之情。这大概也就是他自言的知足知止即安于隐逸、不思世用之情趣心志。然而，赋中所寄却与其实际行事不合。《轻诋》篇这则文字，就借桓温之言揭出了孙绰上表谏迁都之举与其赋中所称的自相矛盾。据《晋书·孙绰传》载，时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国，打算由建康迁都洛阳，朝廷上下虽并知不可而莫敢谏，唯孙绰上疏直谏，陈述种种迁都“未安”的理由。桓温见表不悦“而忿其异”，且令人质疑孙绰：君何不重温《遂初赋》自陈“止足”之意，而硬要过问别人家国之事？在《遂初赋》中“自言见止足之分”的孙绰，却仍然关怀世事朝政，故而难免桓温之讥。其实，在魏晋那个社会动乱而思想活跃的时代里，这类言行不一的现象也并非孙绰所独有。“形在江海之中，心存魏阙之下”，几乎正是魏晋名士的一种生存方式。晚唐赋家李德裕《知止赋序》称：“先哲所以趣舍异怀，隐显殊迹，盖兼之者显矣。”就指出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后来元好问《论诗绝句》所咏的西晋赋家潘岳，就是当时很著名的例子：“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2]449
桓温及元好问之讥，正提供了看待赋有寄托的另一视角，即赋既要有“意气所寄”，更要求这种意气情志的真实可信，绝不能令读者“忿其为异”。至于如何评价孙绰所行与所赋的矛盾，则可另作别论。
(二)“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言意之辨”，是魏晋清谈中的一个重要题目。如据《世说新语》记载，西晋名士欧阳建就曾著有专门的清谈论文《言尽意论》，东晋清谈领袖之一的王导过江后只谈“三理”，“言尽意”即是其中之一，可见这一问题在清谈中的重要性。
“言意之辨”中的“言不尽意”论，源于《周易·系辞传》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时名士荀粲承此说，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所谓“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3]320，指出了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言不尽意”说在魏晋时影响深广，如欧阳建《言尽意论》云：“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4]1151；“得意忘言”论，则源自《庄子·外物》中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魏正始间清谈的代表人物王弼承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说。
“言意之辨”中的所谓“意”，即是义、是理，是作家所欲表达的思想情志或创作目的；所谓“言”是表达“意”的工具。言与意的关系，即所谓“言者所以在意”，用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之说即是：“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5]222
而晋人“言意之辨”关联到辞赋创作的著名例证，则莫过于《文学》篇所载庾氏叔侄论辩《意赋》的一段文字：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庾敳字子嵩，是西晋元康间赋家和名士。《意赋》作于晋惠帝元康九年(299)，《晋书》本传载此赋，并称“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庾敳好《老》《庄》而“自谓是老、庄之徒”，故赋中多发挥齐生死、贵虚无、任自然的思想，表现人生无常的情绪。诚然，庾敳《意赋》之“意”，当是贵“无”通“玄”的老庄之道、玄学之理，但其从子庾亮见后，却发出了疑问：您“有意”吗？而老庄之道空灵玄妙、虚无缥缈、不著行迹，这种象外之旨、言外之意，岂是有言之赋所能穷尽？而庾亮更不能理解的是第二问：若您知晓这番“言不尽意”的道理，原本就“无意”以穷尽之，那么，您又写这篇《意赋》做什么呢？庾亮的两问质疑，似乎将庾敳逼入了一个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若“有意”则赋之不尽，若“无意”则不必赋！但是，庾敳以一句“正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千古妙答，不仅为自己轻巧解围，而且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常说常新的文学话题！而叔侄问答之间的玄理妙趣，更能引人入胜。
庾敳“正在有意无意之间”的表达方式，既仿自《庄子·山木》的“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也不乏儒家“执两用中”、“叩其两端”的从容智慧。这个答语，仅就“意”的有无作答，表现的是原本就蕴含于言意之辨实质之中的“重意”观念，所谓“以意为主”。对这个妙答的意义，似可从三个方面理解：首先，是捍卫了赋作者作《意赋》的必要，回驳了“非赋之所尽”与“复何所赋”的双重责难，确定了创作主体为得“意”而赋的自主性。其次，是打消了“非赋之所尽”即“言不尽意”论者对语言达意功能的怀疑，因为“言者所以在意”，以有尽之“言”去达无穷之“意”，正是文学艺术本身所追求的目标，赋家不能因为“赋不尽意”就不“赋”。再次，是为“意”留下了充分的诠释空间：“有意”，或难于超旷空灵；“无意”，或不易充实弥满；唯“在有意无意之间”，才可能于或“有”或“无”、若即若离之际营造出空灵与充实相融通的艺术境界。这“有意无意之间”境界，正与《世说新语·言语》篇所载简文“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及陶渊明《饮酒》“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明胡应麟《艺苑卮言》云：“庾子嵩作《意赋》成，为文康所难，而云‘正在有意无意之间’。此是遁辞，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无意之间’，却是文章妙用。”[6]991这“文章妙用”，正道出了庾敳此语对赋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
(三)“事事拟学”与“以高奇见贵”
辞赋作品既然要有“意气所寄”，那么，写作辞赋就不能人云亦云、一味模拟。于是，辞赋创作中的模拟与创新，也就自然成为了晋代士人谈赋的又一热门话题。
首先，是由皇甫谧、张华、庾亮、孙绰、谢安等著名文人名士参与，围绕左思《三都赋》和庾阐《扬都赋》的品评，公开论辩了赋文学创作中的模拟与创新问题。例如《文学》篇记载：
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
西晋赋家左思，自称“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且又“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并自诩其《三都赋》“不谢班、张”。但赋成之后，并未重于世。在这种情况之下，左思先以赋示张华，张华许之以“《二京》可三”，再求助于皇甫谧，皇甫谧为之作序。于是，左思及其《三都赋》名声大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文学》篇载录了张华、皇甫谧评说《三都赋》的言论并为之延誉的过程，反映了辞赋评论在辞赋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这段文字也影响广远，除唐人所撰《晋书》外，直至清人浦铣的《历代赋话》亦有辑录。东晋文人庾阐字仲初，所作《扬都赋》铺陈东晋都城扬州(即建康)的宏丽巨伟，庾亮也比之张衡《二京》及左思《三都》，“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以至于洛阳都城人人竞写、纸为之贵。此外，还有“绝重张衡、左思之赋”的孙绰，更高评《三都》《二京》有儒家经典的圣贤思想，如《文学》篇第81条记载：“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
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张衡《二京》等汉赋作品对晋赋创作和评论具有典范性的影响，汉赋既成为晋赋家作赋时的模拟范本，同时也是晋代士人评论时人赋作价值得失的重要标尺。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晋代名士如谢安就在欣赏肯定汉赋之时，也表明了反对模拟、主张创新的赋学观念。谢安是有“风流宰相”之称的东晋名士领袖，品人论事常有独到见解。因此，他对庾亮以《扬州赋》比之张衡、左思的誉评乃至于洛下人人竞写为之纸贵的社会轰动效应都不以为然，而认为《扬都赋》与《二京》、《三都》相较，不过是摸仿拟学的“屋下架屋”罢了，并且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谢安批评“拟学俭狭”，其实就是对赋学创新的提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代赋学领域内反对模拟、主张创新一派的呼声。两晋赋作，对汉赋既有所继承和模拟，也有所发展和超越。即便如左思自称“思摹《二京》而赋”的《三都赋》，也如钱钟书先生所评：虽“承《两都》、《二京》之制，而文字已较轻清，非同汉人之板重，即堆垛处亦如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矣”[7]1154。
其次，是顾恺之不“作后出相遗”、当“以高奇见贵”的思想。《文学》篇载：“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魏晋之际文学家嵇康的《琴赋》是一篇传世杰作，历来受到好评；顾恺之(字长康)《筝赋》今佚不存，故难以具体评价，但从顾恺之的答语中可知作者对此赋有相当的自信。因此，当有人问他所作《筝赋》与嵇康《琴赋》谁高谁下之时，他并没有正面作出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而是从辞赋品评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很有哲理意蕴的推论：不赏者必然“以后出相遗”，深识者当会“以高奇见贵”。
顾恺之的答语，一是表明顾恺之认为所作《筝赋》“以高奇见贵”，自有不同于嵇康《琴赋》之处，真正内行的批评家会“深识”它的价值；二是辞赋评论应该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贵远贱近、厚古薄今，以为时人之赋比前人晚出而“作后出相遗”是不明智的。顾恺之的这种批评观念，与前述谢安反对模拟、倡导创新的主张不尽相同而相通。《世说新语》注引《中兴书》称：“恺之博学有才气，为人迟钝而自矜尚，为时所笑。”[8]148而这则文字中的顾恺之，“矜尚”或许有之，“迟钝”则丝毫未见，字里行间，那种“博学有才”的自负意气、妙趣玄风已跃然纸上。
(四)“赋称先贤”与以赋证史
两晋赋风炽盛，文士喜爱辞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风气所及，一方面是赋有了称颂名流、先贤的内容，另一方面是上层社会形成了要求辞赋颂美的时尚。试看《文学》篇的记载：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儁”，以“亮”为“润”云。
庾阐《扬都赋》本为颂美扬都所作，而温峤、庾亮又是当朝重臣，故赋中已有“金声、玉亮”之句颂美二人。曾“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的庾亮尤为关心被赋颂之事，不仅亲自前去“求看”，而且还希望得到庾阐的赠赋；庾阐当然也不敢大意，进一步推敲字句音韵，为避庾亮之名而改“望”为“儁”，以“亮”为“润”。
上述这则文字，是叙赋作者颂美当世名流的情形。《文学》篇还有对东晋上层人士迫使赋家称颂先贤的记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又该条《注》引《续晋阳秋》曰：
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问之。后游青山，……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曰：“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
前述袁宏所作《北征赋》已为桓温、王珣所重，这篇《东征赋》因“悉称过江诸名望”，这对处于门阀制度盛期的东晋士族来说其地位更几同于史传。因此，长沙公陶侃之子陶范(小字胡奴)看到赋中未及其先父陶侃勋业，便“诱之狭室，临以白刃”，逼迫袁宏不得不在窘蹙之际临时诵作赋句作为弥补；时在南州的桓温，也因赋未及其先父、宣城内史桓彛而十分气愤，并借机强势逼问，直到知道袁宏“为辞”才泫然而止。庾亮、陶范、桓温等上层士人，对时人赋作有否本人或家祖、先父的颂美如此在意，陶、桓二人甚至作出了强烈反应，从中可以想见晋代社会看重名家名赋颂美功用的风气之盛。
此外，赋在当时还具有证史的作用。《言语》篇载：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玄咨嗟称善。
桓玄字敬道，为桓温之子，作有《凤赋》《鹤赋》等。桓玄于晋安帝元兴元年举兵入建康，次年篡位自称“楚帝”。桓玄篡位以后，想要另行设立值班官署，恢复虎贲中郎将，但不知是否应该当值，虎贲中郎“省”应置于何处？这时，“有人”根据西晋潘岳《秋兴赋序》“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之句，回答说虎贲中郎将没有专门的“省”即官署，而寄寓在散骑省当值。此人以前贤赋句回答了一个官制设置的具体问题，表现出渊博学识和对赋篇的熟悉，受到桓玄称赞；桓玄则以此为据解决了如何设置虎贲中郎将的难题。这则故事说明，赋在东晋士人心目中享有证史的权威作用，而熟悉辞赋作品也会得到时人的尊重。这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答者，《言语》篇此条《注》引刘谦之《晋纪》载明为“参军刘简之”，笔者疑为这“参军刘简之”即是《排调》篇桓玄所说“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中的“刘参军”[8]440。
(五)赋篇品评与人物品藻
晋人的人物品藻，即人物优劣高下的比较鉴别，往往注重人物整体的精神、人格，或谓神韵风度，具有明显的审美意味。《赏誉》篇所载许询以嵇康《琴赋》赋句品评刘惔与简文其人，即是如此：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
刘惔字真长，仕至丹阳尹，又称刘尹，是东晋建元、承和间有名清谈家，其风格简约，出语精警，时人有“简秀不如真长”之评(《品藻》)，谢安又说“刘尹语审细”(《赏誉》)；简文即晋简文帝司马昱，他好为清谈，是咸康至永和年间名士清谈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刘惔、许询之徒常为其门下谈客。他的清谈水准，刘惔曾评之“是第二流中人”，自己才是“第一流”的(《品藻》)。但简文崇信佛法，清虚寡欲，情性“凝寂”，故许询以《琴赋》之“至精、析理”与“渊静、闲止”两个对句分别评之，可谓道出了人物各自的特点。同时，这种凝聚着品评者独特感受的语言形式和品评方式，也体现了许询“谈玄析理”的学养和鉴赏能力，它本身即具有独立的审美意味。
同样，晋人的辞赋品评也具有这种整体比较而耐人寻味的意蕴，前述《文学》篇载顾恺之答所作“《筝赋》何如嵇康《琴赋》”之语即是如此。如果说顾恺之的答语充满了赋家的豪情，那么，关于孙绰、殷仲堪作赋的两则文字，则可以看到赋家的自信遭遇了挑战。《文学》篇记载：“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孙绰钟情山水，《赏誉》篇曾载他游白石山，极不满卫永(字君长)不乐山水，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作文须关山水，正是孙绰的重要审美观念。所作《游天台山赋》以游仙写游山，“穷山游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赋序》)，颇为时人称道。孙绰对此赋也相当自负，他主动出示给好友范启，并自许“掷地要作金石声”；没想到范启并不以为然，认为那“金石声”也许不成曲调、“非中宫商”，表明他对此赋的评价不及孙绰自己那样感觉良好。《文学》篇这则文字所载，反映了孙绰与范启二人对《游天台山赋》评价的分歧，虽然其中也有范启对赋中“佳句”的称许，但论辩气息仍依稀可见。
殷仲堪的故事则更有趣，《雅量》篇云：“殷荆州有所识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怅然自失。”殷仲堪曾为荆州刺史，故又称殷荆州。他是东晋时期一个好“三玄”且“精覈玄论”(《文学》篇)的著名清谈家，其赋则只存《游园赋》等残篇，风格有如西晋赋家束皙那类颇为“时人薄之”(《晋书·束皙传》)的俳谑戏慢之作。但他却自以为“甚有才”，故事先将赋藏好带上，然后又故作神秘，希望引起王恭的重视。当王恭读赋之时，殷仲堪自己“笑不自胜”，沾沾自喜之状活脱可见。可王恭看后“既不笑，亦不言好恶”，只是将其赋用一个如意压着而已。王恭这副毫不在乎、不置可否的冰冷态度，大出殷仲堪所料，所以他的“怅然自失”势在难免了。这一冷一热、不言不语之间，既不难想见读赋者的不以为然，赋作者的尴尬情状更令人忍俊不禁。
范启的“非中宫商”之评与王恭“不言好恶”的论赋方式，亦如晋人的人物品藻，不作具体剖析而重整体感觉，其间的论辩气息、场面情景意趣盎然，明显具有名士玄谈时代的特色风貌。
三、晋代士人“赋谈”的意义
《世说新语》所载言赋文字，涉及嵇康、皇甫谧、刘伶、张华、左思、束皙、庾敳、庾亮、庾阐、刘惔、桓温、司马昱、孙绰、许询、范启、谢安、袁宏、裴启、顾恺之、殷仲堪、王恭、王珣、伏滔、庾龢、桓玄等数十名赋家、名士，包括了赋的创作、评论及其社会功用价值等多方面的内容，展现了第三人评议、二人论辩、多人讨论等多种谈论形式，生动活泼地反映了两晋士族社会谈赋重赋之风，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两晋尤其是东晋的赋论。从赋论的角度而言，《世说新语》所载文字体现出的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
第一，晋代士人盛行的时赋谈论，影响了社会重赋风气的形成，促进了赋的创作和传播。诸如皇甫谧、张华、庾亮、孙绰、谢安等对左思《三都赋》与庾阐《扬都赋》的品评，庾敳、庾亮叔侄谈论《意赋》，孙绰与其友范启谈论《天台赋》，顾恺之与人谈论《筝赋》及《琴赋》，桓温、王珣、伏滔等“时贤共看”袁宏《北征赋》，都是时人对时赋的推介或品谈，这种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当代”赋学评论，对晋代社会重赋风气的形成、赋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赋篇的流行传播，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而《三都赋》《扬都赋》经张华、皇甫谧、庾亮等人推介，造成都下人人竞写、洛阳为之纸贵的情形，即可视为这种积极影响的一个缩影。
第二，针对当时的赋文学创作，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作赋理论。如要求赋要有“意气所寄”；赋的思想情志要真实可信；赋文学作品要创造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的艺术意境；辞赋创作要避免造成“俭狭”的事事模拟；要注重创新和重视作赋技巧等等。
第三，提出了赋学批评要科学客观的要求。晋代士人的论赋形式活泼，既有赋家的自评，也有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论辩，还有小规模的读赋与研讨；批评态度明晰，既有作赋者“掷地金声”与“甚以为有才”的自许，也有评论者对“以亲族之怀大为名价”和对“作后出相遗”的不满，更有对“事事拟学”的直接批评；批评风格独特，两晋士人的品人论赋，以凝聚着品评者独特感受的语言和充满玄理意蕴的品评方式，注重人物的神韵风度，把握赋篇的风貌特色，给读者留有寻味、诠释的接受空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独立的审美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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