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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与王符是东汉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具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以致学术界有人断言：王符就是王充的继承者。这一观点自五十年代由候外庐先生提出[①]，至今流行不衰。那么，王充与王符之间究竟有无直接间接的交往，有无直接间接的继承关系呢？由于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王符的生卒年代及其《潜夫论》的写作时间，还涉及王充的著作，主要是《论衡》的传播年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几方面都予以考察，从而搞清王充与王符之间思想联系的真实情况。
一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省上虞县），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②]，即公元二十七年，卒于和帝“永元中”[③]年，约为公元一百年前后。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今甘肃镇原县），其生卒年代，却因史料匮乏，一直无确切考证，成为史坛多年疑案。有关史料只见于《后汉书·王符传》，也未明确记载其生卒年代。只有两条材料可作参考，一是王符少时“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一是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④]时，王符曾去拜访过。因此我们推知，他跟这些人应该大体同时。据考察，马融、窦章、张衡、崔瑗四人的生年分别为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建初五年（公元80年）、建初三年（公元78年）、建初五年（公元80年），那么王符的生年也当与他这几位好友大致相同。皇甫规卒于汉灵帝熹平三年，即公元174年，王符的卒年不会比皇甫规更迟。如是，王符的生卒年应在公元80—174年之间，这种说法虽比较平实稳妥，但未免失之宽泛，仍有待于较为确切的考证。刘文英教授作为研究王符思想的专家，独辟蹊径，从王符的名字“符”出发，寻获了比较可靠的论据，考索出王符的生年应该是公元82年[⑤]。至于卒年，根据本传记载，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时为桓帝延熹五年，即公元162年，从情理上看，王符在见皇甫规后还应有几年的活动，以此推断，王符卒年应在东汉桓灵之际，约为公元167年左右，享年可能在八十岁以上。
关于《潜夫论》的写作年代，本传也没有明文记载，只是说：“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曾断言：王符著书“在桓帝之世”，“故所说多切汉末弊政，”传统和流行的看法都以此为基调。但是，这一论断尚有疑点，且论据多为旁证，还不能令人信服。刘树勋在《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一“王符”条中，以有力可信的“内证”，考辩出《潜夫论》写于安帝年间，成书最迟不晚于顺帝初年。这种观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比较符合实际。笔者深以为然。此外，在我看来，还可以从《潜夫论》的写作风格得到印证。东汉末年，党锢之祸迭起，“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⑥]这段史载，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党人思潮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桓灵之时，由于主荒政谬，士人开始由先知者平心而议发展到众士激昂，群起抨击，对执政的公卿指名道姓地加以品核裁量。处士评议，令执政者感到心惊肉跳，如坐针毡，最终酿致党锢之祸。连武将皇甫规也被裹挟进去。皇甫规在抨击朝廷腐败与外戚宦官专权等方面可以说与王符引为同调。冲帝即位之初，他就因两次讥讽宦官与外戚专权得罪了梁冀集团；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又因不理会宦官索贿而遭诬陷，幸得三百余名大学生上书朝廷，为之诉讼，皇甫规方得以赦还，回到安定故里，其门徒李膺、陈蕃就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身陷囹圄。尽管王符曾多次指责朝廷骄臣之过，数说权贵必败之由，并未遭受政治上的直接迫害。这固然是由于他身在边廷，又是一介布衣，不足以引起当局的注意，却也说明了他写作《潜夫论》的时代，匹夫处士的评议对执政者尚无多大影响，不象党人活跃时期那样对舆论严密控制。更主要的是王符虽针砭时弊，但都没有明指权贵，多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来发议论。这是与党人评议绝然不同的文风，亦是《潜夫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据此可以断言，《潜夫论》是远在党人评议之前写就，而不是作于桓帝之世。况且王符已老于边陲，党祸方起于京都。
这样看来，王充与王符相距约半个世纪，各自又处在不能互通消息的偏隅，不可能有交往和思想联系。而所谓继承，显然要以当时现存的思想资料为依据。据考察，王充的其他著作，如《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写成后很快就佚失了。《论衡》作为其一生战斗的结晶，虽未佚失，但也未得到及时广泛的传播。据史籍记载，最早传播《论衡》的，是汉末著名学者蔡邕。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曰：“充所做《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又注引《抱朴子》曰：“王充所做《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邕到江东得之。”《后汉书·蔡邕传》亦记载，蔡邕因遭受宦官集团迫害，于汉灵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亡命江海，远迹吴会”，直到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年），由于董卓征辟才回到中原，至此，《论衡》才开始在中原地区传播。当时中原诸儒都把《论衡》视为“奇书”、“异书”，暗中争相传阅。这说明在此之前中原学者并没有看到过这本书，而且《论衡》因其“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一直遭到东汉王朝的禁锢，至汉末仍不准公开流传。据此可知，《论衡》流传于中原不会早于公元189年。
既已得知《论衡》开始在中原传播的时间，再联系王符生活的年代及其《潜夫论》的著述时间来看，《潜夫论》成书于安帝年间，王符在写作时绝不可能知道远在南方会稽一带即王充的家乡还保留有一部“奇书”，自然谈不上对《论衡》的借鉴了。况且，王符卒年在公元167年左右，即使《论衡》自公元189年就开始传于中原，其时王符已去世达二十余年之久了。因此，王符不可能看到《论衡》是确凿无疑的。再从地域上看，王符长期隐居在与吴会悬隔绝远的偏僻的陇右山区，更使他不可能看到《论衡》。退一步说，即使他还与马融、张衡等友人保持书信联系，但他的同龄友人当中除马融与王符同时，其余三人都比王符去世的早，所以他们看到《论衡》的可能性也都不存在。这样，就又排除了王符从友人处得知《论衡》内容的因素。上述情况说明，所谓王符继承了王充的思想的论点不能成立，王符对王充的思想没有继承关系。
二
王充与王符虽无直接联系，王符对王充思想也没有继承关系。然而他们的思想精神却是相通的，他们同处于东汉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地位的相同，个人遭际的近似和思想政治主张的一致，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哲学立场的共同，还有品格志趣的相合等等，使他们的思想学说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而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文化氛围的不同，以及哲学视角的不一又使其具有相异之处，由此形成他们同异互见哲学体系。
王充与王符在出身、经历、遭遇及志趣品格方面颇为相似。王充出身“细族孤门”[⑦]，地位低微而贫贱，为俗人所轻鄙。有人讥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⑧]可知他出身于寒门，又无家学渊源可资依傍，虽然才学知名当世，却一直遭受屈辱和鄙视；王符也由于庶出，而为世人卑视：“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⑨]在汉代这样一个宗法社会里，一个人的出身往往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加之当时随着豪族地主经济政治权势的急剧膨胀，形成“以族举德，以位命贤”[⑩]的世俗风气。一般俗人蜂涌蚊附贵族豪强，寒门庶族则备受打击和压抑。这种出身背景和社会现实，对王充和王符的思想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符出身“庶孽”的低人一等的命运，不但使其备受世俗的侮辱，而且在社会交际中也显得十分难堪。宗法制度对王符身心造成的这种伤害，无疑对他个性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影响，其所以耿介不同于俗，终身不仕，或许正是这种令他屈辱和难堪的出身所致。
王充一生遭遇坎坷，“仕数不耦”(11)，曾做过几次地方小吏，但都系幕僚性质，并且往往因意见不被采纳而自动去职。罢官之后虽身居贫困，始终守正不阿，锐意于追求真理，在著述中了结一生。王符则布衣而终身，饱受边塞战乱之苦，历经颠沛流离的生活，其坎坷辛酸当不在王充之下，他虽未介入政治舞台，仍力图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建立不朽的功名。于是发愤著书。他和王充都是才高好学之士，有理想有抱负，颇具政见，却又都怀才不遇，被排斥于仕途之外，故而对于豪族强权垄断仕途、把持察举，充满着愤懑和不平，《论衡》和《潜夫论》中对阀阅取士的制度，践踏人才的劣迹都有着犀利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们保持着正直清高的气节，不愿媚事权贵，始终与那些俗儒异趣。故一个不与世俗合流，而遭贬黜抑屈，愤而罢官，埋头著述，自成一家言；一个志意蕴愤，终身不仕，隐居著书，以讥当时失得。可见，两人都有不贪富贵，不慕高官的情操，其品格学识深为士林所推崇。王充在《自纪篇》中称“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佚，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他的挚友谢夷吾曾上书汉章帝举荐王充，荐表中云：“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12)。由此看出王充在时人心目中的位置，另有许多赞誉之辞，前人已多有评论，兹不再赘述。韩愈在《后汉三贤赞》中对王符亦赞叹不已。其结语是：“不仕终家，吁嗟先生！”饮佩之情油然而生于纸墨。不仅一般文人学士如此，就连出身世族颇具文韬武略的名将皇甫规也极其敬慕王符。《后汉书》本传记载，皇甫规解官归安定，王符前去拜会，“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寥寥数语，生动地道出了皇甫规对王符的敬重之情。
从王充和王符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们都属于下层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官僚、豪强势力的欺负、排挤，而且又比较接近社会底层，王充一生仅有的几次任职都属下层官吏，王符更是直接生活在普通百姓当中，屋漏滴雨，知者在下。他们对当权者的贪婪腐败和社会上种种不公平现象有着切身的体察并公然给予曝光和鞭笞。他们所处的低微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两人在思想上、性格上同豪族格格不入，具有异端思想和叛逆性格。另一方面，他们的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面，他们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对黑暗政治的鞭挞以及诸种济世安民的主张劝谏，归根结蒂，都是出于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这使得他们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再就王充与王符所处的时代而言，虽都在东汉王朝这一大的社会环境中，但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一生经历了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个朝代，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主要是在东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即明章时代。这一时期，封建政治相对稳定。但在农民战争中借助图谶起家的刘秀政权，深知强化思想统治之必要，于是谶纬这一神秘主义学说不仅被用来作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工具，更被奉为维护封建统治、欺骗和愚弄人民的精神法宝。所谓“谶”，是一种神秘的宗教性预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13)。“纬”，是相对经而言，是用神学对儒经加以解释，谶纬实际上是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公元56年，东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14)，表明统治者已把图谶提高到与儒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以后，谶纬之风愈演愈烈，及至章帝亲自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和随之而来的《白虎通义》的出笼更是标志着神学体系的法典化和系统化。至此，这种粗俗的谶纬迷信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以及多如牛毛的种种世俗鬼神迷信相结合，形成一股神学思潮，弥漫整个东汉社会。王充处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一反当时的思想潮流，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正统神学及谶纬世俗迷信。就在《白虎通义》完成其宗教神学体系的同时，王充正在远离京师的会稽奋笔“疾虚妄”，创作《论衡》，并为之呕心沥血，前后达三十年之久。他继承前人反神学的思想传统，大胆冲决谶纬神学的桎梏，公然举起“异端”旗帜，对“正宗”的思想统治予以抗争和反击。他全面建立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无神论体系，成就是卓越的，正如章太炎所称誉：“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15)
王符生活于东汉中后期，正值东汉王朝从鼎盛急剧衰落下来走向衰败之际，一生经历了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几个朝代。东汉前期，即从光武帝到章帝六十四年间，社会经过激荡走向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来的是土地兼并现象的加剧。作为东汉政权主要支柱的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他们兼并土地，垄断仕途，使得东汉政权及其官僚机构日趋腐化，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和对立日益严重，社会贫富贵贱的对立也日趣明显，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对羌族用兵，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局面。王符处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代，思想不能不受到影响和震动，反映在其著作中，便有相当篇幅对黑暗社会政治进行大胆的揭露与批判。另外，随着汉以来生产和科学的发展，神学唯心主义的统治地位也发生了动摇，尤其到东汉后期，作为统治思想的谶纬神学日趋荒诞烦琐，失掉了生命力，随着东汉王朝的衰危，其作用和地位也一落千丈。因此，在思想界从王充的宗教神学批判转变为王符的社会政治批判，乃是时势的要求，历史的必然。王充的时代尚缺乏政治批判思潮形成的客观条件，因为明章两代还是东汉政治的上升时期，所处的历史条件比王符的要进步一些。不过，王充对吏治的黑暗，对官僚豪族把持仕途、贬屈贤能多有揭露，而且书中也时时透露出愤世讥政的情绪。但他的战斗锋芒主要是指向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神学，王符则面临着腐败的社会现实，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迫使他直接从社会政治方面去批判昏暗腐朽的朝政，抨击豪族势力的专权不法、独霸仕进、兼并土地。揭露社会弊端，从而阐发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社会批判思潮的主要任务。王符作为进步思想家，比别人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从而成为东汉社会政治批判的先驱者，为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开了先河。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王充与王符所处的地域和具体历史环境不同，彼此之间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思想上没有继承关系，不能认为王符是王充思想的继承者。他们的哲学思想自成系统，各具特色。但由于他们同处在东汉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两人的社会地位、出身及遭遇相似，势必对东汉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有着共同的反映，这就决定他们彼此的思想学说有着合乎规律的对应性、一致性和类通性。
注释：
①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论衡·自纪篇》
③《后汉书·王充传》
④安定，今甘肃镇原县，王符与皇甫规皆同籍于此。
⑤见刘文英《关于王符生平的几个问题》、《兰州学刊》1990年第4期。
⑥《后汉书·党锢列传》
⑦《论衡·自纪篇》
⑧《论衡·自纪篇》
⑨《后汉书·王符传》
⑩《潜夫论·论荣》
(11)《论衡·自纪篇》
(12)范晔《后汉书·王充传》引注谢承《后汉书》
(13)《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六》
(14)《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15)章太炎《检篇》卷三《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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