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消费需求疲弱的成因及刺激消费的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疲弱论文,成因论文,消费需求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加重了我国近几年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的态势，而最终需求疲软又是一系列经济变革以及社会心理变动的累积效应作用于市场供求的结果。刺激或激励消费，扩大内需，必须深入探析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疲弱的主要因素，制定明确的政策主张，各方配合，方能止跌回升，保障社会经济和居民消费持续、健康、快速地增长。
一、消费需求疲弱是经济增幅下滑的首要契因
与80年代相比较，90年代以来，消费需求的总态势是疲弱或低迷，表现为“两平”：平淡（增长乏力）与平稳（波幅小）。
其一，“平淡”：1988年底开始实施的治理整顿，1989年下半年由消费需求下降引发投资需求下降，出现全局性的市场疲软。 1992 年—199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有所上升，但均低于GDP的增长幅度， 更明显低于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1996年实际增长12.5%， 超过了GDP增长幅度，但仍属疲弱，1997年又回落到10.2%。今年上半年消费品零售额增长6.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1%，比去年同期下降5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走势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工商企业的存货不断累积，价格大战此起彼伏，生产领域优胜劣汰的趋势明朗，流通领域由买方“主宰”市场的格局渐趋强化。据国内贸易部（现为国家经贸委国内贸易局）对消费品市场的调查材料：1996年供过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93.8%，1997年下半年进一步扩大到98.4%，供不应求的商品仅10种，占1.6%，特别是供过于求的商品比例从上半年的5.3%，下半年猛增到31.8%，达1／3；1998年上半年调查显示，供不应求的商品全部消失，供过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达100%。 我国城乡市场的多年来苦于商品的匮乏与短缺，现在变为“万种商品无俏货”，物价持续走低，通货紧缩已见端倪。广大职工和农民，既作为消费者而高兴，又作为生产者和销售者而深感忧虑。
消费需求的这种平淡且下滑的疲弱态势，又影响和制约着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1992—1994年间带有相当程度粗放和重复建设的高投资，缺乏80年代那种相应的消费需求高增长的跟进，加之从紧的政策效应，自1995年起便大幅度回落，进而形成较为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据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综合利用率大约只有50%。经济增长减慢，国民财富总量增长受阻，损害了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
其二，“平稳”：1991—1997年，消费品零售额各年增幅高低相差仅几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按可比价格计算，投资增长幅度高低悬殊达近几十百分点。1992年以来，在投资加快（1992 —1993 年）→放慢（1994—1997年）的波动中，即便在投资需求迅猛增长、通货膨胀严重的年份（1993—1995年），居民消费增幅仍然平淡、平稳。这是否表明现阶段的消费需求已经摆脱了长期受制于投资需求的格局，呈现出相对独立运行的态势？是否表明消费具有对经济变动起“棘轮作用”的原理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已得以实现？如果说90年代投资的高速增长还主要依靠政府主导拉动，那么，消费品市场自1989年以后便基本实现了由市场导向其变动的特征，也就是说，我国居民的消费已经先于投资，大体上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笔者以为这是分析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市场，进而把握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个基本立脚点。
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即市场上形成的居民对各类物质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其总量的持续增长与需求结构的不断改善，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的基础性条件。消费需求是健全的或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制约经济增长的主导因。在我国，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源。最终消费需求疲弱乏力，即使投资增长幅度大，也减弱了支撑经济增长的力度，更何况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自1995年以来一路下滑，致使经济增长率（GDP ）从1994年的12.6%，1995年下降为9.0%，1996年为9.7%，1997年进一步下滑到8.8%，1998年力争实现8%的增长率，依然处于下滑轨道。尽管投资需求不足有其自身形成的特殊原因，但是，在供不应求的商品日渐消失，市场销势疲软、物价总水平下滑的局势下，企业和个人缺乏有利可谋的投资场所，却是社会投资愿意普遍冷淡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在现有的供求态势下，依靠现有的生产技术条件获取厚实的投资回报率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今年以来，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上半年反映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方向的“中经”一致合成指数继续回落。从7月份以来在投资增长的拉动下出现了小步回升态势， 但是依然疲弱的消费需求却掣肘着投资及经济的增长。
二、现期消费需求疲弱的成因
消费需求疲弱是一种市场现象，是需求与供给双方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下合力作用下的必然结论，概括来说，当前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总量持续增长和结构改善的主要原因，从需求方面分析是：收入增幅下跌、预期收支趋紧、消费伦理限制；从供给方面分析是：营销观念不适、竞争秩序堪忧、质量与结构阻碍。
（一）需求方面的因素
1.收入增幅趋跌。我国居民消费无信贷支撑，因而收入对消费具有很强的刚性约束。近几年市场销势疲软，相当多的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职工收入增幅处于低位徘徊，并趋于下降。1995—1997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均处在5%以下的低位。农民纯收入1996年达到90 年代以来的高峰（9.0%），1997年又回落到4.6%的低位。今年居民收入增长形势更趋严竣：一是企业效益继续恶化，职工收入增幅还会下降；二是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队伍还将进一步增大，国家机构分流下岗人员会增加，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估计将剧增1200万人以上，其持久性收入的下降，影响总购买力的增加；三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乡镇企业发展处于低迷，农民收入增幅再跌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增势疲弱，必然加重城乡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这是近年来消费品市场及部分劳务市场疲软的基础性原因。
2.预期收支趋紧。消费者对未来收入下降、未来支出上升的担忧，严重影响了即期消费的增长。首先，预期收入下跌。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主要依据现期收入信息，据对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函数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从体制改革影响消费者行为的角度来说，自80年代农村改革起，农村居民形成并逐步加强了收入受制于生产和市场供求关系以及自然条件的认识，先于城镇居民产生了投资——收入及抵御灾害的风险意识。特别是近几年多数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的恶化导致下岗和失业人员大幅度增加；农产品市场由结构性过剩有可能演化为普遍性滞销；乡镇企业发展相对缓慢，有的陷入停滞困境等，加深了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呈下降趋势的预期，对收入特别是持久收入的基本无风险意识转化为风险意识形成并逐渐强化。据中国人民银行近几年来对城乡居民储蓄户的问卷调查材料：在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幅减缓的同时，对未来一、二年预期收入的判断呈下降趋势，反映居民收入预期状况的收入信心指数（即对未来收入判断“增加”的比重与判断“减少”的比重之差），从1995年1季度的高值（近30 ）逐步降落（判断“增加”的比重减少，判断“减少”的比重增大），1997年第2季度降为15.2，第3季度降为14.2，而第4季度再降到7.9，达到近几年问卷调查的最低值，季度间的回落幅度达最大。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价格下跌， 特别是自1997年9月以来商品零售物价呈连续负增长， 居民实际收入增幅确实大于名义收入增幅，但不能据此认为居民对现期收入状况有“过度”反映。诚然，消费者关于现期收入变动的感受程度超过对物价变动的感受程度，有所谓“货币幻觉”的意味。但是，与80年代相比，居民总体收入增幅下降、少数居民绝对收入下降确是事实，由此导致居民有效需求增长与生产供给增长之间的幅差加大，相当部分职工家庭不仅无力购置数万元级以上的商品房和汽车，甚至无力购置录像机、电脑、新式家具、高档化妆品及参加远足旅游等，多数农村居民缺乏成套的家用电器，形成所谓城乡消费需求的断层现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预期支出上升。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与消费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关连，城镇居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强。这主要表现为：就业制度、退休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及教育制度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出台的将进一步深入，未出台的即将出台，这使消费者对未来支出的确定性、依赖性心态演变为不确定性、无依赖心态。居民消费行为从无风险预期转向风险预期，即主要由经济效益预期不景气形成收入预期下跌、由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形成支出预期增加，由此产生了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新变化，这集中体现为储蓄倾向持续居高位不降，消费倾向呈下滑且难以改变。1978—199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平均增长高达32.8%，与此相对比较， 同时期社会商品零售额（1993年起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平均增长16.2%， 增长率只达储蓄增幅的一半（即使撇开储蓄存款中30%左右的公款私存和生产经营性资金，居民个人可用于消费的存款增幅仍然很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储蓄对物价变动的反映和对利息变动的反映不仅表现迟钝，而且呈反向动作：在通货膨胀达两位数1993—1995年，居民储蓄增幅依然分别高达31.7%、41.5%和37.8%；近2年来中国人民银行5次降低利率，尚未达到刺激消费与投资的预期效果，出现所谓“利率调控作用失灵”的说法。1996年储蓄仍增长30.0%，1997年降到20.4%，1998年上半年其增幅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还不能说已出现储蓄倾向下降、消费倾向上升的势头，这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连续下降以及国债和股票市场吸纳了部分资金的结果，当然，城镇居民购房也减少了部分存款。诚然，高储蓄机制的形成，不单纯源于居民对社会保障改革的心理预期所致，还有其它因素的合力作用，诸如，物价零通胀或负增长、人民币币值坚挺和市场供应丰富，加深了消费者“惜钱”、“储钱”倾向；资本市场低迷，抑阻了个人投资意愿以及农村个人生产性投资呈平淡之势等。但是，从近两年整体调查看，属于为应付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之需的储蓄动机，占有最大比重，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3.消费伦理限制。一定时代的消费生活观念归根到底由该时代的生产方式所决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消费观念或迟或早要发生变革。中国漫长历史上，征服与改造自然的斗争不息，小生产方式的贫乏、封闭和保守，培育出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这集中表现为：“勤与俭”：“勤”，奋发进取，勤劳致富，确为中华民族之美德。“俭”，“量入为出，亦可自用”，竭力维系人们增长的欲望与匮乏的物质财富之间的平衡，因而“安贫乐业”、“淡泊享受”、“知足常乐”，是“德之共也”，成为历代统治阶级推崇宣扬的生活道德观。我国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实施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失衡，消费资料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传统消费伦理中的苦行寡欲观，与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结合，模糊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进一步禁锢了居民的生活意识。“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被推崇为合乎社会规范的生活观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经济生活领域的大变革，引起了包括消费观在内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大变革。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对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对象的更新。新的消费方式层出不穷，不断丰富和创新了物质、文化消费的内涵，人们生活的视野、生活质量及人的素质，也在这种更新与拓展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同时，生活方式的变革，又积极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进程。
（二）供给方面的因素
1.经营观念不适。生产和流通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新时期消费市场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经营观念的不适应，其矛盾累积并趋扩大是加剧消费市场疲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从研究现阶段居民消费行为的新特点或新动向入手，构建企业的市场导向和战略导向的经营模式。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排浪式的消费热潮已经消失。由此产生的居民渐进式消费的一系列新特点已有很多论述，这里着重简析“分散化”和“延时性”两种特征及其对供求的影响。
其一，分散化。①消费阶层分散化：城市与农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形成了从高到低差距明显的各个收入—消费阶层，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80年代及以前的“大众一致性消费”，为90年代逐渐明晰的“阶层差异性消费”所取代。②消费对象分散化：包括品种对象的扩充性，也包括同种商品规格的多样性，这符合消费欲望日渐丰富、日趋多姿多彩的上升规律。80年代，在收入均等化及支出狭窄化基础上形成了雷同式或攀比式消费热浪。一致性消费需求→大批量投资与生产→趋同式大批量消费→一致性消费需求，如此循环，加速了国内消费与出口增加，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以个人金融资产为基础的消费差距已经拉开且在继续扩大，居民积累渠道呈拓展趋势；生产供给创造出日趋多样的消费种类；居民消费知识增长、消费经验提高，产生了显示气质、爱好和身份的个性化的消费欲望，特别在享受与发展资料的消费上，个性化色彩更浓。不仅城市而且农村也程度不等地表现出这种消费分散化的趋势。如果要找“热点”，那么“热点”已经分散化、多元化，现在再企求出现所谓大众一致性消费热点和消费热潮，势必会阻碍企业及时调整与变迁经营战略。
其二，延时性。当前市场供应日渐丰富，价格趋降，消费选择时间拖长，再加之防上当受骗心理增强，消费者延时购物成为普遍时尚。权衡质量、性能与价格，反复比较者增多，特别是购置耐用消费品、贵重商品以新的商品和服务时更是如此。如果说1988年市场出现抢购风，表明消费者既担忧货币贬值，又惧怕商品短缺，那么。90年代尤其是近两年来，消费者已经逐渐习惯了在供大于求、价格趋跌的市场环境中自由选购。产品和服务销售的空间拓宽、时间延长，是对企业营销战略和策略的又一个新考验。习惯于大批量生产和及时销售的厂商，难以应付市场竞争的新变化，资金积压时限加长、费用增大，市场信息反馈延时，加之对新的商品和服务的宣传介绍不力，都会加剧产品滞销、效益下滑的困境。
2、竞争秩序堪忧。当前流通领域中除了部门和地方封锁割据、 行政性垄断，人为阻滞商品流通渠道的弊端外，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充斥于市，也是加剧市场滞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面对层出不穷、琳琅满目的新商品，刚刚走出市场匮乏格局的消费者，先是瞠目结舌、继而有困惑无助之感，特别是农村居民对于电子产品、保健用品和化妆品以及新兴文化娱乐类服务等，更缺乏相应的知识和选购经验。与此同时，乘机泛滥于市的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粗暴地践踏了消费者通过自主选购，实现消费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伤害了消费者的心，严重挫伤了购买积极性。尽管已经加强打击假冒伪劣行径的力度，收效不小，但要建立起规范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障机制，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3.质量与结构阻碍。短缺经济条件下粗放的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导致不少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及文化底蕴不足，加之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上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脱节，也是直接阻碍消费需求增加、结构层次提高，形成滞销积压的重要原因。这方面已有很多深入的分析，本文不再累赘。
此外，生产和流通环节各种不正当的市场竞争，也助长了居民持币待购及储币待购心理，抑阻了消费的合理增长。日渐猖獗的走私贩私活动，加剧了国内企业的困境，损害了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三、现期刺激消费政策的实施要点
今年以来，政府以财政、信贷手段大幅度增加投资，带动消费增长，确保经济增长8%，已成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 目前投资增长效果明显，经济景气平稳提升。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跟进迟缓。为此，必须抓住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疲软的主要方面，各方配合，多管齐下，将应急性的政策主张与逐步生效的稳定性政策导向相结合，短期效益与中长期效应相结合。近期需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导向。
（一）稳定居民心态的政策——尽力稳定居民收入与消费不断增长的心理预期，对于增加消费需求，防止收入增长而边际消费倾向再大幅下滑，具有重要的意义。
1.把握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的时机、力度及舆论导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对于确保企业改革成效，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既要积极也要谨慎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特别注意把握居民的承受能力，适当减轻或放松居民个人支出的力度，注重引导城乡居民树立对未来收入、生活福利水平不断增长的正常预期。一是国家统一部署制定改革措施的基本原则，统一安排实施力度和进度。其中凡适宜交地方政府具体安排掌握的，由地方自主安排出台时间和实施措施，不搞一刀切。二是凡可适时推迟出台的改革目前暂不出台，相机把握实施时机；凡不能一次到位的改革，掌握好节奏，切忌操之过急。三是舆论导向密切合作。在改革措施未出台前，媒体不宜过分宣传，更不能背离政策随意渲染，避免引起居民心态焦虑和浮躁；对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尽力统一导向；凡未经国家和地方政府批准出台或近期计划出台的改革项目，舆论宣传更应谨慎。四是政府出面公布近期（例如1年内）各项改革方案和时间表， 力求增加各项制度改革的透明度。
2.切实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这既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和购买力总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稳定广大在职职工保持正常的收入与消费心态，防止消费倾向进一步下滑及储蓄倾向的非正常上升，这对于当前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3.鼓励更多的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目前全国居民保险额很低，其中寿险额仅占用于养老动机的储蓄额的5%左右， 保险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近期内鼓励居民参加医疗险、寿险等险种，支出额不大却有助于保障生活安定，维护消费者现期正常的消费支出心态。
4.加强对教育收费的管理。近几年来，不仅城镇居民而且农村居民，均把“为子女上学”作为除“生活周转之需”以外的首要的储蓄动机，因此，加强对学校尤其是部分中小学教育收费的管理，制止乱收费，消除居民对教育收费及其合理增长的不确定感，抑制这方面的储蓄增长因素，增加现期消费倾向。
（二）收入增长政策——切实增加居民收入，阻止收入增幅下滑的局面。这是保障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基础，也是反滞销积压的重要条件。目前以增加投资带动收入增长，其成效将逐步显现出来，这首先有助于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市场购买力；而且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也有助于改善城乡消费条件，带动相应产品（如农村家用电器）和服务（如旅游）消费的增长。同时，应当实施直接增加收入的政策，这对于纠转当前的通货紧缩和促进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首要的是切实增加广大农民收入，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及工商业等各方面都要在农村产业化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以及完善农村产、供、销基础设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重要方面，采取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配套完善的新政策。其次，要相机出台增加企业职工收入的政策措施，重点增加低收入职工的收入，增加即期消费力。凡经资产重组、减员增效业绩明显的企业，职工收入应予提高，政府出台相应措施予以鼓励和保障，同时舆论多宣传报道有关典型材料，激励广大职工深化改革、不断提高收入。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也要继续完善相应的工资制度。增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收入。
（三）消费信贷政策——加快消费信用步伐。消费信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信贷手段激励消费、促进消费品和劳务供给增长的重要的营销手段。目前国家政策明确鼓励的贷款消费对象仅有住房一项，住房按揭已开始收到成效。而部分地区已经实行小汽车信贷，有的商场几年前已对多数家用电器等商品开展了分期付款的信贷方式，消费者还款信誉高，贷款风险明显小于对企业贷款，销售额增幅大，收效良好。有关部门应抓紧研究有关政策，借鉴外国实施消费信用的经验，尽快试行和扩大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增加信贷形式，简便信贷手续，着重引导城镇中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参加信贷消费。这是短期内刺激消费增长易于见效的一条政策措施。
（四）支持文化生活消费政策——积极开拓有助于提高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消费种类和渠道。现阶段，多数已基本进入小康的居民，消费重点仍然主要集中于食物、衣着和用品上，对文化、教育、娱乐、旅游、体育、保健、通讯等有助于提高身心素质的劳务性消费支出比例低，这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层次较低的重要表现。其原因一是受购买力水平和劳务供给条件的限制，二是受传统的以物质消费为主的消费观念的影响。应当看到，当今世界随着新技术、新工艺的普遍实施，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物质财富的生产已经开始和必将进一步呈现相对饱和的状态。虽然对于步入小康水平的我国居民来说，要达到物质财富的相对饱和或过剩，还有较为长期的过程，但是，非物质精神文化服务已成为消费生活中增长最快、前景最为绚丽的消费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居民对于有益身心发展的文化服务类需要不但未出现过剩，相反普遍短缺，特别在教育、高品位的各类娱乐、旅游、保健、通讯，以及个人投资理财咨询和家庭服务业等方面的消费，无论是消费支出额还是支出比重，不仅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究其根源，除了收入受限这一重要原因外，国家尚未确切地制定出相应的鼓励服务消费的系列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至今未有成套的鼓励居民旅游的法规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对教育投入普遍不足，各类学校大多数办学条件较低，更无法满足多数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缺乏对于居民电话及网络通讯费、影剧价格、出版物价格等的规范管理的政策，等等。这既阻碍了服务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又限制了精神文化（服务）产业的发展。面对21世纪全球更加激烈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和挑战，应当制定各方面鼓励城乡居民从事文化、教育、旅游、信息、通讯等的消费政策，这不仅是发展第三产业，缓解当前内需不足的需要，更是立足于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身心素质的需要。
（五）住房商品化政策——加快住宅商品化消费。加速房改，促进住房消费商品化、社会化的政策已定。但在目前条件下，停止福利分房也难以立即形成住房消费热潮，关键是坚决降低经济适用房价格并适时开放住房二级市场，营造房地产市场环境。既要引导居民积极购置商品房，推动房地产业发展，也要充分注意不少居民“买了房，无钱进商场”的反映，兼顾住房市场回升与其它商品销售增长的关系。同时兼顾低收入职工的实际困难，防止住房销售上加剧社会各收入阶层的差别，产生新的社会矛盾。
（六）消费引导政策——更新消费观，推进生活方式现代化变革进程。现阶段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及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确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规范，从而制定引导包括生活消费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政策主张，推进我国人民生活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对各级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同时又要坚持不断革新陈旧落后的消费观念，动用社会舆论等各种手段，倡导新的社会主义消费文化，引导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需要在全社会就下述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引导：艰苦不是禁欲、省俭不等于安贫、朴素不致于寒碜，同样地，开放不是崇洋、创新并非放荡、继承历史不能愚昧复古、信贷消费不会羞愧难堪等。当前切忌不加分析地批判所谓高消费，着重引导人们克服小富即安的思想影响，树立适生产发展与环境协调之度而消费，适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完善之度而消费的思想。不失时机地将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小康或“后小康”水平的目标。
现阶段支持和引导消费，要注重发挥中西部地区城市、农村县城对消费的带动和激励作用，同时，农村小城镇建设要与活跃各类商业圈相互结合。要注重分析各类消费群体，尤其加强对青年人消费的导向和刺激，鼓励青年群体发挥正当的消费示范和消费带头作用。
此外，现阶段还亟待有扩展农村消费市场政策、适时调节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控制政策、实施消费可持续增长的环境保护政策、城乡生活设施投资政策、消费信息传递与管理政策，等等，并在上述各项政策制定及实施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系统的消费法律，将确保居民消费不断增长与完善的宗旨纳入法制化的保障之中。
需要强调指出，如上所述，我国居民消费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因而各项刺激消费的政策主张都应当尽力通过市场加以实施，方能巩固和促进消费领域的改革，以保障实现各项政策的目标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