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性障碍与出路选择——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之市场大循环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循环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经济运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把握历史、面向未来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正确认识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坚持三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必须促进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二是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都要树立起全局的观点、战略的观点，从振兴整个国家的经济，实现全国现代化目标的高度来把握这一战略；三是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促成全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化、统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来科学地定位这一战略在全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全国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热中能否实现其战略根本目标必须加以冷静思考的关键所在。
一、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与结构性障碍
进入世纪之交，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生产的结构性的相对过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日益明显，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这一内在矛盾的爆发起了外在的促进作用，我国经济运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企业经济效益的下滑，对外贸易增幅减缓，大批亏损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以及大量的民工和小城镇亏损企业干部职工潮水般涌向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国家不得不使用市场经济应急性传统手段，即运用财政、金融双重手段，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以启动和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国民经济保持了适度的稳定增长。与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经济的严重下挫相比较，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然而要使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和重新振兴，恢复8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不仅势在必行，而且也是关键所在。
从国际方面看，（1）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新市场的广阔空间不断展现；（2）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形式和生产方式的崛起， 正使世界经济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与其相适应经济全球化、网络化，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世界经济的传统结构和运行机制。由于科技进步的突飞猛进，知识或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从我国经济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环境角度看，虽然我们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机遇，但从另一方面看，也面临巨大的危机；从发达国家看，由于其技术、知识创新所具有的绝对优势正在改变着传统的贸易结构，而且产业结构均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但并没有象过去那样，急剧转移其传统的产业，相反的而是利用其垄断的知识与技术优势，不断改造这些传统产业，使之更具有相对的竞争力，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则由于与过去依靠发达国家产业、技术转移，进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的环境发生了改变，自身的知识创新与技术革新能力的不足，产业升级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的严重依赖，加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梯次转移缓慢，产业结构的梯次开始变得模糊，趋同性增加，互补性减少，因而导致产业竞争加强，竞争力下降，出口压力增大，这使得许多主要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迫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从本质上讲，近年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范围内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除了其各种直接缘由外，上述原因应是最根本的原因。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亦面临着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外部压力，一方面是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不足，技术进步缓慢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面临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创新不足，市场竞争加剧。这样，以出口导向的东南沿海外向型的经济高速发展由于外部市场相对缩小的挤压而被迫放慢增长速度。这一方面造成东部对西部的带动作用的缩小，另一方面则使国内产业同构情况下的东部对中西部许多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由于东部的技术规模优势而对这些产业的市场的大量挤占，造成中西部这些产业在竞争中纷纷破产，职工被迫下岗失业，有效需求市场进一步缩小。从而导致国内经济运行出现了非良性供求循环的陷阱。
从国内方面看，经济循环结构性陷阱的形成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1992年开始的房地产为龙头的开发热，到1996 年末由过热而聚冷引发的经济全局性结构性的有效需求不足。1992年我国经济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高潮，并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开放、开发热潮，以海南和广西“北海”为代表的全国性的开发区开发热潮空前高涨，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被调动起来，在房地产开发热、各种开发区开发热带动下，全国成千上万的公司、企业，包括一大批国有企业，甚至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乃至一些部队单位亦卷入到房地产和各种开发区开发热中去。
一时间，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企业与政府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与群众团体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非银行金融机构与企业、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之间，事业单位之间以及与个人之间，在开发热和规范约束不到位的情况下，信用恶性膨胀，债权债务关系迅猛扩大和日益复杂化，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信用链环骤然紧密和迅速延伸。信用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被开发区热、房地产开发、投机热的巨额利润前景的引诱下，推到了危险的高度。
简单地说，就是1992年后，一些个人的资金，企业的资金，政府机关的资金，党群单位的资金，银行里的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在各种开发区热、房地产投机开发热中形成了错综复杂、非法和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
当开发区热、房地产投机热和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实行突然降温时，直接受波及的投入到开发区开发热、房地产投机开发热中去的资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数千亿元，光海南和广西的北海就有一千多亿元的资金沉淀下去。而由于前述的债权债务的信用膨胀。牵扯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的有效资产则可能多过几万亿元，这其中包括一、二、三产业的众多企业，既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也有大量的非国有企业。例如：一些多达几亿资产的，经济效益不错的企业，常常就因为有几千万元资金卷入房地产投机被套后，形成包袱而拖垮了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营。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债权债务信用关系突然断链，愈积愈重，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亏损大幅度急剧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亦大幅度增加，信贷紧缩，整个国民经济各行业、各产业、各环节出现梗阻，循环不畅，来自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急剧下降，由房地产投机热而形成的信用危机，使企业之间相互需求增幅迅速下降，由开发区开发热、房地产投机开发热所带来的经济循环结构性困境，这种困境于搞活国民经济整体而言，非外在手段所能达到的，亦非单个企业所能胜任的。
（2）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不合理造成的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80 年代初期，在我国曾出现过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向个人倾斜的现象。所谓“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曾引起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在这以后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这种现象出现了相反的变化，自“七五”以后，1986年—1997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高达9.8%，而同期最终消费需求年均增长只有8.2%，比GDP增长率低1.6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长期落后于生产的增长，最终必然导致国内总需求的不足，在外需、出口拉动下，这种趋势可延缓，但不会改变逻辑的结果。因为投资需求最终也要以消费需求增长为基础。
据统计分析，“扣除价格因素，1986年—1996年，我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6.3%，即使考虑1.2%的人口增长率，居民家庭收入总额的增长率也只有7.5%；1986年至1996年， 职工实际工资收入年均增长率则更低，仅为4.2%， 由于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 的增长， 致使按不变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占GDP 的比重由1995年的57.5%降到1997年的45.5%。而且这还未计算居民由于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措施带来的实际的相对收入的进一步减少，也就说，“八五”以来，我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占GDP 的比重则明显低于统计数字的45%。
而同期，在深化改革，外向带动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我国工业快速增长，“八五”时期我国工业达年均增长17.6%，农业也取得连年丰收、快速增长的好景象，一方面的生产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需求的相对下降，这是国内经济循环障碍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所在。
（3）产业技术经济政策失误造成行业结构性供给过剩。 产业技术经济政策是指导行业性产业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而言的。80年代初，由于我国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方向迈进，供给的严重不足，导致我国产业技术政策更多地倾向于数量规模扩张，当时引进的技术主要不是改进工艺、产品性能方面的，而是能提高生产效率、能大批量生产的成套设备或生产线方面的。这样，我国对于80年代初、中期世界性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革命对于传统制造业、加工业的技术改造与研究，没有相应投入力量，跟上世界主流生产技术标准和工艺标准的发展潮流与趋势，其结果，当国内市场过度需求一旦出现饱和局面，加上国民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增加，行业性的生产过剩和大面积亏损就难以避免。例如：80年代初世界纺织工业中的纤维改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方兴未艾，而我国当时，尽管有许多本行业的专家多次呼吁，但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产业技术方面上仍偏重于纤维生产大国。结果，当市场出现变化时，国产纤维面料和用其生产的服装既无法出口，也无法阻挡国外经过新技术工艺处理过的新时尚、新的优质性能的面料向我国大量出口，双重的压力，使我国纺织行业最早出现由于过剩而引起全行业的亏损和压锭减员的苦果。
这种情况随后在煤炭、石油化工、糖业生产等许多生产领域和行业也出现了。主导产品的成本、产品性能与世界主流生产技术下的成本、产品性能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我们无法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也使许多利用其产品的出口制造业改用进口产品。产品过剩、成本过高、性能过差，比较效益下降，其最终趋势，便使得在低技术条件下扩张的这些产业的全行业亏损不可避免，客观上讲，这并非这些生产企业内部管理不善造成的。
（4）区域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市场循环障碍与产业升级的矛盾。改革开放20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带动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市场开放开发度很高的与国外、境外市场接轨的三大经济圈，即北方，以津、京、唐为龙头的环渤海湾经济圈，中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南方以香港、珠江三角洲为龙头，粤、港、澳经济圈。这一战略既大大加快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步伐，又通过沿海地区的示范、扩散效应，促进和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然而这一战略除带来了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之外，由于区域产业政策偏误，一定程度上也带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失衡。根据我国区域资源和工业化的水平，我国原有的产业区域布局与分工是比较清晰的，即中西部以资源开发与初加工为主，东部地区以深加工为主，然而这一区域分工格局在改革开放以后被打破，国家在实施东部沿海开放优先发展战略时，即给于沿海地区特殊优惠政策时，没在相应地制定区域产业差别政策和引导政策。其结果，各地在追求区域经济效益、发展速度的驱动下，均盲目追求建立各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基础产业、一般加工业到深度加工业，一方面造成我国各地区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另一方面，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在人才、科技、资金、管理、市场及营销策略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使东部不仅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而且在传统制造业、加工业方面也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了对中西部同类产业巨大竞争优势，使许多中、西部地区长期作为支柱的传统产业的已缺乏明显的竞争力，昔日为国家工业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这些产业的多数企业处于亏损或停产状态，而更为严重的是，中西部区域的这些亟待技术升级的产业由于面临着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在比较收益驱使下大量的资金被转走而得不到应有的技改资金。在技术、资金、市场的三重压力下，中西部这些传统产业大多处于技术与规模不经济的境地。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其资源的优势被大大降低。例如：东部沿海许多发达省区、在比较成本效益的考虑下，充分利用其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在80年代中后期起至90年代，一直大规模地发展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和材料工业，以至于国家长期倡导的西电东送的局面也被改变，西部的一些花费巨资兴建的大型水电站发的电却送不出去，而东部如广东则花费巨资兴建的大型火电站、核电站，则成为全国电力过剩的最大的省区，虽然其电价比西部电价贵一倍还多，但其投资比较收益不错，从而大幅度增加了东部经济总量和实力。
区域经济结构的这种不合理性，也体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与使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由于东部较发达，生活水平较高，就业机会多；一方面对西部人才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无区域产业政策的界限，东部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在发展与中西部同类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方面，并无劳动力比较成本高的压力，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实际上转变成了东部的经济优势。反过来在市场竞争中挤垮中西部的同类产业，这就是最无情的现实。
从产业升级的市场需求方面看，我国市场梯度，主要体现在东中西部城乡的市场消费层次方面，自80年代以来，消费市场梯度与产品更新价格梯度一直呈现出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状态。但进入90年代中后期，这种局面开始打破，即当一般中高档消费品市场饱和时，体现生活水平更高的价位的小汽车和较舒适宽敞住房，由于东、中、西部区域经济产业政策不合理导致的东部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产业转移的压力，其结果东部产业的大规模升级与劳动者大众高收入群体未形成，导致东部国民收入人均分配难以形成新的更高级产业赖以发展、高消费市场的形成，而中、西部由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群众收入水平未跟上，从而导致全国产业升级的收入分配陷阱。这样，东部沿海地区传统产业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扩散，缺乏必要的市场条件，反而在进一步加强与中西部争夺市场，在区域间无关税、无市场进入限制下，中西部的经济困境几乎是难以言喻的，一些省区为保护自己的产业不致夭折而陷入财政与经济的危机，而不得不依靠非市场的手段干预市场，保护地方利益。于是相互各自保护市场形成了类似于“诸侯经济”的态势，全国性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紊乱。应该说，上述的原因，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摆脱中国经济循环结构性障碍，实施西部大开发与东部沿海大开放战略有机结合的经济超常规持续稳定发展的大战略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高速增长有赖于市场的迅速扩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则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遏制。近几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尽管我们在调整结构，关闭一些行业的企业，限制供给，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并未得以恢复，市场过剩的局面和企业经济效益的不高的情况并未根本转变，造成我国经济循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真正解决。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无疑是拉动内需，调整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然而正确理解、认识和把握这一新举措是成功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因为中央实施这一战略决不是一件就西部发展而谈西部发展的事，而是全国整个新的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 《人民日报》3月23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把开发热情引导到中央的指导方针上来》，就强调了要树立全局的观点，从振兴整个国家经济，实现全国现代化目标的高度，充分认识其意义。并要求做到六个“坚持”，即①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②坚持突出重点，把加快发展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③坚持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把解决眼前的突出问题同实现长远发展结合起来；④坚持统筹兼顾，把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协调起来；⑤坚持通盘考虑、科学规划、把实施大开发的目标、步骤和政策纳入“十五”规划；⑥坚持发挥政治优势。对照本文前面的分析，要使我国经济重新纳入高速增长的正确轨道上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东部沿海进一步发展战略有机结合的大战略，摆脱我国经济循环的结构性障碍是势在必行的，为此。我们应紧紧抓住机遇，全国一盘棋地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认真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制定好西部大开发与东部沿海进一步加快发展的相互促进的区域产业发展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在于构建我国区域产业市场循环推进，形成互为市场、相互拓展市场，造成市场、产业的不断升级，不断拓展，互相促进，高速增长，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制定加快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产业的发展及参与世界市场循环的规划、政策。
——制定东部沿海三大发达经济圈传统产业向内地转移扩散的优惠政策。
——制定东部沿海三大发达经济圈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资的政策和限制一般传统产业市场准入的政策。
——制定西电东送，北煤南运区域经济政策，限制东部沿海一般性能源基础产业的发展，引进市场竞争逐步取消能源产业垄断经营和区域性地方垄断控制的局面。
——制定引导西部在东部产业升级过程需要配套建设各种中间产品生产开发的目录；引导东部在中西部产业技术改造和升级需要生产的技术、设备产品的目录，并制定相关性的优惠政策。
——加快中西部资本市场的建设，加大中西部合适的企业的上市进度，造成东、中西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上更紧密的市场连结。
——加快中西部交通、信息网络、通讯网络、城乡电网、环境保护、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方面要重点突出与东部三大发达经济圈的连结和中西部重要城市经济区、开发区之间的连结；信息网络、通讯网络、城乡电网方面，要重点突出与东部的快捷水平同步，特别要加大扩大农村通讯网络和电网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要重点引进市场机制，引进以色列国家的成功技术，对中西部一些沙漠化、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更为特殊的土地开发政策，把市场引导和国家强制引导相结合，配以先进技术，迅速加大中西部的绿化和环境保护力度与效果，特别要搞好我国三大河流、黄河、长江、西江水系生态水源林的建设和保护及水污染问题的治理。城市道路应立足于现代化，与完善现代城市的功能相配套。
——加快兴建北从环渤海湾起，南到环北部湾的我国东部沿海的环海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大动脉建设。使东部沿海的几个大的发达经济区紧密地联成一体，促进东部沿海省区的产业的相互分工和市场的低成本的快速扩张，构成全国外向型海洋性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框架、大格局。
——加快国民教育的发展步伐，国民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构建国民创业教育和谋职素质的教育新体制方面，应尽快摆脱应试教育和文凭教育的误区，树立全民创业和提高就业者的素质的氛围，使之多、快、好、省地造就大批适应市场竞争、开拓市场的千百万专门人才。
——加大中西部有条件的区域城市发展高新技术等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子信息、现代生物制药、航空航天工程技术、装备类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二是全面清理1992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开发投机热而陷入债务陷井众多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一些生产性的制造业、加工业的企业，使之尽快脱套松绑，改善其财务状况，恢复这些企业的正常运营。
——国家应成立1992—1996年间房地产投机开发热中所形成的企业债权债务清欠治理小组，首先，对所有房地产开发中的债权债务进行登记核实；其次，对投资主体进行分类，将原生产性经营性的主体分理出来，按其企业的规模及债权债务对其企业经营影响程度，制订出相应清欠治理对策，即分类清欠，分类治理。使这些企业尽快摆脱债务债权陷阱，轻装上阵，重新起飞。清欠治理重点在于对国民经济各行业、各产业、各环节之间出现的梗阻，循环不畅予以疏理通畅。
——对有市场前景、有拳头名牌产品的而由于前几年参与房地产投机开发热背上沉重债务的一些市场利好企业，应制定银行信贷特殊优惠政策，在国家其它政策的配套下，优先予以大力扶持，使之尽快摆脱困境。
——对中、西部地区在92—96年房地产投机开发热陷入的企业资金，特别是生产性企业（非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应制定更优惠的解套政策。如目前仅四川在广西北海房地产开发热中被套死的资金高达80多亿，贵州亦有近60亿元，云南也有几十亿。
——各省、市也应成立相应工作小组在配合国家工作小组的工作的同时，对各自省、区、市内管辖范围内类似情况，制定因地制宜的相关特殊启动政策。
三是制定国民个人收入倍增计划。改变国民个人收入分配长期落后于国民收入增长而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
——国家应根据市场通货紧缩的情况，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制定未来几年国民个人收入倍增计划，其目标是改善国内最终有效需求不足而引的起经济增长乏力，缺乏市场引导的动力不足的状况。
——制定国民个人倍增计划应与国家区域经济产业调整政策的制订有机地结合起来。应实行与经济产业调整政策相适应的不同地区有差别的国民个人收入倍增计划，以推动区域产业的合理调整与升级。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应逐步实行高工资制度，中西部地区则在总体提高水平的基础上，实行产业差别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
——在加大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应规定尽量招用当地民工，增加这些地区农民和工人的收入。
四是应顺应世界市场各产业主流技术的发展趋势，集中国家各行业各产业的技术专家、市场专家，加快研究制定我国各行业、各产业的技术经济政策，使之与世界市场的各产业的主流（主导）技术的发展趋势相适应，与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步，避免再次出现由于产业技术经济政策的偏误而出现全行业的陷入困境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
——国家应尽快研究，拿出目前世界各行业、各个产业主要技术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的详细报告与我国相应行业、相应产业的目前状况及对策建议。
——国家应根据上述研究报告，制订出我国各行业、各产业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升级发展的相关政策及目标要求。
——国家应立足于全国区域经济产业市场大循环结构互补、互相促进的要求，在上述产业技术指导政策中对区域布局、区域产业技术重点扶持方面，应有所侧重，有所区别。